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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的巴黎第一区，亨利兴建的太子广场发展很快，那里提供的社会技艺和装饰服务使城市公共设施成为一个整体。该广场坐落在西岱岛西部顶端，刚好就在新桥的后面，1608年设计完成。太子广场不是贵族们追逐的目标，而是金融家和商人的理想去处。因为贵族们的兴趣在王家广场，而金融家和商人们看重的是太子广场靠近城市主贸易区的地理位置。尽管与王家广场相比较来说，太子广场残留的原始建筑物不多，但从那里人们仍然可以领悟到那个三角地带封闭独特的思想。大桥和岛屿周围的那些河岸都被重新铺设以体现独特风貌，亨利四世的骑马雕像最后被安放在新桥的中心位置，那里紧挨着太子广场的顶端。该雕像是1604年由一个意大利雕刻家完成的，但由于从意大利运回来的过程中船只在地中海出事，直到1614年才由亨利的遗孀主持了落成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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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利四世以前，还没有一个统治者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雕像安放在首都。雕像的姿势与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权威性的文艺复兴理念相吻合，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雕像完全体现了波旁家族统治者相信巴黎人民对本王朝的支持，而早期的统治者之所以不敢把自己的雕像放在公共场所正是由于担心被人损坏。亨利也使左岸的新桥和太子广场成为左岸与卢浮宫相连地区快速发展的跳板。位于现在巴黎第六区的太子街宽阔的新街道与左岸的新桥相连。尽管亨利使新街与房屋相匹配的计划终成泡影，但是新街计划的确刺激了那里的发展：一些新街横穿太子广场，沿街到处都是新建的房屋。[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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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街的创立也使近郊圣日耳曼区距离巴黎城市中心更近。英国的一个名叫罗伯特·达林顿的参观者认为，圣日耳曼区的规模与剑桥大体相当，但事实上圣日耳曼区的人口很可能比剑桥还要多出两万人。[153]但到路易十四统治后期为止，那里作为马莱的商业区还具有相当程度的农村感觉，但是这个地方注定会成为人们欣赏的永久居住地。两座王宫对圣日耳曼区的成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座是在1607年以后由玛戈王后建造的分散住宅区（玛戈王后是亨利四世的第一任妻子，二人在1572年圣巴托罗缪惨案前结婚，但她长时间被抛弃在一边）。那块住宅区位于从大学手中买来的牧师草地中，面对卢浮宫。1615年玛戈王后去世，这笔地产就留给了路易十三，路易十三允许拆除那里原来的房屋，重新发展房地产业。那里的街道建设计划在现今巴黎第二区的学院街的南部展开，即后来著名的波旁街，现在叫里尔街和凡尔纽街，这两条街道与学院街平行，为建筑豪华的私人住宅或专业旅馆提供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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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玛戈王后的开发推动了近郊圣日耳曼区向塞纳河发展，那么亨利四世的遗孀玛丽·德·美第奇的宫殿则推动该区向圣热纳维耶芙山方向扩展。那座宫殿就是卢森堡宫，由于玛丽并没有在那里住很长时间，该宫殿还是以它原来所有者的名字命名的。这座宫殿自1612年开始建造，17世纪20年代完成，刻意模仿佛罗伦萨的小王宫样式，卢森堡宫宽敞的花园成为巴黎人民喜爱的散步场所，这就是人们喜爱光顾的现在巴黎第六区的波波里花园。约翰·埃弗兰在1644年认为，“这个花园十分优美，魅力无穷”。[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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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近郊圣日耳曼区的扩展是以马莱为代价的。虽然发展不仅仅在马莱和圣路易岛，但很明显，整个城市中心逐渐而又清晰地向西转移，这一点在右岸更为明显。卢浮宫作为王室住宅的新角色使它的四周到处都是贵族建筑，包括查理五世老城墙内外。尤其是近郊圣奥诺雷区，就在圣奥诺雷街的尽头，新建筑拔地而起。早在宗教战争的时候，为了把新发展的区域围在城区以内，就已经将查理五世城墙向西部和西北部延伸了。