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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本身甚至城墙、城门及桥梁的变化都在向我们讲述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这座城市命运的变迁。1190年至1215年，腓力·奥古斯都修建的城墙未起到任何军事防御作用，事实上，它在和平时期却起到了阻碍发展的作用。相反，14世纪中期，为抵御外敌侵略，人们只好又修建一堵城墙以更好地抵御外来进攻。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堵墙遭受众多的考验。法军在1356年的普瓦捷战役中惨败于英军之后，市政当局马上着手该城墙的修建工作。在14世纪90年代，查理五世城墙已大部修好，但直到15世纪早期，王室监督下的城墙才完全竣工，它长约5000米，围城方圆近439公顷，而腓力·奥古斯都城墙围城约272公顷。围城内的新区域均在右岸，此时有五分之四的巴黎人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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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防御城墙反映出，人们深刻地认识到，要更好地保护自己，以抵御更复杂的攻城技术。新的右岸城墙的突出特点是它的深度。又深又宽的沟渠、高高的堤岸确保这个防御系统在最完整的状态下可以达到100米的纵深。为了给护城河提供水源，东部沼泽的水被抽干，并且修筑了水闸，修建了更为结实的新城门。从1370年起，东面还修建起与西面的卢浮宫遥遥相对的一座巨大要塞——巴士底狱，它在巴黎后来的历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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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城墙也反映出中世纪最后阶段城市扩张的规模和范围。众多的耕地也被圈入城墙内，圈起来的区域还包括原来置于腓力·奥古斯都城墙以外的临时的经济和社会扩展区域，它们均位于右岸。左岸老城墙外的一些经济发展区，如圣日耳曼德普雷、圣维克多和圣马塞尔，并未划入查理五世城墙内，因此面对危险时显得愈发脆弱。右岸城墙以内的区域包括圣安托万街沿线的园地，如圣殿、圣凯瑟琳和田野圣马丁教堂的园地，巴黎中央市场向外扩展的地域，包括卢浮宫在内的圣奥诺雷街沿线房屋等，这更加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例如圣殿区在腓力·奥古斯都时期的发展限于墙内，现今它已扩展到圣殿街和老圣殿街以外的十几条街道，在布拉克街和普利斯街以北形成了整齐划一的地块。在14世纪晚期，贵族奥利维耶·德·克利松带有塔楼的宫殿点缀了该地区的建筑，带来了不同的社会氛围。[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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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城墙这一伟大军事工事更为久远的影响在于作为社会和行政生活框架“街区”的出现。查理五世城墙的修建使街区的数量增至16个。每个街区有一个街区长，街区长在更小的五十人长和十人长的帮助下负责城市管理和城门的守卫工作。这种区域框架与1420年以来为监控和税收估价而形成的区域是重叠的，尽管在地理上并不总是相匹配。内城街区的新型基础从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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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1450年，查理五世城墙内的人口只相当于14世纪50年代前就已经完工的腓力·奥古斯都城墙内人口的一半，而腓力·奥古斯都城墙却只有查理五世城墙的一半那么长。也就是说，从14世纪20年代到15世纪20年代这100年间，巴黎人口下降了50%以上，当时的人口可能只有8万到10万之间。尽管在这之后有所增加，但到了1500年，人口仍只有15万左右。这堵城墙的另一个讽刺特征是，城门数量的增加并未促进流动或交往。鉴于城市经常陷入危险之中，许多城门长期用砖堵死，使得当时的出入口少于腓力·奥古斯都城墙的城门数量。巴黎事实上已经把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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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城墙和城门的状况说明当时巴黎城正在变得多么保守和内向。桥梁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巴黎的桥梁在历史上从未达到一个经济中心所需要的桥梁的功效，现在则变得更为糟糕。那些桥梁似乎阻碍而非方便了经济交往：上游运来的货物被卸在卢浮宫附近的圣日耳曼码头，然后由陆路运至沙滩码头，再装船运至下游，反之亦然。可见，如果没有那些桥梁，上游来的货物就用不着这样折腾了。1296年，一座新大桥建起，那就是兑换桥，该桥在秃头查理老堰桥附近将西岱岛与右岸连接起来。[75]1393年的洪水将西岱岛的小桥冲毁，否则在下一个世纪里巴黎人可能会无休止地对它进行维护。