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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思想影响着庆祝活动的内容。游行的沿途曾上演耶稣受难复活剧，从1549年起，巴黎高等法院宣布禁止上演这种剧，将其称为“愚蠢而无意义的仪式”，[109]取而代之的是更具神话色彩、更含有讽喻意义的活人造型或戏剧表演。尽管入城仪式内容具有讽喻色彩，但这些意义深远的仪式在巴黎城市历史上的重要性，即使巴黎最有学问的人也难以理解。例如，如果看到五匹身上带有“和平、友爱、理智、快乐、安全”字样的马走过的时候，人们就会联系到巴黎，因为五个词的首字母拼在一起即为“Paris”。但在路易十一的入城仪式上，没有人能够弄清楚游行队伍中三位上身赤裸的妇女寓意何在。一名困惑的观众评论说，她们“胸脯挺拔，皮肤白皙，身体健硕（而且赏心悦目）”，[110]也许这本身就是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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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早期的市容改善工作超越了城墙、城门和桥梁的范围。左、右岸的码头得到了修复、加高，以减少洪灾的风险。从16世纪20年代末开始，巴黎的主要道路都铺上了路面。供水系统得到格外关注。到1500年，全城拥有17座公共喷泉，之后又添加了一些，并将它们装饰一新，后建起的喷泉中最有名的是无辜者墓地附近的无辜者喷泉，这座喷泉位于1549年亨利二世入城仪式的途中，用让·古戎雕刻的女神塑像进行了装饰。城市规划中看似平常实则重要的方面是使房屋正面整齐划一，并拆除城市主要道路上的障碍物。1554年和1560年的市政法令禁止房屋屋檐伸出来，目的是增加街道日光照射。不断有指令要求各家各户夜晚将蜡烛靠近窗户安放，以增加街道夜晚的光亮，减少危险。1506年，开始征收所谓的“泥税”，用于清洁街道和垃圾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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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在市容改善、城市住房发展和新居民区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是通过“地皮分割”的方式实现的，即将土地分成小块区域，并使新建的房屋都面向街道。依据1516年和1543年的法令，15世纪晚期以来就已经存在的老圣波尔公馆的残余部分以及城市其他王家属地都被拿到房地产市场上出售。1559年，亨利二世在一次比武中离奇死亡，他的遗孀在16世纪60年代打算将托内尔公馆也处理掉。如果说这些被出卖的房地产的价格很低，那主要是因为城东区的住房供应由于早期的“地皮分割”已趋饱和，也因为这一区域空气污浊，城市排水沟就在附近。16世纪40年代，圣凯瑟琳修道院决定出售本修道院拥有的大片土地以筹集资金，这使原有的商品菜园用地转变为主要的住房用地，居民主要是受王宫迁移吸引而搬入巴黎的富裕户。这种用地转变很快即告完成。吉勒·科罗泽1550年说道，“长条菜园已让位给住宅建筑”，到了1561年这块地段上“皆是宽阔笔直的街道和豪华住宅”，[111]成为现今马莱的中心地带。正是在这段时期，一些意大利风格的建筑在此处拔地而起，其中包括利格奈里公馆（即塞维涅公馆，现在的卡纳瓦雷博物馆）、拉莫瓦农公馆（即现在的巴黎历史图书馆），以及多农公馆（即现在的寇尼亚克伊博物馆）。1561年，老圣殿街上的原炮台堡垒用地经分段改造后也吸引了许多富商来此建造住宅。[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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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修缮卢浮宫的举措表明周围的街区和通向巴黎中央市场的地段也已经开始对富裕的建设商产生吸引力。弗朗索瓦一世和无畏者约翰分别弃之不用的旧佛兰德公馆，即现在的勃艮第公馆和阿图瓦公馆，均为房地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113]16世纪50年代，亨利二世亲自监督了巴黎中央市场的重建工程，简化并改进了街道系统，以吸引更多的住户来此居住。当地社区圣厄斯塔什教堂（亦被称为“巴黎中央市场大教堂”）从1532年开始被大规模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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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扩建、改造工程集中在城墙外的郊区进行。1471年，路易十一在巴士底狱以外的圣安托万区定居下来，田野圣安托万女修道院的保护使木器和家具工厂的生意兴隆起来。他们既可以免受城区法令的限制，又可以受益于木材码头和仓库。其他郊区也迅速发展起来。城市西部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的存在推动了圣奥诺雷街的发展：圣罗克教堂的建起证实了附近街区的生命力。[114]圣德尼城门外一个旧垃圾场上盖起了住房，扩大成为一个地区，被称为格拉瓦新城地区。1563年，这个区域内建起了圣母领报教堂（现在属于第二区）。[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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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影响在左岸地区相对小一些，西面现在属于巴黎第六区的内斯勒塔楼和圣安德烈艺术馆街附近塞纳河一带的市容小有改善，东面从第五区的托内尔码头到圣维克多街的贝尔纳丹学院的地产被分割售出。由于发展已经超越原来的防御城墙，这个地段形成长条状，仅在城内发展已不可能。轮渡渡口的开通使得建筑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的石材可以从沃吉拉尔运来，这样一来，远离城市中心、现在巴黎第七区的新轮渡街周围的地区也得到较快发展。1539年，关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比西门重新开通，西面又建起一座新门，即内斯勒门，缓解了城市交通，同时还吸引了富裕名流和政府官员来此定居或避暑。