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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年4月5日至7日，在王家广场上为路易十三和奥地利的安娜举行婚礼所进行的竞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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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出版物也受到极大关注，从最著名的神学论著到最基本的宗教信条和普及作品，无所不包。波旁王朝虔诚地忠于教会。事实上，路易十三和奥地利的安娜本身都是忠实地按照特伦特会议原则行事的统治者。然而，宗教和思想讨论的空间被天主教联盟规定的范围严格限制，统治者不希望神父成为自己的政治对手。亨利四世完成了由其前辈瓦卢瓦公爵开始的对大学的教化，大学的处境十分糟糕，由于宗教战争，大学的数量迅速减少。黎塞留通过成为索邦神学院的圣职人员而使神学控制具有双保险。当然，他也参与了该神学院建筑的整修。红衣主教黎塞留当权期间，于1631年创办了法国第一份报纸《法兰西公报》，主编为泰奥弗拉斯特·勒诺多，但同时，他也加强了审查制度。《法兰西公报》只报喜不报忧，内容完全在政府的操纵之下。黎塞留还使用王家拘捕令逮捕那些政治和思想上的对手，使巴士底狱要塞因为拘押不同政见者而声名狼藉，该要塞的恶名直到1789年7月14日被起义的群众攻占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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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历任首相都秉承前任的衣钵，继续极力使巴黎市政委员会成为王权的附庸。自1415年起，巴黎市政委员会有两个办事机构：一个叫小办事处，负责办理城市的常规事务，其成员包括商人市长和四个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委员以及三个拿薪水的官员；另一个叫大办事处，负责讨论重大问题，成员是在小办事处基础上再加二十四位城市名流。百年战争后，法国国王开始限制巴黎市政机关的发言权。后来，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二世都确定，没有国王的批准，任何市政选举都无效，这两个干涉选举的做法后来都延续了下去。到了16世纪末，除了高级职位可以选举之外，其他职位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影响、相互间的合作、贪污贿赂等手段来获得。宗教战争期间，巴黎市政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权威，一些宗教笃信者集团竟然公然蔑视市政委员会的主张。从长远来看，巴黎市政委员会还发现，原来巴黎曾经拥有的对沙特莱要塞的权力现在也失去了。巴黎的商人市长必须由有头衔的贵族来担当，因此，他作为巴黎市长的权限扩大并成为王权的代理人。关于巴黎的军事问题，在亨利四世及其以前的时代，一般都是归王室家族成员或其他贵族所控制，而这些人基本上不管市政机关本身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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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商人市长能够按照国王的意愿行事，那么他还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力。例如，弗朗索瓦·米龙从1604年到1606年能够作为巴黎市长，就是一个实例。米龙是沙特莱要塞长官的儿子，曾经在巴黎高等法院工作，从1596年起其本人又成为沙特莱要塞长官，正是得到亨利四世本人的举荐他才成为巴黎市长。据说，国王在一次评论中提出，巴黎城市事务缺乏管理人才。他说：“我知道米龙干得很好，不是贪官，与其他官员相比较，他也很少讨价还价。”[159]米龙和他的后继者弗朗索瓦·桑甘（1606年至1612年为巴黎市长）成为亨利四世想使巴黎恢复活力的有效工具。他们承认巴黎的财政在宗教战争中受到伤害，所以他们打算在国王的支持下一方面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另一方面要以文艺复兴精神重塑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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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从社会角度还是政治角度来看，巴黎市政委员会都在发生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这反映出城市精英正在脱离商业和制造业。[160]某些措施证实并加剧了这种趋势。1563年巴黎商业法庭的建立减少了巴黎市政委员会在贸易方面的权限，这种权限本来属于水路商人行会。1615年的法令规定，在四个巴黎市政委员会的委员中，至少要有两个是商人，但是这一点几乎没有人重视。1554年又规定，禁止“机械艺术”行业的成员进入市政委员会，这又使一些人不得不退出该委员会。结果，该委员会成员都变成忠于国王的穿袍贵族，而不再是独立的商人，而那些穿袍贵族通常对自己的贵族身份津津乐道。1577年，国王决定允许贵族作为巴黎市长和市政委员会委员，而这些人的父辈就是市政委员会委员。1614年，巴黎市政委员会中的大部分委员同时又是巴黎高等法院或其他权威法院的成员，这些位置都是花钱买来的。官位买卖之风自上而下愈演愈烈。1633年，买卖国家行政官员职位的腐败行为扩散到下一级官员，巴黎各种区级管理人员的官位也开始被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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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驯服了巴黎市政委员会，改变了巴黎的城市风貌，控制了那里的思想和精神氛围，社会和宗教界的精英们似乎都已经被国王驯服了。