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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乱的士兵在巴黎抢劫一所房子，出自《法兰西编年史》，14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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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五年的统治中，阿马尼亚克派表现得比勃艮第派更加无能，1418年巴黎人再次张开双臂欢迎无畏者约翰的归来。普遍认为阿马尼亚克派处境的恶化与法国军队在1415年10月阿金库尔战役中惨败于英格兰长弓手以及王太子路易去世有直接关系。在巴黎，继勃艮第恐慌之后，接踵而来的是阿马尼亚克恐慌，这一点连阿马尼亚克的贝尔纳本人都坦然地承认了（巴黎市民认为他“比尼禄更加残暴”），[85]因此巴黎人又将忠诚献给了勃艮第派。1418年5月28日至29日的夜里，反阿马尼亚克派的巴黎人在圣日耳曼打开城门迎进勃艮第士兵，他们高呼着“和平！和平”，迫使敌人逃走。在接下来的十四天时间里，勃艮第军队进行了大屠杀，阿马尼亚克伯爵本人、各级主教、爵爷和高官尽遭杀戮。无畏者约翰发现自己又被动地与巴黎社会最残暴、最嗜杀的分子结成同盟，这些人现在由死刑行刑人卡普吕什领导。据报道，“大多数受害者是没有多少地产的民众”。[86]公爵想尽办法将这些嗜杀成性的人置于资产阶级集团的控制之下，但1419年11月他本人也遭伏击身亡，杀死他的是阿马尼亚克的人，新王太子查理的随从。[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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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三世决定与英格兰联盟以寻求报复，得到许多巴黎人的支持。巴黎的市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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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从克洛维时代开始法兰西就变得满目凄凉、四分五裂的……王太子一心想把他父亲的国家推向战火、刀光，英格兰人带给我们的和撒拉森人带给我们的是一样的东西——灾难。与其让王太子及其所谓的阿马尼亚克追随者抓住，还不如让英格兰人抓住。[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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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年5月21日，在圣母院举行的一个仪式上，查理六世在《特鲁瓦条约》上签了字。该条约宣布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为法兰西摄政王及王位合法继承人。作为政治联盟的保证，他娶了查理六世的女儿为妻。商人市长和大学认可了这份条约。1420年12月1日，两位国王和好人腓力公爵在一片欢呼声中走进巴黎。英格兰驻军被分别安置到卢浮宫、万塞讷和巴士底狱，后来这支军队由约翰·法斯塔夫（莎士比亚在其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几次描绘了这个人物）指挥。虽然亨利五世在1422年8月去世，但几个月后查理六世的去世使英格兰的亨利六世登上了法国王位，他是刚满一岁的婴儿。瓦卢瓦的太子仍然觊觎着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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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卡佩王朝建立起来、在欧洲拥有“强大”美名的首都巴黎就这样沦为英格兰的封地。城市现在由亨利六世的叔叔，摄政王贝德福德公爵掌管，他将查理五世在圣波尔公馆北侧马莱建起的托内尔公馆变为自己的寓所。英格兰国王和勃艮第同盟似乎都未对巴黎显示出多大兴趣。腓力公爵只对它进行过总计不到六个月的短期巡视，1429年他拒绝了担任摄政王的邀请，而将注意力集中于将他的勃艮第—佛兰德建设成为欧洲强国的事业上来。1431年，亨利六世在巴黎圣母院登基，成为法国国王，但他在巴黎仅仅居住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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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似乎并未忘记那位觊觎王位的查理七世，当时他已经回到微不足道的布尔日市，在那里等待着恰当时机的到来。在被英国人占领的大多数时间里，只有100名左右英国人在巴黎，因此“英格兰”的巴黎实际上是由巴黎人治理的。1424年，贝德福德在韦尔讷伊与“布尔日王”的军队作战时大获全胜，因此当他和妻子回城时受到自罗马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欢迎。在圣母院，公爵“受到了上帝般的招待”，人们唱起赞美诗，钟、小号和风琴齐鸣。[89]事实上，甚至在后来查理七世因为受到圣女贞德的鼓舞而重振雄风的时候，巴黎人也没有被如此打动。1429年，这位“奥尔良少女”组织了向圣奥诺雷城门的进攻，但遭到强烈抵抗并被射中，射中她的是一名法兰西弓箭手而非英格兰人。