1407年至1408年间，兑换桥、小桥和位于现在巴黎第五区阿尔普街尽头的建于1378年的圣米歇尔桥均被彻底冲垮。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横跨塞纳河的米布雷木桥上。它是一条木质通道，是圣马丁街的延伸部分。1413年，米布雷木桥被重新修复并改名为圣母桥，遗憾的是，它的建造投入太少，因而不很坚固，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面临着坍塌的危险，并在1499年被完全冲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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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严峻的问题与14世纪早期开始欧洲经济发展变得迟缓的大背景密切相关。1314年至1316年间的歉收引起巴黎粮食价格的急剧上涨。据当地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谷物严重短缺，平民百姓为此负担沉重，深受压迫”。[76]法兰西全境的灾荒说明人口的快速增长超过了经济的承受总量，当然，价格的不断攀升也可能与巴黎商人囤积粮食的投机行为有关。1323年、1328年、1334年和1340年至1341年间，巴黎人口的死亡率明显上升，当时的气候状况可能也在不断恶化：自然灾害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降临人间，再加上一些社会问题，真可谓天灾人祸俱来。洪水对巴黎人的生活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1196年的一场洪水使腓力·奥古斯都惊恐万分，他迅速逃离西岱岛，到圣热纳维耶芙山上寻求庇护。1281年和1296年至1297年间洪水几次泛滥，不过与14世纪相比次数明显少得多。1407年的寒冬百年不遇，大块的冰漂浮在塞纳河上，墨水都冻在了羽毛笔上。[77]1432年的洪水致使巴黎城的经济生活处于停滞状态长达一个半月之久。从15世纪20年代开始，夜间狼群出来觅食，撕咬在蒙福孔绞刑架上被处决的犯人的尸体。仅1439年，防御土墙北侧的市场就有不下12人被狼咬死。[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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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一、蒙福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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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肖蒙山丘公园，感受着瑞士风情带来的感官享受，不知不觉人们便来到旧巴黎最狰狞、最臭名远扬的地方，中世纪安放绞刑架之处——蒙福孔。圣路易（1223—1270年在位）将它建起以象征王家司法机构的权威。查理四世（1322—1328年在位）将它制度化，并将绞刑架更换成精致的石头结构，有16根柱子，每根10米高，可以随时将数十名处决罪犯的尸体吊起来。绞刑架本身是用来处死犯人的器具，但是同时它可以用来将巴黎其他众多地方处死的犯人的尸体都放在这里曝尸示众。尸体有时被吊上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最后被乌鸦或者饿狼蚕食殆尽。那是多么令人作呕的一幕，多么令人惊恐万分的场面。蒙福孔发出的恶臭在圣殿区就可以闻到。未被食尽的尸体被放下后，便被扔进绞刑架下面的大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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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不寻常的历史遗址坐落于通往莫城的路旁一个土丘上，周围是空旷的原野，几英里以外便可看到它。它的名声不仅在于它的可视性，还在于曾有几位大人物的命运也在此终结，包括王家大臣甚至宠臣和巴黎市长。例如，后来胡格诺派领导人科利尼被肢解的尸体就是在此示众的。国王查理九世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事件之后曾到过此地观看绞刑架上科利尼已开始腐烂的尸体，据说他对用手捂嘴的侍从们低声咕哝道：“敌人的尸体闻起来总不会太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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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蒙福孔的全盛时期到16世纪就已过去。1627年取消死刑后，附近建起一座小型绞架，用于仪式或展示的目的，而非处死犯人。18世纪早期的城市地图仅显示出蒙福孔曾闻名一时的石柱的残余部分。然而，它以其他方式存在下去——都是些不太光彩的角色——使得它的恶名一代代流传。它曾经是巴黎最大的垃圾场之一，在17世纪它又成了屠宰被淘汰的老马的场地，有时这里屠宰的老马多达15000匹。老马的残骸养活了一系列小贸易行业：粪便粉供应了园丁，皮供应了制革工，马鬃供应了制刷工，生蛆的内脏卖给了钓鱼者等。同时它们也养肥了无数只老鼠，24小时内，那些如狼似虎的老鼠就能将马尸的肉全部啃光。