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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兑换商在当时极为重要。大多数钱币兑换商是意大利人，虽然从1141年开始他们一般被统称为伦巴第人。因为他们需要在连接西岱岛与右岸的大桥上交易，所以人们也把这座桥称为兑换桥。他们多半住在右岸（现在巴黎的第一区至第四区）的伦巴第人街，其他有组织的行业也以同样的方式在巴黎城市地图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他们的街名成为工业和店铺特色的向导。这种向导有时也会出错。例如，虽然在蒂堡有许多纺织工，但是1296年的赋税登记表上表明他们无一人居住在蒂堡南部的布业街。不过财政文件表明许多皮货商住在皮货街上，修鞋匠住在西岱岛补鞋街上，头盔制作商住在大桥北侧的头盔制造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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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的工人行会，甚至一些有集体意识需要共同合作的行会，都获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对于住在靠近塞纳河岸洗衣妇街上的洗衣女工来说情况就是如此。更为不体面行业的人也有自己的聚居区。在圣马丁街旁边的杂耍街上（今天第四区的蓬皮杜中心附近），确实住着许多杂耍艺人，而无赖街、酒杯口街上住着什么样的居民也是一目了然的。妓女们——她们曾要求和其他行业一样为巴黎圣母院募捐一扇窗子，不过被主教拒绝了——通常住在“妓女缪斯街”和“妓女胡同”。1270年，圣路易试图将有执照的妓女限制在全城的一小部分街道上。[67]有趣的是，大多数妓女所在街道在西岱岛上或右岸地区，学生只得穿过塞纳河到对岸去偷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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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业在当地本行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享有垄断权以及其他一些特权。石匠郑重地宣称他们的权利是8世纪铁锤查理赋予他们的。每个行业均通过学徒制进行行业培训。与每个作坊里的熟练工和候补工一样，学徒的人数通常是固定的，目的是保持价格的稳定性，并使生意能够一代代平稳地流传下去。竞争的压力通过一种虔诚、友好、慷慨大方的相互帮助得到有效缓解，这主要得益于与各个行业相关的联谊活动。例如屠夫行会就与右岸的屠宰场圣雅克教堂联合起来，他们的经济活动场所离这座教堂不远，他们的社会生活可以在这里得到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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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经济活力的首都城市的各行各业就这样结合为一体，既扩大了国家的收入和利益，又巩固了中小生产者、工匠和店主的地位，增加了他们的收益，再次证明了王权利用合作关系增强自身在首都城市的权威的有效性。这种现象在中世纪巴黎的另一利益群体——大学——中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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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卡佩王朝曾担心大学给他们带来的麻烦会多于收益。12世纪的特点之一是无休止的动荡，躁动的都市师生团体成为当地行政管理的一大难点。腓力·奥古斯都甚至曾一度考虑要解散教师团，将他们驱逐出巴黎，许多教会人士也认为这个世俗的左岸社会不合他们的胃口。克莱尔沃的圣贝尔纳曾经劝告渴求知识的年轻教士说：“离开这个奢侈的环境去拯救灵魂吧……你在广博的世界会学到比书本上多得多的知识！”塞勒的彼得将巴黎这座城市描绘成一个“堕落的罗网，罪恶的陷阱，地狱的毒箭，使纯真的心灵迷失了方向”。[68]维特里的雅克描述说，许多教士与妓女同居一舍。他粗略地描述了在巴黎学习的各国学生的主要罪孽，例如，诺曼人“自负，喜欢吹嘘”，布列塔尼人“反复无常，缺乏恒心”，英格兰人是“酒鬼”，荷兰人“软得像黄油，惯于懒惰”，罗马人“喜欢暴力，乐于煽动叛乱，满口污言秽语”，日耳曼人“生活放荡，伤风败俗”。[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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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12世纪晚期，尽管一些教会人士仍坚持对这个难以驾驭的群体心存疑虑，王朝却持有一种积极的态度。可能因为巴黎的一些毕业生已经进入王权的初具规模的行政管理机构，使得国王有机会亲自了解到圣热纳维耶芙山的学校确实传授了某些技能给学生。