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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们高唱《马赛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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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广大民众热烈欢迎1789年革命，但是国王发现自己绝对无法接受这一革命，因为接受革命就意味着放弃专制统治，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权力就会更大，自己就会不得不看人家的眼色行事。尽管他亲自主持了1790年7月14日在战神广场举行的国庆大游行，并检阅了全国各地代表呈献给国王和国家的武装力量，路易十六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却一直忧心忡忡。巴黎城内暴力事件不断发生，国民对王室的忠诚荡然无存，而那些忠于国王的王室成员和贵族要么逃亡国外，要么避难于国内某地，国王对这些一直耿耿于怀。国王对国民议会进行的宗教改革也心怀不满。1789年11月，作为偿还债务的一种措施，国民议会将所有的教堂财产公有化。1790年7月，颁布了《教士公民组织法》。根据这一法律，传统的宗教誓约被取消，教区数量被减少，教会官员要选举产生，神父要依照教士宣誓法宣誓效忠于国家，看起来一切古老而又严格的天主教规矩都尘埃落地。这种做法难免遭到许多神父的反对。由于主教的默许和国王的同情，那些对《教士公民组织法》不满的神父们拒绝宣誓效忠于革命政府。全国大约仅有55%的教士最终进行了这种宣誓，还有一些人后来反悔了。在巴黎，教区的数量由原来的52个减少为33个，教区神父大约有66%的人进行了宣誓，而如果将其他各种教士都考虑在内，这个数字只有4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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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不希望由宣过誓的神父来为自己做弥撒，这使人们怀疑他不支持革命。其实，早在1789年以前，对路易改善巴黎人民生活的许诺持怀疑态度的人就不在少数，事实证明那种怀疑是有道理的。而对路易十六不支持革命的怀疑在1791年6月他试图逃离囚禁他的巴黎“监狱”时得到了证实。结果，王室逃跑并在瓦雷讷被抓了回来。国王被逮住并押送回巴黎，一路上许多民众默默地夹道观看，就像是反对国王入城一样。路易十六之所以没有被废黜，主要是因为他假装绝对支持革命。另外，国民议会中的温和派也更希望将国王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不希望不断发展的激进的民众运动建立共和国，建立共和体制不仅在巴黎，即使在法国其他地方乃至整个欧洲都是一种冒险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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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18世纪，巴黎已经习惯了没有国王的奇怪状态。此外，在启蒙运动期间，社会各阶层也普遍存在着各种世俗化的观点。但是，在1789年，还根本看不出来在四年之内巴黎人将成功地推翻王权统治，建立共和体制，也没有迹象表明巴黎会成为非基督教化反教权主义的斗争场所。在1789年，没有人严肃对待共和主义。此外，对革命初发生的“十月事件”胜利的庆祝活动都是在教堂举行的，在这一点上，巴黎与以往毫无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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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宫廷和反抗派教士的所作所为使反君主主义和反教权主义在政治上引起重视，结束君主专制和天主教会特权也是那些爱国者所期望的。真正造成这一变化的是战争。1792年4月，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开战。1793年初，欧洲其他国家也参加了反法战争。国民议会中来自吉伦特地区的代表组成了吉伦特派，该派与其盟友试图通过战争迫使包括国王在内的怀疑革命的人就范，但是结果很不如意。战争使政治观点开始两极分化，这种分化在最初战事不利的情况下尤为明显。曾经对革命持中立态度的反抗派教士、国王及其支持者现在都被认为是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上，而那些针对逃亡贵族和反抗派教士的惩罚性立法使国王更加犹豫不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国王叛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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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议会与国王的对峙陷入僵局之时，民众运动中组织起来的积极分子担负起打开局面的重任。