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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市内，宗教狂热根深蒂固。媒体广泛报道那些令人震惊的奇迹和潜在的灾难，奇怪的光、飞腾的龙、云中打斗的人等怪现象到处传诵。有人断言，巴黎城内有大约三万个巫婆，她们被一个国王掌控着。[134]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后，无辜者墓地旁边一棵死了的山楂树突然开花。人们认为，这是上帝对前一天发生的事情认可的表现，因而纷纷到这棵树下进行朝圣活动。于是，一种游行的狂热席卷着这座城市。在16世纪80年代初，曾经有一些农民认为当时流行的瘟疫是上帝发怒的表现，于是他们举行“白色游行”以求“平息上帝的恼怒并保护那些贫苦人免受瘟疫的传染”。[135]对所有参加巴黎列队游行的人来说，白天的时间真是太短了，于是他们在半夜里叫醒教区神父，让他来领导穿着睡衣的队伍在街上游行，不过由于某些意外怀孕，这一行动不久被叫停。游行通常是由宗教社团来领导的，这种古代社会的精神交往形式曾经在反宗教改革中再现，并被证实是宗教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事实上，亨利三世曾经亲自参与宗教忏悔社团活动，并在隐蔽了自己真正身份的前提下做了有益的工作。极端主义的宣传把巴黎誉为新耶路撒冷。那种试图把巴黎作为新罗马式的文艺复兴城市的理想显得十分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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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米歇尔·德·蒙田在其作品中对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描写简直就是对巴黎这座城市辛酸的悼词。在人道和宽容的心绪之下，蒙田的言辞中布满了怀乡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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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多么反对法国，我依然热爱巴黎。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起，我的心就在巴黎……我见到的美好城市越多，我心目中的巴黎就越美。我爱巴黎，仅爱它一个。我爱它的一切，甚至爱它那细微的瑕疵。我是这座伟大城市的一员，巴黎始终都是法国的荣耀，全世界最崇高的地方之一。愿上帝为巴黎驱逐一切灾难。[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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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一种对巴黎的虔诚期望，这种期望越来越以巴黎作为“基督教世界的核心和堡垒”，[137]严格地说应该是天主教国家的顶梁柱。从16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天主教事业被交给了一个秘密组织委员会，那个委员会以“十六”的名字而著称。所谓“十六”是指巴黎全市十六个居民区都支持它。这些拥有坚强的后盾、坚实的资产阶级背景的人结成一个联盟，不断扩大对下层社会的影响。该组织出版恶毒的宣传单，揭露所谓胡格诺派的暴行和目标，使印刷厂加班加点地工作。皮埃尔·德·埃图瓦尔称之为“暴乱之源”，是一种在“讨论、答辩、备忘和辩解”中生存的政治组织。[138]该联盟还与教区神父相勾结，那些神父在布道中以炼狱之火的语言攻击国王和纳瓦拉的亨利。该联盟传教士的激情给威尼斯驻巴黎大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惊讶地记录道：“他们说，我们只要三四个小时，甚至吐口痰的工夫，就可以创造一个惊人的奇迹。”[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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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8年5月，民望颇高的吉斯家族公开表示不服从国王，于是，亨利三世试图以武力进攻首都，派遣王家雇用的瑞士军队进入所有街区。但其结果是引发了民众暴动，街上布满了路障，街垒也修建起来，在巴黎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禁止军队流动、不许违法分子采取任何行动的重要事件。瑞士兵被大批杀害。龟缩在卢浮宫的亨利意识到，游戏已经结束了，该是逃离这座城市的时候了，而且事实证明他是永远地离开了，剩下来的就是联盟事业的成功了。从此，巴黎开始了无国王状态。1589年，纳瓦拉的亨利成为法国国王，是为亨利四世。1594年，亨利四世来到巴黎，无国王状态方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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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黎人民支持吉斯家族的思想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既反对亨利三世，也不支持亨利四世。