但是事实远非如此。宗教信仰仍然各异，这证明宗教很难控制。尽管大多数天主教徒拒绝天主教联盟鼓吹的暴力行为，但仍有许多天主教好战分子，他们被称为“笃信徒”，呼吁采取比亨利四世更为激烈的反对新教徒的行动。在他们的影响下，17世纪20年代，路易十二和摄政王太后玛丽·德·美第奇为了减少法国北部和西部胡格诺教派的军事自治权而采取了特殊手段。那些天主教笃信者还严厉地批评了波旁王朝开始实行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就是要通过与新教国家结成战略伙伴来反对法国长期的敌人哈布斯堡王朝。他们认为，这是在考虑基督教世界和谐之前先考虑自己国家利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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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在波旁王朝的国家建设规划使法国社会处于紧张状态的情况下，笃信徒的批评具有更大的政治危胁性。最初，法国并没有公开卷入三十年战争，只是秘密地支持哈布斯堡家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对手。但是，1635年法国参战，这就意味着，法国与奥地利的冲突将一直延续到1648年；与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冲突将延续到1659年。军队人数的急剧增加意味着战争的花费不断上升，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通过提高税收、巨额借款以及财政上的其他谋略手段来筹集更多的款项，还采取国家对实际商品和服务少付金额的办法减少支出。一旦发生歉收或出现鼠疫疫情，人们就会面临政府采取的上述措施。从1620年到1650年，每年都会发生至少一次各种形式的抗议斗争。农民起义、市民暴动、贵族密谋，在法国各地时有发生。1648年至1653年，群众的反抗斗争在投石党运动期间达到高峰：一桌由农民造反、城市叛乱、贵族阴谋、宪法混乱构成的内战大餐摆在政府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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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面临的困扰还不仅仅这些。1617年，由年轻的路易十三领导的反对他的母亲及其首席顾问孔奇尼的密谋发生了，国王下令谋杀了孔奇尼并秘密埋在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对孔奇尼的税务政策不满的巴黎暴民挖掘出其尸体，用车运到新桥，将其砍碎并当众烧毁，景象惨不忍睹。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巴黎处于平静状态，但是1636年再次发生混乱。先是来自尼德兰的西班牙军队在科尔比战役中击败法国，接着一批部队到达瓦兹河，进而威胁巴黎。当时，来自法国北部和东北部的惊恐难民纷纷到巴黎寻求避难，与此同时，巴黎本地的恐慌人群纷纷南逃，各种逃难的马车堵塞了道路。当所有人都手足无措的时候，红衣主教黎塞留和路易十三国王保持镇定，并向巴黎人民表现出泰然自若的姿态，以使他们自愿参战去击退西班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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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世纪40年代，黎塞留的继任者马扎然采取了一系列瞄准巴黎人钱袋子的措施，使他们对王室的忠诚发生动摇。在国家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马扎然决定让比大部分法兰西臣民更加富有的巴黎人为战争事业做出奉献。1644年，他颁布了《图瓦塞法令》；1646年，他又颁布了《关税法令》，厚颜无耻地向那些居住在防御城墙以内的巴黎人民榨取钱财。1647年，他又从同样目的出发颁布了《赎罪法令》，该法令完全不顾国王赋予的贵族特权，下令所有居住在王宫地区的居民一律购买自己对未来的所谓责任。1648年1月，另一个敛财措施出台，目标主要对准了巴黎高等法院中的那些富有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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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是，巴黎城内对这种财政政策的反抗不是由市政委员会领导的，而是由巴黎高等法院领导的。市政委员会的独立性受到极大侵害，这就给政治领域留出了很大空间，巴黎高等法院太热衷于占有这一空间却因此而没有得到。尽管事实上是所有的行政官员而不是选举的官员贪污腐败，但巴黎高等法院是最高法律部门而不是某一个法律机构，所以完全有能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具有重要代表作用的角色。从15世纪起，巴黎高等法院就显示出作为城市居民整体利益保护者的能力，而不仅仅关注食品供应和价格上涨的问题。巴黎高等法院拥有登记所有王家法规的职责，这使它成为王家法律的看护人，如果哪项与传统不符，巴黎高等法院有延缓甚至阻止该项法律生效的权力。从1614年起，三级会议作为法国全国性代表会议基本不再召开，在整个16世纪也仅仅召开了大约五次，这使巴黎高等法院的作用扩大了许多。卢浮宫作为王室住宅的建立使位于西岱岛上的古老王宫成为多余，因此那里成为巴黎高等法院的所在地，巴黎高等法院也因为在这里办公而可以大肆渲染自己如何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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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关乎他们自己和巴黎人民切身利益的一系列财政立法问题，巴黎高等法院显得信心十足。