每年春季举行的圣日耳曼集市深受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的喜爱，也极大地增强了该地区的活力，1511年这里成为固定的商业区后更是如此。在郊区圣雅克区以东，特别是穆夫塔街附近，也有不少分割地段。到16世纪早期，从穆夫塔街以外到郊区的圣维克多区以及现今的植物园的区域内形成了名为圣勒内新城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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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宫建在巴黎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正因为如此，城里对奢侈品的需求量才大幅增长。从中世纪开始，出于社会和经济原因，国王实行了节俭立法，力求限制个人奢侈品的消费。在此后的岁月中，节俭立法又数次实施，如1517年、1547年、1549年和1567年。尽管如此，巴黎人仍不时将这些法律抛之脑后，沉湎于享乐之中。巴黎不再是布匹生产中心：城里的布商更倾向于从布尔日、博韦和诺曼底进口布匹，再染色和印花。布匹生意异常兴隆，因为旧时一人只拥有一件长袍的习惯已被上流社会对服饰的变化、剪裁、颜色的时尚追求所取代。印染工、缝纫女工、刺绣工、裁缝甚至二手服装贸易应运而生，出现十几家专门经营制帽用的羽毛的店铺，其数量完全可以与卖羽毛笔的店铺相媲美。[116]海狸河的水质因适合于印染而远近闻名，郊区的圣马塞尔区的印染贸易又分化出制毯业，王朝因戈布兰挂毯声名远扬，从弗朗索瓦一世在枫丹白露创办了一家挂毯工场，亨利二世在圣德尼街的圣三一会济贫院旁建起另一家挂毯工场就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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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二、海狸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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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历史与塞纳河的历史紧密相连，使得其他水道的作用根本不被人提及：巴黎盆地内的河流纵横交错，如乌尔克运河、圣德尼运河和圣马丁运河，它们将巴黎市区与周边一大片地区连接起来，19世纪巴黎工业的繁荣发展得益于这些运河的存在。在巴黎发展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的河流中，有一条叫作海狸河，其名字源于河里有许多海狸，那些海狸早在罗马人到来之前就生活在该水域。应该说，海狸河一直是巴黎拥有的河流中最不起眼的河，事实上到了20世纪后半期，海狸河已经变成了一条看不见的河流，河床已经被铺成路面，有些地段则成为洪水暴发时的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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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狸河的源头在凡尔赛地区，从城南穿过今天夏勒蒂体育场附近的环城路进入城区，然后从鹌鹑岗一直向北延伸，穿过布朗基大道，沿着克鲁尔巴布街的边缘向前流淌。确实，勒内加尔公园的杨树因海狸河地下水的浇灌而生长得翠绿、茂盛。穿过现在属于巴黎第五区穆夫塔街上的特里普（三层）大桥，这条河原本在如今的奥斯特里茨火车站处流入塞纳河，不过在1148年，圣维克多修道院的修士将河流改道，使它流过他们的菜园，并为他们的磨坊提供了动力，这次改道使海狸河在进入塞纳河之前穿过圣母院部分区域，沿着现今的海狸河街流淌。查理五世城墙建成后，这条河的水道进一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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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圣维克多修道院修士外，其他人也注意到海狸河水的工业用途。15世纪起，圣马塞尔区的印染、制革以及淀粉工人开始使用海狸河水。住在那里的屠户也向河里倾倒垃圾。正因如此，那里的河水才变得臭味难闻。但是，河水的污染并没有影响有人在附近建立啤酒厂。对于河水臭气熏天的原因，拉伯雷发明了一种解释。他说，那一定有数千条狗在向河里撒尿。17世纪诗人小克洛德有过类似的评价，他说海狸河的“河水更像泥浆、黑炭或墨水”，海狸河与其说是一条河，不如说是猪的便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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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5世纪，正是清澈的河水吸引佛兰德印染工人来此定居。这是一种依赖于河水的职业。1666年，当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科尔贝从印染工让·戈布兰同行的承袭者手中买下印染工场，并创办了戈布兰王家制造场时，这一点得到进一步证实。戈布兰王家制造场始终专门生产戈布兰双面挂毯，同时还生产地毯和家具。因此，在过去的数世纪中，海狸河成为塞纳河左岸就业的主要和持续来源。1860年，该河河水为城内的一百多家工厂或作坊提供生活用水和动力，包括24家制革厂、21家熟皮工厂、9家皮具店、8家洗衣房、4家印染厂和3家啤酒厂。到马维尔拍摄照片的时候，海狸河看上去完全是一块纯粹的工业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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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下游水域的河水被用于工业用途外，海狸河还因其在巴黎附近乡村地区形成的回水湾而闻名。在现今巴黎第十四区的奥古斯特·布朗基大道以外的地方，河水分成几道小溪，冬天会结冰，可以为巴黎人提供溜冰场所，因此被称为“冰川地区”，同时形成了可以供应市区的制冰业，这也是那里得到这一名称的原因之一。上游会聚集众多洗衣妇，她们将巴黎洗衣店的衣服搓洗干净并晾晒出去。