斗牛和其他斗兽活动就在附近的斗兽广场，即现在的法比安上校广场进行，更增添了该地区阴暗、令人窒息的气氛。另外，该地是巴黎城石膏、灰泥的产地，无限制的开采使周围的区域犹如月球表面般千疮百孔。地下还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洞穴和通道，据说那里是强盗、乞丐的老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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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巴黎地图细节，图的左侧可以看到蒙福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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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男爵将该地选作城东少有的几块最重要的绿地来发展，蒙福孔的历史面貌才得以改变。奥斯曼将伤痕累累的区域摇身变为景致如画的公园，并运来大量石块来增强这座新公园山峦起伏的威武形象。公园花了三年时间建成，于1867年博览会开幕之际向游人开放。不过这座肖蒙山丘公园的命运却急转直下，1871年它成为巴黎公社社员的避难所，直到政府军从蒙马特山上发起猛烈攻击才将反叛者清除。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超现实主义诗人心灵的感召下，本地区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狰狞面目才渐渐消失。路易·阿拉贡将这座公园盛赞为“一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天堂”，“一个梦想的乐园”，至此，巴黎人的记忆轨迹被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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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数个气候恶劣的冬天，传染病肆虐。1348年腺鼠疫的暴发（五百多年前曾发生过一次）使得情况更为糟糕。1348年至1352年的黑死病使法兰西人口减少了30%至40%，巴黎有大约5万人丧生。疫情过后初期，巴黎人口恢复很快，但是在14世纪60年代，以及随后的1374年和1400年，新一轮的流行病使人口增长处于停滞状态。在1348年至1480年期间，至少有36年发生过瘟疫，几乎是每四年一次。同时发生的其他流行病更是雪上加霜，如1414年的腮腺炎、1418年的猩红热、1433年和1438年的天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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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和营养不良使人们抵御这些疾病的能力下降，穷人受灾最重。此外，城市慈善部门在应付这些日益恶化的社会问题时已无能力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中世纪的经济繁荣曾引发由教会倡导的慈善捐助热潮。根据圣路易的旨意，主宫医院被扩建成每天能容纳600名穷人的医院。这座医院与圣母院毗邻，由一群富于献身精神的圣奥古斯丁会修女担任医务人员。其他一些小型的慈善机构，如圣德尼街上的圣凯瑟琳济贫院、隶属穷人圣尤力安教堂的慈善收容所也为穷人提供慷慨细心的照顾。其他一些机构的功能更为具体：1202年由两位市民出资修建的圣三一会济贫院为穷人提供庇护所；另一位有钱人埃蒂安·奥德里出资建起了专为贫困的寡妇提供资助的机构；国王圣路易责令建起了可以同时为300名盲人提供照顾的巴黎盲人院，[79]中世纪巴黎还修有麻风病院。为市民安全起见，这些机构通常修在城墙外足够远的地方，但又不超出可以向市民提供救助的距离。巴黎的主要慈善机构圣拉扎尔济贫院就修在蒙马特。左岸现在乐蓬马歇百货公司所在的地方，邻近圣日耳曼德普雷，曾有一所小规模的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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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和慈善机构的建立一直延续到1300年以后，但是作用和影响很小，尤其在灾荒连连的困难时期。新的机构规模有限，而一些旧机构的作用又无法充分施展。巴黎盲人院住不满300个盲人，而麻风病患者的减少使麻风病院住院人数也大幅减少。与此同时，1300年前曾促使城市财富激增的王权统治此时却因连年征战似乎只在加剧巴黎民众的社会问题。13世纪国王开始实行侵略的外交政策和奢华的生活方式，这需要经济运营良好时期的王家领地收入作为保障。到14世纪早期，经济急剧滑坡，一些附加税变成常规税，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巴黎受这种税收变化的影响更大：王朝将它视为产奶的母牛。国王常常干预巴黎事务，目的是将它的财政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306年币值的重新调整引发了城里的一场暴乱。源于社会下层的暴民在深受尊敬的商人埃蒂安·巴尔贝特的地产上聚众游行，后者曾命令他的佃户以新币值向他支付。