许多巴黎人将这位少女视为女巫，并担心查理七世攻破城池之后会发动一场血腥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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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曾经渴望英格兰—勃艮第“融洽”地结束内战，他们也曾经期望遭到勃艮第—阿马尼亚克重创后的经济可以得到恢复，但他们沮丧地发现，黑暗的尽头并未出现一线光明。内战仍在继续。在1410年到1420年间，物价上涨了六倍，而且丝毫没有下降的迹象。英格兰—勃艮第统治使情况更加恶化。物资供应困难重重，劫匪当道，这就意味着几乎每一种商品出售时都要有一份甚至更多的赎金加到售价上来。到15世纪20年代早期，半数以上的居民逃离家园，致使巴黎所有经济指数大幅下降。人口的锐减使城市房地产市场极度萧条，房租下降了90%，许多依赖繁荣的本地市场的商人由于市场需求的极度萎缩而走向破产。税收仍居高不下，这首先是因为英格兰—勃艮第派需要长期维护一支庞大的驻军以便能够面对布尔日王不定期对巴黎主要物资供应地（东南部和东部）发动的突然袭击。巴黎人认为他们的血已经被英格兰榨干，即使事实上英格兰人的财富正在资助英格兰—勃艮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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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艮第公爵在新政权中的作用很微弱，因此在民众心目中，巴黎似乎更多地是属于英格兰政府而不是英格兰—勃艮第联合政府，这更加剧了人们心中的愤恨。英格兰人并未注意到宪法礼仪的细节，仍以征服者而非同盟者自居。如果考虑到两年前查理在兰斯包括涂圣油在内的加冕仪式的庄重、威严，1431年亨利六世在圣母院的加冕仪式就显得极其寒酸了，此外，英格兰小国王的随员在加冕式后有许多失态的行为。加冕之后的庆祝宴会实在是一个大闹剧而非有秩序的正式社交场合。“修鞋匠、芥末商、洗涤工、酒馆伙计、建筑工人”与城里最有威望的社团成员抢食物吃。见不到慷慨优雅的举止，宴会上的食物匮乏，而且许多都是加热的剩菜。可见，亨利的指导教师还没有掌握要领：要成为法兰西国王就应当成为对巴黎慷慨布施的资助人。[90]英格兰王权未能赢得巴黎民众的好感，这就意味着在1435年贝德福德去世后查理七世再次赢得阵地，巴黎人就会乐于回到法兰西国王的统领之下。查理七世允诺大赦巴黎人，因此城里支持法兰西的民众开始起来反抗政府，将英格兰人逼进巴士底狱。随后叛乱者打开圣雅克城门迎进王家军队，被打败的英格兰人获准返回自己的家乡。尽管又过了十年多，无休止的战争才停息，但是到了1436年，巴黎至少重新回到了法兰西的怀抱，这使首都与国王之间关系的修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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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7年，查理七世骑马进入巴黎城，“他和他的随从”均全副武装以备不测。[91]他对巴黎人仁慈有加，对全城大赦，禁止劫掠或绑架。但是伤口不可能瞬间愈合，王朝无奈忍受着巴黎人的疑虑和愤恨。英格兰的占领再次证实，由于埃蒂安·马塞尔事件和铅锤党事件，城市与国王之间的特殊关系已经荡然无存。查理七世和他的继任者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查理八世（1483—1498年在位）和路易十二（1498—1515年在位）几乎未在巴黎逗留过，他们更青睐建于卢瓦尔河谷的豪华宫殿。路易十一甚至考虑要将首都迁往图尔。1450年的王家文书证实了巴黎较复杂的地方政府选举体制，但是现今这已经由王权厚颜无耻地操纵。1460年查理八世安排自己的心腹，巴黎高等法院行政长官亨利·德·利弗尔做商人市长。其任期被路易十一延长至1465年，此后1466年和1474年至1484年，他又再次被委以此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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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勃艮第进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巴黎人有了证明自己忠心的机会。例如在1465年所谓的公共福利同盟斗争中，局势曾一度对查理七世的继承人路易十一不利，另外还有布列塔尼人和勃艮第人在巴黎城外围城，在克利尼昂库尔、蒙鲁日、让蒂伊和伊夫里烧杀抢夺。但是巴黎人这次拒绝为围攻的爵爷们打开城门（里面还有未来的勃艮第公爵秃头查理）。“全城上下（通过此事）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荣誉，”一位编年史家这样评述道，“因为他们捍卫了国王及自己的荣誉，并显现出与国王的团结及对他的顺从。”[92]他们在15世纪70年代显示出同样的忠心，为勃艮第的崩溃尽了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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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数十年的斗争和分裂，托马斯·巴赞神父在15世纪40年代这样写道：“巴黎再次开始呼吸，又重现良好的社会氛围。”[93]城市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曾作为腓力·奥古斯都和路易九世时代社会精英的水路商人再次成为仅次于最富有、最有权势的贵族的上流社会成员。14世纪初，为了模仿贵族的骑士精神，他们举行比武比赛，重现特洛伊战争场面——最好的培养乡土情怀的方式。[94]这些极度自信的新贵们认为自己和贵族同样优秀，却被经济的不测事件狠狠打击，尤其是王朝长期未能在巴黎区域内维护法律和秩序。他们在掠夺或敲诈中失去了许多船只，也无法对闯入的鲁昂商人展现自己的特权。