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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记载的那样，新桥示威游行已经不仅仅是“学童的胡闹”，[243]领导那些活动的也不再是巴黎郊区的工人，而是懂得法律的大学生。到了这个时候，一场更大规模冲突的条件日趋成熟。18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经济日趋下滑，1787年至1788年发生的农作物歉收使面包价格飞涨。饥饿普遍存在，越来越多的市场失序和骚乱席卷了整个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中，巴黎当然无法幸免。1788年7月13日，一场突如其来的雹灾使巴黎地区的收成减少了四分之一。1788年到1789年的整个冬天都是在暴风雪中度过的，供应巴黎市生活用水的河流全部冻结，行路也十分困难。贫困的家庭不得不把自己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吃饭。受此影响，人们对制成品的需求减少，这对巴黎的工业产生了影响。本来，1786年英法贸易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大量廉价商品进入法国市场，已经形成了对法国商品的冲击，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国内购买力的下降使法国制造业面临倒闭的窘境。1789年4月，在巴黎市郊的圣安托万区发生了一场大暴动，当时的人宣称这是自投石党运动以来最大的一次暴动。那场暴动是由壁纸生产商雷韦永引起的。据传言，雷韦永强行克扣工人工资，试图减轻危机给自己工厂带来的压力。结果，那场暴乱被加尔德—弗朗索瓦率领的军队镇压，当时他正在巴黎驻防。对工人的残酷镇压只能使人民更加愤怒，而绝不会平息民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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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民愤也以某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1788年，王室的审查制度已经崩溃，国王再也不敢忽视民众的意见，他表示同意召开新一届的三级会议。结果，大量政治宣传的小册子到处传插，很多政治主张在以前闻所未闻。巴黎高等法院强烈要求新一届的三级会议以1614年的形式召开，只有这样巴黎高等法院才能够与教士等级和贵族等级一起组成具有压倒性的统治集团，掌管而非回应民众所关心的事情。凭借这种独特的姿态，在巴黎人的眼中，巴黎高等法院这个革命前夕危机中的英雄几乎在一夜间将自己变成了一伙政治流氓。这意味着，漫长而又艰苦的三级会议选举在1789年初被纳入议事日程的时候，巴黎以及法国各个地区的人们都在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现在被称为“特权等级”的教士和贵族是如何施展他们的政治阴谋的。代表平民利益的第三等级将与代表教士阶层的第一等级、代表贵族利益的第二等级在三级会议上分别提交自己的陈情书，陈述自己的改革方案。巴黎第三等级的陈情书具有典型特征，提出的诉求十分庞杂，既有激进的，也有相对平和的，其中包括：三级会议在巴黎而不是凡尔赛召开，巴黎必须有自己的自治政府，总包税所城墙和巴士底狱必须拆除，调查城市污染来源，应该建立更好的医院等。全面改革似乎已经被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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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各个阶级参加的选举在60个选区内进行，这一选举十分复杂，直到1789年5月末才完成。在巴黎的第三等级代表来到凡尔赛以后发现，三级会议正处于僵局状态，第三等级的代表们要求国王明确投票应避免在特权等级的控制下进行，否则拒绝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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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夏季的危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巴黎人从各个地方聚集到凡尔赛这个革命的中心地区。在巨大的压力下，路易十六表面上向第三等级让步，但是暗中将在巴黎地区的军队调到凡尔赛周围，以便在适当时候收拾他所不愿意看到的这种政治局面。路易十六还罢免了受欢迎的财政总监内克尔的职务，而代替他的是人所共知的反动分子。人们担忧，将发生一次对爱国者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巴黎人民没有退缩，他们在积极地准备反抗，反倒是表面坚定的国王不那么自信。在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三级会议中的第三等级代表已经进行了自己的选举并成立了代表会议，共有407名巴黎资产阶级的代表当选，代表会议也非正式地开始集会，他们还更进一步，来到市政厅强行接管了巴黎市政府。巴黎市长弗莱塞勒别无选择，只好逃之夭夭。现在被叫作“公社”的团体组织了资产阶级自己的军队，加尔德—弗朗索瓦率领的王家军队的反叛者也纷纷加入到这支军队中。这支后来官方名称为“国民自卫军”的军队一方面准备抵抗王室军队的进攻以保卫巴黎，另一方面也在准备对付那些情绪激昂的平民百姓以维持巴黎秩序。曾经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自由派贵族拉法耶特成为国民自卫军的指挥官。拉法耶特无法阻止巴黎人民摧毁总包税所城墙，后者被视为导致粮食短缺的罪魁祸手。但是他加入到了收集武器弹药的行动中，首先占领了荣军院，接着，在7月14日攻占了巴士底狱。得知部队失败和巴士底狱失守后，路易十六表示同意撤走巴黎的军队，恢复内克尔的职务，承认第三等级代表的“国民议会”。