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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散的法兰克人部落联盟中，有一支萨利克法兰克人最为突出。他们的家族史可以追溯到神话中的墨洛温，据说墨洛温是一个信仰异教的海怪的儿子。这支法兰克人将罗马帝国在这个地区的最后代表，军事指挥官埃提乌斯（425—454年在位）、埃伊杜斯（454—464年在位）和西阿卢斯（464—486年在位）团团包围。在463年至464年间，这支法兰克人围攻巴黎并杀死了埃伊杜斯。在5世纪80年代晚期，他们又在苏瓦松杀死了西阿卢斯。西阿卢斯的死亡和476年西罗马帝国皇帝的去世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统治在西方的终结。在本身失去了罗马卢特提亚的古老价值以后，巴黎得到了新的身份，宗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基督教已经传入巴黎，并从此长期铭刻在这座城市的外表上。根据后来的教会传统，巴黎的第一个基督教教区是由圣德尼建立的。人们普遍认为，他就是《新约》中提到的圣保罗的门徒亚略巴古的丢尼修。这一传统基于对二者的混淆。巴黎的圣德尼很可能是3世纪末期被派往该地区的一个传教士，但他只能暗中偷偷地传教，因为当时的罗马政权认为，基督教的一神论主张是对罗马宗教的威胁。例如，罗马皇帝德西乌斯（249—251年在位）和瓦勒良（253—260年在位）都曾经发布迫害基督教徒的敕令。德尼可能是在272年被处死的，他死后的神奇故事成为他被封圣的依据。据说，德尼在蒙马特的山坡上被斩首后，自己拾起自己的头颅，带着它来到埋葬他的墓地，后来这里修建起圣德尼修道院。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为罗马的国教，从此基督教徒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虽然迫害基督教徒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例如，卢特提亚的尤利安皇帝就是一个反基督教的军事首领，但到5世纪初期，基督教就安全了。从此以后，异教徒和异端才是被迫害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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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世纪，一个叫热纳维耶芙的年轻女基督徒成为巴黎抵抗蛮族侵扰的象征，她几乎立刻就被封为圣热纳维耶芙。根据《热纳维耶芙圣徒传》的作者回忆，在451年，当巴黎受到阿提拉和匈人威胁的时候，当巴黎的长者们建议巴黎人全体大逃亡的时候，热纳维耶芙组织人们进行了抵抗。她的名声成为基督徒在面临蛮族异教徒威胁时的精神依托。结果，阿提拉的军队从巴黎附近撤退，既而在特鲁瓦和沙隆附近被埃提乌斯击溃。后来，热纳维耶芙在463年至464年间与由希尔德里克率领的法兰克军队进行了谈判，在5世纪70年代法兰克人围困巴黎的时候，她还把粮食从特鲁瓦运送到巴黎，从而缓解了巴黎发生的饥荒。后来，希尔德里克的儿子克洛维打败了罗马军队，西阿卢斯战死以后，抵抗难以为继。克洛维开始建立起强大的法兰克帝国，征服了曾经被称为“长发高卢”的多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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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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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三、圣热纳维耶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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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塞纳河左岸与圣路易岛连接在一起的托内尔桥旁矗立着巴黎主保圣人圣热纳维耶芙（422—502）的雕像，作者是经验丰富、声名远扬的雕塑家保罗·兰多夫斯基（1875—1961）。雕像建于1928年，西向东方，雕像放置的地方是中世纪巴黎防御城墙的最东侧，这种安排是想唤起人们对巴黎早期坎坷岁月的回忆。公元451年，阿提拉和匈人从东面进攻了巴黎，他们遇到热纳维耶芙召集的巴黎人的顽强抵抗；圣热纳维耶芙曾经与之谈判的法兰克军事首领在6世纪70至80年代的进犯也来自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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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巴黎主保圣人雕像安放于此有违曾在索姆河战斗过的雕塑家本人的意愿，他认为将该雕像朝向巴黎圣母院西面放置更能体现和平精神，但是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坚持此举，他们认为对巴黎城构成威胁的因素来自东方，1870年至1871年普法战争中巴黎遭到围困的时候敌人也来自东方。1914年，在马恩河战役爆发前曾经有过一系列的代祷活动，而马恩河战役的结果确实使巴黎免遭德国人的侵略。