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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国王赞同的城市代表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统治者不再强调国王是服从上帝命令的武士和上帝在人世间的代表的传统说法，而是强调国王是仁慈的父亲，热心于为他的臣民造福，希望得到人民的热爱、尊重和感激，而不是恐惧和敬畏。因此，就个人而言，君主与巴黎没有任何关联，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按照王朝的形象塑造巴黎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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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2年，路易十五建立军事学院，这明显是一个新的变化。军事学院的建立表明，国王将巴黎与王家关注的另一个群体——军事贵族——联系在一起。如同建立荣军院和硝石场医院一样，军事学院体现了王朝仁慈的形象。军事学院与荣军院和硝石场医院一样，都坐落在建筑稀少的塞纳河左岸，因为1674年和1724年王室对这块土地的使用进行了限制。该建筑由金融家巴里·迪韦里威和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侯爵夫人策划，其目的是给那些破落的乡绅提供职业培训场所。直到1789年大革命以前的学院历史一波三折：本来，该建筑计划由王室投资建设，但是从没有兑现，因此多年以后方才完成。但是，军事学院的建立为巴黎市区向西南扩展和许多人涌入圣日耳曼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军事学院和荣军院的存在，位于这两个机构中间的一个名为格罗斯·塞留的小渔村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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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学院和荣军院附近，一条条宽阔的、绿树成荫的街道建立起来，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巴黎那些著名的林荫大道。在军事学院外边，有一块本来是菜地的地方建立了战神广场，用来进行阅兵和军事演练，这一建设使那里进一步发展。由于塞纳河的一个小分支流经此地，使这个地带得到延伸，从前的天鹅岛也被包括其中，这就把战神广场与塞纳河连接起来。在这个位置，后来又建了埃菲尔铁塔。许多人有机会并真正聚集到这里，参加军事演习、赛马和其他一些公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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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神广场的建立反映了国王继续重塑巴黎这座城市的愿望，同时也表明，国王更加关注如何通过那些公共活动来自我推销和宣传自己的慈善形象。后来的一些小工程和积极行动也体现了这一政策。例如：作为一种姿态，路易十六下令将杜伊勒里花园对公众开放，就像罗亚尔宫花园和卢森堡公园一样。国王还计划将现今巴黎第六区圣叙尔皮斯和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前面的广场（即现在的卢浮宫广场）进行扩建，以便给人民提供一些集会的场所。那些公共广场，例如著名的王家广场，已经成为缔结和平条约、宣战、王室大事等大型公共庆祝活动的场地。塞纳河沿岸的港口也被重新设计，以便使更多的人能在公共节日里观看水上娱乐节目。例如，1739年，为了庆祝国王的长女与西班牙王子的婚礼，在塞纳河上举行了水上比武竞赛，尽管没有王室成员来观看比赛，但场面还是十分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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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更加显示了王家的高贵。在政府部门，对复古风格的追求要归因于马里尼侯爵，他是蓬巴杜夫人的弟弟。在18世纪50年代，他参观了意大利。返回法国后，马里尼成为王室建筑的负责人，主持艺术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的工作长达二十年。18世纪70年代的王家铸币厂就是他在这个位置上工作的成果之一。该建筑是在他的指导下，由建筑师雅克—德尼·安托万设计建造的，位于塞纳河边一个很显眼的高地上，[189]基本上是一个略加改造的希腊神殿风格的建筑。还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外科学院，位于现在巴黎第六区的医学院街，该建筑在国王的资助下由雅克·高迪斯负责兴建；另一个是位于现在巴黎第八区的玛德莱娜教堂，该教堂于1764年由贡斯当·伊乌里开始建造。王室还介入了另一座仿希腊神殿风格的建筑新法兰西剧院，即现在巴黎第六区的奥德翁剧场周边的扩展工程。1773年，路易十五从孔代亲王手中购得这块土地。但是工程一直进展很慢。