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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12世纪晚期，尽管一些教会人士仍坚持对这个难以驾驭的群体心存疑虑，王朝却持有一种积极的态度。可能因为巴黎的一些毕业生已经进入王权的初具规模的行政管理机构，使得国王有机会亲自了解到圣热纳维耶芙山的学校确实传授了某些技能给学生。巴黎学术界拥有的国际声望也一定引起了王朝对自我吹嘘的宣传的兴趣，并极力对外炫耀巴黎城市本身“学术中心”的形象，认为世界的学术中心曾经从古埃及传至雅典，从雅典传至罗马，现在又从罗马传到了巴黎。尽管学生和教师团体的确给当地治安构成了威胁，但他们的存在又代表了城市需求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当时没有他们以及相应兴起的服务性行业——从餐饮住宿到手稿抄写和装饰——的存在，左岸就会变得赤贫。大多数法兰西学生出身贫寒，但是巴黎的荣光也吸引了许多出手阔绰的外国富家子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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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王朝对大学的官方认可还是在一桩公共事件发生之后的事情。1200年左岸的一家小酒店里发生了一场学生暴力纠纷，致使五名学生死亡，学生威胁说如果冤情得不到昭雪，他们就要退学，离开巴黎。腓力·奥古斯都将学生置于主教的裁定令状之下，而未使他们成为沙特莱要塞法庭的世俗司法裁决对象。这种将教士权力标准应用到大学生身上的做法，使学生和他们的神职教师共同构成一个直接受控于教皇而非国家的团体。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大学师生不再与巴黎主教直接发生关系，这是因为当时腓力正在忙于剪除主教的羽翼。几年以后，教皇在往来的信件中称这些师生形成了一个“社团”。“大学”这一术语不久也开始使用了。[70]至于这个团体是如何在13世纪早期提升了自身的地位、扩大了自身的特权的，我们不得而知。1215年，教皇的官方使节库尔松的罗贝尔（他本人即为巴黎的教师）颁布了一些法令，确认了他们已经拥有的权利并赋予他们更多的特权，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仍很脆弱。1229年在圣马塞尔镇的一次学生骚乱之中，一名学生被杀，无论是主教还是圣路易的母亲，当时的摄政王太后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卡，都未予以任何补偿调解，于是学生团体威胁要一同离开巴黎。他们果真践行了自己的恐吓，在1231年接到教皇的强制性命令后才返回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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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此事件的1231年教皇敕令进一步确认了1215年法令，承认大学是“科学的源泉……教会荣誉的根基，信念的坚实后盾，基督教战士的精神武器”。[71]大学提出的脱离主教及其委派的校长的管制进而自治的要求得到支持，教学大纲、教学模式和考试体系也得到批准。尽管原则上主教委任的校长仍留有颁发教师执照的权力，但现实中这种权力已掌握在教师手中。在文科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学生们可以继续学习神学、医学和教会法典（基于帝国先例而非教会惯例的罗马法在1219年被禁止教授）。13世纪60年代，这些学院机构得到加强，但在1219年它们的存在即已显现出来，每个学院允许有自己的领导人，即学监。1221年颁发了学校用印。同一时期，学生团体被分成四个民族团体，但这种民族团体与学生的国籍并没有必然联系。例如，“法兰西民族团体”成员包括来自法兰西岛、南法、意大利和希腊的所有学生，“诺曼民族团体”成员包括从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半岛来的学生，“皮卡德民族团体”成员包括从佛兰德及大多数法兰西北部地区来的学生，而“英格兰民族团体”成员最复杂，包括从不列颠群岛、低地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日耳曼中部地区、匈牙利和斯拉夫国家来的学生。每个民族团体由一位学监负责管理，这四位学监可以竞选学校校长。民族团体为学生的精神和世俗交往及互助提供了组织形式，也为解决争端提供很好的解决途径。当时，学生与以往一样好冲动。在1280年的一场冲突中，英格兰民族团体将皮卡德民族团体住地的房屋毁掉，杀死几人，将剩余者赶出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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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学校的管理机构将学生置于主教控制之外，他们得到的是教皇和王权的庇护。二百多年里，教皇和国王的支持很少动摇。学校面对的最大危机源于13世纪50年代，涉及托钵修会的作用问题。在13世纪，许多宗教机构得以建立，既丰富了巴黎的精神世界，又使巴黎的建筑业熠熠生辉，因为他们得到了慷慨的捐助。1250年，奥古斯丁修会来到巴黎，在奥古斯丁河堤定居下来，接着是1257年的加尔都西修会信徒、1259年的加尔默罗修会信徒。托钵修会信徒也来到了巴黎。例如，1207年圣方济各会、1217年本笃会到来。这两个修会在1229年至1231年的学校暴乱中扮演了罢学、罢工者的角色而引起学校的愤怒。与托钵修士的斗争也有信条方面的因素。托钵修士的敌对者将他们描绘成千禧年异教信仰的认同者。13世纪50年代早期，学校限制每个修道院只可拥有一个教师席位，而当时教士担任大学教师是很普遍的事，由此引起了一场风波。教皇和国王均支持各宗教修会的权利，因此校方只得撤回声明，并接受了两个著名的修士、后来的圣人波拿文德拉和托马斯·阿奎那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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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修会在大学内部赢得的权威声望由于学院制的出现而受到冲击，这进一步证明了大学机构的日臻成熟。旨在将托钵僧们排除在外的新型学院在13世纪中期快速兴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托钵修士所能提供的办学条件。大多数学府拥有了值得夸耀的学生宿舍，不过，1257年由王家神父罗贝尔·德·索邦创办、圣路易斥巨资资助的索邦神学院却独具匠心，并为创办和经营大学提供了样板。