1940年，法国与德国的“假战”变得日益突出，人们曾抬着主保圣人的圣体在巴黎游行示威，可是这次她似乎并未昭显灵光，巴黎城在此之后不得不忍受纳粹德国长达四年的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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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兰多夫斯基雕刻的圣热纳维耶芙雕像朝东安放的做法并不是要展现巴黎人一种长久以来的仇德心理。事实上，具有嘲讽意味的是，主保圣人的名字竟然源于日耳曼语，她的父母甚至可能是归化的法兰克人。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她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位能在各种天灾人祸降临时大显神威的圣徒。她尤其可以为身患热病或全身瘫痪的人送去慰藉。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称，1497年他在巴黎求学时，圣女曾将患三日疟的他从死神手中抢夺回来。圣热纳维耶芙对群体乞求也认真负责。据记载，885年北欧海盗围攻巴黎城时，人们将她的圣体置于防御城墙上以求保护，但是北欧海盗这次是由西面进犯巴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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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世纪起，每年的1月3日，她的圣髑盒就会被庄严地搬出圣热纳维耶芙大教堂（法兰克国王克洛维512年将她的圣体安放在此教堂，因为圣女曾经教化并使他皈依了基督教）。这天，游行队伍会抬着圣髑盒环绕圣热纳维耶芙山一周，接着走向山下的巴黎圣母院，然后按照原路返回。在17世纪末路易十四将宫廷迁至凡尔赛之前，只要是住在巴黎的法国国王都会亲自参加这个游行。在任何灾难降临的时候，人们都会抬着圣髑盒游行，仅在纷争不断的16世纪就至少有44次。那些游行发生的背景包括发生了瘟疫和洪水，国王反对胡格诺派的军事行动，国王重病，特别是发生食物短缺和饥荒。据说，在饥荒到来时热纳维耶芙曾经将特鲁瓦地区出产的粮食从水路运来拯救巴黎人的安危。她的声望更多地是源于她在赈济灾民方面的作用，而非培养人的仇德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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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官尼古拉·德·拉马雷在1738年写道，对圣热纳维耶芙的狂热崇拜“几乎与君主制度一样古老陈旧”。他有如预言家般灵验。在日渐世俗化的启蒙时代，人们确实很少乞求圣女来保护他们的寝食安危。在整个18世纪，人们只有两次抬出她的圣体。法国大革命期间，在处死路易十六以及随后的恐怖时期，圣体在圣像破坏运动中被随意移动。最后，盛装圣体的金质圣髑盒被送入铸币厂熔化掉了。《箴言报》评价道：“这一切都是那么平静，没有发生任何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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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热纳维耶芙再次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重返法国人民的心中（奇怪的是，她竟然同时成为警察和空中小姐的主保圣人）。尽管她的圣体于18世纪90年代已经遗失，但是人们后来又为她重塑了一个圣髑盒，里面装有从原来的石棺上取来的一块石头。目前，该圣髑盒安放在圣埃蒂安教堂里；人们希望圣女发挥作用的时期——饥荒和恐德时期——将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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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纳维耶芙很可能在墨洛温王朝基督教化进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异教徒希尔德贝特曾十分畏惧她的神圣，因为很可能正是她的影响使克洛维于498年率3000名法兰克士兵皈依了基督教。克洛维王朝从481年一直持续到511年。克洛维和他的妻子克洛蒂尔德开创了对热纳维耶芙的崇拜，建立了圣徒大教堂（这对夫妇后来就葬在这座教堂）。从9世纪开始，这座教堂变成了圣热纳维耶芙山上的圣热纳维耶芙教堂。克洛维皈依了基督教，这使他能够以信仰捍卫者的身份对抗同时期已信仰了雅利安异教的西哥特人，并在507年的武耶战役中击败了他们。克洛维也因此宣称自己是罗马皇权的继承者。508年，在图尔举行的一个仪式上，克洛维接受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赐予他的执政官头衔。通过罗马皇帝尤利安和瓦仑提尼安，卢特提亚成为一座帝国之城；又经过热纳维耶芙，巴黎成为一座基督教信仰之城。这正是克洛维希望通过努力获得罗马的合法性所得到的结局。图尔的格列高利曾经这样描述道：“他穿上紫色长袍，披上象征军事权威的披风，将王冠戴在头上。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是罗马的执政官，或者叫奥古斯都，然后，他启程向他选定的首都巴黎进发。”[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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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都是一些表面现象，但是法兰克人能同时接受罗马人的披风和基督教的光环并无令人吃惊之处，因为他们早已经接受了罗马帝国晚期的许多价值观念。