路易十五死后，路易十六将此工程交给他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负责，伯爵就住在附近的卢森堡宫。这个位置以剧院为中心，四周的街道呈放射状展开，这样做是为了开发剧院前面的广场。更受欢迎的是位于现在巴黎第一区的谷物市场，该建筑兴建于18世纪60年代，具有罗马风格，与位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苏瓦松宫位置上的竞技场平行。[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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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复古建筑的最大成果和杰作是位于现在巴黎第五区的圣热纳维耶芙教堂。1744年，住在梅斯的路易十五重病初愈，发誓要重修残破的圣热纳维耶芙修道院。该修道院是存放巴黎主保圣人圣热纳维耶芙遗骨的地方，那里也安放着克洛维和墨洛温王朝其他统治者的遗体。新教堂由雅克·热尔曼·苏夫洛设计，他曾经是当年马里尼意大利文化之旅的随行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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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教堂的奠基仪式在1764年举行，1773年完工。后来，它成为存放法国历史伟人遗骨的地方，改名为先贤祠。再后来，极少数伟大女性的遗体也存放在那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那里记载着法兰西王国的历史，但是历代国王和王后的遗体并没有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安放，这正是1789年那场大革命的结果。为了使先贤祠交通便利，特地修建了现在巴黎第五区的索夫罗特街，该街道直通卢森堡公园。尽管新街道仅仅延伸到圣雅克街，但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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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城市结构中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对另一个重要王家工程的选址产生了影响，那就是路易十五宫，该宫殿是一个将君主家长制、壮观的纪念性和希腊—罗马风格融为一体的建筑。为了纪念路易十五在1740年至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胜利，城市管理部门提出要修建新的王室广场的计划。一些建筑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就建筑的位置和设计方法展开了讨论。一百多个申请人参与到该建筑的位置选择和设计之中，提出了一系列广泛的富有想象力的建筑位置，包括西岱岛、市政厅广场，甚至有人荒唐至极地提议巴士底狱。所有这些待选的建筑位置绝大多数都将使市中心更加宽广，使巴黎中心地带交通更加便利。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和管理方面的困难，那些设计思路未被采纳。最后，国王提出了一个比较可行的选择方案，他捐赠出位于巴黎西部、杜伊勒里花园末端的一块祖传土地。比起17世纪的孚日广场和旺多姆广场等王家广场来说，新建的路易十五广场（即现在巴黎第一区的协和广场）为巴黎的城市更新所提供的空间要小得多。本来，该广场可以直通香榭丽舍大街，那里是人们的娱乐场所，林荫大道一直延伸到纳伊的新桥。然而，由于护城河将它与香榭丽舍大街分开，广场被视为城市的外部边界，所以直通计划未能实现。有一名作家曾经这样描写该广场：“坐落于城边的广场花园似锦，绿树成荫，装饰典雅，成为一个舒适的乡村休闲地。”[191]由埃德梅·布沙东精心设计的路易十五骑马塑像矗立在广场中央（在大革命期间被毁掉），这个王权建筑具有一种深刻的含义：它表示国王对改进城市状况十分关注。18世纪80年代修建的路易十六大桥（即现在的协和大桥）将右岸的圣奥诺雷区和左岸的圣日耳曼区连接在一起，为巴黎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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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18世纪，圣奥诺雷区和圣日耳曼区是巴黎最时尚的地区，远远超过了时髦一时的马莱——现在人们越来越感到那里已经是过往烟云。尽管王室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凡尔赛宫，但是这两个地区的繁荣表明，法兰西王国最有权势和最富有的人也接受了巴黎人民的生活方式。出入宫廷当然是贵族地位的重要象征，但他们不久就发现王室生活是那么枯燥无味。那些曾经在凡尔赛宫出席国王仪式的贵族宠臣现在也离开凡尔赛转到了巴黎，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对他们也无能为力。如同富有的穿袍贵族和金融家一样，佩剑贵族也在巴黎建立了私人官邸。穿袍贵族和金融家是当时在法律和行政部门工作的新兴阶级，而佩剑贵族是因军功获得爵位的旧式贵族。