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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改革的影响很快席卷整个法兰西，巴黎尤为如此。随着路德与天主教当局之间冲突的升级，他对教会的批判也愈发严厉。必须承认，路德精神与当时法国人文主义者传扬的人文思潮和谐一致，路德追求的“因信称义”思想正是人文主义者倡导的现代笃信理念。人文主义学者对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文献的研究早已集中在古籍圣典和宗教著作的方向上来，这些发展促进了新思想运动，并与改革教会的呼声息息相关。例如，在1484年法国的三级会议上，法国教会遭到严厉指责，会议代表敦促教会实施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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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教会进行彻底改革的呼声已经引起法国宗教界的注意。例如，1503年至1519年的巴黎主教埃蒂安·蓬歇曾积极推行修道院改革，整治教士中的犯罪现象，他甚至付出巨大努力避免索邦神学院公开谴责伊拉斯谟和勒费弗尔·德·戴塔普勒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已经很接近路德的主张。勒费弗尔·德·戴塔普勒的学生纪尧姆·布里松内是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的院长，1516年当选为莫城主教，上任伊始即开始实行改革。尽管当时索邦神学院并未在改革浪潮中起到积极作用，但其他一些学院接受了路德新思想，并成为西欧新教思想的温床。值得一提的是纳瓦拉学院和蒙泰居学院。例如，在蒙泰居学院，由佛兰德神父让·斯坦东克创立的严格修身法曾使年轻的伊拉斯谟相信：大学老师和上帝一样值得敬畏。一名到过该学院的荷兰游客这样写道：“学院与其说是一座学府，不如说是一座监狱。”[122]在枢机主教勒穆瓦纳学院，德意志学生是路德的衷心追随者，当时他的著作的印刷本已广为传阅。是古登堡产下了至关重要的一枚“改革思想之蛋”，马丁·路德只需要将它孵出来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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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年，巴黎发生了所谓的“布告事件”，抨击罗马天主教信仰的印刷品贴满了巴黎的大街小巷，市民对宗教信仰之争就是通过那些印刷品有了广泛的了解的。但是宗教冲突早就如火如荼了。早在1521年，索邦神学院就已经发起攻击，斥责路德和勒费弗尔·德·戴塔普勒的一些基督教人文主义作品。两年后，一名路德派教士被烧死在巴黎的火刑柱上（一同烧掉的还有路德的大量书籍）。16世纪20年代，先后又有几人因此被处死。1528年，西西里国王街路边的圣母玛利亚雕像遭人亵渎，引发天主教徒的强烈抗议，他们参加了由弗朗索瓦一世亲自组织的游行活动，后者“不戴冠冕，手持火把”。[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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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20至30年代，尽管双方有过激烈甚至有时是血腥的较量，天主教徒却并未大获全胜。弗朗索瓦一世的文化观使其对基督教人文主义持某种容忍态度。1517年他创办了国王学院，即现今的法兰西学院，后来又赐给该校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甚至一些东方语言教授席位。国王的妹妹昂古莱姆的玛格丽特是一位有造诣的诗人和人文主义事业的支持者，与布里松内领导下的莫城人文主义者有密切联系。她曾保护过勒费弗尔·德·戴塔普勒的一名学生路易·德贝尔甘（暂时地，因为他在1527年被处死），后者曾将路德的作品译成法文。1527年，玛格丽特与纳瓦拉国王亨利·阿尔贝成婚，但仍继续住在巴黎。1533年，她委派自己的忏悔神父热拉尔·鲁塞尔主持一次被认为是宣扬新教思想的大斋节布道。同年，大学校长尼古拉·科普以及一位来自努瓦永的名叫让·加尔文的年轻律师共同撰写了一份具有新教思想的形象演说词：“他们（指天主教徒）只得跳过屋顶来逃避巴黎新教徒的大型聚会。”后来两个人逃往日内瓦，那里成为法国新教教会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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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告事件使天平向天主教一方倾斜，1528年发生的圣像破坏运动激起了天主教徒的行动。据说，竟然有一封恐吓布告贴在了通向国王卧室的门上，这令国王暴怒不已，他下令追捕新教嫌疑犯。国王弗朗索瓦宣布，那些信仰异教的人即使是自己的孩子，他也会将他们送上火刑柱。1535年，他组织了一次忏悔游行。当六名涉嫌参与布告事件的巴黎人被处决的时候，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反路德派”的大网越张越大。曾由昂古莱姆的玛格丽特资助出书的安托万·奥热罗于1534年1月被烧死在火刑柱上。1535年1月，第一个印刷布告的人被处死，接着是女教师玛丽·拉卡泰勒，原因是她用法语向她的学生宣讲《圣经》福音，并在星期五吃肉。从1544年起，索邦神学院列出一份禁书清单。1538年被封为王家印刷商的罗贝尔·埃蒂安在1551年以宗教避难者的身份逃往日内瓦。如果说弗朗索瓦一世在1547年去世前越来越不能宽恕新教徒的话，那么他的继任者亨利二世则表现得对新教徒坚决不能容忍。1547年他在卢浮宫设立了一间火刑房，在三年的时间里先后举行了500次审判，被处以火刑的人达3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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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重的是，路德派越来越走向加尔文主义。