1792年夏，巴黎的义勇军开始参加国民议会的区域会议，并纷纷参加国民自卫军，自愿奔赴前线。到7月末，许多地区不仅对是否实行共和制度进行表决，而且谋划发动新的起义以推翻国王。他们占领了当地政府所在地，组织革命公社。1792年8月10日，又一场起义发生了，人们迫使国民议会接受国王退位。国民议会同意召开立法议会，为法国制定一部新的共和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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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选举期间，革命公社有效地操控着巴黎的运转，并时刻准备防御极有可能从法国东部入侵的德意志部队。革命公社将教堂的钟熔化并制成大炮；采取了一系列的监视措施，并通过关闭反革命的印刷厂和检查新闻出版来控制大众舆论；征募“消极公民”入伍，鼓励自愿参军。1792年9月20日，法军在距离首都大约200千米的瓦尔密击退敌军，参加那次战役的几乎全是巴黎人。同日，新一届的国民议会召开，并成立了国民公会，宣告了共和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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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巴黎的义勇军在建立共和国和抵御外来侵略上功不可没，但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则毁誉参半。舆论认为，是他们击退了入侵的外国人，但也是他们实施了许多暴力行为。不仅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舆论这样说，就连法国国内的许多共和主义者也这么看。例如，在1792年8月10日那次起义中，起义者对国王的瑞士卫队实施了可怕的暴行，据说那些瑞士卫兵开始温文尔雅，但最后还是开了第一枪。仅以毫无证据的所谓“监狱密谋”，义勇军制造了9月2日至5日的“九月屠杀”。在公社监察委员会的公开鼓励下，义勇军成群结队地来到巴黎的各个监狱对囚犯大开杀戒，包括反抗派教士和监禁的其他政治犯，也有妓女、小偷和流浪汉等刑事罪犯。诸如此类的暴行还包括处死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密友德朗巴尔公主，并把她的头颅悬挂在囚禁王后的圣殿监狱门外。据说，在这些暴行中共有1300多人被处死。血腥屠杀在巴黎的各个监狱中无情展开，包括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修道院监狱、国家监狱，也包括比塞特尔医院和硝石场医院，以及临时用来监禁犯人的前宗教房舍。这些地方大都处于巴黎中心，巴黎人亲耳听见了那令人胆战心惊的尖叫声和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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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辉煌的年代，也是最糟糕的年代。”查尔斯·狄更斯在1859年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小说《双城记》的序言中如此写道。这句话对那一时期的巴黎历史来说再合适不过了。那是一段既伟大又残酷、既英勇又卑鄙的历史。曾几何时，国民公会遣散了革命公社，并开始了新一轮的城市选举。选举过程持续了几个月才结束，这给重大压力之下的国民公会以喘息机会。一位温和派的物理学家尚邦·德·蒙托被选为市长。然而，公社给巴黎革命带来的耻辱名声却难以抹去。在8月10日的暴乱中，来自布列斯特和马赛的积极分子尤为突出，其中多数“巴黎人”并不是出生在巴黎。无论如何，九月屠杀毫无疑问是巴黎民众运动的产物，因此很多愿望良好的革命者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对革命的人。意大利作家阿尔费耶里在评论法国大革命时说：“《人权宣言》是一码事，那群乌合之众控制的革命巴黎是另一码事。”[244]梅西耶在1799年出版的《新巴黎》一书中试图寻找在同一座城市彼此依存的“两种不同的人”到底有什么差别。在他看来，是他们制造了革命，也是他们断送了革命：一方面，“7月14日的人民和8月10日的人民为自由而无私奉献，做好了承担一切的准备，他们无往不胜，高风亮节，”他们是真正的革命缔造者；另一方面，那些只为追求“权力与财富”的人“狡猾、贪婪、残忍”，是他们葬送了革命。[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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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西耶在1792年被选为国民公会成员，成为吉伦特派的代表。