当时各个有产阶级之间相互通婚并在文化生活中共享利益，加之居住地比较靠近，使各界精英涌向巴黎成为一种趋势，而这两个近郊区为不同出身而又追求相同生活方式的社会精英提供了相互结合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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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政府组织机构基本都在巴黎，这对于财富精英聚集首都也至关重要。在18世纪60年代以前，法国的陆军部、海军部和外交部还没有迁到凡尔赛，即使此后这些机构迁到凡尔赛，但是财政部及其下属机构仍然留在巴黎。再者，巴黎仍然是国家司法和财政体系的中心。在精英阶层内部，控制巴黎高等法院的穿袍贵族有坚固的根基，像财政部门的官员一样，他们喜欢巴黎而不是凡尔赛。负责间接税征收工作的农业部门官员的办公室就设在现在巴黎第一区的让—雅克·卢梭街，位于圣厄斯塔什教堂和旺多姆广场之间。但是，圣日耳曼区是旧贵族常去之地。在1789年，十分之九的农业部官员住在圣奥诺雷街及其附近。这一地区后来发展成巴黎的金融区，股票交易市场就在附近。另外，它也是一个文化机构云集的地区，那些金融界的精英以城市文化基调的设定者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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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3年的一份记录这样写道：“只有圣日耳曼区和圣奥诺雷区是适合杰出人物居住的地方，这两个地区的新住宅增加得如此之快，装点得如此豪华，有些简直可以说是宫殿了。”[192]这两个地区空气清新，可以修建花园，社会治安良好。左岸圣日耳曼区的那些与塞纳河平行的街道是发展的明显标志，依次可见的是波旁街、里尔街、德沃纳尔街、学院街以及南部稍远一点现在巴黎第六区至第七区的圣多米尼克街和格勒纳勒街。所有这些街道都保持着明显的18世纪街区建设的风格。在18世纪后期，时尚的圣日耳曼区开始向圣叙尔皮斯和奥德翁剧场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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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年，国王住在杜伊勒里宫，奥尔良公爵住在罗亚尔宫，结果吸引了众多的政治精英们来到附近的圣奥诺雷区居住。当时，在法国财政部任职的苏格兰投机商约翰·劳曾提出一个大量发行纸币来刺激商业繁荣的建议，尽管这个臭名昭著的“系统”在1721年可耻地破产，但是它开启了这一地区的主要建筑热潮。随着1739年至1767年运河工程和大排水沟工程的完成，这一建筑热潮顺利发展，[193]大排水沟延伸到北部，与巴黎的各条林荫大道平行，不仅排除了这里的臭气和疾病传染源，而且使这里的工作环境更加惬意。更多的人开始在圣奥诺雷街南面建造屋舍，从他们门前的花园出发，可以直接来到香榭丽舍大街。例如，1718年至1722年建造的埃夫里克斯公馆在18世纪40年代成为国王情妇蓬巴杜夫人的寓所，她在圣奥诺雷街开了一家奢侈的商店，在她的店里可以看到当时最好的丝绸、家具和服饰。埃夫里克斯公馆后来被重新命名为爱丽舍宫。1871年以后，该宫殿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官邸。从现在巴黎第九区的昂坦马路到黎塞留街的西北地区是附近另一个受欢迎的地区。在摄政时期，曾经作为草场、奶制品厂、市场花园的这个地区一夜之间竟变成了金融家等富有阶级的美丽住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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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20年代晚期，昂坦马路地区的发展一度滞后。但是，它从60至70年代起开始振兴，带动巴黎兴起了一个又一个商业性建筑热潮，其中大多数建筑在西部富人区内。那些身居高位又深得国王宠爱的人支持城市的这种发展，因此尽管1724年曾经颁布了建筑限制条例，但建筑活动还是我行我素。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领导奥德翁剧场地区建筑发展的不是别人，正是路易十六的兄弟普罗旺斯伯爵。[194]同样，普罗旺斯伯爵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在纳税墙外沿着圣奥诺雷区修建了鲁尔街区，位于现在巴黎的第八区，那里曾经是路易十三建立的王家苗圃。[195]权贵带头从事建筑活动的趋势还有一个突出例证，是试图通过开发其黎塞留街居住地附近的公园而敛财的破产大臣舒瓦瑟尔公爵：他在这里为喜剧院剧团建立了驻地，同时又在现在巴黎第二区一带兴建新的房产。[196]同样，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雅克·内克尔和农业部的让·约瑟夫·德·拉博尔德也都在时尚的昂坦马路地区投资商业性的建筑。在昂坦马路以东现在巴黎第九区的普瓦索尼尔区，大约在同一时期也出现了类似行为，在女修道院和圣拉扎尔修道院原有的土地上，修建了一些高级的商业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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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19世纪后期，教会地产在建筑业繁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许多教会的房屋，例如女修道院和圣拉扎尔修道院，都拥有宽敞的公园和空地，这种情况甚至可以追溯到反宗教改革时代，甚至此前时期。