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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贝和1794年的艺术家委员会等许多人都曾经强烈呼吁将香榭丽舍宫一线的道路向巴士底狱的方向扩展。繁荣的圣奥诺雷街一带街道越来越繁忙，也推动了这项内城街道改革，而从圣奥诺雷街向东扩展的道路沿途又有宗教建筑国有化，所有这些条件都促成了一条宽度20米的名为里沃利街的街道兴建起来。但是，要修这条街道，必须拆毁杜伊勒里宫的骑术学校赛马场，那里在1789年至1793年曾经是国民议会所在地。1802年，从协和广场到卢浮宫的街道得以兴建，旁边相邻的一些街道旁也开始建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卡斯蒂廖内街，该街与旺多姆广场相连，从该广场向北，又与现在巴黎第一区的和平街连接。与此同时，该地区也开始商店林立，商家云集，各种家庭住宅也相继建立起来。但是那些带有投机性的建筑后来撤出，由此导致该地区的萧条，直到19世纪30年代，该地区的建设才真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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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沃利街的商业发展过程如此缓慢，证明了拿破仑没有把自己的纪念性建筑与商业性需求和私人房地产市场状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是，如果说拿破仑皇帝期望以宏伟的形式建设巴黎并没有实现，那么主要在于缺少时间和资金。1814年拿破仑被推翻，1815年短命的复辟王朝除了勉强维持统治根本无暇顾及其他问题。拿破仑帝国巨大的军事开支使他不可能为重新塑造巴黎而提供必需的资源，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金钱和想象力来发展独具风格的帝国建筑，他们只好采用革命前就已经存在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在1783年至1784年间，建筑物的高度在限制范围内，如同一个只说不做的政治家一样，拿破仑喜欢用街道的名字来纪念自己战争的胜利，如卡斯蒂廖内街、金字塔街、里沃利街、乌尔姆街、奥斯特里茨街、蒙特贝罗街等，这些街道成为拿破仑留给巴黎最持久的遗产之一。他的许多工程甚至在执政期内没有完成，其中最重要的有1827年完工的证券交易市场、1836年竣工的凯旋门、1845年收尾的圣玛德莱娜教堂等，最世俗化的有里沃利街和杂货市场等。拿破仑曾经要在西岱岛顶端铜马的位置建立一个高180米的方尖碑，结果他只能对1810年至1811年间立在那里的纸板模型自我满足而没有将它变成现实。1810年，为了欢迎他的新皇后，奥地利的玛丽·路易丝进入巴黎，拿破仑命令正在建造中的星形广场凯旋门不要用脚手架和帆布苫盖。尽管他踌躇满志，但拿破仑的努力还是成为过眼烟云。此外，与他的伟大一样留下来的并不是那些建筑，而是他在战争中掠夺来的东西。例如，1798年他从意大利战场凯旋后在巴黎街头炫耀并在后来放在卢浮宫的那些战利品，这些战利品中有一些是从威尼斯圣马可教堂抢来的铜马，1815年后被归还给其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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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时期修建的那些有实际用途的建筑，如乌尔克运河、市场、谷仓、饮水喷泉、屠宰场等，都与城市的生活供应相关，足见其目的是要保持巴黎市民对他的统治感到满意。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导致他在1810年至1812年间越来越不受欢迎。当时，由于农业歉收和政府经济政策不当，巴黎处于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之下，而拿破仑却束手无策。精心设计的可为市民提供廉价面包的生产体系没有奏效，1810年至1812年经济危机重现了1787年至1789年经济危机那一幕。拿破仑试图通过大陆体系打败经济实力强大的英国，阻止英国向欧洲出口产品，结果却自食恶果：欧洲大陆被拿破仑征服的国家也开始反对他的这一政策。同时，从英国进口的问题导致巴黎人纷纷失业，并很快蔓延到全国。为了征集税款，维持财政开支，拿破仑曾经恢复了总包税所城墙的收税关卡，但是现在这一做法也开始对他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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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还发现正是拿破仑使他们面临着外国军队对巴黎的占领，这是不可原谅的罪过。沃邦的“铁腰带”战术自17世纪以来曾经成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但是，拿破仑不断的军事失利导致巴黎人不得不在1814年自己保护自己，却连一堵可以藏身的城墙都没有。由于拿破仑的军队已经失去了战斗力，1814年3月30日，反法联盟的军队开始包围巴黎。巴黎人稍加抵抗便投降了。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路易十八于5月3日进入巴黎。波旁王朝复辟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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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寿终正寝前的一幕更使人伤感。1814年战败后他被流放到地中海上的一个小岛厄尔巴岛。但是，他竟然在1815年戏剧般地回到了法国，波旁复辟王朝仓皇出逃，拿破仑轻而易举地就在杜伊勒里宫重建了自己的统治。尽管复辟的波旁王朝在这个城市不受欢迎，但是拿破仑更加不受欢迎，因为他没有能够保护巴黎免于外来占领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他的想法与巴黎人相去甚远。拿破仑本应该接受在这个城市的教训，但他仍旧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如同1814年一样，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向圣安托万工人发给枪支，武装保卫巴黎的要求。