索邦神学院不仅为学生提供住宿，还提供学费，使得学生们的学术发展得到比以往更好的指导。学生们还享用巴黎最好的图书馆。新型学院如雨后春笋迅速崛起，学生群体迅速壮大。到1300年，巴黎学生人数大约为3000名。学院通常为某一地区专门而设。1268年创建的阿尔古学院招收了40名诺曼学者。1292年由博韦主教创建的肖莱学院只招收博韦和亚眠主教管区的学生。斯卡拉学院建于13世纪90年代，招收瑞典学生。13世纪末、14世纪初还建起许多重要的学院，包括1302年创建的招收120名法兰西北部学生的勒穆瓦纳红衣主教学院。1304年创建的纳瓦拉学院和1309年创建的巴耶学院得到了众多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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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三、罗贝尔·德·索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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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很多情况下会认为，如果某个机构誉满全球，它的缔造者也一定会名扬五洲，其实不然。罗贝尔·德·索邦创办索邦神学院的例子尤其如此。索邦神学院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最具历史意义的高等学府，但它的创始人却是13世纪一位身份卑微、学识浅陋、不被人尊敬的教士——罗贝尔·德·索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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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年，索邦出生于法国东部，成为康布雷主教之前在巴黎求学，当时个人极度贫困。索邦因虔诚而引起了路易九世（圣路易）的注意并任命他为自己的教会神父，继而成为他的忏悔神父。他利用职位之便创建了教士社区，为学习神学的贫困学生免费上课。1250年，圣路易东征，国王的母亲、摄政太后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卡将一幢原属于奥尔良公爵的房屋以及邻近的、位于泰尔默宫前面酒杯口街上的马厩赠予了他。1253年，为16名穷学者创建的索邦神学院在此落成。圣路易进一步资助这所学院并任命索邦为该校的负责人，索邦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274年去世。虽然与其他学院一样，索邦神学院也对中世纪的职业行会和其他一些机构进行法律和文化方面的教育和培训，但是该学院的定位与以往创办的众多学院有所不同，其他学院只授予较低的文科学位，而索邦神学院主要授予学生高级神学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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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邦尤其钟情于道德规范和伦理是非方面的探究，这一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索邦神学院的专业领域上。从中世纪开始，这些问题都是由欧洲众多的教皇和统治者来回答的。索邦神学院的神学家们的杰出之处在于他们是学校神学系的代表，而在教义问题上，他们则代表整个学校。中世纪后期，它的国际声望因整个法兰西乃至整个欧洲学府数量的激增而有所减损，也因为它与百年战争中失败的勃艮第家族关系过密和世界印刷时代的到来而受到影响。它的机构自治权越来越弱，更多地被置于王权的庇护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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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以前，索邦神学院坐落在酒杯口街（现在巴黎第五区的索邦街）上几座零散分布的房屋建筑中。1625年，路易十三的红衣主教，同时也是索邦神学院院长的黎塞留开始一项加强和建设项目。现今学校的庭院和礼拜堂于1636年开始修建，到17世纪40年代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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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16至17世纪反宗教改革的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索邦神学院在更为理性的18世纪显得黯然失色。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讥讽它那无用的知识体系，从而为1792年至1794年间的恐怖时代关闭索邦神学院（以及所有大学）做了准备。当1806年拿破仑再次开放索邦神学院时，它已经很好地顺应了大革命后的教育形势，其行政名称改为巴黎大学。1885年至1901年间的扩建工程使巴黎大学变得气势恢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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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50%以上的法国学生的学习生活与巴黎大学有关。20世纪50至60年代，学生人数的激增使大学不堪重负。1968年的“五月事件”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巴黎大学成为学生抗议活动的主要舞台之一。1968年事件之后的协议使巴黎大学分裂成小型的更易操作的机构，更多的研究工作移交给了各科研院所，致使巴黎大学的机构作用减弱。在巴黎大学第一、三、四校区就读的75000名学生只占巴黎地区在校大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不到全法国在校大学生人数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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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尔·德·索邦对大学生的期望很友好、崇高，但又过于超脱。