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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纪念1830年革命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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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暴乱者试图消除巴黎城市的王家标记，但是“光荣的三天”既没有造就心惊胆战的资产阶级所期待的共和，也没有复辟拿破仑政权。一些精英人物在市政厅进行政治谋划，拉法耶特深思熟虑地准备使1789年革命重演，他被任命为改组后的国民自卫军司令（国民自卫军在1827年曾因难以管教而解散）。结果是使王朝以一个新国王上台的方式继续存在，“七月王朝”的王冠被呈给了奥尔良公爵，他欣然接受。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奥尔良家族就在巴黎争取得到支持。新国王路易—菲利普既是这个家族的第一个国王，也是最后一个国王。路易—菲利普是菲利普—平等的长子，后者被称为“革命公爵”，因为他曾经使自己的住宅罗亚尔宫变成激进主义的温床，并投票赞同处死路易十六。路易—菲利普本人在1793年恐怖时代逃亡国外，在那以前曾经参加过共和军的不同部队，1815年以后搬回罗亚尔宫居住。做了新国王以后，路易—菲利普放弃了祖先长期居住的罗亚尔宫，居住在杜伊勒里宫。其实，这座宫殿当时条件不是很好，一些基本设施（如自来水）也直到1848年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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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荣的三天”里，巴黎使法国换了政府，而巴黎本身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只有600个暴乱者和150个士兵在动乱中死亡。巴黎由于帮助路易—菲利普上台而得到王室的青睐，这种说法有下面的事实为证：新国王宣布巴黎是“我的故乡”，他封自己的第一个孙子为巴黎伯爵，他保留国民自卫军，他住在杜伊勒里宫，他经常胳膊上挂着雨伞在街上漫步。早在1830年权力归属谈判的时候拉法耶特就告诉路易—菲利普：“现在，人民需要的是一个受欢迎的国王，这个国王应该是在共和制度之中的。”[267]因此，路易—菲利普实行了更为自由的宪法，并尽量培养自己良好的形象。他拒绝参加任何“王权加圣坛”统治模式的活动，以表示自己不热衷于复辟旧王朝。为了证明这一点，查理十世街被改为拉法耶特街；旧有的王室家族被遣散；国王招摇地拒绝参加每星期日的公共弥撒；巴黎的公众宗教仪式被禁止；王家庆典仪式变成为世俗式的，并且在大众场合举行。例如，在1840年纪念“光荣的三天”的活动中，国王在讲话中盛赞了七月战士在巴士底广场的英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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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其温和的政治宣言一样，七月王朝在对待巴黎的公共纪念性建筑上也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在纪念性建筑问题上，七月王朝主要不是创建，而是进一步完成。在它的主要成就中，绝大多数是继续前人没有完成的工程，因为自1789年以来，许多正在建设中的纪念性建筑一直处于停顿状态。这些没有完工的建筑全都在巴黎的西半部。例如，1842年完工的位于巴黎第八区的圣玛德莱娜教堂就是从路易十五时期开始修建的，新希腊风格的殿堂式交易市场则是从1827年开始兴建的。在七月王朝时期进一步兴建和完成的建筑还有1836年完工的星形广场凯旋门和协和广场。1836年还完成了一大景观，在路易十五骑士雕像旧址上的卢克索石柱是公元前13世纪的作品，它成为千年以来巴黎最古老的建筑。另外，前政权还留下了一笔遗产，那就是埃及国王穆罕默德·阿里在1829年作为外交礼品送给查理十世的一座方尖碑。当时巴黎著名的纪念性建筑都是王朝政府重地，例如，在现在巴黎第七区重新修建的波旁宫是众议院的所在地，第五区的卢森堡宫是参议院所在地，第四区的市政厅是巴黎市政府所在地，西岱岛是司法宫所在地，第五区的圣热纳维耶芙教堂在1830年成为纪念法国伟大人物的先贤祠。巴黎用来修建教堂和恢复1789年革命期间作为国家财产被拍卖了的教会建筑的经费预算也很可观。第五区的穷人圣尤利安教堂在1826年曾经被用来当作仓库，第一区的圣礼拜堂则被用来储藏面粉，1837年才重新作为祈祷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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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巴黎历史遗留问题的过程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决定把拿破仑的遗体从圣赫勒拿岛运回法国。1823年，拉斯卡斯发表了《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回忆录》，该书使人们对拿破仑的评价更为褒扬。