因恐惧这次币值调整会影响到生活质量，暴民们洗劫了这位富商并将他的房子付之一炬，随后他们向美男子腓力正在就餐的圣殿进发，以取得王家的支持。国王先是敷衍他们，随后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了这次暴乱，将28名暴民的尸体吊在绞刑架上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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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贝特事件预示着社会紧张局势的来临。14世纪早期的编年史家曾经将巴黎人描绘成“举止温文尔雅，态度谦和，心地善良”——但百年战争爆发后接踵发生的事情令人很难相信这种说法，国家因为要筹集那场战争的款项而加大了年征税额，百姓不满政府的做法，随着法国连战连败，百姓更加怨声载道。1346年英国在克雷西战役中获胜后，英国的先头部队迅速向巴黎挺进，放火烧毁了圣克卢和吕埃，巴黎人被迫仓促进行城市防御城墙的维修。普瓦捷战役的失利使1356年的国家局势更为严峻。国王约翰二世被英军俘虏，后被赎回。英国军队包围了巴黎，致使城北靠近芒特和默朗的地方遭到严重破坏。就像编年史家韦内特的让描绘的那样，“敌人在烧毁、蹂躏我们的家园”。[80]靠近城墙而建的房屋被全部拆毁，为的是使防御城墙更加牢固，有人甚至要烧毁整个圣日耳曼德普雷镇，避免它成为敌人的堡垒。从远处村庄拥来无数的逃难者，巴黎的粮食供应越发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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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战争时期巴黎遭受的破坏不完全是由战争本身引起的。大群风纪涣散的士兵和无法无天的抢劫者趁火打劫，对当地百姓、家畜和商品强征所谓的“赎金”，给那些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村人口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士兵还扰乱了贸易渠道，引发人口的流动和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不断攀升，导致民不聊生。14世纪60年代中期，对巴黎城的破坏有源于英国军队的，也有源于溃散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法国士兵以及国王的封臣统领的封地军队的。值得一提的是约翰二世的女婿恶人查理，作为纳瓦拉国王和埃夫勒伯爵，他为一己私利浑水摸鱼。1358年底，巴黎地区约有60座城堡被盎格鲁—纳瓦拉军队占领，在巴黎城内就可以望见远处军队放起的熊熊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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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国王在1356年到1360年间遭囚禁，这引起众多大权在握的贵族们的权力之争。王太子，即国王的儿子和继承人查理（执政后被称为查理五世）对此煞费苦心地进行遏制。这种权力斗争又由于作为政治力量的法国市镇的兴起而变得愈发错综复杂，在这方面，巴黎是最为突出的。1355年，在寻求全国对新税法的支持而召开的三级会议上，巴黎代表将自己推向前台，提出进行包括铲除贪官在内的财政改革议案。改革者们对圣路易统治时期充满怀念，认为那个时代的税收是合理的，而且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当时，国家财政充盈，国家官员都是道德楷模。巴黎人的改革事业是由出身名门的前市政长官，1354年就任商人市长一职的埃蒂安·马塞尔策划的。1356年至1358年，这位神秘人物将领导一场严重损害王朝与其首都之间关系的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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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塞尔充分利用了国王在普瓦捷战役惨败之后的尴尬处境，迫使王太子政府做出一系列让步。靠在巴黎的知名度和在法国北部市镇中的影响，他促使一个由他提出的反腐败议案在全国实行，同时还发动了巴黎工场工人的罢工，避免了不受欢迎的货币贬值的发生。他几乎说动了王太子定期参加三级会议，但由于三级会议被理解成限制国王权力的会议，因此他没有成功。不过马塞尔的影响因他自己犯下的一系列判断上的失误而被渐渐消除。1358年2月他领导了一次反对国王战争行为的示威活动，游行队伍攻击了西岱岛上的王宫并在王太子的眼皮底下杀害了香槟元帅和诺曼底元帅。这次谋杀使马塞尔突然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削弱了他的政治权威。他当场羞辱浑身溅满鲜血地站在惨死的元帅尸体旁的王太子，这使他错上加错。王太子被迫戴上马塞尔为他制作的红蓝风帽，而马塞尔自己却戴上王家盔帽。接下来王太子接受了商人市长的改革方案，并将他吸纳入政府部门，不过这种联盟是勉强的，因此注定是短暂的。之后查理游历北方城市，目的是煽动反对巴黎及其过于强大的领导人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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