为了安全起见，许多商人干脆迁到其他地方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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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运输行业由于巴黎地区法制体系的崩溃而遭受巨大损失的话，那么中世纪最有活力的制造行业——纺织业——也发生了极大的下滑。1300年大约有360名纺织工人纳税，而到了1421年，列入课税清单的仅有2名工人。[95]不能说是工业的集约化引发了工人数量的减少；相反，所有工匠必须在自家作坊进行生产活动的规定使得在低地国家及意大利北部盛行的工场集约化生产在巴黎无法实行。巴黎的金融与其商业竞争对手相比也处于不断扩大的劣势中：过去在巴黎金融服务领域始终居于领先地位的伦巴第人越来越成为替罪羔羊。1291年和1347年，腓力·奥古斯都和腓力六世两次将他们驱逐，尽管他们很快又重操旧业，国王也未能够保护他们免受如同犹太人那样的仇外思想的迫害。当时，伦巴第人和犹太人都是铅锤党复仇事件的攻击对象。到1450年，许多伦巴第人离开了巴黎。在没有离开的人中，许多伦巴第金融家选择离卢瓦尔河畔的王宫较近的地方居住，而其他住在兑换桥地区的伦巴第人只能生存在玩具制造商和帽商的夹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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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纺织业的崩溃也与生产技术的落后有关。到14世纪，最畅销的布料一般都需要经过光面精整处理，但是巴黎师傅拒绝接受这种技术进步。愿意在这方面进行革新的只有圣马塞尔的纺织商人，他们从意大利人那里学到许多新的印染技术。巴黎东郊台伯格村老纺织业中心一带甚至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趋势。圣马塞尔工场带来的激烈竞争和贵族资金的流入使得许多纺织品商人破产。许多上流社会人士为更加靠近圣波尔和托内尔的王宫，开始在这一地区建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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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布匹加工业、印染业和丝绸工业相对来说比纺织工业成功。它们的产品顺应了巴黎人对奢侈品和半奢侈品的一贯需求。但即使在这些行业中，由于王宫和政治精英的搬迁所导致的生产力下降之势也无以挽回。国王离开城区住到卢瓦尔河谷的宫殿之中，这引发了政界要人的搬迁热潮。以无畏者约翰的居所为代表的象征权力的塔形建筑已经成为过去。在他之后没有一位勃艮第公爵住在城里。1475年桑斯的主教们在右岸建起一座寓所，1485年本笃会在左岸古罗马公共浴场遗址处建起一座不寻常的房舍。[96]但这只是一些特例。1400年在巴黎拥有临时住所的主教们中，到1500年有四分之三的人将这些住所弃之不用。早在1438年，巴黎市民就预见般地抱怨道：“国王和封建领主们都不再光顾巴黎，他们到巴黎的时间甚至比去耶路撒冷的时间还少。”[97]巴黎的制造商已经过于习惯地为当地富人们提供商品需求并以此安逸度日，因此不善于在巴黎以外的地方寻找产品市场，就连巴黎中央市场的状况也很窘迫，其国际地位也在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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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世纪政治、经济的混乱状态使社会环境一片黯然。1300年就已经出现了令人发指的迫害事件，而国王对此却持支持态度。例如，1307年，美男子腓力大肆抨击圣殿骑士团，因为该骑士团是国王的司库，而国王觊觎那里的财富。1314年，经过严刑拷打，圣殿骑士团领袖被当作异端烧死在西岱岛西端的火刑柱上。伦巴第人是另外一个因为金融优势而遭迫害的团体。犹太人也未逃出此劫：美男子腓力1306年将他们驱逐，随后又召回，但1394年他们又一次被逐出巴黎和法兰西王国。这些人是王室的，同时也是民众的不满情绪的受害者。1320年法兰西境内的犹太人被指控犯有向水井投毒的罪名，1321年又遭到同样罪名的指控（尽管当时主要的攻击对象是另一伙替罪羔羊：麻风病人）。在黑死病暴发之后的1348年至1349年，历史又一次重演。14世纪末，巫术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1398年索邦神学院宣布28种魔法和巫术为异端，随后主要在西南部开始进行第一次对女巫的大规模扫荡。1431年，圣女贞德也因犯有妖言惑众罪而遭审判。巴黎生活中这种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在流浪汉、四处漂泊的劳工、乞丐和妓女之中弥漫，迫害他们的浪潮时时席卷而来，因为巴黎民众认为这些人对公共秩序构成极大的威胁。随后，迫害运动演变成更为系统化的行为。1473年，巴黎高等法院命令各地治安官共同行动扫荡当地的“土匪和流浪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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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巴黎社会从上至下也都处于动荡之中。1467年路易十一在圣安托万门外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将所有达到服兵役年龄的巴黎男人召集起来。