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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和慈善机构的建立一直延续到1300年以后，但是作用和影响很小，尤其在灾荒连连的困难时期。新的机构规模有限，而一些旧机构的作用又无法充分施展。巴黎盲人院住不满300个盲人，而麻风病患者的减少使麻风病院住院人数也大幅减少。与此同时，1300年前曾促使城市财富激增的王权统治此时却因连年征战似乎只在加剧巴黎民众的社会问题。13世纪国王开始实行侵略的外交政策和奢华的生活方式，这需要经济运营良好时期的王家领地收入作为保障。到14世纪早期，经济急剧滑坡，一些附加税变成常规税，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巴黎受这种税收变化的影响更大：王朝将它视为产奶的母牛。国王常常干预巴黎事务，目的是将它的财政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306年币值的重新调整引发了城里的一场暴乱。源于社会下层的暴民在深受尊敬的商人埃蒂安·巴尔贝特的地产上聚众游行，后者曾命令他的佃户以新币值向他支付。因恐惧这次币值调整会影响到生活质量，暴民们洗劫了这位富商并将他的房子付之一炬，随后他们向美男子腓力正在就餐的圣殿进发，以取得王家的支持。国王先是敷衍他们，随后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了这次暴乱，将28名暴民的尸体吊在绞刑架上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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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贝特事件预示着社会紧张局势的来临。14世纪早期的编年史家曾经将巴黎人描绘成“举止温文尔雅，态度谦和，心地善良”——但百年战争爆发后接踵发生的事情令人很难相信这种说法，国家因为要筹集那场战争的款项而加大了年征税额，百姓不满政府的做法，随着法国连战连败，百姓更加怨声载道。1346年英国在克雷西战役中获胜后，英国的先头部队迅速向巴黎挺进，放火烧毁了圣克卢和吕埃，巴黎人被迫仓促进行城市防御城墙的维修。普瓦捷战役的失利使1356年的国家局势更为严峻。国王约翰二世被英军俘虏，后被赎回。英国军队包围了巴黎，致使城北靠近芒特和默朗的地方遭到严重破坏。就像编年史家韦内特的让描绘的那样，“敌人在烧毁、蹂躏我们的家园”。[80]靠近城墙而建的房屋被全部拆毁，为的是使防御城墙更加牢固，有人甚至要烧毁整个圣日耳曼德普雷镇，避免它成为敌人的堡垒。从远处村庄拥来无数的逃难者，巴黎的粮食供应越发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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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战争时期巴黎遭受的破坏不完全是由战争本身引起的。大群风纪涣散的士兵和无法无天的抢劫者趁火打劫，对当地百姓、家畜和商品强征所谓的“赎金”，给那些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村人口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士兵还扰乱了贸易渠道，引发人口的流动和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不断攀升，导致民不聊生。14世纪60年代中期，对巴黎城的破坏有源于英国军队的，也有源于溃散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法国士兵以及国王的封臣统领的封地军队的。值得一提的是约翰二世的女婿恶人查理，作为纳瓦拉国王和埃夫勒伯爵，他为一己私利浑水摸鱼。1358年底，巴黎地区约有60座城堡被盎格鲁—纳瓦拉军队占领，在巴黎城内就可以望见远处军队放起的熊熊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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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国王在1356年到1360年间遭囚禁，这引起众多大权在握的贵族们的权力之争。王太子，即国王的儿子和继承人查理（执政后被称为查理五世）对此煞费苦心地进行遏制。这种权力斗争又由于作为政治力量的法国市镇的兴起而变得愈发错综复杂，在这方面，巴黎是最为突出的。1355年，在寻求全国对新税法的支持而召开的三级会议上，巴黎代表将自己推向前台，提出进行包括铲除贪官在内的财政改革议案。改革者们对圣路易统治时期充满怀念，认为那个时代的税收是合理的，而且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当时，国家财政充盈，国家官员都是道德楷模。巴黎人的改革事业是由出身名门的前市政长官，1354年就任商人市长一职的埃蒂安·马塞尔策划的。1356年至1358年，这位神秘人物将领导一场严重损害王朝与其首都之间关系的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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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塞尔充分利用了国王在普瓦捷战役惨败之后的尴尬处境，迫使王太子政府做出一系列让步。