亨利四世建立的长廊将卢浮宫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杜伊勒里宫沿着河岸连在一起，更加体现了这种扩展趋势。玛丽·德·美第奇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舒适的散步场所和王后水道，该水道延伸到沙约以外（凯瑟琳·德·美第奇曾经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宫殿），一直到达布洛涅森林。首相黎塞留建造他自己的新宅也有助于这种扩展。那座新宅就建在卢浮宫北边不远的地方。主教宫或者叫罗亚尔宫，正如自1643年以来人们就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的那样，是一个绿树成荫的优美的花园建筑。由此处再往北，黎塞留的继承者马扎然也建了一座宫殿——马扎然宫。这座宫殿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黎塞留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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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黎塞留和马扎然都认为，对于他们住宅坐落的这个快速发展的区域需要提供军事防御。这种考虑有两个方面的安排：第一，对近郊房屋建设的延伸采取严厉手段，包括16世纪的各种法令，以及1627年、1634年、1638年和1644年的法令，都是要打击这种发展；第二，延长城市的防御区。在17世纪30年代，新的防御堡垒沿着16世纪晚期就已经存在的线路继续从现在巴黎第二区的圣德尼门向西建造，接着又转向西南方，使防御范围扩大了84公顷。这个面积几乎是右岸防御地区的三分之一，使整个城市的防务面积达到567公顷。因为从开始挖掘时就露出了地下的黄土，所以防御壕沟向来被称为“黄色壕沟”，这一防御壕沟一直延伸到塞纳河边的17世纪60年代建立的杜伊勒里花园。该花园的残余部分仍然是杜伊勒里花园的西半部分，面对当今第一区的协和广场。这样一来，该区域就形成了一个防御圈，除了杜伊勒里花园，圣奥诺雷区和蒙马特区北部的大部分也都在范围之内。南北向的黎塞留街为开辟新的发展空间提供了框架，黎塞留街与东西向的小田野街相交叉，小田野街是与圣奥诺雷街平行的一条街道，但是该街没有像它的名字那样具有田园气息，因为在那里还有一个巨大的垃圾堆，人们叫它“巴斯垃圾场”。该垃圾场在17世纪30年代达到一定程度，这才开辟了现在巴黎的第一区和第二区的圣安娜街。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由于黎塞留的投资建设，整个地区的发展很快。该地区吸引了法国的许多金融精英，例如，路易的财政总监科尔贝就是到那里居住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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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在那里建立私人宫殿的行为达到高潮，不仅在黎塞留区，在其他一些受人青睐的邻近地区，如马莱区、圣路易岛和近郊圣日耳曼区，也到达了发展的黄金时代。不论是老宫廷成员或贵族家庭，还是来自金融、司法和波旁家族管理层的官员，他们的住宅都比16世纪其前辈的住宅更宽敞、更高大。外国参观者常常称它们为“宫殿”而非“住宅”，并对那些住宅里丰富的文化生活印象深刻。这些住宅外表装饰极其漂亮，内部装修十分豪华。坐落在圣路易岛东端的兰伯特·德·托里尼公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该宫殿由勒沃设计建筑，随后由厄斯塔什·勒叙尔和夏尔·勒布伦进行装饰，它的最初拥有者是一个成功的残忍金融家，巴黎历史学家亨利·索维尔说他是一个“财富小人”，因为他的财产都是靠“巧取豪夺、敲诈勒索得来的”。[155]新宫殿中的贵族生活方式不仅在老贵族家庭中流行，也向新的财政精英群体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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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二、塞维涅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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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7年，著名书信作家玛丽·德·拉比坦—尚塔尔，即塞维涅夫人（1627——1696）以激动的心情给她的女儿写信说，她打算买下一所住宅并与她们共同住在那里。她在信中写道：“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们将有美丽的庭院、可爱的花园和友好的邻居。”