在克洛维之前很久，法兰克人就不断地越过罗马长城进入罗马境内，可见这道长城远比罗马人自己说的更容易越过。从2世纪开始，罗马军队大量征募那些归顺的日耳曼人入伍与此也有很大的关联，尤其是在巴黎成为一座有驻军的城市之后。例如，在巴黎城东南的高卢罗马人墓地里有一块墓碑，属于一个名叫乌萨纽斯的来自日耳曼麦纳皮部族的罗马军团士兵，这个部落就生活在莱茵河的河口，这个人的例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法兰克人曾多次作为罗马人的契约盟友戍守边疆，将其他蛮族人挡在疆土之外，例如克洛维的父亲希尔德里克就曾在451年与埃提乌斯一起对抗阿提拉。他临终之前还坚持要用法兰克的一把飞斧和罗马将军的一枚徽章作为陪葬品一起下葬。这一时期的巴黎可能如同早期一样拥有种族和文化上的混杂性，这种混合也包括日尔曼的元素。360年，罗马军团曾用盾牌抬起尤利安以示对皇帝的欢迎，这种日耳曼人的仪式在罗马却鲜为人知。甚至热纳维耶芙，这个用来捍卫罗马精神的基督徒的偶像，身体里也可能流淌着日耳曼人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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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5年的圣热纳维耶芙圣体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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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洛温法兰克人，这些昔日的蛮族入侵者，已经成为帝国和基督教的守护者，他们是我们了解到的最罗马化的所谓蛮族人。6世纪希腊编年史家米里纳的阿加修斯这样评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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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人并不像其他蛮族人那样具有游牧民族的特征，除了相似的契约、婚姻及信仰习俗外，他们的政府体制、行政系统和法律条例都多多少少地具有罗马模式的特点。事实上他们都是基督徒，信奉最严格的正统教义。他们的城池也拥有与我们一样的地方行政官和神父，也像我们一样庆祝节日。这个野蛮民族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同我们一样知书达理，一样文明，只不过他们衣着不雅，语言特别。对于蛮族来说，这已经是相当文明和开化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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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之所以这么容易，是因为法兰克人的数量并不多。正是他们构成了克洛维新王朝的统治阶层，但是考古研究发现，他们并未显著地改变巴黎城及周边地区大多数人的物质文化（他们更多地居住在东方）。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巴黎地区并未有日耳曼地名流传下来，有的只是拉丁语和高卢语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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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经过通婚和与高卢罗马的精英们政治结盟，法兰克人才毫无痛楚地与当地人交融起来，皈依基督教表明他们已经拥有了生活在罗马帝国的地位（从313年开始，基督教已经成为帝国的信仰），但这也是对从3世纪晚期开始基督教化的当地土著民族的一种安慰。此外，法兰克人还全盘接受了既有的教区框架和教会等级制度，保留了罗马税收制度，接受先前存在的法律条文，作为罗马人和教士们的语言的拉丁语也变成了墨洛温王朝的官方语言，包括法兰克习惯法在内的所有官方文件均以拉丁文书写。法兰克人与教会修好。兰斯主教雷米在克洛维掌权伊始写给他的信中说：“你应当服从你的主教，遵从他们的劝导，如果你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你的王权就会稳如磐石。”[31]克洛维及其继任者多半都很谨慎地遵循这一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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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维将巴黎选作首都算是一条妙计，他要调和现有的权力结构，也要摄取罗马精神和基督教教义的全部内涵。如果没有一座罗马式城池的存在，难以想象一个人可以以罗马承袭者的形象称王。巴黎可以作为首都的首要因素是尤利安皇帝曾经在那里加冕为帝，同时它还处处留有昔日罗马帝国辉煌的痕迹。克洛维及其后嗣均蓄长发，这可能是一种魔力的象征，他们都将基督教上帝选民的光环、对罗马帝国的崇拜以及墨洛温王朝传统的神圣地位结合在一起，作为从墨洛温伊始世代继往开来的结果。