他认为：“傍晚漫步在塞纳河畔的学者不应当沉湎于运动，而应当思考所学的功课，不断温习才对。”后来的学生违背了他的这一良好愿望。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学生们都以放荡不羁、乐于煽动暴乱而闻名。用“拉伯雷式”一词形容他们再恰当不过了，事实上，弗朗索瓦·拉伯雷曾对学生生活进行过细致的观察，他的作品受到索邦神学院两次正式谴责。19世纪早期，学生就已经形成积极参与街头暴乱的传统，1968年，该传统被再次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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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出现凸显了教师和学生群体中产生的学术能量，教皇格列高利九世称之为“智慧的源泉”。使巴黎大学享誉全球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管理规章制度，这种制度既与国王管理监控的重点相吻合，也与教皇倡导的教义的严格和精神的正统相一致。像托钵修士的斗争一样，学院既是学生培养生存技能的机构，也是讲究纪律性的场所。巴黎学者曾经是广泛推广宗教正统信仰的代理人。1205年，参加十字军东征的佛兰德的鲍德温国王请求教皇从巴黎派神学家去君士坦丁堡宣扬真正的信仰。1217年，教皇洪诺留三世要求巴黎神学家到朗格多克去教化当地人皈依基督教，在镇压这一地区的阿尔比派过程中，他们将充当信仰战斗的排头兵。此外，13世纪的大学还亲眼见证了犹太学校基础设施遭到袭击甚至毁灭的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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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年，修士费吕罗引经据典地证明“巴黎”（Parisius）一词源于“天堂”（paradisus）。不过天堂也不是处处阳光普照的，即使在巴黎的历史长河中辉煌灿烂的时代也有其黑暗的一面。随着14世纪历史的不断演进，那些黯淡的因素、那些不公正之处逐渐显露出来。12世纪以来巴黎城极其活跃的表现得益于各方势力的协同发展，包括周围地区飞速发展的农业，由行业内部新技术培训机制引领的善于创新、积极进取的商业，统领文化领域的大学，西欧最强大的国家的政治支持等。从14世纪初开始，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萎缩了，这座城市也因此遭受劫难，并且是可怕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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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3 漂泊的城市（约1300—约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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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14世纪初一篇颂词中描绘的那样，巴黎是“所有城市的母亲和女主人”。[72]巴黎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获得的优越地位在14世纪又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它是当时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城市：1328年的人口统计户数为61098，这表明其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20万甚至25万。当时法兰西没有哪一座城市人口达到5万以上，欧洲的其他几个可有一比的城市，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等，也只勉强达到6位数。除佛兰德之外，欧洲任何其他地区的人口密度都没有法兰西岛的大。城墙内积聚的财富与城市的规模一样巨大，这里不仅荟萃了各种行业，也聚焦了西方最多、最富裕的消费者。巴黎在学术上也居于当时欧洲的首位。大学的声望名扬全欧洲，因此任何自称拥有学识的人如果未曾在巴黎学习过都会为此感到羞愧。巴黎拥有的这一切与其同卡佩王朝的密切联系休戚相关。从政治上看，巴黎是一个从987年的卑微地位开始逐渐跻身最具活力的西欧强国的首都。这座城市建筑物众多，纪念性建筑林立，从城墙开始一直延伸至西岱岛上的王宫，所有那些纪念性建筑都折射出法兰西王国高大的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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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腓力二世（1270——1285年在位），尤其是美男子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统治时期，人们并没有发现王权衰微，也没有感觉到曾使巴黎走向繁荣的关键因素——王朝对这个首都城市的支持——的减少。从1302年开始，拥有来自教士、贵族和市民阶层代表的三级会议作为全民代表会议定期在巴黎召开，它似乎是增强而非削弱了王权。然而，没过多少年，法兰西全境，尤其是巴黎的政治稳定就走到了尽头。君主与首都之间曾任相互支持的关系变得急剧紧张。除偶有一些宁静之外，15世纪末之前的岁月是巴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正如15世纪初的诗人厄斯塔什·德尚描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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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的时代，混乱的岁月，青铜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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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芜的田野，不毛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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