靠在巴黎的知名度和在法国北部市镇中的影响，他促使一个由他提出的反腐败议案在全国实行，同时还发动了巴黎工场工人的罢工，避免了不受欢迎的货币贬值的发生。他几乎说动了王太子定期参加三级会议，但由于三级会议被理解成限制国王权力的会议，因此他没有成功。不过马塞尔的影响因他自己犯下的一系列判断上的失误而被渐渐消除。1358年2月他领导了一次反对国王战争行为的示威活动，游行队伍攻击了西岱岛上的王宫并在王太子的眼皮底下杀害了香槟元帅和诺曼底元帅。这次谋杀使马塞尔突然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削弱了他的政治权威。他当场羞辱浑身溅满鲜血地站在惨死的元帅尸体旁的王太子，这使他错上加错。王太子被迫戴上马塞尔为他制作的红蓝风帽，而马塞尔自己却戴上王家盔帽。接下来王太子接受了商人市长的改革方案，并将他吸纳入政府部门，不过这种联盟是勉强的，因此注定是短暂的。之后查理游历北方城市，目的是煽动反对巴黎及其过于强大的领导人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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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塞尔的行为，巴黎人褒贬不一。他派军队参加了发生在巴黎以北乡村、被称为雅克雷起义的反领主农民暴动，巴黎人对此有批评，有赞扬。与王太子的矛盾随时都可能引发战争，未能争取到其他城镇的支持令马塞尔担忧。马塞尔只得求助于恶人查理，不过巴黎人对不属同类的纳瓦拉军队心存的疑虑大于对王太子的疑虑。为聚集援兵，这位商人市长只得带领一支巴黎军队去圣克卢城驱逐英军，但这些城市居民在半路就遭到了屠杀。马塞尔现在只得通过允许有许多英籍士兵在内的恶人查理的军队进入巴黎城来增强巴黎的防御力量。这一举措触发了1358年7月31日反马塞尔的暴乱，暴乱中，这位商人市长被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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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王太子现在被宣布为摄政王，巧施宽恕计谋赢得了巴黎市民的拥戴。他将对暴民的惩治降到最低限度。首都和它的国王达到了相互爱戴、相互尊重的程度。市政当局的徽章图案被更换掉，象征王权的鸢尾花饰被置于航船上方。一段时间过后，“乘风破浪，永不沉没”（Flucant nec mergitur）的格言被加入图案中，可谓是对这段动荡历史的恰当表达。这座新近变得驯服起来的城市为赎回约翰国王立下了汗马功劳，然后又开始修造极为需要的防御城墙。约翰国王在1364年去世，此后继位的查理五世甚至下决心在巴黎住下来，当然，他最后选择住在城外圣波尔豪华的建筑群而不是西岱岛王宫，因为那里给他带来了太多的厄运。圣波尔的后面高耸着威严的新巴士底狱要塞，它戒备森严，既可防御外敌也可抵住内患。圣波尔建起小型栈桥，必要时国王既可从水路逃向下游的凡尔赛宫，也可逃向上游的卢浮宫。查理再也不是可以由巴黎民众左右的国王了，无论巴黎人后期如何努力，埃蒂安·马塞尔事件都严重地影响了国王与首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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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末，与英格兰的冲突阵地从巴黎盆地转移到其他地区，因此，大批需要巴黎提供给养的士兵从战场上撤走，靠巴黎养活的大多数劫持者也离开了，巴黎的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尽管人口数量的下降使领主的收入减少了一半，但是巴黎的许多经济部门都得到了快速复苏，而且有望恢复得更好。文化活力也逐渐显露出来。宫廷官员开始钟情于古典文化，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则重塑了典雅爱情的惯例。厄斯塔什·德尚的专长是轻微的色情描写，他后来哀叹时局艰难，但此时却热衷于这座城市和它的多重乐趣，对巴黎的美好生活有着独到的眼光。[81]在所谓的“现代奉献运动”中也开始显现出对精神复兴的追求，这一运动强调个人化的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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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不久即变得更糟。巴黎人也从埃蒂安·马塞尔事件中学到了新的抗议手段。1380年查理五世去世后，十一岁的查理六世成为国王，这使巴黎重新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对外冲突也不断发生，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下一世纪。但1380年的三级会议反映了民众的一种普遍呼声：他们要求彻底停止王家税收，这就意味着国王今后只能靠王家领地收入一项过活。1382年3月，王家税官开始在巴黎征收新的间接税，这引发了一场民众的造反事件，冲在前面的是各行业组织的叛乱者，他们从市政厅拿出用来防御城市的铅锤向税官和放债人砸去（多数为犹太人和伦巴第人）。