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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人们，充满了痛苦。[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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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佩王朝的幸事在于代代有子嗣，从于格·卡佩到美男子腓力共十一代，每代都有无可争议的男性王位继承人。可是从腓力开始，卡佩家族就不再那么幸运了。腓力有三个儿子——路易十世（1314—1316年在位），腓力五世（1316—1322年在位）和查理四世（1322—1328年在位）。三位王子都曾登基做过国王，但均过早去世，身后未留下继承人。1328年，王位传给腓力四世的侄子瓦卢瓦的腓力（即腓力六世，1328—1350年在位），但自他登上王位宝座起，其王位的合法性一直遭到质疑。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是美男子腓力的外孙，尽管他在1329年向他的瓦卢瓦表兄表示了敬意，但不久他就提出继承法国王位的要求。因为王位继承权问题，英、法两国从1337年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史称“百年战争”（1337—1453）。但是，战争既是一种病症，也是那个时期更为广泛的病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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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贞德指挥巴黎围城战，1429年9月。出自《查理七世的守卫》，15世纪法国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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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在14至15世纪的麻烦不仅源于王位争夺的问题，还与国王大部分时间不住在巴黎、不关心巴黎的发展有关。腓力六世对西岱宫进行了改造，但是选择住在万塞讷由原先狩猎时使用的住处改造成的城堡兼夏宫。约翰二世（1350—1364年在位）只在西岱岛住过几年。他的继任者查理五世（1364—1380年在位）更喜欢住在守卫森严的卢浮宫，并在东面现在巴黎第四区的圣安托万街以外的圣保罗建起一片宫殿群，附有广阔的果园、花园和不久即极负盛名的野生动物园。查理六世（1380—1422年在位）在大部分执政的时间里住在巴黎，但从1392年开始长期受到精神错乱的困扰。由于贵族集团运用手段谋得了权力，他实际上成了傀儡。从1422年起，国王们除路过时会小住之外，根本不在巴黎定居，他们更青睐卢瓦尔河谷中的宫殿。更为严重的是，从1420年到1435年，法兰西王国被分裂成南、北两部分，除巴黎以外的北部由英格兰国王手下的总督统治，南部由瓦卢瓦的王位觊觎者查理七世统治（1422—1461年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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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本身甚至城墙、城门及桥梁的变化都在向我们讲述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这座城市命运的变迁。1190年至1215年，腓力·奥古斯都修建的城墙未起到任何军事防御作用，事实上，它在和平时期却起到了阻碍发展的作用。相反，14世纪中期，为抵御外敌侵略，人们只好又修建一堵城墙以更好地抵御外来进攻。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堵墙遭受众多的考验。法军在1356年的普瓦捷战役中惨败于英军之后，市政当局马上着手该城墙的修建工作。在14世纪90年代，查理五世城墙已大部修好，但直到15世纪早期，王室监督下的城墙才完全竣工，它长约5000米，围城方圆近439公顷，而腓力·奥古斯都城墙围城约272公顷。围城内的新区域均在右岸，此时有五分之四的巴黎人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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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防御城墙反映出，人们深刻地认识到，要更好地保护自己，以抵御更复杂的攻城技术。新的右岸城墙的突出特点是它的深度。又深又宽的沟渠、高高的堤岸确保这个防御系统在最完整的状态下可以达到100米的纵深。为了给护城河提供水源，东部沼泽的水被抽干，并且修筑了水闸，修建了更为结实的新城门。从1370年起，东面还修建起与西面的卢浮宫遥遥相对的一座巨大要塞——巴士底狱，它在巴黎后来的历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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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城墙也反映出中世纪最后阶段城市扩张的规模和范围。众多的耕地也被圈入城墙内，圈起来的区域还包括原来置于腓力·奥古斯都城墙以外的临时的经济和社会扩展区域，它们均位于右岸。左岸老城墙外的一些经济发展区，如圣日耳曼德普雷、圣维克多和圣马塞尔，并未划入查理五世城墙内，因此面对危险时显得愈发脆弱。右岸城墙以内的区域包括圣安托万街沿线的园地，如圣殿、圣凯瑟琳和田野圣马丁教堂的园地，巴黎中央市场向外扩展的地域，包括卢浮宫在内的圣奥诺雷街沿线房屋等，这更加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例如圣殿区在腓力·奥古斯都时期的发展限于墙内，现今它已扩展到圣殿街和老圣殿街以外的十几条街道，在布拉克街和普利斯街以北形成了整齐划一的地块。在14世纪晚期，贵族奥利维耶·德·克利松带有塔楼的宫殿点缀了该地区的建筑，带来了不同的社会氛围。