在当时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拿破仑在巴黎下层工人中间很有声望，因为那些工人认为拿破仑皇帝为他们提供了工作、面包和娱乐。经过与英国政府几年的磋商，1840年，拿破仑的遗体终于运回了法国，历经海洋和陆地的长途跋涉之后，运送皇帝遗体的灵车在1840年12月15日经过巴黎漫长而又寒冷的街道。灵车是由设计师亨利·拉布鲁斯特设计的，豪华的装饰高8米，宽4米。灵车从星形广场凯旋门下经过，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来到遗体安葬地荣军院。沿途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观看了这一壮丽的场面。雨果曾经写道：“当时，就好像整个巴黎城的人都来到城市这半边，犹如把花瓶倾斜后里面的水都淌到花瓶一侧。”[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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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七月王朝以前的各个政权相比，路易—菲利普采取的温和政策有增无减。路易—菲利普对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毫无自信，小到巴黎，大到全法国，甚至整个欧洲，他都心怀疑虑。路易—菲利普以前的政权留下的大量纪念性建筑似乎使他也有了标志化首都的同样感觉。但是，路易—菲利普十分清楚，政治运动余党的煽动活动目前还在攻击以前那些政权，因此自己应该引以为戒。英国作家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里在1840年拿破仑遗体运回的时候就在巴黎。他写道：“在安葬仪式过程中，‘皇帝万岁’的喊声响彻云霄，这同时预示着对路易—菲利普的轻蔑。”[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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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做出最大努力，路易—菲利普在巴黎还是命途多舛。他先后六次遭人刺杀，也成为讽刺作品描绘的对象。谋杀不仅仅来自投石器和弓箭，还有意外。路易—菲利普的儿子就死于交通肇事。当时，巴黎平均每年有20起交通事故发生。巴黎人讽刺地说，国王的钱主要花在枫丹白露、贡比涅、圣克卢、纳伊以及凡尔赛，而不是巴黎。路易—菲利普在凡尔赛宫投入大量资金，把那里建成了法国历史博物馆，普遍认为这是他不受法国人欢迎的另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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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从1830年政权更迭中看到的主要是巴黎人民的力量和精神，巴黎人民的行动被认为是革命代言人能力的再现，而奥尔良公爵的重要性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巴黎展现的一个奇特且令人意想不到的特点是，巴黎本身竟然有其性别变化，即从女性巴黎到男性巴黎的变化。巴黎曾经长期被寓言般地拟人化，被认为是女性。[270]例如，在883年，修道士编年史学家阿博曾经称巴黎为“诸城中的女王”；在16世纪宗教战争的高峰时期，蒙田曾经宣称，他只爱巴黎“她一个”。比起其他文学流派，19世纪早期法国的浪漫主义诗人们更加喜欢把巴黎人性化，他们对巴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形容和描绘。1828年，雨果曾经把巴黎想象为一个“女巨人”，但是到了1831年，他又赞扬巴黎是一个“男巨人”。[271]这可能是因为1830年革命展现出巴黎并不是一个柔弱女子。女性“群体”现在转变成为男性“人民”。因此，巴黎的左派人士通常积极赞扬并神化巴黎是一个威严的“英雄”、“角斗士”、“战士”、“哨兵”和“斗牛士”。虽然巴黎的右派人士侮辱性地说巴黎是丑陋的巴比伦娼妓，但现在他们也倾向于认为巴黎是男性的而不是女性的，因为他们说巴黎是一个“暴君”、“总督”、“暴发户”、“乞丐”、“杀人犯”或者是一个“骗子”、“小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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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年7月28日，朱塞佩·菲埃希试图刺杀路易—菲利普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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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巴黎比起来，路易—菲利普是一个渺小而又荒唐的形象。具体说来，当我们将其视为一个集体特征的时候就更加明显了。路易—菲利普试图把巴黎控制在自己手中，结果使自己更加不受欢迎。七月王朝政府不愿意审判查理十世时期的官员，结果在首都引起轩然大波，激进组织以新自由观重新形成。当时，波旁王朝的支持者做出一个挑衅性决定，他们要在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为贝里公爵举行被暗杀周年纪念活动，结果导致该教堂被反教会的无套裤汉的后代抢劫并烧毁。