编年史家让·德·卢瓦耶记录了这一壮观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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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高等法院的各种旗帜、财会法庭的各种旗帜、王家金库的旗帜、税务官员的旗帜、铸币厂官员的旗帜、沙特莱要塞的旗帜、市政厅官员的旗帜迎风飘扬，旗帜下面汇集的武士比各行业旗帜下的人还多。[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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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描述揭示了15世纪晚期无法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巴黎真相。由于前一世纪社会的动荡不安，巴黎正从一个主要的经济、政治中心转变为一座行政堡垒，这种转变强有力地冲击了城市的面貌和社会等级制度。国王们对变化发展趋势的影响是决定性的，1500年以前，他们就已经开始出售圣波尔的大片地宅：平民百姓和王亲国戚们乐于观赏的动物园的最后一批狮子死于1487年。[99]许多迁走的主教将自己的巴黎住宅转给学校，其他一些教士和贵族的房屋由巴黎财政、金融管理行业内的富裕名流接手。到15世纪末期，奥尔良的路易曾经拥有的波克埃皮克公馆、阿马尼亚克伯爵和贝里公爵以前的住所阿马尼亚克公馆以及克利松公馆全都被政府财政官员所接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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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动荡不安，商人在贸易和制造业以外寻求更为安全的投资领域就不足为奇了。1453年将英格兰人驱逐出国门之后，王国重新统一起来，意味着国家需要一部强有力的行政、法律和金融管理机器。尽管国家某些事务管理权力越来越多地被分化——例如，到1500年，法兰西拥有六个高级法院、五个财会法庭和六个辅助法庭——不过与这种变化相比，国家事务总量的增加显得更为重要。在经历了宗教政治斗争引发的社会动荡之后，王家政府部门对富人来说充满诱惑，他们认为这些部门是贸易和制造业以外的第三行业，进入王家政府部门不仅是社会地位的提升，同时也是在从事经济投资。即使王家雇员有时薪水得不到及时支付，但是这些薪水也比贸易和制造业投资的回报要稳定和可靠。市政当局也需要大量雇员：仅商人市长就雇用了大约250人（包括2名负责洋葱和核桃包装绳质量的检查员）。[101]在1438年可以确定背景的281个最富有的个人中，103人是政府官员、法律界和金融界人士。到15世纪末，这一比例甚至更高。还有一种日渐明晰的趋势早在14世纪就已显露出来。例如，埃蒂安·马塞尔在费里埃拉拥有一处小型的乡间别墅——上流社会人物希望通过购买乡间休闲别墅效仿旧日贵族的生活方式，借此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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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发展、社会精英的变迁也影响到了巴黎大学。查理五世将巴黎大学称为他“自己的长女”。15世纪早期，校长让·热尔松称赞巴黎大学为“知识的母亲，科学的统治者，真理的领路人……普照基督教世界的太阳”。[102]学校医学院有关黑死病的报告享誉世界，后来集中到索邦神学院的14世纪的神学家们不断受到国王及学院的赞助人历任教皇对各种重大教义问题的咨询。1309年，作为美男子腓力强权政治的结果，教廷迁至阿维尼翁。直至1378年，法兰西都在控制着教皇，而教皇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向索邦神学院寻求教义上的指导。但是在1378年，分裂发生了：天主教世界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教皇，一个在阿维尼翁，另一个在罗马。法兰西支持阿维尼翁教廷。这一行为致使法兰西与许多始终派学生来巴黎学习的国家关系疏远了，留学生自然少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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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大学已经失去了往日璀璨的光环。尽管它在1414年至1417年康斯坦茨会议结束分裂的努力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的国际声誉却已经江河日下，而且在整个15世纪中继续走向低谷。受战争的影响，在校的英格兰学生日渐减少，到15世纪末，学校的“英格兰民族团体”里几乎全部都是日耳曼人。问题很简单，在这样一座摇摆于勃艮第和阿马尼亚克派之间的城市学习，毫无安全保障可言，因此，学校似乎也仅对法兰西北部及勃艮第疆土尚存吸引力。市民与大学师生之间的冲突也因为这种趋势而加剧了。例如，诗人弗朗索瓦·维庸放荡不羁，他在1452年还是一学生的时候，在一次争斗中杀死了一名平民，但是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之后他又参与了其他一些斗殴事件。这一情况表明，当时学生犯罪的现象是多么普遍，这种犯罪也是市民与大学师生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在15世纪中期的一次冲突后，巴黎市民们愤怒地喊道：“杀死他们！杀死他们！他们人数太多了！”[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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