巴黎学术界拥有的国际声望也一定引起了王朝对自我吹嘘的宣传的兴趣，并极力对外炫耀巴黎城市本身“学术中心”的形象，认为世界的学术中心曾经从古埃及传至雅典，从雅典传至罗马，现在又从罗马传到了巴黎。尽管学生和教师团体的确给当地治安构成了威胁，但他们的存在又代表了城市需求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当时没有他们以及相应兴起的服务性行业——从餐饮住宿到手稿抄写和装饰——的存在，左岸就会变得赤贫。大多数法兰西学生出身贫寒，但是巴黎的荣光也吸引了许多出手阔绰的外国富家子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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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王朝对大学的官方认可还是在一桩公共事件发生之后的事情。1200年左岸的一家小酒店里发生了一场学生暴力纠纷，致使五名学生死亡，学生威胁说如果冤情得不到昭雪，他们就要退学，离开巴黎。腓力·奥古斯都将学生置于主教的裁定令状之下，而未使他们成为沙特莱要塞法庭的世俗司法裁决对象。这种将教士权力标准应用到大学生身上的做法，使学生和他们的神职教师共同构成一个直接受控于教皇而非国家的团体。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大学师生不再与巴黎主教直接发生关系，这是因为当时腓力正在忙于剪除主教的羽翼。几年以后，教皇在往来的信件中称这些师生形成了一个“社团”。“大学”这一术语不久也开始使用了。[70]至于这个团体是如何在13世纪早期提升了自身的地位、扩大了自身的特权的，我们不得而知。1215年，教皇的官方使节库尔松的罗贝尔（他本人即为巴黎的教师）颁布了一些法令，确认了他们已经拥有的权利并赋予他们更多的特权，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仍很脆弱。1229年在圣马塞尔镇的一次学生骚乱之中，一名学生被杀，无论是主教还是圣路易的母亲，当时的摄政王太后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卡，都未予以任何补偿调解，于是学生团体威胁要一同离开巴黎。他们果真践行了自己的恐吓，在1231年接到教皇的强制性命令后才返回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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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此事件的1231年教皇敕令进一步确认了1215年法令，承认大学是“科学的源泉……教会荣誉的根基，信念的坚实后盾，基督教战士的精神武器”。[71]大学提出的脱离主教及其委派的校长的管制进而自治的要求得到支持，教学大纲、教学模式和考试体系也得到批准。尽管原则上主教委任的校长仍留有颁发教师执照的权力，但现实中这种权力已掌握在教师手中。在文科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学生们可以继续学习神学、医学和教会法典（基于帝国先例而非教会惯例的罗马法在1219年被禁止教授）。13世纪60年代，这些学院机构得到加强，但在1219年它们的存在即已显现出来，每个学院允许有自己的领导人，即学监。1221年颁发了学校用印。同一时期，学生团体被分成四个民族团体，但这种民族团体与学生的国籍并没有必然联系。例如，“法兰西民族团体”成员包括来自法兰西岛、南法、意大利和希腊的所有学生，“诺曼民族团体”成员包括从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半岛来的学生，“皮卡德民族团体”成员包括从佛兰德及大多数法兰西北部地区来的学生，而“英格兰民族团体”成员最复杂，包括从不列颠群岛、低地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日耳曼中部地区、匈牙利和斯拉夫国家来的学生。每个民族团体由一位学监负责管理，这四位学监可以竞选学校校长。民族团体为学生的精神和世俗交往及互助提供了组织形式，也为解决争端提供很好的解决途径。当时，学生与以往一样好冲动。在1280年的一场冲突中，英格兰民族团体将皮卡德民族团体住地的房屋毁掉，杀死几人，将剩余者赶出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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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学校的管理机构将学生置于主教控制之外，他们得到的是教皇和王权的庇护。二百多年里，教皇和国王的支持很少动摇。学校面对的最大危机源于13世纪50年代，涉及托钵修会的作用问题。在13世纪，许多宗教机构得以建立，既丰富了巴黎的精神世界，又使巴黎的建筑业熠熠生辉，因为他们得到了慷慨的捐助。1250年，奥古斯丁修会来到巴黎，在奥古斯丁河堤定居下来，接着是1257年的加尔都西修会信徒、1259年的加尔默罗修会信徒。托钵修会信徒也来到了巴黎。例如，1207年圣方济各会、1217年本笃会到来。这两个修会在1229年至1231年的学校暴乱中扮演了罢学、罢工者的角色而引起学校的愤怒。与托钵修士的斗争也有信条方面的因素。托钵修士的敌对者将他们描绘成千禧年异教信仰的认同者。