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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塞尔的行为，巴黎人褒贬不一。他派军队参加了发生在巴黎以北乡村、被称为雅克雷起义的反领主农民暴动，巴黎人对此有批评，有赞扬。与王太子的矛盾随时都可能引发战争，未能争取到其他城镇的支持令马塞尔担忧。马塞尔只得求助于恶人查理，不过巴黎人对不属同类的纳瓦拉军队心存的疑虑大于对王太子的疑虑。为聚集援兵，这位商人市长只得带领一支巴黎军队去圣克卢城驱逐英军，但这些城市居民在半路就遭到了屠杀。马塞尔现在只得通过允许有许多英籍士兵在内的恶人查理的军队进入巴黎城来增强巴黎的防御力量。这一举措触发了1358年7月31日反马塞尔的暴乱，暴乱中，这位商人市长被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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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王太子现在被宣布为摄政王，巧施宽恕计谋赢得了巴黎市民的拥戴。他将对暴民的惩治降到最低限度。首都和它的国王达到了相互爱戴、相互尊重的程度。市政当局的徽章图案被更换掉，象征王权的鸢尾花饰被置于航船上方。一段时间过后，“乘风破浪，永不沉没”（Flucant nec mergitur）的格言被加入图案中，可谓是对这段动荡历史的恰当表达。这座新近变得驯服起来的城市为赎回约翰国王立下了汗马功劳，然后又开始修造极为需要的防御城墙。约翰国王在1364年去世，此后继位的查理五世甚至下决心在巴黎住下来，当然，他最后选择住在城外圣波尔豪华的建筑群而不是西岱岛王宫，因为那里给他带来了太多的厄运。圣波尔的后面高耸着威严的新巴士底狱要塞，它戒备森严，既可防御外敌也可抵住内患。圣波尔建起小型栈桥，必要时国王既可从水路逃向下游的凡尔赛宫，也可逃向上游的卢浮宫。查理再也不是可以由巴黎民众左右的国王了，无论巴黎人后期如何努力，埃蒂安·马塞尔事件都严重地影响了国王与首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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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末，与英格兰的冲突阵地从巴黎盆地转移到其他地区，因此，大批需要巴黎提供给养的士兵从战场上撤走，靠巴黎养活的大多数劫持者也离开了，巴黎的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尽管人口数量的下降使领主的收入减少了一半，但是巴黎的许多经济部门都得到了快速复苏，而且有望恢复得更好。文化活力也逐渐显露出来。宫廷官员开始钟情于古典文化，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则重塑了典雅爱情的惯例。厄斯塔什·德尚的专长是轻微的色情描写，他后来哀叹时局艰难，但此时却热衷于这座城市和它的多重乐趣，对巴黎的美好生活有着独到的眼光。[81]在所谓的“现代奉献运动”中也开始显现出对精神复兴的追求，这一运动强调个人化的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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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不久即变得更糟。巴黎人也从埃蒂安·马塞尔事件中学到了新的抗议手段。1380年查理五世去世后，十一岁的查理六世成为国王，这使巴黎重新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对外冲突也不断发生，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下一世纪。但1380年的三级会议反映了民众的一种普遍呼声：他们要求彻底停止王家税收，这就意味着国王今后只能靠王家领地收入一项过活。1382年3月，王家税官开始在巴黎征收新的间接税，这引发了一场民众的造反事件，冲在前面的是各行业组织的叛乱者，他们从市政厅拿出用来防御城市的铅锤向税官和放债人砸去（多数为犹太人和伦巴第人）。同时其他城市也发生了税务叛乱，这使“铅锤党”的威胁愈发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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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进入巴黎，出自《圣德尼编年史》，15世纪法国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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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摄政政府由查理六世的几位叔叔共同掌管，分别是安茹公爵、勃艮第公爵和波旁公爵。税务叛乱的失败使摄政政府获得在政治上进一步遏制巴黎的机遇。巴黎开始实行戒严令。在随后的几周里，近百位参与了铅锤党动乱事件的名人遭到处决。1383年1月，市政长官职务被撤销，商人市长与王权职位“巴黎行政长官”合并为一职。此外，政府还终结了行业协会的法律独立性，因为它们曾经是铅锤党运动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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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反对巴黎自治精神与行动的专横举措并未持续太久，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并不允许政府对任何事施行强制性的措施。1388年，查理六世结束了与叔叔们的尖锐矛盾，但到1392年，这位年轻的国王已显现出他精神错乱的症状，这种伴其余生（至1422年去世）的疾病使他远离了权力斗争。