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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在荷兰和英国出现得要稍早于法国。但是，在18世纪20年代，当一个名叫内梅兹的荷兰人参观巴黎时，却对那里如此之多的咖啡馆无比惊讶。当时，巴黎有些街道上的咖啡馆会多达十几家，而整个巴黎大约有400家之多。内梅兹在他的描述中说道：“有些咖啡馆口碑很好，一些王室权贵和政府要员经常光顾那里。”与荷兰的咖啡馆不同，巴黎的咖啡馆内是不许吸烟的，也没有报纸可阅读（这两点都将发生改变）。巴黎的咖啡馆也不同于下层酒吧，虽然总体氛围也很嘈杂，但并不是以下层平民的方式而是以上层资产阶级的方式出现的。内梅兹眼中的情景正是巴黎咖啡馆的真实写照：人们喜欢在那里聆听有关日常时事的谈话，咖啡馆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公共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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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普罗可布咖啡馆里英雄辈出，法国所有重要的哲学家都是这里的常客：狄德罗、达朗贝尔、伏尔泰、卢梭、马蒙泰尔、博马舍、梅西耶等。大革命又带来了一批新的风云人物：丹东、马拉、埃贝尔、卡米德·德穆兰以及许多的记者和众多着装新潮的知识阶层人士。红色的无边软帽首次在这里亮相。尽管普罗可布咖啡馆由于缪塞、乔治·桑、戈蒂埃、巴尔扎克、雨果以及其后的魏尔伦的光顾而尽领风骚，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举步维艰，变成了一家素食餐馆，靠公共援助来支撑门面，到了20世纪末期则完全成为一个古董。是国际旅游业拯救了它。虽然那里恢复了咖啡的供应，但它主要还是一家为使用信用卡的游客们服务的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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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革命之前，普罗可布咖啡馆的名声就开始滑坡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最好的咖啡馆在罗亚尔宫内外。1814年，反法联盟军队进驻巴黎后，军人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冲进罗亚尔宫的咖啡馆，尽享那里的氛围并纵情声色。到19世纪中叶，几大主要传统品牌——里奇咖啡馆、安哥拉咖啡馆和条顿咖啡馆在西林荫大道时髦地区已经不再流行。但这时有一些独具特色的新型咖啡馆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它们装修别致，令人耳目一新。最初，这种咖啡馆仅仅是标新立异，但后来其独特的装饰风格渐渐传播开来，镜子、树形饰灯、大理石桌面、华丽的灰泥粉刷以及外表装修等手段被广泛应用。林荫大道地区还有一种别具一格的休闲方式，那就是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林荫道上举办咖啡音乐会，之后蔓延到人行路上，把巴黎的街头生活打扮得如诗如画，这在巴黎前所未有。1869年，一名美国游客目睹了巴黎人行路上咖啡馆的景象：各形各色的人坐在那里抽烟、喝酒、聊天、读报，令他艳羡不已。他不无夸张地说，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只有在基督教王国才能看到的社会平等（他或许有些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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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亚尔宫有一家摄政咖啡馆，卡尔·马克思在那里结识了恩格斯，这没有什么稀奇，因为咖啡馆的早期历史就是与资产阶级和那些不羁的文化人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在19世纪慢慢成为咖啡馆、酒吧和酒店的常客。事实上，咖啡馆和酒馆的区别并不是向来就泾渭分明的，因为长时间以来酒精就是咖啡的主要成分之一。到19世纪80年代，巴黎大约有4万家咖啡馆，到1914年还剩3万家左右，如今大约有2000家。工人阶级喜欢吸烟，因此许多资产阶级的咖啡馆拒绝工人阶级入内，但很快就不这样做了。咖啡馆和酒馆不仅是人们相互交际的场所，而且是人们互相安慰的地方。作家勒鲁瓦·博利厄认为，那些地方是“穷人的教堂”。埃德蒙·德·龚古尔在1871年巴黎公社被血腥镇压之后参观了工人阶级住宅区贝尔维尔，发现那里的人整天就是“面色苍白地喝酒”。