1588年12月，亨利三世给这种思想以巨大的打击。国王巧施妙计逃出巴黎，由此取得了巴黎高等法院的支持，并且建立起遍布法国的反联盟组织。在1588年12月的三级会议期间，他将吉斯公爵和他的兄弟吉斯红衣主教召入他所居住的布卢瓦城堡中秘密杀掉。据说，亨利三世当时曾用脚踩着自己对手的尸体说道：“巴黎的国王死了。”后来他对自己的母亲说：“是我杀死了公爵，因为我不想做奴隶，也不想当俘虏，我想当国王，现在我又当上国王了。”[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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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暗杀事件在巴黎引起了一场反君主恐慌，“男女老幼失声痛哭”。[141]联盟宣布，纳瓦拉的亨利的叔叔，极端天主教红衣主教查理·德·波旁为合法继承人。从法律程序来说，此举是值得探讨的，因为这样做至少是暂时将亨利三世置于新教阵营中了。1589年夏季，他与纳瓦拉的亨利一起向巴黎进发。问题很清楚：要在整个法国重新建立政治权威，就必须遏制首都巴黎的疯狂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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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既是潜在的受害者，又是主要的战利品，宗教战争行将结束。无论如何，政客们寻求支持呼声的机会至少暂时没有了。1589年8月2日，亨利三世被暗杀。凶手是修道士雅克·克莱芒，他在巴黎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被看成上帝派来的神奇使者。但重要的是，垂死的君主承认纳瓦拉的亨利是他的王位继承人——这是一个大手笔，胡格诺派的宣传竭力利用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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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四世用了近十年时间去稳定政治制度和确立宗教和平。这些年里，他花费很多时间在全国进行活动，其中军事行动的成功是最重要的部分。亨利把成功地取得巴黎看成继承王位的基本证明。但是巴黎并不那么容易得到。巴黎人民很难友好地对待胡格诺派的“王位觊觎者”，尤其是亨利四世前不久还站在野猪似的亨利三世那边围攻他们。纳瓦拉的亨利决定付诸武力。他在诺曼底召集新部队并再度围攻巴黎。他在阿奎兹战役中击败了马耶纳，夺取了圣德尼，占领了附近的所有村庄，并击溃了巴黎近郊的防御，所到之处均遭大肆破坏。他实际上已经站在了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的塔楼上俯视巴黎这座敌对的城市，但是他的大炮在那里无法摧毁腓力·奥古斯都城墙，他不得不承认武力难以征服巴黎，不得不停止围攻这座居住着“不驯服、不懂礼节、没有规矩、缺乏理性的民众的城市”。[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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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0年的围攻给巴黎造成了局势的紧张。在失去吉斯家族领导人的情况下，巴黎人民建立了四十人委员会，这是一个由当地名人组成的战争内阁，包括三名主教和七个高级贵族，任命吉斯的弟弟马耶纳公爵作为军事首领。作为联盟的狂热支持者，教区教士举行了大规模的街头游行以鼓舞士气，但是结果无济于事。由于干旱，塞纳河水位持续下降，城内食物短缺，居民们不得不将城墙内的各种活着的动物捕来充饥，从吃马，到吃猫、狗和老鼠。一个意大利人目睹了巴黎遭受围攻的惨景。他说：“我亲眼所见，由于买不起木头进行烹饪，一些人竟然把活狗撕着吃。”另一个目击者说：“还有一些人在自己家里吃猫。”[143]在那个物资极其缺乏的条件下，3万多人死亡，再加上逃走者（最初亨利是允许出逃的），巴黎的人口从30万减少到20万。最初仅仅是被抑制的厌倦战争的呼声现在可以听到了，人们高喊着“面包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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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帕尔马公爵带领的西班牙军队来到巴黎附近，并迫使亨利四世撤退后，围攻才得以解除。联盟领导人还在发号施令，实行一个更为恐怖的精神复兴计划。不论在哪里，只要是反对他们的，都被认为是政治阴谋。在1591年11月的一次事件中，他们甚至判定巴黎高等法院的官员已经投敌。处死议员的做法震惊了资产阶级，也遭到马耶纳公爵的强烈反对。但是，因为是要惩罚联盟的极端分子，他只能精神高度紧张地看着。作为王位觊觎者、联盟的积极拥护者，步履蹒跚的查理十世，即红衣主教查理·德·波旁，使联盟雪上加霜，由于王朝已经没有王位继承人可以选择，而西班牙国王又对法国王位越来越感兴趣，人们开始担心巴黎会成为西班牙的傀儡。