13世纪50年代早期，学校限制每个修道院只可拥有一个教师席位，而当时教士担任大学教师是很普遍的事，由此引起了一场风波。教皇和国王均支持各宗教修会的权利，因此校方只得撤回声明，并接受了两个著名的修士、后来的圣人波拿文德拉和托马斯·阿奎那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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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修会在大学内部赢得的权威声望由于学院制的出现而受到冲击，这进一步证明了大学机构的日臻成熟。旨在将托钵僧们排除在外的新型学院在13世纪中期快速兴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托钵修士所能提供的办学条件。大多数学府拥有了值得夸耀的学生宿舍，不过，1257年由王家神父罗贝尔·德·索邦创办、圣路易斥巨资资助的索邦神学院却独具匠心，并为创办和经营大学提供了样板。索邦神学院不仅为学生提供住宿，还提供学费，使得学生们的学术发展得到比以往更好的指导。学生们还享用巴黎最好的图书馆。新型学院如雨后春笋迅速崛起，学生群体迅速壮大。到1300年，巴黎学生人数大约为3000名。学院通常为某一地区专门而设。1268年创建的阿尔古学院招收了40名诺曼学者。1292年由博韦主教创建的肖莱学院只招收博韦和亚眠主教管区的学生。斯卡拉学院建于13世纪90年代，招收瑞典学生。13世纪末、14世纪初还建起许多重要的学院，包括1302年创建的招收120名法兰西北部学生的勒穆瓦纳红衣主教学院。1304年创建的纳瓦拉学院和1309年创建的巴耶学院得到了众多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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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三、罗贝尔·德·索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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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很多情况下会认为，如果某个机构誉满全球，它的缔造者也一定会名扬五洲，其实不然。罗贝尔·德·索邦创办索邦神学院的例子尤其如此。索邦神学院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最具历史意义的高等学府，但它的创始人却是13世纪一位身份卑微、学识浅陋、不被人尊敬的教士——罗贝尔·德·索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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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年，索邦出生于法国东部，成为康布雷主教之前在巴黎求学，当时个人极度贫困。索邦因虔诚而引起了路易九世（圣路易）的注意并任命他为自己的教会神父，继而成为他的忏悔神父。他利用职位之便创建了教士社区，为学习神学的贫困学生免费上课。1250年，圣路易东征，国王的母亲、摄政太后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卡将一幢原属于奥尔良公爵的房屋以及邻近的、位于泰尔默宫前面酒杯口街上的马厩赠予了他。1253年，为16名穷学者创建的索邦神学院在此落成。圣路易进一步资助这所学院并任命索邦为该校的负责人，索邦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274年去世。虽然与其他学院一样，索邦神学院也对中世纪的职业行会和其他一些机构进行法律和文化方面的教育和培训，但是该学院的定位与以往创办的众多学院有所不同，其他学院只授予较低的文科学位，而索邦神学院主要授予学生高级神学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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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邦尤其钟情于道德规范和伦理是非方面的探究，这一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索邦神学院的专业领域上。从中世纪开始，这些问题都是由欧洲众多的教皇和统治者来回答的。索邦神学院的神学家们的杰出之处在于他们是学校神学系的代表，而在教义问题上，他们则代表整个学校。中世纪后期，它的国际声望因整个法兰西乃至整个欧洲学府数量的激增而有所减损，也因为它与百年战争中失败的勃艮第家族关系过密和世界印刷时代的到来而受到影响。它的机构自治权越来越弱，更多地被置于王权的庇护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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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以前，索邦神学院坐落在酒杯口街（现在巴黎第五区的索邦街）上几座零散分布的房屋建筑中。