最后，正是武装不武装群众这一问题和危险的无套裤汉结束了拿破仑的巴黎美梦。当巴黎人听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并被流放到南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的时候，人们几乎没有任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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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榭丽舍大街上的俄国兵，18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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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14年反法联盟军队第一次进入巴黎的时候，他们中许多人的帽子上别着白色的帽徽以向巴黎人表明他们的和平来意。看到这种友好姿态，许多巴黎人也戴上了别着白色帽徽的帽子，用来向侵略者表示友善。但是，军队中波旁王朝的支持者们误认为巴黎人戴白色徽章是为了表示对波旁王朝的永远支持，因为白色是该王朝礼仪的主色。结果，这种误解又导致反法联盟军队误认为绝大多数巴黎人是支持波旁家族和复辟王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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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过后的几年中，事实证明了这种看法大错而特错。事实上，拿破仑以后的那些统治者使人们开始怀念拿破仑时期，感到那个时期的统治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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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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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8 在拿破仑与波拿巴之间（1815—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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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15年拿破仑下台到1851年波拿巴上台，这段时间是波拿巴家族的空位期。法兰西第一帝国垮台后的三个政权：1814年至1830年的波旁复辟王朝、1830年至1848年的七月王朝和1848年至1852年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从上台伊始都乐观地自认为可以长治久安。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波拿巴家族将会卷土重来。巴黎人对于拿破仑1821年死于流放地圣赫勒拿岛这件事淡然处之，尽管有关拿破仑的种种传说不绝于耳，但几乎没有人想到拿破仑的侄子，波拿巴家族的路易·波拿巴亲王会成为窥视王位者。路易·波拿巴令人厌烦的外表及其复杂而又怪异的思想使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客。1836年和1840年，他曾经两次试图夺取政权失败，波拿巴家族重新在法国崛起的企图也多少损害了路易·波拿巴的声誉。然而，令巴黎人目瞪口呆的是，他在1848年选举中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在1851年发动政变并加强了自己的权力，在1852年则登上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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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即将看到，[262]第二帝国的拿破仑三世将重振拿破仑一世的雄威，在巴黎重建波拿巴王朝统治。与之相反，在两个拿破仑之间的各个政权对首都巴黎都既没有长远的规划，也没有细致的安排。拿破仑的“百日王朝”重建波拿巴家族统治以后，外国军队被赶出了法国。在英国作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记述中，1815年时巴黎人嘲弄路易十八是“英国人手下的行政长官”“唯命是从的路易”。[263]但是，尽管其开局惨淡，但路易十八赢得了大众的欢迎，因为他的统治是在一个温和的宪章之下进行的，并使巴黎在社会和经济上都得到了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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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国际争端的平息迫使法国将自己的边界恢复到1792年的原状。路易十八也不得不同意将拿破仑一世从外国抢劫来并装饰了巴黎的许多艺术品物归原主，如从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抢来的铜马。巴黎不再是拿破仑寻求的帝国首都。路易十八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使巴黎重新成为王家的巴黎？他决定拒绝把宫廷设在凡尔赛这个波旁王朝的统治中心，这是一个勇敢的举措。他在杜伊勒里宫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就睡在拿破仑曾经睡过的床上。尽管他在对外交往中注重礼仪上的热情好客，这种热情又让人觉得僵硬又笨拙，但复辟王朝还是开始打破旧制度下巴黎精英们与外国之间的隔阂。