7月17日，国王从凡尔赛回到首都，受到巴黎人民的夹道欢迎。当天，国王接受了新的国旗——三色旗；中间的白色代表波旁王朝，左右两边的红色和蓝色代表巴黎的城市纹章。巴士底狱是封建专制统治的象征，人们早已深恶痛绝，现在决议将其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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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当代人认为，国王在7月17日接受巴黎人民7月14日的革命行动是统治者与国家重新实现政治统一的令人满意的信号。哎！只可惜这种统一瞬息即逝，如果还要坚持，那也只能是十年以后的梦想了。反对革命的人并没有善罢甘休，那些王公贵族没有像巴士底狱那样轻易地被推翻，他们纷纷逃亡国外，在欧洲各国寻找支持者以反对国民议会。那些流亡贵族开始了与革命的长期对抗。7月中旬发生的那些事件也体现了未来几十年法国政治的另一特点，那就是来自巴黎民众的暴力威胁。起义者不仅攻占了巴士底狱，还杀死了巴士底狱的监狱长、巴黎市长、法兰西岛的行政官员以及所有使人愤恨的家伙，把他们的头颅戳在长矛上像战利品一样在巴黎游街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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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议会开始坐下来商讨制定宪法的事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们要实行一系列的激进改革，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1789年8月26日颁布了《人权宣言》。但是危机并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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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继续飞涨，传说国王和王后被允许继续住在凡尔赛，那里已经成为反革命武装的大本营。于是，巴黎人民组织起来向凡尔赛进发。在1789年10月5日至6日的“十月事件”中，巴黎人民迫使国王回到巴黎，与其家人一起重新住进杜伊勒里宫，尽管那里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舒适。在离开了一个世纪之后，国王终于又回到了巴黎人民中间。随着路易十六回到首都，国民议会的代表们也回到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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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10月5日至6日的“十月事件”证明了反革命势力和巴黎人民都在从事暴力行为，同时也说明巴黎这座城市本身在此后的法国政治中对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国王感觉他在杜伊勒里宫就像一名囚犯。实际上，他也真的就是一名囚犯。国民议会也觉得它自己处于巴黎人民的监视之下，因为他们挤满了巴黎大大小小的公共场所，随时对国家发生的事件提出自己的看法。巴黎将自己写入了永不磨灭的革命史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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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1792年以前，巴黎是民众和反革命势力暴力活动的中心，那么巴黎也用另一种方法将自己置身于革命者的视线之中，巴黎已经成为各种政治思想交锋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大革命初期，巴黎资产阶级的公共生活已经达到巅峰状态，这种公共生活在如今被革命者“旧制度”的时期发展起来。现在，有了宪法的保障，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到访巴黎的人都承认，巴黎人民在寻求一种新的和非常活跃的方式讨论政治，他们对一些场合的非正式演讲，例如在奥尔良公爵的罗亚尔宫或者在无数政治咖啡馆中的演讲，也有很高评价，这在巴黎已经是很普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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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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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一、奥尔良公爵“菲利普—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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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1747—1794）是王族家庭中的害群之马。奥尔良家族是波旁王族的一支旁系。在当时的法国，除了路易十六之外，奥尔良公爵是最富有的人。尽管他欠了堂兄路易十六很多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把巴黎建设成完全可以与当时的统治中心凡尔赛相媲美的城市，没有妨碍他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派代表，更没有妨碍他接受“平等”的称号而放弃公爵头衔，并在审判路易十六时投了死刑票。