1648年3月，巴黎高等法院中那些腐败的政府官员，而不是经由选举产生的巴黎市政委员会委员，带头组织了一场运动，要求解散国家的军事和财政机构，中止王朝军事扩张的权限。以奥地利的安娜和红衣主教马扎然为首的摄政委员会立即做出反应，逮捕了他们认定的为首官员，这一做法使他们向引发革命又迈进了一步，以巴黎小孩玩的弹弓命名的投石党运动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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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出现街垒以后，破坏巴黎法律和秩序的事情行将出现，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完全把市政委员会排除在外的几次谈判中，摄政王太后似乎赞同了反叛者提出的计划。然而，她和国王在1649年1月逃出巴黎，然后利用孔代亲王包围巴黎并试图以武力迫使投石党人就范。这种情形使人回想起亨利四世1589年至1590年围攻巴黎的历史画面。枢机主教莱兹（后来成为其叔叔巴黎大主教的副手）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回忆录构成了一幅贵族叛乱的历史画卷，使人形象地追忆到百年战争中使用的各式武器和天主教同盟在街头阅兵时闪闪发光的帽徽。[161]然而，宗教分裂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问题，因为不论保王主义者还是反叛者都是天主教徒，胡格诺派已经低下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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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年8月26日，街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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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通过摄政与反叛贵族之间签订了一个调解协议而解除了对巴黎的围攻，但是形势每况愈下，尤其是反西班牙的战争仍在持续。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发生了无休无止、变化莫测的事件。第一件事就是巴黎的税务争论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冲突。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王公贵族的私利与国家事务纠葛在一起，在自己享受荣华富贵的同时，那些王公贵族还试图利用王权衰微的时机削弱黎塞留开始推动的中央集权。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人脉广阔、相当知名的贵族妇女，如内穆尔女公爵，她们与她们的男性伙伴一样激情四射，就像爱情故事或高乃依戏剧中的英雄角色一样，上演了一幕史诗般的历史剧目。有一段时间，投石党人采取宗教战争中王公贵族的策略，利用外省的代理人在那里组织自己的私人军队。还有一段时间，他们寻求与巴黎高等法院建立政治联盟。此外，包括莱兹、孔代和路易十四的叔叔奥尔良公爵等在内的投石党人还雇用一些文人撰写煽动性的小册子以煽动巴黎市民，这就是当时的“反马扎然宣传品”。许多投石党人期望政府能给他们一笔数量可观的钱，然后他们就可以退出叛乱，但在17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那样的困难条件下，国家根本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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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要理解如此复杂的历史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对许多同时代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例如，在1652年，许多来自巴黎周围乡村的农民欢迎孔代亲王和他的军队，印象中只记得他是为国王服务的，但事实上那时他已经成为投石党反叛者的重要成员。在变化多样、时断时续的历史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似乎每个人都在接受时间的考验。马扎然被以多种理由流放，乱党继续公开侮辱他和奥地利的安娜，通常是通过言语污秽的“反马扎然宣传品”。年轻的路易十四不得不忍受叛乱军队每晚检查他的卧室，以证实他没有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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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法国历史上投石党运动并不十分重要，但是那场叛乱对于巴黎及其周围乡村的居民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当时发生了两次对巴黎的围攻，一次在1649年，另一次在1652年，每次都导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巴黎的人口死亡率在1651年和1653年增长了两倍。巴黎周围地区的人们甚至面临更为糟糕的形势，因为他们遭受着王室和投石党两方面军队中那些违法乱纪分子的抢劫和掠夺，由此导致巴黎周边地区的饥荒和死亡率都超过市内。詹森派修女昂热利克·阿诺尔德写道：“我们像鸡一样被杀害。”[162]她详细记载了发生在城门外的屠杀和暴行。据一位巴黎行政官员说：“由于疾病、饥饿和劫难，巴黎周边农村的居民已经死掉了三分之二。”