这处住宅就是坐落在现在巴黎第三区和第四区之间塞维涅路的卡纳瓦雷公馆，如今它已成为巴黎历史博物馆，塞维涅夫人在那里度过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二十年时光。巴黎历史博物馆选择的位置很好，因为卡纳瓦雷公馆在巴黎文化生活的历史上不论哪个时期都是马莱的珍品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塞维涅夫人大量的书信都是在那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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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四世在马莱建造王家广场（现在叫孚日广场），极大地刺激了那里建筑业的发展，并使之达到全盛时期。诗人斯卡隆以这样的歌谣赞美了该广场上的每一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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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奢侈，外部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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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品无数，绘画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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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阁稀有，誉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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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评论也适用于王家广场上其他众多的宫殿，这些宫殿增添了马莱特有的风采。国王曾经试图使王家广场成为一个文化黏合剂，将难以驾驭的社会精英团结在一起，出生在该广场一处住宅里的塞维涅夫人也从这个好位置受益匪浅。作为一个金融家与一个古老贵族之女间不和谐婚姻的女儿，塞维涅夫人不仅进入了宫廷，还成为当地街区的一个活跃市民。尽管她的足迹踏遍了法国的山山水水，但她始终都是马莱的一名居民，事实上，她在巴黎的成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她的地位和品格使她远离某些文化行为，按照这样的分析，她不可能去戏院这样的下层地界，同时，勇敢的怀疑论者梅森（有一段时间与笛卡儿和伽桑迪交好）、圣阿芒、西哈诺·德·贝热哈克和其他一些人也步其后尘。然而，如果说她没有去过任何巴黎的戏院，那么她肯定读过那些剧本，并在宫廷中看过剧本的演出。她“痴迷”于拉辛的朋友高乃依的剧作。据说她曾经宣称，她对高乃依的剧本就像着迷于咖啡一样，喝咖啡是一会儿一杯，读剧本是一会儿一本。同时，她还欣赏莫里哀喜剧中的道德说教。拉封丹的一个寓言就是描写塞维涅夫人的女儿的，塞维涅夫人把帕斯卡的直觉主义原则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在生活中，她还与作家斯卡隆交好，与其妻子的关系也不错，斯卡隆逝世后，其夫人以德·曼特农夫人名义成为路易十四的情妇。塞维涅夫人的友人还包括诗人布瓦洛和瓦图、词典编辑者梅内热、詹森派神学家阿尔诺、作曲家吕里等当时著名的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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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涅夫人生活的马莱是当时法国文化发展的中心。许多艺术家（如维尼翁、拉伊尔等）和建筑师（如芒萨尔·阿杜安、利布莱尔·布里扬等）都住在这里装饰非凡的崭新建筑里。当地的剧院也大受欢迎，一班演员在勃艮第剧院——17世纪晚期形成的法兰西喜剧团体的核心——开始在贝托德路演出（在当今蓬皮杜中心的对面）。那里还举行各种沙龙，进行一些文化问题的探讨和思想问题的辩论。在方石街的一座建筑里，即当今的巴黎历史图书馆，拉穆瓦尼翁举办了一个沙龙，拉辛派的作家们、布瓦洛、拉罗什福科和物理学家居伊·帕坦等都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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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传记作家圣西门回忆塞维涅夫人时说她是一枝“永不凋谢的紫罗兰”，她是“多么可爱、多么优秀的伴侣”。