也正是由于他在审判国王时投了死刑票，他那坚定的共和主义立场令他的许多朋友感到震惊，也使得他们在不久后没有去阻止奥尔良公爵被送上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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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决奥尔良公爵在巴黎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奥尔良公爵家族与这座城市长期密切相关。路易十四及其后继者们将统治中心由巴黎转移到凡尔赛，从而使巴黎成为王公贵族活动的空间，于是奥尔良家族的历代公爵乘虚而入。1715年，路易·菲力普·约瑟夫的曾祖父成为摄政王后，就把法国的宫廷搬回巴黎。但不久后路易十五再次把王宫搬回凡尔赛，历代公爵们在巴黎的盛典仪式中充当贵族代表的角色，而远在凡尔赛的国王根本就不参加。菲利普的父亲在巴黎高等法院中建立了自己的集团，在18世纪70年代的政治斗争中，他甚至指使一些巴黎人在他的寓所外悬挂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支持他夺取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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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的政治野心让人捉摸不透。讨厌享乐主义的名声使他在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时期很不得宠。他过分地自我张扬，例如，他曾经乘热气球上天，他钟爱英国习惯和物品，如英国的赛马、赌博和礼服大衣等英国时装，这些都激怒了国王。如果说他有政治野心，但只要国王允许奥尔良家族继续住在巴黎的罗亚尔宫里，他就藏而不露。该宫是17世纪20年代由红衣主教黎塞留建造的，以前叫红衣主教宫，在投石党运动期间年轻的路易十四曾经居住在这里，后来成为奥尔良家族的永久住宅。菲利普在财力上的急剧增长使他看到了挖掘商业潜力的机会，那就是把他的府邸开发成一个大型商场，里面设有高档商品店和咖啡馆。有奥尔良公爵的保护，这些店吸引了众多的追赶时髦的巴黎人。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他就寻求并取得了国王的特许来发展这里，尽管路易十六嘲笑他是一个新“店主”。这还不算，宫里还新建了一个剧院，还有一个马戏场；此外，在该宫的花园里还有一个展览大厅和一个由图索德夫人经营的蜡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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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80年代晚期，罗亚尔宫已经几乎成为菲利普政治野心的秘密策划基地。这里名扬首都，使他在巴黎人心目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也成为1787年至1788年他与国王直接交锋的筹码，而这次交锋也导致他被流放。到1789年，他手下已经有一群御用文人在为他的政治事业而奔波。到了这个时候，罗亚尔宫已经变成政治激进主义的老巢，成为向外进行激进宣传的印刷所和宣传品出售商店。据当时的一家报纸报道，所有的巴黎人全都聚集在此听取最新消息，了解其他地方的动态。当然，为了在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上提出自己的主张，政治阴谋集团也经常在这里集会修改和完善自己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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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并迫使路易十六接受自由主义宪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与奥尔良公爵的罗亚尔宫不无关联。据说，正是在这里，新闻记者卡米耶·德穆兰站在一张咖啡桌上谴责王室的军事调遣，并号召人们拿起武器。此后，罗亚尔宫成为巴黎的公共论坛和巴黎人民发表个人见解的地方。维克多·雨果后来称它为“法国大革命的核心”。1790年，正在法国的俄国作家尼古拉·卡拉姆津说它是“巴黎的心脏、灵魂、大脑和要害”。当然，人们在这里还是可以享受到许多不可告人的乐趣。1791年，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曾经这样写道：“酒馆、妓院、赌场、商店，这里任人驰骋、自由随便。”超级商场、高档饭店、豪华酒馆、各种赌博以及半公开的卖淫活动吸引着八方来客。在这里，消费与革命政治珠联璧合，政治派别的领袖们总是先喝咖啡，再议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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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政治活动反映出人们对菲利普的巨大信任，但是奥尔良公爵本人发现他很难从这些活动中受益。他需要表现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为此，他甚至在1792年与儿子沙特尔公爵一起参军作战。但是，当法国人民决意推翻路易十六的时候，他们并不想让奥尔良公爵取代自己的堂兄。于是，奥尔良公爵采取极端的政治行为来证明自己的共和决心，包括投票赞同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但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菲利普就被逮捕并处死。押送他到断头台的军用马车在他以前的寓所（即罗亚尔宫）前作了片刻停留，这是多么残忍的一幕啊！