以日内瓦为根据地的法学家让·加尔文于1536年发表了他著名的《基督教制度》，论述了改进路德教义并建立在信徒基本社区基础之上的一种新型教会组织机构。16世纪50年代，巴黎有四个加尔文秘密教会，用一位追随者的话讲，他们寻求在敌人内部工作，“就像使徒传布福音时代的教会一样”。[124]从1560年开始，像加尔文信徒所称的那样，“胡格诺派”的改宗劝说工作很是奏效，尤其是在大学生、印刷业人员和宫廷管理人员（包括巴黎高等法院）之中。法国的加尔文信教徒自称为“胡格诺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是神秘的。当局禁止胡格诺派教徒当众布道，不过他们的宣讲一直在秘密进行，在左岸牧师草地的小酒店里、防范较松的穆夫塔街上、圣梅达尔这样的郊区地带、波宾科特的农舍里等。皈依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1559年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全国宗教会议聚集了来自72所教堂的代表参会，到1561年全国共有教区1200个，信徒人数至少达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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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格诺派教徒的勇敢行为得到了16世纪50年代皈依新教的社会和政界精英的支持。1558年对圣雅克街胡格诺派教徒的聚集场合的突袭暴露了与会的许多社会名流。来自上层的支持者有纳瓦拉女王胡安娜·达尔布雷（昂古莱姆的玛格丽特的女儿），她的丈夫安托万·德·波旁是瓦卢瓦家族的旁系主要代表，他的兄弟孔代亲王以及勇猛的加斯帕尔·德·科利尼，后者是退役老兵及法兰西海军上将。科利尼和孔代，连同天主教首席法官米歇尔·德·洛皮塔尔，是查理九世的母亲凯瑟琳·德·美第奇的摄政委员会的主要人物。但是，直到1561年底，双方的代表会议也未能找到和解的基础。由于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局面变得越来越严峻。从1561年开始，圣梅达尔教区发生了许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相互施暴及焚烧房屋的事件。1562年又发生了一场暴力事件，天主教徒吉斯公爵袭击了香槟的瓦西的一个新教集会，造成数十人的死亡。在这种背景下，国王法律对胡格诺派的一些让步对天主教“公牛”犹如一块红布一样具有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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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是“瓦西屠杀”事件而非圣梅达尔“暴行”引发了宗教战争。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前几十年，巴黎曾先后是人文主义、路德派和加尔文主义运动的核心。但在宗教斗争的过程中，它的核心作用越来越减弱。1562年到1598年间曾有过八次宗教战争，战争间隙是片刻的休战以及徒劳的希冀治愈宗教分裂带来的创伤的努力。这些战争的战场是整个国家，是信念与信念的争斗，是政治王朝与政治王朝的争夺。聚集在比利牛斯山一带的纳瓦拉小王国的波旁家族已经成为胡格诺派事业的拥护者，与此同时，曾在法兰西北部及东部的大片领土活动的强大的吉斯家族仍强硬地坚持天主教事业，只有蒙莫朗西家族（包括科利尼）在两派之间摇摆。想保持宗教派别平衡的凯瑟琳·德·美第奇则竭力避免国王成为宗教战争的俘虏。她的犹豫立场使两派都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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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1563年摄政王太后自誉为“巴黎城市母亲”的行为完全是一个徒劳的政治姿态。由于巴黎现在坚定地站在天主教一边，用战争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很值得怀疑。1572年一起重要事件的发生彻底抹杀了巴黎在胡格诺派事业发展进程中的中枢作用。该事件就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它给巴黎市及法兰西宗教史和政治史留下严重的创伤。在过去的十年里，胡格诺派代表了法兰西境内一支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许多城市，尤其是南部、西南部城市，公开申明支持胡格诺派的事业，一些强权人物，如孔代和科利尼，为该派信徒提供了保护和军事支持。对于王国来说，要解决宗教争端似乎并不存在任何军事出路，因为很难保证战场上军队士兵的数量，更不用说保证他们的忠诚。凯瑟琳发现，要解决瞬息万变的派别之争是根本不可能的。在1567年的圣德尼战役中，巴黎的义勇军组织有效抗击了胡格诺派教徒的进攻，但是人员损失惨重，加重了巴黎天主教徒的痛苦。为缓和宗教派别斗争，摄政王太后安排查理九世的妹妹瓦卢瓦的玛格丽特与胡安娜的儿子纳瓦拉的亨利结婚，而纳瓦拉的亨利是胡格诺派的领袖。1572年8月，他们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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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势急转直下，历史学家一直对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到底由谁来负责的问题争执不休。最初，天主教领袖们态度强硬，决意要尽可能多地杀死他们的敌人，这些杰出人物中有海军上将科利尼，他似乎在摄政委员会中赢得了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阴谋家们可能认为婚礼庆典上会有众多胡格诺派领导人物到场，也可能因为他们害怕这些人要伺机发动政变，但是事实如何已经不重要了。8月22日密谋暗杀科利尼的计划遭到挫败，但这进一步激发了天主教阴谋家们的野心，当然他们得到了年轻的查理九世（尤其是他母亲）的暗中支持。