吉伦特派中的很多人曾经认为，巴黎在反对暴政和无知的斗争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但是现在他们将巴黎视为公众的头号敌人。思想家孔多塞早就主张：“为了抵抗外敌，法国需要强大，因而需要一个强大的共同的中央政府。”卢韦在1792年7月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巴黎是我们自由的智慧女神，从大革命一开始，专制主义者就认为巴黎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246]现在，两个人都认同吉伦特派的担忧：“巴黎将成为全人类自由的坟墓。”[247]这种担忧逐渐扩大到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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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伦特派认为，巴黎的那些革命积极分子之所以会对革命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得到了国民公会中激进派的支持。而在新的国民公会中，他们的敌人正是效仿了自己的特征，其中很多人曾经是革命公社的成员，他们是巴黎的职业革命家，被称为“山岳派”，包括因利他主义主张和严格的道德标准而被尊称为“不可腐蚀者”的罗伯斯庇尔，与哥德利埃俱乐部关系密切的雄辩演说家丹东，革命新闻记者、著名医生马拉。这三个人在国民公会遭到了吉伦特派严厉的攻击，主要原因是据说他们参加了九月屠杀。然而，他们三人很快就意识到：没有一场激进的改革以取得劳动阶级的支持，这个千辛万苦争取来的新生共和国必将流产。为了与平民结盟，他们千方百计地为下层阶级的暴力行为辩护，说他们的行为是天赋人权，是对自由的追求，共和国只会在暴力中强大而不会在暴力中灭亡，没有暴力共和国必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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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那些政治精英们很快又因为对路易十六的审判问题发生了分歧。有一段时间，这种分歧表现为吉伦特派与山岳派的争吵，其中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置国王。路易十六在1793年1月21日被处决了，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此后，政治分歧围绕巴黎那些革命积极分子而展开，现在那些人被叫作“无套裤汉”。所谓“无套裤汉”是指那些不穿马裤的人。不穿马裤是当时法国普通劳动人民的装扮，有别于贵族穿的那种矫揉造作的长裤。这种对比毫无夸张之意。在1792年至1794年，很多标榜自己是“无套裤汉”的人通常是一些工匠、艺人、小手工业者、小职员，而在革命前，这些人通常是穿马裤的。因此，当时政治恐怖的标准已经扩展到穿不穿某种服装的问题上。在革命的那几年，巴黎人崇尚的是穿普通长裤、平庸的马甲和木屐，红色“自由帽”的帽檐上还别着三色徽章，手持长枪，以此形象来标榜自己是一名准备就绪的、随时准备战斗的爱国者。真正的无套裤汉还唱着各种革命歌曲，包括《马赛曲》，这首歌曲是马赛义勇军在推翻路易十四过程中唱的，后来流行开来，最后成为法国的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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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罗伯斯庇尔和其他山岳派领袖营造出无套裤汉的理想形象，并通过国民公会表示他们遵从人民的意愿，但事实上巴黎民众运动中的许多成员不仅是一些暴徒，而且与山岳派毫无关联。这些人可能憎恨吉伦特派，但在观点上与山岳派也大不相同。在经济问题上，例如粮食供应问题，他们比山岳派更主张采取经济平均主义措施，如限定物价、征收富人税、对囤积居奇者处以死刑等。在一些雄心勃勃的激进分子的鼓动下，如神父雅克·鲁和记者埃贝尔等人，无套裤汉将自己视为国家主权的象征，他们的信条是“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国民公会”。一位革命公社的官员在1793年说：“我们捍卫的不仅仅是巴黎人民的利益，而且是整个法兰西的利益。巴黎人民已经发动革命，巴黎人民给巴黎以外的所有法兰西人带来了自由，巴黎人民将永远保卫这一自由。”[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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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93年春到1794年初，巴黎政局错综复杂。山岳派试图利用群众的力量将吉伦特派驱逐出国民公会，但是吉伦特派则针锋相对地说，如果那样，巴黎将面临灭亡。