但是他面对死亡表现出异常的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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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破仑时代甚至此后更长的一段时期内，罗亚尔宫仍然是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娱乐场所，而不是政治活动的中心。1813年，一个无比震惊的来访者说：“它在欧洲独一无二。”1815年，返回巴黎的奥尔良家族重新搬进了罗亚尔宫，并想方设法改善该家族与巴黎市民的关系。1830年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的最后统治，奥尔良公爵的儿子路易—菲利普登上了王位。他的政权仅维持到1848年，也被革命所推翻。但到了那时，罗亚尔宫早已经不为人们所关注了。19世纪30年代实施的禁止赌博和卖淫的政策结束了罗亚尔宫作为巴黎人享乐主义之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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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巴黎的公众舆论以及各地新闻主要通过报纸来报道。因此，多数人极有可能是通过报纸而不是其他途径得知巴士底狱被攻占的消息的。巴黎新闻出版业的这种稳定蓬勃的发展一直持续到1789年大革命的爆发。正是那场大革命使新闻出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巴黎就是这一发展的最好见证，因为在巴黎人中，大约90%的男子和80%的女子都具有最基本的读写能力。1788年，巴黎有200个书商和36家印刷场。到18世纪90年代晚期，巴黎的书商和印刷场数已分别达到500个和218家。在大革命以前，巴黎只有一份创办于1777年的日报，名为《巴黎日报》。到1790年，巴黎的日报数已达23份，并且出现了各类期刊杂志。仅1790年一年时间，就有300多种新期刊问世。在旧制度下，剧院是国家严格控制和检查的主要目标。革命为剧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剧院不仅蓬勃发展起来，而且呈现出政治化的倾向。在1789年，巴黎仅有十几家剧院，大革命时期发展到37家，其中大部分剧场分布在塞纳河的右岸，尤其是在现在巴黎第三区的圣殿路，那里也成为巴黎剧院最为集中的地方。此外，各色沙龙也兴旺起来，政治色彩也更加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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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俱乐部也陆续出现。在1789年以前，政治俱乐部还或多或少地处于非法地位。那些政治俱乐部大都在教堂或修道院活动，因为那些地方在教会改革后已经没有人前往了。在各种政治俱乐部中，最著名的是“宪法之友协会”，因为该团体在圣奥诺雷街上的雅各宾修道院开会活动，所以也被称为“雅各宾俱乐部”。雅各宾俱乐部在国民议会召开的第二天开始活动，在国民议会中的代表人数比其他任何团体都多，同时他们还将自己的会议对公众开放。此外，由于雅各宾俱乐部在各地大量建立分支机构，一时间达到1 000多个，因此声名狼藉。到1793年为止，巴黎已有49个政治俱乐部，其中2个是女性团体，有四分之一是雅各宾俱乐部的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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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俱乐部的这种全国性的组织形式一方面增强了巴黎在整个政治进程中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也被其他一些俱乐部学习和效仿，如在1791年从雅各宾俱乐部分裂出去的斐扬俱乐部也采取了这种组织形式。其他一些非全国性的俱乐部也通过报纸和宣传小册子来在全国宣传自己的主张。例如，有一个名为“社会俱乐部”的乌托邦团体就出版了一份激进的小报，名为“铁嘴报”。较为出名的哥德利埃俱乐部则拥有雅克·埃贝尔的《杜歇老爹报》。由于雅各宾俱乐部的会费稍高，而且他们奉行的政策也过于激进，因而哥德利埃俱乐部和其他一些地方俱乐部的成员中平民更多一些。巴黎城内的许多区域性小俱乐部无法将自身的言论思想传播到外省，因此他们就专注于通过诸如集体请愿的方式在国民议会上对政策的决定施加影响。俱乐部的代表在国民议会上精心阐述他们的请愿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此外，一些激进的俱乐部还与巴黎市政府协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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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所有这一切都已在泪雨中灰飞烟灭，但巴黎还是在1789年迎来了一种合适的政府体制。这种政府体制不仅使巴黎在那些历史事件中处于中心的位置，同时也使巴黎与该地区的其他城镇和村庄一致行动，因为巴黎市仅仅是巴黎大区的三个区之一。攻占巴士底狱后成立的公社是这一时期巴黎市行政管理的关键，它对政府的监管作用一直持续到1790年5月21日。1789年7月17日，国王视察巴黎，并任命当时杰出的天文学家巴伊为巴黎市市长。巴黎市60个选区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代表都拥护这位市长。1790年5月，这60个选区合并为48个选区。此时的地方政府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他们的目的是推翻路易十六的统治，建立共和制，使城市的政治生活更具平民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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