对塞维涅夫人的这种描述丝毫没有夸大其词。她热情支持当地那些为马莱争得骄傲的才女。在17世纪初期朗布耶夫人举办沙龙之后，斯屈代里小姐也在圣殿旧街举办了沙龙，而在托内尔街则聚集着尼农·德朗克洛那样的交际花，正是她勾引了塞维涅夫人的丈夫并导致他在决斗中死去，二十年之后又勾引了她的儿子。塞维涅夫人也是拉法耶特夫人的一名支持者，她在1678年发表的《克列芙王妃》是法语语言文学中最早的一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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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阅读塞维涅夫人的书信不仅仅是要了解她的智慧和活泼的写作风格（尽管她的作品被其后裔作了谨小慎微的删改），我们还要洞察她为我们提供的马莱那至高无上的文化地位，当然，这一地位不久就被近郊圣日耳曼区所取代。另外，她的书信还记载了她了如指掌的乡村闲话，真可谓举世无双，其中包括这样的细节：谁嫁给了谁，谁破了产，岁月的流逝，宠物的命运，王家广场上的决斗（至少她曾经亲临其境），她的写作素材包罗万象。萦绕在她心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她自己和她心爱的女儿的健康问题。据记载，她曾经建议她女儿采取避孕措施。在她的信件中提到过六十名医务人员，从缺德的内科医生到莫里哀讽刺的不折不扣的街头庸医，无所不有。其中还有各种当时流行的民间治疗方式，从维希矿泉水到咖啡、巧克力、奎宁，以及各种可以想象的清洁方式，塞维涅夫人就是以这样的多种方式给古老的马莱带来了新的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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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上半期，法国国家与私人资本是混合在一起的，这才使亨利四世的王家广场和主要的城市住宅得以发展，也同时使这一时期的教会建筑十分兴旺。1598年，亨利四世以《南特敕令》结束了宗教战争，并给予胡格诺派在法国的信仰自由，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从天主教和胡格诺派两派中选出他的顾问。法国的许多城市都允许新教徒进行自己的祈祷活动，但是，由于天主教信仰历史悠久，巴黎是不允许新教徒进行祈祷活动的。尽管在巴黎有两三万名胡格诺派信徒，他们绝大多数都住在位于牧师草地的学院街，在那里受到法律的保护，但他们还是不得不到附近的沙朗东去做礼拜，从巴黎坐船很快就能到达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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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新教徒在巴黎得以存在，但是加尔文把巴黎变成新教改革堡垒的愿望完全没有实现。事实上，在17世纪，伴随着1545年至1563年特伦特国际教会会议确立的信条原则，这座城市就已经成为反改革的风暴中心。根据该会议的决议，1622年巴黎主教被提升为大主教。至少在公众祈祷方面，巴黎已经成为一个单一教派的城市，就宗教体系来说，巴黎已经不是一个信仰多样化的城市。在宗教战争的那几十年时间里，全法国仅建成了一座天主教教堂，现在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改变：仅在巴黎一座城市，17世纪就有上百座教堂得以建立或者修缮。有些教堂完全是新建的。例如，建立于1629年至1740年间的现在巴黎第二区的维克多圣母院和建立于1630年至1685年间的现在巴黎第五区的圣雅克高地教堂，都是为新增长的人口而创立的新教区教堂。由于宗教纠纷而陷入困境的宗教建筑活动重新开启。例如，圣梅里教堂、圣热尔韦教堂、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圣叙尔皮斯教堂、圣厄斯塔什教堂和圣埃蒂安教堂等，都开始了重新修建工作。从建筑方面来说，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现在巴黎第一区圣奥诺雷街的圣罗克教堂和第四区圣安托万街的圣路易及圣保罗基督教堂，该教堂是1627年至1641年间建立的，现在叫圣保罗教堂。这两座教堂都具有典型的“耶稣会风格”，建筑物正面有三根古典圆柱。这些建筑物的规模和其他很多教堂一样过于庞大，因此存在很多问题而难以完成，例如，在1646年开始重新修建的圣叙尔皮斯教堂直到1788年法国大革命前才修缮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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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蜂拥而起的教会建筑的经济需求，神职人员定期举行大型捐赠活动。