1625年，路易十三的红衣主教，同时也是索邦神学院院长的黎塞留开始一项加强和建设项目。现今学校的庭院和礼拜堂于1636年开始修建，到17世纪40年代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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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16至17世纪反宗教改革的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索邦神学院在更为理性的18世纪显得黯然失色。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讥讽它那无用的知识体系，从而为1792年至1794年间的恐怖时代关闭索邦神学院（以及所有大学）做了准备。当1806年拿破仑再次开放索邦神学院时，它已经很好地顺应了大革命后的教育形势，其行政名称改为巴黎大学。1885年至1901年间的扩建工程使巴黎大学变得气势恢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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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50%以上的法国学生的学习生活与巴黎大学有关。20世纪50至60年代，学生人数的激增使大学不堪重负。1968年的“五月事件”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巴黎大学成为学生抗议活动的主要舞台之一。1968年事件之后的协议使巴黎大学分裂成小型的更易操作的机构，更多的研究工作移交给了各科研院所，致使巴黎大学的机构作用减弱。在巴黎大学第一、三、四校区就读的75000名学生只占巴黎地区在校大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不到全法国在校大学生人数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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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尔·德·索邦对大学生的期望很友好、崇高，但又过于超脱。他认为：“傍晚漫步在塞纳河畔的学者不应当沉湎于运动，而应当思考所学的功课，不断温习才对。”后来的学生违背了他的这一良好愿望。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学生们都以放荡不羁、乐于煽动暴乱而闻名。用“拉伯雷式”一词形容他们再恰当不过了，事实上，弗朗索瓦·拉伯雷曾对学生生活进行过细致的观察，他的作品受到索邦神学院两次正式谴责。19世纪早期，学生就已经形成积极参与街头暴乱的传统，1968年，该传统被再次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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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出现凸显了教师和学生群体中产生的学术能量，教皇格列高利九世称之为“智慧的源泉”。使巴黎大学享誉全球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管理规章制度，这种制度既与国王管理监控的重点相吻合，也与教皇倡导的教义的严格和精神的正统相一致。像托钵修士的斗争一样，学院既是学生培养生存技能的机构，也是讲究纪律性的场所。巴黎学者曾经是广泛推广宗教正统信仰的代理人。1205年，参加十字军东征的佛兰德的鲍德温国王请求教皇从巴黎派神学家去君士坦丁堡宣扬真正的信仰。1217年，教皇洪诺留三世要求巴黎神学家到朗格多克去教化当地人皈依基督教，在镇压这一地区的阿尔比派过程中，他们将充当信仰战斗的排头兵。此外，13世纪的大学还亲眼见证了犹太学校基础设施遭到袭击甚至毁灭的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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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年，修士费吕罗引经据典地证明“巴黎”（Parisius）一词源于“天堂”（paradisus）。不过天堂也不是处处阳光普照的，即使在巴黎的历史长河中辉煌灿烂的时代也有其黑暗的一面。随着14世纪历史的不断演进，那些黯淡的因素、那些不公正之处逐渐显露出来。12世纪以来巴黎城极其活跃的表现得益于各方势力的协同发展，包括周围地区飞速发展的农业，由行业内部新技术培训机制引领的善于创新、积极进取的商业，统领文化领域的大学，西欧最强大的国家的政治支持等。从14世纪初开始，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萎缩了，这座城市也因此遭受劫难，并且是可怕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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