无论如何要有一个权宜之计，而联盟却处于严重的内讧之中。更为严重的是，在表面忠诚于极端统治的形势下，一场和平运动正在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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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2年3月，联盟内部矛盾明显扩大，因为马耶纳已经开始与亨利四世进行谈判。纳瓦拉的亨利公开放弃新教信仰的事很快大白于天下。1593年7月，纳瓦拉的亨利皈依天主教，仪式在圣德尼举行。他选择此地作为公开皈依的场所是因为圣德尼与王朝密切相关。要估量一个人宗教信仰的程度是很难做到的，特别是在某种冲突的压力之下更是如此，这种冲突的压力来自三十多年的信仰斗争。然而，他对巴黎的著名评价是，“一个有价值的地方”，这话或许听起来没有说的那么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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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4年3月22日，亨利进入巴黎。由于怀疑有军事反抗，他采取了谨慎的策略，但是并没有人声称要进行军事反抗。巴黎人现在似乎对他更加顺从，事实上他们都感到高兴。他很好地扮演了一个天主教国王的角色来表明自己的善意。他直奔巴黎圣母院去听取民众的意见，在濯足节洗脚，接触“国王病”，炫耀地参加复活节圣餐。通过有计划地利用最具有历史性和天主教特色的君主制仪式和礼节，他要使这个国家分裂的身体重新变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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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赢得巴黎人民的支持，新国王极力炫耀自己的宽宏大量。他向巴黎人发出的第一个声明就是要表示，王室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一切，这在宗教战争期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这次他是要说：“作为国王，陛下希望全体国民同心协力，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巴黎市民，允许他们友好、和谐地相处，希望过去的苦难不再重演。”[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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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取得法国首都意味着他结束宗教战争只是时间问题了。通过1598年《南特敕令》的颁布，他重建了宽容的宗教多元化统治，以证明自己的长久打算。尽管没有人反抗自己，但是亨利一想到新王朝会不会失去首都的问题就不寒而栗。他意识到他过去曾经使巴黎人民受尽苦难，所以现在应该给他们以补偿。亨利四世的统治证明，这次巴黎的重生要比文艺复兴时期更有意义。他和他的继承人所进行的改革则更加证明了这一统治比宗教改革更为持久，在令人震惊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事件的映衬之下尤其如此。巴黎的未来一定是新罗马，而不是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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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5 伟大的世纪，巨大的衰落（1594—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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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瓦拉的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在宗教战争中为自己的事业取得了巴黎，而这座城市的状态非常糟糕。在亨利和他的继承者路易十三（1610—1643年在位）的统治下，巴黎再次焕发生机，人口明显上升，尤其是在1650年以前更为突出：在1589年至1590年围困结束以后，人口迅速恢复，到1600年，巴黎城市人口很可能已经达到1560年的30万的水准；到1680年，巴黎人口已经达到50万。城市的面积增长更快，至少在这个期间扩大了一倍。众多高质量的新建筑拔地而起，给巴黎中心增添了无穷魅力。巴黎的繁荣与王朝对首都的承诺密切相关，如今很可能再一次出现这种情景。在“太阳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的庇护下，首都的科学、思想、文学和艺术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所谓“伟大的世纪”还表现在法国国家不可思议的成长和壮大。