一位吉伦特派代表在国民议会上说，如果“无套裤汉”采取反对他们的行动，“巴黎将永远从地球上消失”。[249]然而，在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的巴黎人民起义中，吉伦特派还是被“无套裤汉”推翻，他们之中很多人在10月被送上了断头台。与此同时，接替吉伦特派上台执政的山岳派在以雅克·鲁为首的“忿激派”的督促下，不得不执行激进的经济政策。由于“无套裤汉”不断举行示威游行，尤其是在9月4日和5日要求政府采取更加激进的有利于贫民的政策的示威，再加上国际形势和军事上的日益恶化，促使国民公会倾向于接受这些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公会开始接受一些激进的社会改革，其中包括：实行粮食最高限价；实行一些救济贫民的措施，禁止流通革命期间发行的特殊“指券”，允许抢占在此次对外战争中夺得的土地，对囤积居奇的商人处以死刑等。为了执行上述政策，国民公会实施了强有力的国家恐怖政策。当时，革命政府的行政权力掌握在国民公会下属的公安委员会手中。从1792年7月以后，该委员会由罗伯斯庇尔控制，这个机构享有广泛的权力，包括领导对外战争和在法国国内实施恐怖政策。反革命罪犯由一个专门的革命法庭来处理。颁布了《惩治嫌疑犯条例》，以对付那些持有不同政治见解的人。社会管理权力交给了警察和地方监督委员会。“无套裤汉”作为“革命军”被派到乡村去强行落实粮食最高限价和革命立法。断头台，在1792年曾经被视为一种比旧制度下的可怕刑罚更为人道的惩罚手段，现在就像一个压抑的恐怖标志立在那里，它的周围布满了精心设计的观看行刑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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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萝卜加大棒的恐怖立法也旨在管理法国的其他地区。巴黎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暴力行径，尤其是驱逐吉伦特派的做法，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不满。因此，公安委员会不得不采取引诱、欺骗等手段使他们顺从。尽管山岳派接受了巴黎民众运动提出的大部分方案，但是他们反对巴黎人民宣布自治和声称自己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做法。同时，作为针对忿激派的措施，雅克·鲁和他的同伙要么被送进了监狱，要么被恐吓手段逼迫得保持沉默。雅克·鲁的继任者是一些无套裤汉鼓动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埃贝尔和肖梅特，他们在公社的庇护下试图通过实行一系列激进的反基督教政策开辟一条新的战线，他们通过国民公会中执行恐怖政策的伙伴们宣传反基督教政策。巴黎曾经是天主教活动的中心，但是自从反宗教改革时期以来，巴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天主教色彩。在大革命以前，巴黎有6000名神父，但是到1793年仅存几百名了。巴黎市区的任何宗教都被禁止，大部分教堂的钟已经被熔化做成大炮。在1789年以前，巴黎有许许多多的宗教建筑，其中包括50多座各式各样的教堂，130多座修道院，60多所大学和十几所神学院。现在，这些建筑都变成了“国有资产”，其中大部分已经被关闭、卖掉或者作为他用。例如，位于现在巴黎第一区至第二区的胜利圣母院就被当作股票交易市场使用。自1792年年中开始，巴黎出现了大量破坏王室、贵族和封建制度标志的行为。例如，巴黎所有代表王室的雕像都被摧毁。圣德尼教堂的王家陵墓遭到了亵渎，一千多年来法国国王的遗骸被重新掩埋在了公共陵墓，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遗体同样无法幸免。十字街口的宗教活动场所也遭到破坏。到这个时候，巴黎的革命运动已经扩展为有组织的圣像破坏运动。本来，在巴黎圣母院西外立面上有许多雕像，这些雕像在革命初期都被砍去了头颅，现在连余下的身体也被移走，据说这些雕像是法国国王的象征。巴黎所有带“圣”的称呼全部改掉，特别是从1793年10月起，巴黎开始实行新的世俗纪年方法，用自然季节和农业气候取代了沿用了十几个世纪的基督教纪年法。在此期间，肖梅特把他自己的教名皮埃尔·加斯帕尔改为非常古典的阿纳克索杰拉斯以表示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罗亚尔宫改为国民宫，王家广场改为孚日广场，路易十五广场改为革命广场，波旁街改为里尔街，圣德尼街改为弗朗西德街，圣奥诺雷街改为国民公会街，圣叙尔皮斯街改为1793年5月31日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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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经过改革的公社中，肖梅特和他的支持者试图通过在首都开展非基督教化运动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1793年11月，根据新的《教士公民组织法》条款当选为巴黎大主教的戈贝尔公开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并且戴上象征革命的红帽，他所管辖地区的许多神父都追随他的做法，甚至有的还结了婚，在宗教礼节上表现出极端反宗教的特征。