[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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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城墙这一伟大军事工事更为久远的影响在于作为社会和行政生活框架“街区”的出现。查理五世城墙的修建使街区的数量增至16个。每个街区有一个街区长，街区长在更小的五十人长和十人长的帮助下负责城市管理和城门的守卫工作。这种区域框架与1420年以来为监控和税收估价而形成的区域是重叠的，尽管在地理上并不总是相匹配。内城街区的新型基础从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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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1450年，查理五世城墙内的人口只相当于14世纪50年代前就已经完工的腓力·奥古斯都城墙内人口的一半，而腓力·奥古斯都城墙却只有查理五世城墙的一半那么长。也就是说，从14世纪20年代到15世纪20年代这100年间，巴黎人口下降了50%以上，当时的人口可能只有8万到10万之间。尽管在这之后有所增加，但到了1500年，人口仍只有15万左右。这堵城墙的另一个讽刺特征是，城门数量的增加并未促进流动或交往。鉴于城市经常陷入危险之中，许多城门长期用砖堵死，使得当时的出入口少于腓力·奥古斯都城墙的城门数量。巴黎事实上已经把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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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城墙和城门的状况说明当时巴黎城正在变得多么保守和内向。桥梁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巴黎的桥梁在历史上从未达到一个经济中心所需要的桥梁的功效，现在则变得更为糟糕。那些桥梁似乎阻碍而非方便了经济交往：上游运来的货物被卸在卢浮宫附近的圣日耳曼码头，然后由陆路运至沙滩码头，再装船运至下游，反之亦然。可见，如果没有那些桥梁，上游来的货物就用不着这样折腾了。1296年，一座新大桥建起，那就是兑换桥，该桥在秃头查理老堰桥附近将西岱岛与右岸连接起来。[75]1393年的洪水将西岱岛的小桥冲毁，否则在下一个世纪里巴黎人可能会无休止地对它进行维护。1407年至1408年间，兑换桥、小桥和位于现在巴黎第五区阿尔普街尽头的建于1378年的圣米歇尔桥均被彻底冲垮。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横跨塞纳河的米布雷木桥上。它是一条木质通道，是圣马丁街的延伸部分。1413年，米布雷木桥被重新修复并改名为圣母桥，遗憾的是，它的建造投入太少，因而不很坚固，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面临着坍塌的危险，并在1499年被完全冲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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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严峻的问题与14世纪早期开始欧洲经济发展变得迟缓的大背景密切相关。1314年至1316年间的歉收引起巴黎粮食价格的急剧上涨。据当地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谷物严重短缺，平民百姓为此负担沉重，深受压迫”。[76]法兰西全境的灾荒说明人口的快速增长超过了经济的承受总量，当然，价格的不断攀升也可能与巴黎商人囤积粮食的投机行为有关。1323年、1328年、1334年和1340年至1341年间，巴黎人口的死亡率明显上升，当时的气候状况可能也在不断恶化：自然灾害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降临人间，再加上一些社会问题，真可谓天灾人祸俱来。洪水对巴黎人的生活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1196年的一场洪水使腓力·奥古斯都惊恐万分，他迅速逃离西岱岛，到圣热纳维耶芙山上寻求庇护。1281年和1296年至1297年间洪水几次泛滥，不过与14世纪相比次数明显少得多。1407年的寒冬百年不遇，大块的冰漂浮在塞纳河上，墨水都冻在了羽毛笔上。[77]1432年的洪水致使巴黎城的经济生活处于停滞状态长达一个半月之久。从15世纪20年代开始，夜间狼群出来觅食，撕咬在蒙福孔绞刑架上被处决的犯人的尸体。仅1439年，防御土墙北侧的市场就有不下12人被狼咬死。[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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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一、蒙福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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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肖蒙山丘公园，感受着瑞士风情带来的感官享受，不知不觉人们便来到旧巴黎最狰狞、最臭名远扬的地方，中世纪安放绞刑架之处——蒙福孔。圣路易（1223—1270年在位）将它建起以象征王家司法机构的权威。查理四世（1322—1328年在位）将它制度化，并将绞刑架更换成精致的石头结构，有16根柱子，每根10米高，可以随时将数十名处决罪犯的尸体吊起来。绞刑架本身是用来处死犯人的器具，但是同时它可以用来将巴黎其他众多地方处死的犯人的尸体都放在这里曝尸示众。尸体有时被吊上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最后被乌鸦或者饿狼蚕食殆尽。那是多么令人作呕的一幕，多么令人惊恐万分的场面。