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使用的“全巴黎”这个词是巴黎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们相互融合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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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12月15日，拿破仑的遗体迁入荣军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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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算巴黎革命罪行的问题上，路易十八也奉行比较缓和的政策，在对自己的兄嫂被处死的问题上尤其如此。他在回到巴黎后所做的首要事情之一，就是到巴黎第八区安茹街的公共墓地去找回路易十六和王后安托瓦内特的遗体。作家和政治家夏多布里昂在1789年革命前夕访问凡尔赛宫的时候曾经得到安托瓦内特王后的赞许。作为一位作家，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次经历，正因如此他才能在这个悲痛的时刻认出了王后的头盖骨。[264]路易十六及其王后的遗体被重新安葬在圣德尼修道院，那里正在重新成为这个古老王朝的新墓地。虽然路易十六以前的王室成员遗体在革命期间曾经被从修道院迁移到公共墓地，但古文物学家亚历山大·勒努瓦还是保留了不少圣德尼葬礼纪念碑，并将这些纪念碑放在了巴黎第六区波拿巴街上古老的小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博物馆里，这些纪念碑现在也都被移放到了圣德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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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八命令，在原来王家休息处的旧址修建一座“赎罪堂”，赎罪堂里安放了革命期间被革命法庭处死者的遗体。在西岱岛的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还建立了一些纪念碑，那所监狱在1793年曾经关押过安托瓦内特王后，在皮克普斯公园还为其他一些在恐怖时期的遇难者建立了纪念碑。[265]另外，国王还命令，先贤祠重新作为安葬法国伟大人物的教堂，而不再是革命时期世俗的伟人纪念馆；在18世纪90年代被熔化后铸成大炮的王家骑士雕像也被重新塑造出来；1818年，亨利四世和著名的“铜马”也在新桥重新出现；1822年在胜利广场重新竖立了路易十四像。1829年，路易十三像被重新安放在孚日广场（如今再次改名为王家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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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象征王室的白色旗帜和王家军服随处可见，这使得对一些地方重新命名具有了另一层含义，那就是复辟的波旁王朝要使巴黎这个首都城市“王家化”。许多更为奇特的革命名字已经被拿破仑改了。协和广场现在被重新命名为路易十五广场。附近被重新命名的还有：协和街改为王家街，1792年至1814年间的蒂永维尔街改为王子街，铸币厂河堤改为孔代河堤。这些地方在1830年以后又都恢复了复辟前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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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志化地重占巴黎的过程中，路易十八并没有像一些极端保王主义者所希望的走得那么远。他认为，过分强调巴黎给予王室的补偿定将遭到多数市民的反对，并引起人们对王室的不满。但是他特别强调，必须恢复天主教作为巴黎人品行端正的衡量标准。事实上，一些宗教仪式和公共祈祷的街头活动在巴黎的精神复兴起到了星火燎原的作用。一些新教堂开始兴建，特别是在城市边缘时髦漂亮的地方，如1822年兴建的位于现在巴黎第二区的圣母领报教堂、1823年兴建的位于现在巴黎第四区的洛雷特圣母院和1826年兴建的位于现在巴黎第三区的圣礼圣德尼教堂。[266]1830年，一个名叫凯瑟琳·拉布利的“仁慈之女”宣称，她曾经在其母亲住所的礼拜堂里见过圣母，位置就在现在巴黎第七区的巴克街。不久，类似的圣迹在整个巴黎乃至其他地方都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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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王朝复兴宗教的做法使巴黎那些本来中立于天主教和怀疑“王权加圣坛”统治模式的人极其愤慨。更为重要的是，自从复辟王朝不再实行最初的宽容政策以后，首都的政治分化日益严重。1820年路易十八的侄子贝里公爵被暗杀，在这种情况下，阿图瓦伯爵又促使国王采取更为过激的政策。阿图瓦伯爵是路易十八的弟弟、王位继承人，在他继承路易十八王位后，那些同情逃亡贵族和教会的极端政策比其前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阿图瓦伯爵即查理十世，1824年至1830年在位，他成为法国与“国王病”有关联的最后一位国王。查理十世在位时采取了反对新闻自由和立宪的政策，因此1830年在巴黎引起三天暴乱，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光荣的三天”，即1830年7月27日至29日，最后查理十世被推翻。更具重要意义的是，暴乱者摧毁了遍布巴黎城的波旁王朝的象征，这些象征曾经是该王朝试图使巴黎这个革命的首都“王家化”的重要手段。王家军队遭受攻击，人们设置了街垒，以防王家军队控制街道，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均遭到抢劫。在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的情况下，波旁王朝的白色国旗就都被换成了三色旗，在商店前台摆放的王家军服因停止出售而被撤下，贵族馆舍遭到攻击，市内教堂顶上的十字架也被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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