11月10日，一个叫作“理性节”的节日出台，并在新的“理性殿堂”（即原来的巴黎圣母院）举行了反宗教的仪式。11月23日，公社命令关闭巴黎所有的教堂，埃贝尔甚至想把所有教堂的尖塔都拆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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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巴黎的非基督教化运动遭到了罗伯斯庇尔和许多山岳派成员的反对，他们担心，如果肖梅特等人在无神论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很可能会激起宗教界人士的强烈反对，甚至曾经对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也会反其道而行之。此外，罗伯斯庇尔还怀疑肖梅特的政治动机，担心公社再以某种方式再次强调是它而不是国民公会代表法国人民。因此，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再次重申了信仰自由的原则，他们抨击无神论是贵族的信条而不是民众的信仰，接着就颁布了一个法令，按照革命历法叫作“共和二年霜月14日法”（1793年12月4日）。按照这项法律，公安委员会的权力范围进一步扩大，权力更加集中，原来曾经给予巴黎48个区的政治合作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并取消了许多外省在国民公会中的反基督教代表的资格。1794年3月，公安委员会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埃贝尔传讯到革命法庭，不久又传讯了肖梅特和其他一些人，甚至较为温和的丹东也没有例外。为了取代公社无神论者的做法，罗伯斯庇尔设计了一个人道主义革命礼拜仪式。6月8日，国民公会出台了一个隆重而又盛大的“人类节”，游行队列浩浩荡荡，穿越巴黎所有罗伯斯庇尔掌管的街道。从1794年5月开始，经由罗伯斯庇尔提名，一个叫作弗勒里奥·莱斯科的无名鼠辈成为巴黎市长，公社的权力恢复到从前那样微不足道。1794年春天发生的这一切证明，巴黎的事情正朝着不利于劳动人民的方向发展。在公历1794年7月23日，即共和二年热月5日，最高限价甚至扩大到了工资，这一措施大大地降低了巴黎工人们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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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劳动法规公布的第四天，即公历的1794年7月29日，革命历法的共和二年热月9日，罗伯斯庇尔被他的国民公会伙伴推翻。在共和二年发生的一切似乎证明，恐怖行为已经失去了控制，国民公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有大祸临头之感。1794年6月10日，通过了“牧月二十二日法”。根据该法令，革命法庭判罪更加随心所欲，巴黎马路上去往断头台的囚车过得更多了。据传闻，由于沙滩广场断头台下的土地已被鲜血浸透，很可能对城市供水造成污染，所以已经决定将行刑的地点转移到城市东部，即现在巴黎第十一区和第十二区之间的国家广场。被革命法庭在断头台上处决的大约有2600人。在1793年战争爆发后，许多温和派代表也同意实行恐怖政策。到了1794年6月，战争形势对法国越来越有利。最终，由于罗伯斯庇尔发表了有关更加严厉政策的激进言论，国民公会的一些人采取了推翻罗伯斯庇尔及其追随者的行动。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的一次混乱事件中被捕，但又逃脱了。在市政厅，那里是公社总部，他召集在巴黎各区军队中的追随者帮助他摆脱国民公会阴谋集团的追捕，然而，巴黎无套裤汉们直接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罗伯斯庇尔就是在热月5日颁布限定最高工资的人，他与其说是自己的朋友，不如说是自己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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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斯庇尔在热月10日被押送到断头台，在押送他的囚车经过时，愤怒的巴黎人民高喊：“去他的最高限价！”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又有87个革命公社的成员被处死。数十人被监禁。城市中似乎没有谁为那些曾声称要代表法国并且也确实做过法国代表的那些人说话。这表明，前些年由罗伯斯庇尔创建的革命政府与民众运动之间的同盟现在已经消失了。