因此王权放松了对1383年的城市法规的执行，例如，1389年商人让·茹弗内尔被授予“商人市长监护人”的称号，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杠杆保护贸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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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高层政治博弈开始在勃艮第集团与国王的弟弟奥尔良的路易及其追随者之间展开（1410年后，后者将被称为阿马尼亚克党）。国王好像夹在中间的棋子，巴黎则变成争夺最高权力的战场，巴黎人忽而偏向这方，忽而偏向另一方。奥尔良和查理六世的王后巴伐里亚的伊萨博在此地不受欢迎，因此从1405年开始勃艮第的新公爵无畏者约翰轻而易举地在巴黎巩固了自己的权力。1407年，他雇杀手铲除了奥尔良的路易，当时后者正从巴比特街和老圣殿街交汇处的伊萨博王后寓所离开。杀手“用斧枪猛击王子，王子的脑浆当场溅落路面”。[82]至此，再也不允许巴黎在政治上持观望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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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国家权力政治围绕着本身就长期分裂的巴黎而左右摇摆。巴黎发现，要代表国家利益而不是宗派利益远非易事。巴黎民众开始厌倦宗派斗争给他们带来的恶果，因为在即将到来的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军阀将三次兵临城下（1406年、1432年、1437年），将有四次宗派战争（1410年、1423年、1429年、1435年至1436年）和两次英国大入侵（1437年、1441年）。城墙内将发生一次次令人作呕的流血事件——就像奥尔良的路易的余党们叫嚣的那样，他们现在追随的是代替路易成为宗派领袖的阿马尼亚克伯爵，奥尔良年轻的继承人的岳父贝尔纳。一位不知名的巴黎商人曾对1406年至1449年间这座城市的经历进行了剖析：十五年的劫掠，八年的各种传染病，八年严冬，四次洪水，一次干旱，四次高赋税，四次虫灾，七次货币价值调整，外加二十年的高物价。他用这样的笔锋评价他生活的时代：“有权力的人相互仇恨，中等地位的人被赋税压倒，穷人难以维持生计。”[83]15世纪的编年史家记录了巴黎各种游行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数字：仅1412年就超过五十次，多数发生在6、7月。这些集体团结的时刻是一块礼仪性的遮羞布，可以掩盖住这个社会的严重分歧和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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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二、圣母院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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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确定巴黎的市中心在哪里。早期的巴黎坐落在西岱岛上和左岸地区。不过在19世纪，巴黎最有活力的区域从东面移走，许多人认为巴黎的中心可能是歌剧院附近的林荫大道，也有人认为市中心是沙特莱要塞，因为那里处于东西南北相互交叉的十字路口，19世纪对巴黎进行改造的奥斯曼及其追随者也正是在那里大做文章的。而且，沙特莱—中央市场地铁站和快速城郊车站每天数百万的客流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看法。不过，几个世纪以来，巴黎的所有道路都是从巴黎圣母院西侧广场开始计算距离的，这个广场就是圣母院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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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Parvis）源于“天堂”（paradisus）一词，尽管目前的圣母院广场丝毫没有名字原来表达的诗情画意。后来人们在广场上栽种了许多花草树木，努力美化它，但是它那灰褐的色调、被风侵袭的空地使圣母院广场除教堂外毫无美感可言。尽管19世纪50—60年代经奥斯曼近乎于破坏的“完善”工程之后的圣母院广场面积较以前大了六倍，但小得多的原广场早在古典时代晚期的城市生活中就已经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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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院广场拥有神圣的美名。建于6世纪早期的圣埃蒂安教堂先于巴黎圣母院而建造，与圣母院的长方形廊柱大厅很相近，该大厅于12世纪被改建成现今的大教堂。巴黎圣母院四周聚集着许多小教堂，不过那些小教堂最后被启蒙运动改革家和法国革命者所摧毁，其中，圣让勒朗洗礼堂毁于1748年，圣母院慈善教堂和圣克里斯托夫教堂毁于1747年，圣德尼小隐修院和圣兰德里教堂毁于1790年至1791年。圣母院是巴黎庆典活动的中心场所，经常有团体游行在此附近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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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母院广场圣洁的气氛中还混杂着其他的气息。岛中心的一角是戈拉蒂尼街，那里是通过圣路易批准而合法存在的著名的妓女集中地。这个集肉欲与神圣于一体的地方一定曾经取悦了拉伯雷，因为他笔下《巨人传》中的巨人曾在圣母院的塔楼里避难。据说，这个巨人如此巨大，他从塔上向下撒尿，浇死了260418个人，还不包括妇女和儿童。圣母院本身也不比周围的巴黎人更为超脱于对肉欲的沉溺。托马斯·普拉特，一位16世纪晚期来自瑞士的医学院学生这样写道：“大教堂是纵情声色的地点。”从1748年起常有淫逸的产物（弃婴）被遗弃在广场上新建的孤儿院的外面。教堂西门外有一些监狱，主教有权将侵犯领地权的人禁闭于此。西门外也是罪大恶极的犯人们接受公开羞辱的地方，之后他们将被押往市政厅外的沙滩广场，在那里被活活烧死或被车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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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堂毗邻、靠近河岸的一侧是巴黎的中心医院主宫医院的所在地，这所医院之所以被称为“主宫医院”，主要是因为传统上巴黎圣母院的主教被认为是医疗事业的源泉和解救病残的长者。