实际情况可能更糟。人们相信，如果像英国一样咖啡馆在周日晚上全都关门，那么大概会有3万巴黎人自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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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咖啡馆给巴黎人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由于燃料和食品缺乏，许多人只好到咖啡馆寻求一点快乐，喝点咖啡，喝点酒或者其他什么饮料。圣日耳曼德普雷的文化咖啡馆孕育了战后的存在主义运动。萨特通过把咖啡馆服务人员的行动作为一种存在主义方式而发展了他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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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后，咖啡馆毫无疑问面临巨大的压力。快餐店等类似的服务行业吸引了大批咖啡消费群体，这一巨大的变化导致许多咖啡馆关闭，尤其是在郊区，甚至发生了连锁反应。幸运的是，咖啡馆顶住了压力，那里开始吸引女人，这样，咖啡馆已经改变了过去作为男性消费场所的历史惯例，增加了潜在的顾客。此外，咖啡馆经营者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而开发了多样化的咖啡服务，包括音乐咖啡馆、文化咖啡馆、哲学咖啡馆、同性恋咖啡馆、禁酒咖啡馆，甚至有计算机网络咖啡馆。一些情况表明，博物馆开始被咖啡馆侵占。咖啡馆经营者将传统的咖啡馆花样翻新，建立了连锁店。例如，科斯特兄弟在奥塞现代艺术馆建立的高贵咖啡馆和在卢浮宫门口金字塔上的边缘咖啡馆，另外还有邻近蓬皮杜中心、由建筑师克里斯蒂安·德·波尔藏帕克设计的博堡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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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在咖啡上的花费大约为每年300万利弗尔，[201]这个数字比奶酪消费的数额还多，消费者包括社会的各个阶层。咖啡馆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并不是咖啡本身，而是咖啡以外的思想和政治，因为咖啡馆已成为传播思想和政治的新摇篮。然而，路易十五的乐趣之一是由其情妇蓬巴杜夫人在他的私人宴会上为客人们煮咖啡，这也是王室跟随时尚的又一个表现。另一方面，咖啡很快变成了巴黎劳动阶级的一种标准早餐。这种跨越阶级的品味共享在其他文化和休闲场合方面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18世纪以后，一些上层文化机构获得更加广泛的欢迎。在1700年，巴黎的所有剧院加在一起只有座位4000个左右，到了1789年，增加到13000个。喜剧院和新兴的林荫大道上的各个剧院上演的剧目不仅上层人士喜欢，下层民众也愿意观看。此外，不仅咖啡馆、剧院和公共花园等休闲和娱乐场所吸引了大批下层民众，而且随着他们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劳动阶层在其他消费场合也频频出现。例如，巴黎的酒馆曾经是贵族出没的地方，而城市的网球场通常聚集着王族子弟。[202]但是到了18世纪60年代以后，圣日耳曼和圣洛朗的古老集市日渐衰落，被其他一些场所取而代之，特别是著名的西北林荫大道，成为各个阶级都去的消费场所，那里有大杂烩式的玩偶剧院、杂技表演、自动展示台、蜡像馆、小丑表演等。一个参观者说，对巴黎的一个比较恰当的比喻应该是，“巴黎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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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可布咖啡馆，新哲学的诞生”，18世纪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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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公开处决的行刑场所总是吸引大量人群，斗兽活动通常也会引起不少人的兴趣，但是巴黎城市文化中最受欢迎的一种集体活动，也是启蒙运动时代最好的象征，不论是公众行为还是王家节日，都应该是燃放焰火。由于王室的建设工程开辟了一些广阔的空间，例如路易十五广场、战神广场以及各种码头等，使燃放焰火活动成为可能。