虽然1832年发生的流行性霍乱使事件平息，但1833年和1834年还是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军事对抗行为。在1834年那场被称为“特朗斯诺南街大屠杀”的可怕事件中，政府军对暴乱者和旁观者进行了血腥屠杀。如果说普遍暴乱在30年代中期被镇压下去了，那么它也并没有彻底消失。到了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路易—菲利普最终下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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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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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一、特朗斯诺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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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五岁那年的某一天，站在特朗斯诺南街上的一个杂货店门前，他目睹了那些士兵端着的步枪刺刀上沾满了鲜血，枪托上沾满了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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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段话是对1834年4月12日特朗斯诺南街大屠杀后悲惨景象的生动描写，摘自福楼拜1869年发表的小说《情感教育》。那次大屠杀使人们回想起巴黎“稳定”了一段时间后，“人权协会”与里昂丝绸工人起义的后果。当时，在塞纳河右岸的圣德尼街、圣马丁街和博堡街地区出现了大量的街垒，那里距离1830年革命发生的地区很远。在七月王朝统治期间，巴黎下层工人的生活因为霍乱而十分困难，石匠马丁·纳多后来回忆说：“人们全都对政府做出的承诺感到失望和愤怒。”那些街垒是巴黎人民反抗和要求改变现状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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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类似事件一样，国民自卫军在路易—菲利普的命令下非常不情愿地来到那个地区，并带着同情起义者的心态在那里待了好几天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后来，据说有一个狙击手从靠近最高、最显眼的街垒的一座房屋——特朗斯诺南街12号楼——向政府军开枪。于是，比若将军命令部队进入那座建筑（后来比若否认对此事负有责任）。他们打开楼门，开始向居民开枪，尽管有些士兵没有向人群射击，但还是有12个人（包括妇女和儿童）被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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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起义几乎马上就停止了，但是这一事件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抗议。政府解释说，是武装分子首先向政府军开枪的，政府军不得不采取自卫的行动，但在报纸上发表的大量目击者的说法与政府的说法完全不同。几个月后，讽刺画家奥诺雷·杜米埃发表了一幅著名的石版画，画面上一个手无寸铁的男子穿着睡衣，戴着睡帽，死在一个幼小儿童的尸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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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场暴行中，市民与军队的力量对比可谓天地之差。那次大屠杀不仅使左派感到震惊，甚至在比若的军队内部也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给他的部队起了一个外号叫“特朗斯诺南街屠夫”。有时，其他部队都躲着他的部队走。福楼拜认为，那次事件已经成为一种城市传奇故事被流传。司汤达在其小说《吕西安·娄凡》中说，在该小说主人公到达现场时，被打死的人的血还是热的。该小说在他1842年逝世时还没有写完。那次大屠杀使司汤达猛烈抨击了那种试图依靠军事生涯成为英雄的思想。雨果在1862年发表的著名小说《悲惨世界》以及此前发表的大量小说都是以那些起义事件为背景的。在《悲惨世界》中，年轻的格夫罗舍惨死在街垒上的情景刻画了特朗斯诺南街大屠杀引发的强烈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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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斯诺南街大屠杀发生在巴黎老城区里一个动乱最多的地方，那里有一种早已经形成了的强烈的政治激进主义传统，那里同时也是这座古老城市中最贫穷的地方。