该医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世纪，是在中世纪杂乱无序的状态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到17世纪，医院已经在左岸的两座桥梁和老鼠街（现在第五区科尔贝宫街）之间的一块土地上固定下来。在17世纪，它继续扮演着巴黎人庇护所的角色，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在该医院去世。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它得到了“疾病牢笼”的恶名。直到19世纪，该医院才被恢复了名誉。1789年革命时期，医院承认有四分之一的病人因在医院内传染的疾病而死亡。将三名甚至更多的病人安排在一张病床上的做法不可能有助于健康的恢复。之后这所医院被搬到广场另一侧的新址，这才使恶名得以消除。即使这样，主宫医院在公众心目中仍然是一个冷冰冰的没有生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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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院广场不仅是集宗教虔诚、穷困、疾病、青少年犯罪和其他犯罪于一身的大熔炉，它同时也是著名的骗术中心。1664年，古文物学家弗朗索瓦·考勒泰写道：“主宫医院前面矗立着一尊据说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塑像，古人称其为‘医神’。”巴黎人有捉弄首次来巴黎的外省人的恶习，他们会让外省人到圣母院广场去找“格雷先生商店”，当外省人发现并没有该商店存在时，就会被双手反拧带回广场，被迫在三米高的塑像下用力地蹭鼻子，而该塑像就在教堂大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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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尊难以捉摸的塑像除了“医神”和“格雷先生”这些身份外，还拥有其他一些身份：墨丘利神或者一位前巴黎主教和墨洛温王朝的权威人士，甚至有人说那是从圣埃蒂安教堂移至此的一尊耶稣塑像。这尊塑像也是一个界标，自古以来它就被国王的公路管理系统用来测量公路的距离。1748年，塑像兼里程碑被移走，为新建的孤儿院腾出位置，不过它曾矗立过的地方——离西门约三十米——仍然是巴黎的中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法国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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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畏者约翰承认对奥尔良的路易的死亡负有责任，这引发了公众的愤怒，因此他逃离了巴黎，但是第二年他又转回来，有一群教会神父跟着他。他辩解道，这次暗杀是正当的诛杀暴君行为。他力求通过建立以勃艮第为中心的权力基础来使自己渡过难关。作为可见的权力象征，他在暗杀者留下血腥足印的阿图瓦公馆建起一座高耸的城堡寓所，它坐落于右岸原腓力·奥古斯都城墙旧址上，与左岸卢浮宫的城堡防御主塔及支持阿马尼亚克的贝里公爵拥有的内斯勒塔楼一样雄伟。[84]城堡的最高处是可以使约翰高枕无忧的寝室。加固的塔楼设有雉堞，有通道可以通向防御土墙，因此公爵的军队可以在城内快速转移。但事实上，它很可能难以抵挡围攻，因为它的设计者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让人联想到它坚不可摧，而不是如何实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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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楼实际上是使巴黎成为勃艮第大本营的计划关键的一张牌。无畏者约翰想尽办法使城市最有影响力的各传统群体成为勃艮第事业的支持者。例如，原来一直远离政治宗教斗争的大学被逐渐拉向公爵一边，成为勃艮第的辩护人。约翰还将各行业1383年失去的权力归还给他们，赋予水路商人行会以新的生机，甚至在1412年恢复了商人市长之职。这些经济利益集团轻而易举地被召集到勃艮第事业的麾下，因为公爵的广袤领地不仅包括勃艮第本身（巴黎葡萄酒的主要供应源），而且包括荷兰：佛兰德的城市是巴黎商业和制造业的纽带，而布鲁日是北欧的金融中心。约翰将从博纳带回来的大桶大桶葡萄酒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支持者。他的另一政治手腕就是将富有的屠夫行会拉拢为自己的亲信，使他们成为行会工人中的贵族，由屠夫控制的2000名武装人员构成了公爵的贴身保镖。1412年，他们与英国并肩作战，在圣德尼和圣克卢出色地打败了阿马尼亚克的围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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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畏者约翰发现想置巴黎于秩序和法律约束之下绝非易事，而且难度越来越大。1413年4月至5月，由屠夫兼皮商克洛德·卡博什领导了一系列反政府事件，其中包括对年轻的王太子路易所在的圣波尔寓所的攻击。他接着在大街小巷上，在巴黎监狱里，到处疯狂追踪可能支持阿马尼亚克的人。后来卡博什和他的屠夫武装力量领导了更多的恐怖暴力事件，杀死了几百个人，惹恼了爵爷们和巴黎名人，他们联合起来镇压了卡博什团伙。约翰因未能有效制止卡博什的暴力行为而失去了在巴黎的声望。1413年秋天，他再次逃离巴黎，权力落入阿马尼亚克支持者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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