克拉多克夫人指出，把公共事务变成娱乐和狂欢是巴黎人的爱好，[204]同代人则把这种世俗活动现象解释为宗教信仰的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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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事实已经证明市场是不分阶级的，一些企业家和投资商便希望进一步开发市场。不久，一种新的娱乐产业迅速兴起，迎合了蓬勃发展的旅游业的需要。1764年，意大利烟草制造商托利在邦迪街（即现在巴黎第五区的勒内·布朗热街）创建了“夏日游乐园”。同时，他的同伴吕吉里在圣日耳曼市场建立了“冬日游乐园”。使用Vauxhall这个词意在强调模仿伦敦这个18世纪欧洲的主要消费市场。在这种活动场所中，最为突出的是圆形剧场。它是18世纪70年代中期以罗马大剧场为原型建造的巨大竞技场，位于现在巴黎第八区的香榭丽舍大街北侧。该剧场能容纳4万人，不论是“下层民众还是上层人士”，在那里都可以从事自己喜爱的娱乐活动，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205]在这方面，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豪华的罗亚尔宫。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奥尔良公爵把这个祖上留下来并由自己居住的住宅变成了一个半开放的地方，一个生意兴隆的新古典主义购物商场，那里总是人潮涌动，甚至有些娼妓也光顾此地。意大利戏剧家哥尔多尼曾经写道：“在豪华的拱廊街上有各种各样的商店，消费者在那里可以买到所需要的一切物品，那里还有咖啡馆、公共浴池、餐馆和大排档、旅馆、聚会、演出、画廊、书店、音乐会等。”[206]1786年，邦贝尔侯爵曾经评论说：“只要你口袋里有钱，在这里用一天的时间就可以买到在其他地区花一年才能买到的所有奢侈品。”[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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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罗亚尔宫所证实的那样，在18世纪的巴黎，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人们的社会生活已经用不着相互戒备。在过去，参观者常常说巴黎的娱乐活动有失体面，但现在已经变成了更自由、更平等的生活方式，在巴黎的街道上，在豪华的罗亚尔宫里，这种生活方式随处可见。有人毫不夸张地说：“除了地位最高的贵族，在巴黎人人平等，在街上修鞋匠不必给侯爵让路，这是真实的巴黎。”[208]但是从消费角度来说，修鞋匠与侯爵的社会地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随着“时装”的出现，即使这一点也难以区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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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一切说教都无济于事一样，时装是一种更为令说教者无奈的主题，因为主张节俭的说教丝毫没有阻止时装在所有阶层的流行。在传统上，穿戴代表着社会地位，但是这个由来已久的等式越来越不被人们认可。在服饰和行为方面相互模仿已经使人们的等级差别一扫而光。不言自明，现在要区分谁是奶牛场女工谁是公爵夫人已经不可能了。蓬巴杜夫人以及后来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都曾经穿上奶牛场女工的服装进行演示，但现在的奶牛场女工们也开始穿上绫罗绸缎，戴上珠宝首饰，而这些都是过去富裕阶层的女士所独有的。每年，蓬巴杜夫人和那些时髦的上层女性经常光顾的圣奥诺雷街上的丝绸商店的商人都要摆出一个穿着新式样服装的模特，以便展示某一季节的时装新潮流。此后，许多类似的模特被传到外省乃至遥远的国外。这些服装模特给王室女性和全欧洲逛商店的女孩做出了今年流行时装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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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也在男人中引发了类似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朴素的英式骑装成为大部分精英阶层的必需品，即使路易十六也青睐于此，结果导致在他与密友在一起的时候，陌生人都无法辨认谁是国王。