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日这一天，邻近卢浮宫的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响起黎明前的第一声钟声，那是对全城胡格诺派教徒展开大屠杀的信号，天主教徒开始有计划地屠杀全城胡格诺派教徒。纳瓦拉的亨利和年轻的孔代亲王被赦免，但是被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并确认他们马上会皈依天主教。科利尼被推出窗外，尸体遭到践踏：“一些小孩子将他的头割去，身体被分割成数百块。”[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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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胡格诺派教徒的行动从星期日持续到星期一。”一名天主教编年史家以一种令人战栗的满不在乎的口气这样告诉世人。[126]暴行似乎已被国王合法化：“把他们全部杀光，国王命令杀死他们。”吉斯就是这样下的命令。[127]曾有一段时间，事态近乎失控，因为天主教平民还乘乱劫掠袭击了许多天主教富人。一名受惊的德意志目击者说道：“不论谁有敌人，只要喊他为胡格诺派教徒，都可以将他碎尸万段。”[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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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纳河里尸体成堆，河水已经被染成了红色。一句小曲这样唱道：“不用乘船就可以将巴黎发生的事情告诉新教徒掌握的鲁昂。”[129]半宵禁迟续了几周时间，到8月27日傍晚，遭屠杀的胡格诺派教徒达1500至2000人，以现在的计算数字应当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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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巴托罗缪日”对于新教事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那场大屠杀使他们失去了那么多的政治领袖，加上由巴黎屠杀引发的外省8000到10000名胡格诺派教徒遭残杀的事实，足以构成欧洲宗教改革斗争中最为残暴的屠杀事件。巴黎天主教徒似乎引以为荣：国泰民安了，人民在欢呼“国王万岁！”，就好像这一切都应当受到赞誉。[130]巴黎城内的胡格诺派被彻底消灭了，巴黎已经从两个宗教激烈斗争的战场蜕变成狂热的啦啦队，在为天主教事业尤其是吉斯家族呐喊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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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2年以后，宗教战争的战事转入法兰西南部和西部，停战时有发生，因为新国王亨利三世（1574—1589年在位）认为维持一支赢得双方尊重的军队代价太大。1576年，亨利召集的三级会议上出现了一种希望政局稳定、倡导保持宗教宽容的呼声，但是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派教徒都缺乏这种思想准备。有人建议在靠近荷兰“联合省”的南部边境上为胡格诺派教徒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但是天主教反对派对此不愿做出丝毫让步。而且从1584年起，胡格诺派维持法兰西统一的信念被这一事实所坚定：亨利三世的弟弟安茹公爵去世，这样作为波旁家族成员的纳瓦拉的亨利（他母亲嫁给了波旁的安托万）即成为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普遍认为亨利三世身有缺陷，尽管已想尽各种办法，但不太可能生下一位继承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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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4年以后，政治赌注越来越高，它们也与巴黎直接相关，巴黎不希望国王是一个新教徒，事实上这种可能性也极小。一位巴黎高等法院官员对吉斯家族的一名成员说：“巴黎是您礼帽上的第一枝花。如果您失去了它，我们就会失去其他城市的信任。”[131]面对纳瓦拉的亨利可能继位的事实，吉斯家族的杰出人物，“刀疤”吉斯公爵亨利[132]以及他的弟弟马耶纳，与西班牙国王的代表在茹安维尔签署了一份协约，后者许诺一定要保持天主教的永恒存在。“神圣联盟”是一份意欲坚持法兰西国家的统一和贯彻天主教教义的国际条约，对于纳瓦拉的亨利，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对于亨利三世本人都是不小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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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三、亨利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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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忘恩负义的城市！我对你的爱胜过我对妻子的爱！”亨利三世的这段伤心告白并不完全是对巴黎的一种恭维，因为他违心地与自己不喜欢的人结了婚，不久即弃她而去，一生中再也没有与她生活在一起，他的情人的名单可以列出一长串，有男性，有女性。不过无论我们怎样评价他，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亨利三世是最爱巴黎的法国君主之一，但是没有得到巴黎对他的爱。