但是，自18世纪以来，由于财政管理的混乱、社会慈善捐助的下降和宗教信仰的低迷，那些地产不得不被出卖。但是，王家明令禁止出卖教会地产，于是，教会地产交易又以租赁的方式出现了，这种方法可以使他们避开禁止教会地产自由买卖的法令。在右岸，斐扬修道院为了偿还债务，将圣奥诺雷街一带的地产对外出租了99年。在马莱，原来圣殿骑士团所属的马耳他修道院地产由建筑商开发，这块面积广大的地产位于现在巴黎的第三区至第十一区之间。与此同时，原属于田野圣安托万修道院地产的阿利格尔集市及其周围地区被分割出来，地点位于现在巴黎的第十二区。在左岸地区，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开发了雅各布街地区，与此同时，加尔默罗修道院开发了从沃吉拉尔街一直到里加德街的广阔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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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位21世纪的来访者到位于马莱地区即现在巴黎第三区的寇尼亚克伊博物馆参观，他将会有一种满足感，即便有时会觉得这座新潮的建筑内部装饰过于浮夸，而该博物馆呈现出来的正是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喜爱的法国住宅装饰艺术黄金时代的特点。从摄政时代后期开始，科尔贝和路易十四喜爱的刻板的古典艺术形式让位于洛可可艺术风格。“洛可可”这一概念在17世纪后期刚刚出现，代表了优美的不对称形式和明快的装饰艺术，通常以享乐主义和色情艺术的女性形象表现出来，如仙女、异教徒女神和女牧人等。洛可可艺术适应了金融贵族的物质享乐需要，事实上，也渐渐地影响了王室乃至整个法国甚至整个欧洲。洛可可艺术得到蓬巴杜夫人的欣赏。在她兄弟马里尼的帮助下，蓬巴杜夫人大规模地购买和兜售洛可可艺术装饰风格的建筑，这种风格在巴黎地区的王室成员住宅以及其他上层人物的私人住宅中得到了普遍体现。例如，蓬巴杜夫人自己最喜欢的位于贝尔维尤的乡村住宅就是如此。尽管18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出现在建筑业中的新古典主义形式偏离了洛可可艺术风格和主题，但是希腊—罗马基调的和更高雅、更具道德化色彩的装饰艺术的渗透并没有影响法国房屋装修艺术的质量，也没有影响艺术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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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思想作品和艺术作品的标准是在17世纪由王家科学院的各个分科学院制定的。[197]但是，在18世纪，法国出现了许多新的团体并得到蓬勃发展，它们对思想和艺术领域里的王家权威文化机构提出了挑战。富有精英美丽的大厦特别为政府管辖之外的文化艺术机构提供了场所。那些拥有贵族气派的府邸经常存放着艺术收藏品，自然历史陈列室中的钱币和奖牌收藏品以及图书馆对所有文雅之士和博学的知识分子开放。一些住宅举办沙龙，来自社会、文学和艺术界的精英在那里会聚一堂，定期讨论当前国事，有时也开展其他文化活动，如音乐、诗歌、剧本朗诵等。在大多数沙龙里，男人是主体，尽管沙龙通常由女人来主持，但是她们仅仅掌管会议的进程。大多数沙龙都在坐落于时尚地区精心挑选的私人会馆里举行。例如，位于圣奥诺雷街的唐森夫人府邸、迪德方夫人府邸、若弗兰夫人府邸，位于旺多姆广场附近米林斯街的奥尔巴克男爵府邸，位于昂坦马路地区的芮克夫人府邸，位于圣多米尼克街的朱丽·德·莱斯皮纳斯府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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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自称为启蒙和理性哲学家的作者和新闻工作者是这种沙龙的常客。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达朗贝尔、格林等哲学家在那里高谈阔论，对国家事务评头品足，并参加更理性化的社会组织。外国人看到了这些哲学家的文化影响，并认识到典型的巴黎人的习惯。一个坦诚的英国参观者写道，他们“不仅进入上流社会，而且冒险参与上流社会的生活，你看看他们，服饰各异，热心吃喝，还有人在现代礼服上体现奥维德式的爱情艺术”。[198]比起王家科学院的学术活动，沙龙的常客来自更广泛的阶层，尽管如此，还是那些有机会拜访国家上层人物的哲学家们对参加沙龙更加积极，他们期望在那里参与振奋人心的理性主义讨论，接受温文尔雅的行为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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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里的那些常客不仅仅表达出反对绝对君主制控制文化机构的观点，也越来越多地表示要体现公众意愿的理性观点。