在18世纪80年代，夏尔·德·佩索维尔曾经说：“政府里最资深的要人穿着最时尚的市民服装走在街上，你会觉得你正和商店的店员说话，但事实上对方很可能是王室成员。”[209]与此相关的还有，那些富有的神职人员喜欢像贵族纨绔子弟那样也佩带刀剑和手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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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的公园、林荫大道和马路上看到的服装革命事实上是巴黎物质生活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变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对下层民众遗物的分析表明，富有的精英阶层的生活在更下层的物质主义和时尚意识的生活方式中也能找到共鸣。在当时流行的衣柜里，这些人所用的衣物在式样、颜色和种类上都很齐全。事实上，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巴黎人就开始使用衣柜，但大多数是用亚麻布做的衣箱。其他新型家具也应有尽有，如椅子、桌子、抽屉柜、各种灯具、版画和挂毯、镜子和屏风等。很多人吃饭使用瓷器、壶、瓶、刀、叉和羹匙。近一半的家庭有咖啡壶。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扩展到了个人装饰品方面，例如手表就是一种品位的标志，一个外省来的学生抱怨说，“连巴黎街道上的顽童”都有一块。[210]出现了女性用的首饰、假发、鼻烟盒以及手帕。达尼埃尔·洛希曾经指出，在1700年和1789年间，巴黎人就知道使用手帕擦鼻涕。[211]剃刀、假发和牙刷的使用改善了人们的外表，为人们适应不断变化的时尚提供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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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最初的消费革命导致的享乐主义思潮不仅在巴黎城市内流行，还扩展到周边农村地区。一个世纪以前还荒凉和偏僻的外环林荫大道和大小村落，现在作为新兴的物质文化中心脱颖而出。事实上，国家对关卡之外的某些消费品是免税的，这就鼓励了娱乐产业在税务人员不去的地方建立起来。于是，一个叫作“村舍”的酒馆网络出现了。在星期天、不工作的“圣日星期一”以及节日里，巴黎人往往出来休闲并喝一些便宜的饮料，这时“村舍”就十分活跃。而且正是在这些时候，很可能会发生恶性街头暴力事件。几乎同时，一些大小村庄也出现了类似的集体娱乐活动，例如现在巴黎第八区的鲁尔村、第十八区的拉夏佩尔村、第十二区靠近夏罗内的丰塔拉比村、第十三区的贝尔西村以及第十五区的沃吉拉尔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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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生活的这些变化还有一个突出表现，那就是富有的上层阶级青睐于兴建乡村馆舍、疗养处、避暑农庄以及其他一些他们喜爱的去处，他们可以在那里尽情享受自己喜欢的园艺、植物和自然风光。情郎屋是与情妇偷情的地方，这也是一大地方特色。在摄政时期，对封闭村庄的开发已经开始。例如，奥尔良公爵为他的女儿贝里公爵夫人建造了猎舍城堡，同时，他的妻子在巴格诺里特建造了一座乡村住宅。1720年在布洛涅森林外建立的巴加特尔住宅在18世纪70年代由路易十六的兄弟阿图瓦伯爵重新设计和装饰。最后，大部分类似的第二住宅，如帕西、奥特尔、南泰尔、圣克卢、阿尼厄勒、塞夫勒、伊夫里、万塞讷、圣莫尔以及犹太市等，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过度开发中都被毁坏。除了巴加特尔住宅外，那段蓬勃发展时期的痕迹几乎荡然无存，除非现存的街道设计与原来的道路重叠。[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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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到达建在巴黎老城墙之外的消费村舍和第二住宅，巴黎人还需要穿过大片农田。现今巴黎第十五区的格勒纳勒和第九区的普瓦索尼尔区，当时种植着大片黑麦和大麦。葡萄栽培还被传播到南部，远到现在巴黎第十六区的贝尔西、第十五区的旺热和沃吉拉尔，在东贝尔维尔和现在巴黎第十一区至第十五区的沙罗纳，还都是种植葡萄的村庄，在现在巴黎第十八区的蒙马特北部，至少有一个地区种植葡萄，而且在附近还建立了十几个酒厂。但是，总体来说，巴黎近郊的耕地和葡萄园都逐渐消失了，靠近市区的村落被城市吞没了。