同时其他城市也发生了税务叛乱，这使“铅锤党”的威胁愈发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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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进入巴黎，出自《圣德尼编年史》，15世纪法国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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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摄政政府由查理六世的几位叔叔共同掌管，分别是安茹公爵、勃艮第公爵和波旁公爵。税务叛乱的失败使摄政政府获得在政治上进一步遏制巴黎的机遇。巴黎开始实行戒严令。在随后的几周里，近百位参与了铅锤党动乱事件的名人遭到处决。1383年1月，市政长官职务被撤销，商人市长与王权职位“巴黎行政长官”合并为一职。此外，政府还终结了行业协会的法律独立性，因为它们曾经是铅锤党运动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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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反对巴黎自治精神与行动的专横举措并未持续太久，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并不允许政府对任何事施行强制性的措施。1388年，查理六世结束了与叔叔们的尖锐矛盾，但到1392年，这位年轻的国王已显现出他精神错乱的症状，这种伴其余生（至1422年去世）的疾病使他远离了权力斗争。因此王权放松了对1383年的城市法规的执行，例如，1389年商人让·茹弗内尔被授予“商人市长监护人”的称号，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杠杆保护贸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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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高层政治博弈开始在勃艮第集团与国王的弟弟奥尔良的路易及其追随者之间展开（1410年后，后者将被称为阿马尼亚克党）。国王好像夹在中间的棋子，巴黎则变成争夺最高权力的战场，巴黎人忽而偏向这方，忽而偏向另一方。奥尔良和查理六世的王后巴伐里亚的伊萨博在此地不受欢迎，因此从1405年开始勃艮第的新公爵无畏者约翰轻而易举地在巴黎巩固了自己的权力。1407年，他雇杀手铲除了奥尔良的路易，当时后者正从巴比特街和老圣殿街交汇处的伊萨博王后寓所离开。杀手“用斧枪猛击王子，王子的脑浆当场溅落路面”。[82]至此，再也不允许巴黎在政治上持观望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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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国家权力政治围绕着本身就长期分裂的巴黎而左右摇摆。巴黎发现，要代表国家利益而不是宗派利益远非易事。巴黎民众开始厌倦宗派斗争给他们带来的恶果，因为在即将到来的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军阀将三次兵临城下（1406年、1432年、1437年），将有四次宗派战争（1410年、1423年、1429年、1435年至1436年）和两次英国大入侵（1437年、1441年）。城墙内将发生一次次令人作呕的流血事件——就像奥尔良的路易的余党们叫嚣的那样，他们现在追随的是代替路易成为宗派领袖的阿马尼亚克伯爵，奥尔良年轻的继承人的岳父贝尔纳。一位不知名的巴黎商人曾对1406年至1449年间这座城市的经历进行了剖析：十五年的劫掠，八年的各种传染病，八年严冬，四次洪水，一次干旱，四次高赋税，四次虫灾，七次货币价值调整，外加二十年的高物价。他用这样的笔锋评价他生活的时代：“有权力的人相互仇恨，中等地位的人被赋税压倒，穷人难以维持生计。”[83]15世纪的编年史家记录了巴黎各种游行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数字：仅1412年就超过五十次，多数发生在6、7月。这些集体团结的时刻是一块礼仪性的遮羞布，可以掩盖住这个社会的严重分歧和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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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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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二、圣母院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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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确定巴黎的市中心在哪里。早期的巴黎坐落在西岱岛上和左岸地区。