罗伯斯庇尔在巴黎的民众运动中的中间立场使他在需要得到支持的时候没有任何力量愿意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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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斯庇尔的垮台也意味着自1789年以来巴黎短暂的地方性自治政府的结束。其实早在14世纪的埃蒂安·马塞尔时期人们就已经意识到，巴黎是全法国的中心，所以它不能像其他城市那样享有一个自治政府。现在看来，1789年至1794年巴黎公社的经历至少证明了法国国王在这个细节上的正确。巴黎从临时性的自治再到无法自治的过程实质上在热月政变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热月党人执政以后则进一步发展。热月党人寻求的是使巴黎的恐怖事件永远不再发生，使巴黎民众不再扮演政治角色。曾经作为巴黎平民武装根基的48个区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新划分的12个区。原来的巴黎省现在更名为塞纳省，拥有更大的权力。但在事实上，大多数地方政府的职责，包括治安，在短期内还是由国民公会控制着。在各区的军队到来后，雅各宾俱乐部被关闭。巴黎民众运动的一些残存分子还想从事某种活动，其结果只能是给政府的压制行为制造借口。共和三年芽月和牧月起义（即1795年4月和5月）是巴黎人民为抗议食品价格昂贵而举行的起义，结果都被镇压，接下来各个区的武装均被解散，民众活动家被逮捕，左翼代表被审讯。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国家的政策正在明显地向右转。国民公会重新制定了一部宪法。与恐怖时期的宪法相比，该宪法中激进的内容较少，自由和分权的内容较多。共和四年葡月13日（即公历1795年10月7日），对热月党人的这些政策感到不满的巴黎人民再次举行抗议活动，但是他们的示威队伍被年轻的军官拿破仑·波拿巴指挥的部队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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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斯庇尔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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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拿巴“葡萄弹的烟雾”下，按照1795年8月通过的新宪法，督政府建立了。自此，巴黎城市内部的军事事件不再成为问题，在欧洲战场上而不是在首都的街道上，革命政治的戏剧将一幕接着一幕不断上演。热月党人和督政府统治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夺取被共和二年控制巴黎那些人掌握的街区和部门的权力。这种行为不仅具有戏剧性，而且具有象征性。1795年至1797年，老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均遭到了所谓“金色青年”的无情折磨。金色青年由一些吉伦特派资产阶级残余分子家庭的后代、被释放了的犯人和秘密保王党的后代等年轻一代所组成。所有戴红色无檐帽或者穿官方禁止的“无套裤汉”服装的人都会遭到攻击和戏弄。无论是在咖啡馆、街道还是剧院，《马赛曲》都被反革命赞歌所淹没。那些存放在先贤祠的革命英雄的遗骸也被扔了出来加以亵渎。尽管仍有很多人怀疑天主教，但是共和二年的非基督教化运动已经时过境迁。例如，那些曾经被改掉的天主教街道的名字现在又被恢复了。按宗教命名的路名老哥德利埃街在1793年曾经被改为马拉街，现在又改为卫生学校街（即现在的医学院街），甚至在1792年改为人权街的西西里国王街现在也改了回来。虽然在革命期间被改为革命广场的路易十五广场没有恢复原来的名字，而是改为协和广场，寓意社会和睦，但这种和谐十分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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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民众运动即将发生。1796年，左翼分子密谋了一场反对新政权的斗争，在激进作家格拉古·巴贝夫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秘密团伙。然而，巴贝夫分子寻求的是军队而不是巴黎各个区的工人的支持。尽管如此，该运动也还是很容易被粉碎。督政府复杂的选举体制使各省对国家政策有更多的发言权，这样做虽然使巴黎与外省对督政府的影响趋于平衡，但也给自己带来一些问题，那就是督政府不得不在左派与右派之间不停地摇摆，同时，由于瞬息万变的对外战争给国家带来危险，督政府在政治上也飘摇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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