在整个16世纪，新的宗教用建筑十分不足，但从1600年至1660年间，就建立了六十多座新教堂，到1700年，又建了三十多座，而在1700年至1750年间，仅建立了十座新教堂。这些新建的教堂绝大多数在左岸地区。正如一个参观者所记载的那样，在宗教战争之后，巴黎郊区的大部分地方被“毁坏并彻底荒芜”，[156]但是到了和平时期，那些靠近城市中心的廉价土地基本上都被教堂的建筑者所获得。新的教堂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为妇女建造的。宗教机构有一整套精神使命，包括神秘的忏悔祈祷。例如，在现在巴黎第五区圣雅克街的田野圣母教堂，就有巴布·阿卡里1603年引入的天主教托钵修道士的这种活动。而在另一个极端，各种宗教社团则献身于实际生活，特别是慈善机构和教育事业，他们追求的是“现世”，而不是修道院围墙内的苦行，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特伦特式的虔敬行为，这是指特伦特会议所同意的礼拜和信条改革，以及修道院活动的复兴等。其中，最著名的女性社团是由圣樊尚·德·保罗和圣路易·德·马里亚克1633年建立的“慈善之女”，其修女院位于现在巴黎第五区的圣德尼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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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新建的修道院十分简朴。例如，作为詹森派信条精神发源地的王港修道院，17世纪30年代起，那里的奥古斯丁虔敬活动又发展起来，而且相当朴实无华。然而，就在巴黎城市的最南端，距离这里不远就有一座豪华的圣恩谷修道院。从1624年起，王后奥地利的安娜买下一块地方并为该修道院修建了一座小礼拜堂，这主要是为那些保佑她能生个儿子的人从事祈祷活动修建的。结果，安娜王后真的在1638年生下了路易十四，当时她已经将近四十岁。小礼拜堂顶部呈穹形，这实际上是意大利风格，出生在意大利的红衣主教马扎然极力主张建立这种巴洛克式的建筑。其他穹形顶部的建筑还有黎塞留在1642年修建的索邦小礼拜堂、1641年在马莱建立的圣路易及圣保罗教堂、1670年建立的荣军院和硝石场医院以及1688年建立的法兰西学院。[157]巴黎的天际线无法磨灭地转变成意大利式与哥特式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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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炫耀奢侈的宗教建筑追求使巴黎成为“天主教化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要敌视胡格诺教派，如同与这种发展紧密相连的政府一样，这是人们心知肚明的。在法国，执行彻底改革天主教会的特伦特会议敕令的进程由于宗教战争而延缓下来，但在世纪之交后，随着天主教复兴活动的膨胀和神圣君主政治的重新立足，天主教虔敬活动也再次开始。后特伦特会议时代的教会和世俗精英似乎放弃了公开对胡格诺派采取暴力行为。在宗教战争中为同盟宗派活动充当精神先锋的那些社团现在转而追求慈善、教育和更稳妥的虔敬目的。1614年，黎塞留在三级会议上诚恳地说，现在宗教皈依已经不再使用暴力，而是通过“自己树立样板，通过教育和祈祷者们，这是我们希望的唯一武器”。[158]这是恰当的观点，四年前亨利四世遭到一个狂热信徒让·弗朗索瓦·拉瓦亚克暗杀就是宗教战争的遗产。然而，黎塞留的评论也被证明不再使用暴力的说法是夸张的。1685年废除《南特敕令》以后，全法国对胡格诺派的宽容都结束了，伴随而来的当然是公开的暴力行为和赤裸裸的侵犯活动，这种活动在外省比在首都更为突出。当然，总体来说，天主教会的主要目的在于自身改革，并更多地呼吁那些世俗人士保持善意。天主教会对自己的敌人和世人提供了情感和心理上的冲击。不论是从内部还是外部，教堂和修道院都扮演了改宗的代理人角色。在各个教堂内部，都以丰富的绘画、雕塑、着色的玻璃制品进行装饰，管风琴音乐和宗教赞美诗异常兴盛，前所未有。在16世纪80年代，具有浓厚职业和礼仪色彩的文化还十分流行，尽管现在末世论的因素已经减少，但是巴黎作为新耶路撒冷的概念还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特伦特会议以后的天主教会也没有放弃在信条差别问题上与新教的斗争，包括神职人员训练的彻底改革。当时，出现了一些新的神学研讨会，其中最著名的是1611年圣奥诺雷街的祈祷会，1625年圣德尼街的圣樊尚·德·保罗遣使会，1642年的圣叙尔皮斯会。这样，天主教的布道活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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