艺术鉴赏的标准不应该来自高高在上的王室及其控制下的那些管理机构，甚至巴黎最高法院也没有这个权力，这个决定权应该来自社会底层，来自有教养的阶级内部。同时，这一标准应该在巴黎的另一个文化重镇，即巴黎艺术沙龙里得到发展。[199]从18世纪30年代后期起，以往每年一度在卢浮宫内举办的新油画展览改为在沙龙举行，后来又改为每两年举行一次，为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更有影响的阵地。这些艺术展带来了微妙的改变，也极受欢迎，例如，1781年的展览有3万人参观。沙龙威望的不断上升并不是由于国王认可了它的存在，而是广大民众公开承认沙龙的重要。1747年，艺术评论家拉封·德·圣耶恩曾经说过：“只有通过那坚定的、没有被操纵的民众的嘴，我们才能听到真实的话。”[200]在文化机构地位的问题上，公众意见是最权威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在王权的控制之下。文化和思想追求在城市资产阶级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在文化哲人的引导下，法国的资产阶级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决断。例如，18世纪20年代在巴黎建立的共济会就是巴黎人自己说了算。尽管他们之中有些人是排外主义者，但是参加共济会的人来自社会各界，上自贵族，下至徒工和店员，都愿意与商人、政府官员和学者们交往。他们举行秘密仪式，暗中从事慈善活动。在法国旧制度的末期，巴黎大约有100个共济会的分支机构，成员大约占巴黎成年男性人口的5%，其中绝大多数是商业和职业资产阶级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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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会的分支机构通常设在热诚而又秘密的社会改革主义者经常集会的咖啡馆里，因此，巴黎的咖啡馆不仅是人们喝咖啡的地方，而且是秘密的集会场所。也正是在这里，形成了尤其受资产阶级欢迎的争辩论坛。在摄政时期，巴黎街头大约有400家咖啡馆，到了18世纪末，这一数字增长了三至四倍，咖啡馆的普遍特色就是那里都有各种报纸。事实上，了解新闻已经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期，新发行的书籍增加了三倍，这些新书往往是在神学标题下写一些人们喜闻乐见的历史、旅游和文学的内容，特别是在18世纪后半期，期刊开始在社会上发行，这是更为重要的发展。虽然政府审查部门限制报刊登载民众事务和政治话题的报道，但是对各种新闻和观点的需求与日俱增。1777年，巴黎的第一份日报《巴黎日报》诞生了，到18世纪80年代，它的日售量就已达到1万份，其中很大一部分销量得益于巴黎的咖啡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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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一、普罗可布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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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经说过，巴黎“是一座咖啡加谈话的城市”，而且二者是不能分开的，这是巴黎最大的特色。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巴黎要感谢弗朗西斯科·普罗可布·卡尔特里。弗朗西斯科·普罗可布是一个来自西西里的移民。一般认为，正是他在巴黎创建了第一家咖啡馆。如果说从17世纪40年代开始咖啡豆偶尔在巴黎出现，那么正是弗朗西斯科·普罗可布在1672年的圣日耳曼集市上推广了这种新饮品，并于1686年在圣日耳曼渠道街（现在巴黎第六区的古剧院街）开设了自己的咖啡馆。普罗可布的商业理念是切实有效的。他的高档消费场所毗邻一个草地保龄球场和一个网球场，这样一来他就能拥有一批稳定的客户。保龄球运动进入法兰西喜剧院室内的变化又使那些休闲者（即喜剧观众）成为他的客户。在当时法国的时尚社会中，咖啡已经成为每个人都能说上两句的流行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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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许多其他时尚一样，咖啡也有可能落伍。但是，由于当时的巴黎人对咖啡的医疗作用怀有浓厚的兴趣，这使咖啡的实用价值扩大了。然而，咖啡之所以能够成为绝大多数巴黎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饮品，不是因为它的医疗作用，而是因为咖啡与谈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而形成了边喝咖啡边聊天这种愉快而又集体性的新型社交活动——咖啡加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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