[163]要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恢复元气，巴黎的下几代人还要在多方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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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变使巴黎市政府陷入困境。在王室官员要么逃走要么无法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市政机关也没有抓住机遇成为巴黎人民的保护者。孔代、莱兹和始终犹豫不决的奥尔良公爵等靠不住的贵族投石党人将巴黎高等法院作为工具，因此后者也无能为力。1652年春季，巴黎市政府的彻底失败完全暴露出来。由于巴黎官方拒绝为投石党和王室双方的军队打开城门，孔代和他的投石党军队聚集在圣安托万门外的城墙边，这使他们面临被蒂雷纳率领的王室军队消灭的危险。在紧急情况下，蒙庞西埃女公爵（即奥尔良公爵的女儿）亲自上城墙指挥，以猛烈的炮火挽救了士兵们的生命。这位女公爵是路易十四潜在的婚配对象之一，甚至在年轻国王的舞会中也在摆弄火炮，而这位年轻的国王正在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一区的沙罗纳山丘上注视着那场战事。尽管国王得以幸免，但就像马扎然所说的那样，她“杀了自己的丈夫”。[164]她终身未婚。救援的炮火使巴黎向孔代的军队敞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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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巴黎人民对自己的行为即刻后悔了，因为数日之后的7月4日，孔代的军队制造了“市政厅大屠杀”，他们在那里杀害了二十多个城市显贵，并准备与巴黎高等法院中的极端成员一起接管城市政府。然而，这种夺权行为，如同在16世纪90年代天主教联盟清洗巴黎高等法院时一样，使他们失去了巴黎的支持。结果，当年的那场和平运动再次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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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石党人内部也矛盾重重，而且既缺少军队，也缺乏必要的管理机构和继续战争的财政支持。结果，孔代逃亡西班牙。1652年10月21日，巴黎人高兴但是带有一点忧虑地向年轻的国王路易十四打开城门。尽管还很年轻，但国王照例定居在卢浮宫，他提出赦免巴黎，但是所有的投石党领袖都被处罚。马扎然从流放地返回并执掌政府，该政府并没有改变以往的政策：与西班牙的战争仍在继续；高额税收，货币不稳，这种财政政策使那种政治局面维持了十年。巴黎高等法院试图参与一些重大事件的处理，但王室对反对派的意见不屑一顾，最终，本来只有立法权的巴黎高等法院转而去对抗国王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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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问题不断出现，从1652年至1653年，政府还是重新执政了。但是，城市政府的自治权已经被永久剥夺，只有忠于国王的人能够成为政府官员，要想担任巴黎市长就必须进行可鄙的献媚活动。1653年7月4日，在市政厅大屠杀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国王下令为巴黎人民燃放焰火并举行宴会。这些活动的核心是安放国王路易十四自己的雕像，位置就在市政厅外，雕像“半人半神，手中握有一枝闪电箭头，一只脚踩着象征着动荡的火焰，另一只脚踏着镶有巴黎城市纹章的一艘底朝上的船”。[165]该雕像在此安放了几十年。与1594年亨利四世的那种既往不咎完全不同，路易十四对曾经发生过的政治事件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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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一个不稳定的时期，国王似乎置早年那些怨恨于不顾，开始热爱巴黎和巴黎人民。1661年，马扎然去世，年轻的路易十四决定不再任命首相，而由自己亲政。1661年，巴黎鼎鼎有名的医生居伊·帕坦在记录中写道：“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国王在统治中依法行事，使他的人民幸福安康，国王曾经说过，他要像奥古斯都统治罗马那样统治巴黎。”[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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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于幻想是路易十四和科尔贝共有的情感色彩。从马扎然去世到1683年他自己去世，科尔贝一直是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监。这种情感色彩有多种表现形式，包括史书、颂文、绘画和艺术品等。尽管从15世纪以来人们就对文艺复兴的理想抱有极大的热情，但对于如何把这些理想变成现实则争论颇多。路易十四和科尔贝的贡献在于，他们寻求通过王家科学院来建立和完善文艺复兴的那些理想，因为王家科学院既是品位的典范，又是统治规范的源泉。法国的王家科学院是黎塞留在1635年建立的，后来又增加了绘画和雕刻学院（1648年建）、自然科学学院（1661年建）、碑铭与美文学学院（1663年建）和建筑学院（1671年建）。在这些学院的引领下，路易和科尔贝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复兴古典文化的建筑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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