除了被开辟为公用场地和避暑农庄的土地外，现在郊区的广大农田为巴黎供给各种农副产品。林荫大道附近的土地都变成了商业菜园，结果使从前没落的农庄也生机勃勃地商业化了。伴随着商业菜园的发展，菜园劳动发展为一个产业，每天都有人从城市内向那些菜园运送马粪。当时供应巴黎的农副产品有：阿让特伊、拉维莱特和蒙马特的芦笋，沃吉拉尔的蘑菇，克拉马尔的豌豆，蒙特赫里的樱桃，沙罗纳的醋栗，阿尔帕金的扁豆，还有远在圣马塞尔区郊外的花。在18世纪晚期，农学家帕芒蒂埃还在格勒纳勒试验过栽培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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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的罗亚尔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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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周边地区历史悠久的采石场附近，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现在巴黎第十四区的拉维莱特种植着茜草染料，附近的古特奥尔村专门从事染料提取工作，位置就在现在巴黎第十八区。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五区加维尔岛上的化学工场后来被转移到远离城市的西郊，次氯酸水（即漂白剂）就是1789年在那里发明的。烧制瓷器也是巴黎人在偏远郊外进行的重要生产活动。1756年，路易十五把万塞讷的瓷器工场搬迁到南部的塞夫勒，该工场在那里简直就是由国王宏爱的蓬巴杜侯爵夫人亲自掌管，她在贝尔维尤城堡上就可以俯瞰该场全貌。此外，克利甘拉、斯西克斯、默东、圣克卢以及普瓦西都建立了重要的瓷器场，其中多数是由王族赞助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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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时与欧洲其他地区相比较，巴黎工场向郊区和农村地区的发展还相对缓慢。巴黎制造业的定位向来而且仍将是奢侈品和半奢侈品。奥伯克男爵推断，如果没有巴黎的奢侈品业，法国的国际霸权地位将在一夜之间瓦解。[213]巴黎的这些奢侈品业几乎都集中在老城区。在18世纪中期，巴黎大概有5万名工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到1789年，这个数字增长到将近10万人。从表面来看，生产是由难以统计的行会和团体组织进行的，但是，这些行会和团体几乎自身难保，因为国王为了阻止自由市场的发展而破坏行会的存在和发展，而且在1775年几乎达到了目的。所以，国王对那些违反行会法规的行为视而不见。此外，还有十多个所谓“自由”行会，例如，圣殿区和由圣安托万修道院保护的圣安托万区都是行会不得干涉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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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制造业主要是加工来自外省的原材料，也有一些制成品是在巴黎最后完成加工的。当时主导巴黎制造业的是绸布商，他们的人数已经超过2000，并组建了强有力的“六行会”组织。该组织规模最大，成为巴黎行会金字塔的塔尖。[214]巴黎行会专门生产的商品应有尽有，从丝绸、时装和优质家具到首饰、画卷、织锦、镜子、时钟、瓷器、漆器、流行小件商品（包括纽扣、饰带、花边等）、雨伞和玩具等，这些商品既具有奢侈品生产的特点，又具有一般产品生产和消费的特点。那些多才多艺的“饰品”专家[215]引导着时尚，而那些富裕的主顾正是通过消费他们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的。例如，在圣奥诺雷街，一面流行的镜子很可能是由圣格罗贝玻璃厂生产出来，然后又进行了洛可可式样的装饰；一座时钟很可能内部机件精良，外表用青铜、镀金和瓷雕像或者瓷片进行装饰；带抽屉的衣柜很可能涂有流行的中国漆；一件时装很可能经由一组专家共同完成，在衣料、花边、纽扣、饰带等方面选料精良，加工精细。有些最初为上层有钱人生产的高档商品现在开始用比较便宜的材料进行生产，使这些商品价格下降并得到普及，那些来巴黎的外国游客、中等收入家庭的人，甚至那些有雄心壮志的劳动阶级出身的人都青睐这些商品。巴黎人引导着欧洲人的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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