18世纪晚期，卢梭常在此处采集野生植物，葡萄收获期刚过，他回忆道：“农民们在做冬天的农活之前不会回到田野上来，此时这里明媚而又葱绿，尽管不那么生机勃勃，甚至可以说是死气沉沉，但农村仍然给人以一种超脱的感觉。”浪漫主义作家塞南库尔也作过类似的评价：“那是一个林荫最多、最感惬意、最说得过去的地方，虽然不能用‘漂亮’二字来形容，但是相当美好，到处郁郁葱葱，鸟语花香。”19世纪后期，唯美主义者于斯曼也称赞说：“海狸河是一条非同寻常的河流，那里是巴黎各种垃圾的出口，是巴黎人日常生活中所能到达的最后一块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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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巴黎市区快速发展的结果不仅使那里的田园风光渐渐黯淡，也使海狸河最后隐退。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巴黎人付出艰辛的努力以疏通河道，降低污染程度。尽管这些治理工作有所中断，但是到了1910年，整个河道都已经在石头和水泥路面下方了，一些工厂仍然可以继续抽取和利用河水，但是海狸河已经不得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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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海狸河畔的制革厂，夏尔·马维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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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希望通过炫耀来展示自己的财富，而巴黎奢侈品行业恰好可以满足国王的这种需求。巴黎的金匠早就远近闻名：1506年纯正标记的引入促使巴黎师傅设计了王朝自己的徽章——鸢尾花饰。据估计，16世纪晚期的金匠多达300人左右，而早期金匠的人数有可能比这还要多。[117]对宝石、象牙、琉璃、装饰金属和钟表制造工匠的需求量也很大。两百多个网球场的存在证明了休闲行业的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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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快速增长的事实再次证明了巴黎作为欧洲最大城市的地位，这与国王将王宫迁回巴黎有直接关系。到15世纪晚期，巴黎人口重新达到黑死病暴发前的水平。1560年，巴黎人口激增到从未有过的程度——约30万，也就是说，平均每50名法国人中就有一名巴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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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卢瓦王朝积极促进了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不过后任统治者们发现，想置这些丰富的发展变化于一座古典文艺复兴城市的框架下，并处理好城市动态中接踵发生的社会问题，难度很大。1548年，亨利二世禁止在郊区建新房，这表明他对城市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向的关注。尽管此法令一经颁布即被推翻，但它说明了郊区大幅扩展引发的一些忧虑，郊区需要得到保护，但是代价很大。16世纪上半叶，由于在1512年和1523年连续两次败给英格兰人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城市经历了几次军事入侵。1536年，查理五世皇帝来到圣康坦和佩隆恩，1544年到达蒂耶里堡，1552年到达梅斯。城市防御体系逐渐显现出匮乏状况，集中体现在右岸防御城墙的问题上。因为尽管左岸的迅速发展使南部防御系统异常脆弱，但人们通常认为北部和东部边界才是外敌侵入的可能途径。右岸的扩建规模也很大。16世纪30年代开始，巴黎不断遭遇外敌入侵的危险，因此1512年、1523年和16世纪20年代中期进行的防御城墙加固工作显得愈发紧迫。16世纪60年代早期，巴黎开始挖掘一系列护城河，将左岸的郊区围在城内，同时右岸仍在尝试继续扩建，意欲将杜伊勒里宫囊括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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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安全考虑使王朝创建更为开放的文艺复兴城市的理念遭到挫败之外，1548年的郊区建设法也令人忧虑。在巴黎各个郊区内，贸易法规不很严格，许多人跑到郊区去从事生产活动，因此抑制了巴黎城区内工匠的发展。郊区过多的人口会给城市生活必需品供应带来额外负担，而郊区居民要缴纳的税还比城里人少。此外，郊区是刑事犯、不遵纪守法的人、病人出没的地方。城区的治安状况也令人担忧。1518年，一伙罪犯烧毁了巴黎中央市场的断头台并杀死了行刑官。1534年，另一犯罪团伙从卢浮宫盗走了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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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巴黎给人一种追求奢华的印象，但一系列经济发展进程既造就了受益者，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受害者。在16世纪，多半行业实际工资水平下降，部分原因是不断增加的人口和快速增加的工人数量。王家军队的复员军人和开小差的士兵对社会构成极大威胁，他们无法融入工人行列中去。各种社会状况有利于犯罪现象的滋生。16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政府下大力气培训首都的警察队伍，以使他们能够履行更广泛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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