不过在19世纪，巴黎最有活力的区域从东面移走，许多人认为巴黎的中心可能是歌剧院附近的林荫大道，也有人认为市中心是沙特莱要塞，因为那里处于东西南北相互交叉的十字路口，19世纪对巴黎进行改造的奥斯曼及其追随者也正是在那里大做文章的。而且，沙特莱—中央市场地铁站和快速城郊车站每天数百万的客流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看法。不过，几个世纪以来，巴黎的所有道路都是从巴黎圣母院西侧广场开始计算距离的，这个广场就是圣母院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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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Parvis）源于“天堂”（paradisus）一词，尽管目前的圣母院广场丝毫没有名字原来表达的诗情画意。后来人们在广场上栽种了许多花草树木，努力美化它，但是它那灰褐的色调、被风侵袭的空地使圣母院广场除教堂外毫无美感可言。尽管19世纪50—60年代经奥斯曼近乎于破坏的“完善”工程之后的圣母院广场面积较以前大了六倍，但小得多的原广场早在古典时代晚期的城市生活中就已经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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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院广场拥有神圣的美名。建于6世纪早期的圣埃蒂安教堂先于巴黎圣母院而建造，与圣母院的长方形廊柱大厅很相近，该大厅于12世纪被改建成现今的大教堂。巴黎圣母院四周聚集着许多小教堂，不过那些小教堂最后被启蒙运动改革家和法国革命者所摧毁，其中，圣让勒朗洗礼堂毁于1748年，圣母院慈善教堂和圣克里斯托夫教堂毁于1747年，圣德尼小隐修院和圣兰德里教堂毁于1790年至1791年。圣母院是巴黎庆典活动的中心场所，经常有团体游行在此附近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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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母院广场圣洁的气氛中还混杂着其他的气息。岛中心的一角是戈拉蒂尼街，那里是通过圣路易批准而合法存在的著名的妓女集中地。这个集肉欲与神圣于一体的地方一定曾经取悦了拉伯雷，因为他笔下《巨人传》中的巨人曾在圣母院的塔楼里避难。据说，这个巨人如此巨大，他从塔上向下撒尿，浇死了260418个人，还不包括妇女和儿童。圣母院本身也不比周围的巴黎人更为超脱于对肉欲的沉溺。托马斯·普拉特，一位16世纪晚期来自瑞士的医学院学生这样写道：“大教堂是纵情声色的地点。”从1748年起常有淫逸的产物（弃婴）被遗弃在广场上新建的孤儿院的外面。教堂西门外有一些监狱，主教有权将侵犯领地权的人禁闭于此。西门外也是罪大恶极的犯人们接受公开羞辱的地方，之后他们将被押往市政厅外的沙滩广场，在那里被活活烧死或被车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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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堂毗邻、靠近河岸的一侧是巴黎的中心医院主宫医院的所在地，这所医院之所以被称为“主宫医院”，主要是因为传统上巴黎圣母院的主教被认为是医疗事业的源泉和解救病残的长者。该医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世纪，是在中世纪杂乱无序的状态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到17世纪，医院已经在左岸的两座桥梁和老鼠街（现在第五区科尔贝宫街）之间的一块土地上固定下来。在17世纪，它继续扮演着巴黎人庇护所的角色，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在该医院去世。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它得到了“疾病牢笼”的恶名。直到19世纪，该医院才被恢复了名誉。1789年革命时期，医院承认有四分之一的病人因在医院内传染的疾病而死亡。将三名甚至更多的病人安排在一张病床上的做法不可能有助于健康的恢复。之后这所医院被搬到广场另一侧的新址，这才使恶名得以消除。即使这样，主宫医院在公众心目中仍然是一个冷冰冰的没有生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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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院广场不仅是集宗教虔诚、穷困、疾病、青少年犯罪和其他犯罪于一身的大熔炉，它同时也是著名的骗术中心。1664年，古文物学家弗朗索瓦·考勒泰写道：“主宫医院前面矗立着一尊据说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塑像，古人称其为‘医神’。”巴黎人有捉弄首次来巴黎的外省人的恶习，他们会让外省人到圣母院广场去找“格雷先生商店”，当外省人发现并没有该商店存在时，就会被双手反拧带回广场，被迫在三米高的塑像下用力地蹭鼻子，而该塑像就在教堂大门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