蒙福孔发出的恶臭在圣殿区就可以闻到。未被食尽的尸体被放下后，便被扔进绞刑架下面的大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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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不寻常的历史遗址坐落于通往莫城的路旁一个土丘上，周围是空旷的原野，几英里以外便可看到它。它的名声不仅在于它的可视性，还在于曾有几位大人物的命运也在此终结，包括王家大臣甚至宠臣和巴黎市长。例如，后来胡格诺派领导人科利尼被肢解的尸体就是在此示众的。国王查理九世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事件之后曾到过此地观看绞刑架上科利尼已开始腐烂的尸体，据说他对用手捂嘴的侍从们低声咕哝道：“敌人的尸体闻起来总不会太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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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蒙福孔的全盛时期到16世纪就已过去。1627年取消死刑后，附近建起一座小型绞架，用于仪式或展示的目的，而非处死犯人。18世纪早期的城市地图仅显示出蒙福孔曾闻名一时的石柱的残余部分。然而，它以其他方式存在下去——都是些不太光彩的角色——使得它的恶名一代代流传。它曾经是巴黎最大的垃圾场之一，在17世纪它又成了屠宰被淘汰的老马的场地，有时这里屠宰的老马多达15000匹。老马的残骸养活了一系列小贸易行业：粪便粉供应了园丁，皮供应了制革工，马鬃供应了制刷工，生蛆的内脏卖给了钓鱼者等。同时它们也养肥了无数只老鼠，24小时内，那些如狼似虎的老鼠就能将马尸的肉全部啃光。斗牛和其他斗兽活动就在附近的斗兽广场，即现在的法比安上校广场进行，更增添了该地区阴暗、令人窒息的气氛。另外，该地是巴黎城石膏、灰泥的产地，无限制的开采使周围的区域犹如月球表面般千疮百孔。地下还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洞穴和通道，据说那里是强盗、乞丐的老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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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巴黎地图细节，图的左侧可以看到蒙福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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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男爵将该地选作城东少有的几块最重要的绿地来发展，蒙福孔的历史面貌才得以改变。奥斯曼将伤痕累累的区域摇身变为景致如画的公园，并运来大量石块来增强这座新公园山峦起伏的威武形象。公园花了三年时间建成，于1867年博览会开幕之际向游人开放。不过这座肖蒙山丘公园的命运却急转直下，1871年它成为巴黎公社社员的避难所，直到政府军从蒙马特山上发起猛烈攻击才将反叛者清除。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超现实主义诗人心灵的感召下，本地区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狰狞面目才渐渐消失。路易·阿拉贡将这座公园盛赞为“一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天堂”，“一个梦想的乐园”，至此，巴黎人的记忆轨迹被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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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数个气候恶劣的冬天，传染病肆虐。1348年腺鼠疫的暴发（五百多年前曾发生过一次）使得情况更为糟糕。1348年至1352年的黑死病使法兰西人口减少了30%至40%，巴黎有大约5万人丧生。疫情过后初期，巴黎人口恢复很快，但是在14世纪60年代，以及随后的1374年和1400年，新一轮的流行病使人口增长处于停滞状态。在1348年至1480年期间，至少有36年发生过瘟疫，几乎是每四年一次。同时发生的其他流行病更是雪上加霜，如1414年的腮腺炎、1418年的猩红热、1433年和1438年的天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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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和营养不良使人们抵御这些疾病的能力下降，穷人受灾最重。此外，城市慈善部门在应付这些日益恶化的社会问题时已无能力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中世纪的经济繁荣曾引发由教会倡导的慈善捐助热潮。根据圣路易的旨意，主宫医院被扩建成每天能容纳600名穷人的医院。这座医院与圣母院毗邻，由一群富于献身精神的圣奥古斯丁会修女担任医务人员。其他一些小型的慈善机构，如圣德尼街上的圣凯瑟琳济贫院、隶属穷人圣尤力安教堂的慈善收容所也为穷人提供慷慨细心的照顾。其他一些机构的功能更为具体：1202年由两位市民出资修建的圣三一会济贫院为穷人提供庇护所；另一位有钱人埃蒂安·奥德里出资建起了专为贫困的寡妇提供资助的机构；国王圣路易责令建起了可以同时为300名盲人提供照顾的巴黎盲人院，[79]中世纪巴黎还修有麻风病院。为市民安全起见，这些机构通常修在城墙外足够远的地方，但又不超出可以向市民提供救助的距离。巴黎的主要慈善机构圣拉扎尔济贫院就修在蒙马特。左岸现在乐蓬马歇百货公司所在的地方，邻近圣日耳曼德普雷，曾有一所小规模的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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