在蓄长发的国王们铸造的硬币上，有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形象，他们是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墨洛温诸王曾经派外交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在建筑上都坚持科林斯柱式建筑风格。希尔德里克（561—584年在位）用拉丁语六韵步诗行创作诗歌，据说577年还在巴黎的老竞技场组织了罗马竞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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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捍卫者，墨洛温王朝的地位通过权力政治的复杂性、混乱性和血腥性展现出来。图尔的格列高利在《法兰克史》一书中对此向读者进行了描述。一方面，法兰克王国靠军事征服从6世纪初壮大起来：先是征服了阿基坦的西哥特人，然后使普罗旺斯王国的东哥特人处在墨洛温王朝的控制之下，接着是法兰西东部的勃艮第人，在日耳曼和意大利也不断进行侵略扩张；另一方面，每位国王死后，王朝的土地会被再次划分。例如，511年克洛维去世时，他的四个儿子共同继承了他的领土，希尔德贝特（511—558年在位）成为“巴黎之王”，而他的三个兄弟则分别拥有了以奥尔良、兰斯和苏瓦松为中心的各自的王国。血腥谋杀和暗害是维护墨洛温王朝政治文化在晚期得以继续的两个支柱，死亡和缺少子嗣也可以防止权力的继续分裂。即便如此，从克洛维时期到8世纪中期，墨洛温家族的王权每四年中只有一年没有更换统治者。巴黎独特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未遭到统治者们的瓜分，它始终拥有法兰克各领地首府之地位，是一个可以商讨解决各种共同事务的地点。但是，在墨洛温王朝的权力政治中，巴黎已成为一个很有用的谈判筹码，从6世纪晚期开始，墨洛温王朝的历代国王越来越多地仅仅巡回于自己的领地上，但是很少住在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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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由于它作为首府的象征性地位，巴黎逐渐发展成召开教务会议的地点，其中包括360年在此召开的一次声讨阿里乌斯派异端的大会。但是到了后来，宗教会议开始在这里定期举行，如552年、561年、573年、577年和614年的会议。同时，巴黎这座城市也是墨洛温王朝君主选择的入葬地。例如，克洛维和克洛蒂尔德就都葬在了巴黎圣热纳维耶芙教堂的圣祠里。另外，在543年，克洛维的儿子希尔德贝特将圣樊尚的遗体从萨拉戈萨带回巴黎，安放在左岸的一个圣祠里，这里后来发展为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希尔德贝特在558年去世后也被葬于此，在629年以前，他的所有继任者也都埋葬在这里。在圣德尼修道院里，也修建了一块王家墓地。该修道院因圣德尼的坟墓而得名。5世纪50年代，圣热纳维耶芙曾经在此地修建过一所圣祠。许多墨洛温王朝的达官要人都为自己选择了这里的墓地。在为数不多的几位单独统治墨洛温领土的国王中，达戈贝尔特一世（629—638年在位）也做出了同样选择，这标志着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王家葬礼传统从此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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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世纪，君主和贵族阶级都大兴土木，建造宗教设施，因此，教会兴盛起来，教堂的分布也随之发生变化。385年，图尔的圣马丁在去城北的途中救治了一名麻风病人，因此，人们在现在巴黎第三区，即塞纳河右岸居民区的北侧建起了田野圣马丁教堂。而圣马塞尔则与巴黎东南侧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传说他曾在某块墓地的边缘打败了一条龙。后来他自己就被葬在这里，也就使得今天的戈布兰十字路口附近原来用于埋葬士兵的地方变成了基督徒墓地。墨洛温王朝资助修建了一座宏大的天主教堂，用来纪念圣埃蒂安，该教堂被建在西岱岛上，距离12世纪兴建巴黎圣母院的地方不远。到8世纪，墨洛温王朝在西岱岛又建造了六座教堂，在左岸地区也建造了十几座教堂。这些教堂被建在离主要道路很近的地方，例如，圣塞味利教堂和田野圣母院在圣雅克街附近，穷人圣尤利安教堂、圣梅达尔教堂和圣马塞尔教堂则位于通向意大利的公路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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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塞纳河右岸重要居民区的出现。它们围绕山丘建成，由于19世纪奥斯曼男爵曾平整那里的土地，现在山丘已不复存在了。[32]这一时期许多教堂在此兴起，如现在巴黎第一区的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第四区的圣梅里教堂、圣热尔韦教堂，另外还有六座教堂在这里兴建，包括现在巴黎第四区的屠宰场圣雅克教堂等，都在今天仍在使用的一个港口附近。湿气弥漫的右岸沼泽地后面还有现在巴黎第十区的田野圣马丁和圣洛朗教堂，再往北去，就在殉难山上原来作为异教神庙宇的地方，那里是圣德尼殉难之处，现在建起了一座教堂，墨丘利山也因此更名为蒙马特山（意即“殉难”山）。总之，对于巴黎这样一座人口并不比罗马时代多的城市来说，这可谓一个了不起的教堂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