他在卢浮宫长大，并对它持有深厚的感情。亨利认真学习过巴黎历史，对它的学术和文化氛围推崇至极，闲暇时喜欢在大街小巷里闲逛，所以他也是一个有贡献的“漫游者”，他在最繁忙的街区欣赏那里的喧闹和社交活动，作为一个痴迷者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例如，每年春天的圣日耳曼大集，他喜欢一种叫作“比尔包开”[133]的游戏，因此发明了一种巴黎人十分喜爱的儿童游戏，叫作“杯球”。他的工作从建筑新桥开始，该大桥是连接巴黎塞纳河左右两岸的重要通道，而该桥的建设则是由其继任者亨利四世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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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认真地承担起文艺复兴君主的作用。他以音乐、宫廷假面舞会、节日和一个迅速夭折了的王家学院来丰富文化生活。但是，得到最大利益的是他偏爱的廷臣和亲信。亨利强调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宫廷娱乐活动切断了他与巴黎人民的联系，他对宫廷礼仪的重视也是如此，他所推崇的礼仪后来成为路易十四时代盛行的宫廷礼仪的雏形。他拒绝说明为什么在他统治时期不实行当时城市礼节中人们喜爱的仪式。他喜欢漂亮的服装、珠宝、耳环、面部美容品以及其他一些进口于意大利的巴黎人民不喜欢的昂贵奢侈品。由于国王特别依赖意大利的金融家，巴黎人民更加对外国人感到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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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民责怪亨利对正统信仰不虔诚。他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小国王同时又是一个坚定的反改革的统治者。他很可能在圣巴托罗缪惨案中起了关键作用。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却把新的宗教虔敬形式实施到巴黎城市中，尤其是效仿意大利米兰的圣嘉禄·鲍荣茂的集体忏悔。他竭力主张法国的教会采取特伦托会议的反改革法令。他有时会突然从一个享乐者变成一个十分严厉的人，尽管他知道这样做会更加惹恼巴黎人民。1583年以后，在巴黎这座以漫游者而闻名的城市中，竟然发展到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就不能在街头闲逛的程度。1588年，他逃出了这座暴乱的城市以求生存，正如当时英国的一位叫罗伯特·达林顿的绅士后来所说的那样：“亨利由于逃得仓促，慌忙中只穿了上衣、裤子和一只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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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充满宗教暴力的社会的统治者，亨利面临着一种十分严重的困难处境：他不仅无法掌控国家政府机构，而且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从本质上说，他不适合处理那种16世纪80年代形成的需要细心对待的政治平衡问题。他宣称：“我爱巴黎，我非常爱巴黎。”而巴黎对亨利却抱有相反的情感。早在1589年他死之前，小报联盟掀起的浪潮就破坏了他的名誉，而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他所热爱的巴黎。虽然保王的巴黎高等法院以破坏国王名誉的罪名绞死了律师勒布雷东，但是法国民众还是跑去亲吻那摇摆在绞刑架上的尸体的脚。到1589年，巴黎的教士们纷纷要求处死“暴君”，并公开祷告，恳求上帝判处亨利死刑。当亨利真的死后，在他所心爱的首都巴黎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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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他随意的性行为，最令巴黎人厌烦，也令几代刻板固执的历史学家们震惊。当时，同性恋被认为是一种反常，也被认为是一种邪恶。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亨利是这样一个家伙：他允许自己的对手随意指责自己，他是一个异性服装癖、伪君子、魔鬼信徒、邪恶的魔法师、杀人犯等。法国历史上很少有受到如此彻底责难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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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亨利三世很喜爱巴黎，但是他在这座城市中越来越不得人心。他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胆大妄为使虔诚的巴黎人民失望。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集中在宫廷的奢侈无度问题上，宫廷就是政府身上的一条寄生虫。当时的税收很高，国家对贫困者的补贴也不能定期发放，职权的滥用造成公职人员普遍腐败而失去道德的准绳。不能指望王室司法部门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不仅费用昂贵，而且效率低，不公正。王室求助于意大利的金融家的做法也潜在地助长了巴黎人的仇外心理。自从1572年的大屠杀致使胡格诺派在巴黎根绝以后，绝大多数巴黎人支持以吉斯派为代表的“极端”天主教，并发现亨利三世对他的胡格诺派臣民的宽容态度越来越令人难以容忍。尽管国王被迫于1585年与吉斯派联合，接受天主教联盟，允许吉斯的支持者在各个省城建立自己的组织，但其结果是鼓励了极端分子对自己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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