例如，在1560年至1640年间，王家政府官员的数量翻了一番，国家领土扩大，疆域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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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到1683年去世，让·巴蒂斯特·科尔贝一直是路易十四的首相。他继承前代国王的遗志，明确表示要把巴黎打造成文艺复兴式的理想城市，以重建王朝的辉煌。到了17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各个方面似乎连成了一个整体，使巴黎成为新罗马，一座新的永恒之城，正如1643年的一位旅行作家所说，就像意大利的大都市一样，巴黎“没有被自己的废墟所掩埋”，恰恰相反，“那里有众多的市民、高超的建筑、雄伟的教堂和教会建筑”。[145]随着它政治力量的加强、文化魅力的增长和国际知名度的扩大，正如路易十四时代伟大的军事工程师沃邦所说：“巴黎是王国真正的心脏，全体法国人共同的母亲，是法兰西的缩影。”1669年，法学家尤利安·布罗多也同样赞扬巴黎是“法国的法国，王国的首都，国家的中心，法律的根源，全体法国人的祖国，全世界所有民族的顶梁柱”。[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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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伟大的路易——这是巴黎人1672年送给路易十四的绰号——不过是一种奉承而已。最初，在科尔贝思想的引导下，人们认为，法国首都城市的荣耀会增加国家本身及其王朝的光辉，但后来国王放弃了巴黎，而是选择了一个新的地方，那就是凡尔赛宫。尽管这一时期巴黎的文化光芒四射，但从17世纪80年代起，在拥有王宫的凡尔赛城面前，巴黎黯然失色，太阳王一生的时间都是在凡尔赛的宫殿里度过的。如果说在1697年巴黎作为国家的高等仆人而存在，那时的巴黎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那么凡尔赛则是“世界上首屈一指、最伟大的和最宏伟的城市”。[147]此后，巴黎又一次黯然失色，那就是在作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五百年以后，巴黎在规模上就要被伦敦赶上和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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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7世纪末巴黎的最后挣扎如同波旁王朝的政治衰败一样，那么一开始并不是这样。事实上，亨利四世对他的首都城市做出了几乎是无条件的承诺。在宗教战争的最后阶段，巴黎在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和坚固性上表现出来的重要性就已经十分明了。亨利自封为巴黎的统治者，这使他的努力成为国家复苏的关键。在复述1528年弗朗索瓦一世震撼寰宇的言论中，亨利四世表明了自己的主张，他要“住在巴黎并度过自己的时光，要使巴黎美丽动人，尽可能对巴黎进行装饰，完善巴黎的各种设施”（顺便说一句，如同弗朗索瓦一样，这种承诺只能听不能信，因为亨利四世的大量时间是在法兰西岛的乡下寓所里度过的）。[148]雄心勃勃的新国王亨利着力塑造巴黎城，使它能够与其长辈的时代相媲美，这既是为了国家，也是为了王朝。在他死的那年，有一本小册子这样写道：“从亨利四世成为巴黎的主人那一刻起，除了随时随地都会看到建筑工人在工作以外，我们就什么也看不到了。”[149]他那客观的建设和重建努力由他的儿子路易十三继往开来。路易十三及其继承者路易十四登上王位时均为孩童，他们的摄政——路易十三时期的玛丽·德·美第奇，路易十四时期的奥地利的安娜——对于维护王权的延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从1624年至1642年担任红衣主教的黎塞留，以及从1642年至1661年担任红衣主教的马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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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弗朗索瓦一世的步伐，亨利四世极力想使卢浮宫成为自己权力的中心。1594年，新国王刚进巴黎就开始对卢浮宫重新整修，并且建造了一个约四分之一英里的长廊，将卢浮宫与凯瑟琳·德·美第奇建造的杜伊勒里宫连接在一起。这个长廊变成了奢华的艺术家和工匠的工作室，但也成为政治危机时的一条很好的逃跑通道。长廊的美丽从新桥上就可以看见。这座大桥始建于1578年的亨利三世时代，经由西岱岛的尖端将巴黎的左岸和右岸地区连接在一起。1588年，在巴黎宗教战争达到白热化程度的时候，大桥的建设工作曾一度停止，但是亨利在征服了巴黎之后立即让建造者回来工作。1603年，国王敏捷地跳过即将完工的大桥，其他试图模仿他的人掉到了塞纳河中。到1606年，这座大桥完全建成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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