奥斯曼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拆除那里旧房屋的时候，似乎既要解决激进主义问题，又要解决贫穷问题。结果在那拥挤的居民住宅区建设了许多笔直宽阔的街和马路。从特朗斯诺南街向北是博堡街，这两条街道被重新调整并拓宽。同时，在那里还新建了一个十字形的图比哥街，被拆除的还有沿途的一些商场和共和广场。奥斯曼借机将特朗斯诺南街合并到博堡街，力图消除巴黎工人阶级记忆中那个巴黎地图上的敏感名字。现在博堡街79号的一个旧街牌和几所房屋就是特朗斯诺南街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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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特朗斯诺南街大屠杀在巴黎人的记忆中消失了，那么这一方面是由于奥斯曼对街道的重新命名，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巴黎的激进传统必将导致更严重的流血事件。这一点在不久后发生的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镇压就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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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的三天”和19世纪30年代早期那场众所周知的运动重建了巴黎在世界范围内的名望，因为革命是以社会进步的名义发生的。不论是善良还是罪恶，巴黎似乎成为革命的化身，一个不可抗拒的精神动力源泉。奥古斯特·巴赞在1833年把“暴乱”这个词定义为：“几乎是我们必须呼吸的自由空气中反复出现的骚乱，我们把这种骚乱吸进肺部，带着它行走在街道上，带着它进入梦乡。”[272]在巴黎土生土长的激进派中，突出代表是拉丁区的那些学生，他们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理想主义、简朴、热望、浪漫、轻佻等），在亨利·米尔热1851年发表的小说《放荡形骸》中被称赞地展现出来。在政治流亡者中，每一个潜在的革命者都把巴黎作为自己的祖国。卡尔·马克思在1843年至1845年间曾经居住在巴黎，他正是在巴黎罗亚尔宫的一个咖啡馆里遇见了终身同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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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精英们赞扬或者谴责巴黎是政治动乱传统的载体，同时，当代的一些其他人则认为，巴黎是真正的现代生活方式的代表，这一形象在巴黎可以清楚地见到。在巴尔扎克看来，巴黎是“世界的首领，天才的头脑，文明的领袖，最值得崇拜的故土”。[273]巴黎还以其名望成为思想和艺术的中流砥柱。1815年以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拿破仑时代精英的艺术品买卖，使巴黎变成了欧洲艺术品交易中心。尽管失去了许多珍宝，但卢浮宫仍旧保存有世界上最知名的艺术珍品。同时，那里的美术陈列馆也展出一些新作品。当时，巴黎还取代维也纳成为世界音乐之都，吸引了欧洲众多最杰出的作曲家。在欧洲，法语以其传统名望成为国际交往和学术交流用语，巴黎的文化生活同样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各时期的法国政府都为科研机构提供资金，如自然历史博物馆、国立综合理工学院、法兰西学院、路桥学院、艺术工艺学院以及巴黎那些忙于现代医疗科学发明的医疗机构等。巴黎还成为所有年轻学者、科学家、工程师和物理学家向往和追求的地方。巴黎是一个人人都识字的地方，据说，有位访问者见到一个车夫在阅读古罗马著名诗人奥拉斯用拉丁文写的诗歌。[274]另外，巴黎便宜的书刊、繁荣的出版业和繁忙的邮政业也向来访者展现了公共事业的发达。巴黎人口占法国人口总数的3.2%，但每天收发的信件数量占全国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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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最吸引人的地方要数呈现给步行者和过路人的明快的城市风光。1846年的一本《旅游指南》描绘巴黎是“欧洲的心脏，文明的首都”。[275]类似的指南向读者提供人们津津乐道的巴黎万花筒般的城市地形图：赛马用的“练兵场”，动物格斗用的“搏斗场”（包括以老鼠为靶子的射飞镖游戏），最好玩的去处是专设剧场、咖啡店、舞厅、饭馆、赌场和高级妓院一条街，还有适合休闲散步和举行庆祝活动的蒂沃里花园，法语叫“花房”，等等。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专门场所和用地，如供露天演剧和跳舞的地方、露天娱乐活动的地方、放焰火的地方、举行阅兵式的地方、狂欢节狂欢的地方以及演木偶戏和举行假面舞会的地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