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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斯诺南街大屠杀发生在巴黎老城区里一个动乱最多的地方，那里有一种早已经形成了的强烈的政治激进主义传统，那里同时也是这座古老城市中最贫穷的地方。奥斯曼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拆除那里旧房屋的时候，似乎既要解决激进主义问题，又要解决贫穷问题。结果在那拥挤的居民住宅区建设了许多笔直宽阔的街和马路。从特朗斯诺南街向北是博堡街，这两条街道被重新调整并拓宽。同时，在那里还新建了一个十字形的图比哥街，被拆除的还有沿途的一些商场和共和广场。奥斯曼借机将特朗斯诺南街合并到博堡街，力图消除巴黎工人阶级记忆中那个巴黎地图上的敏感名字。现在博堡街79号的一个旧街牌和几所房屋就是特朗斯诺南街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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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特朗斯诺南街大屠杀在巴黎人的记忆中消失了，那么这一方面是由于奥斯曼对街道的重新命名，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巴黎的激进传统必将导致更严重的流血事件。这一点在不久后发生的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镇压就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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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的三天”和19世纪30年代早期那场众所周知的运动重建了巴黎在世界范围内的名望，因为革命是以社会进步的名义发生的。不论是善良还是罪恶，巴黎似乎成为革命的化身，一个不可抗拒的精神动力源泉。奥古斯特·巴赞在1833年把“暴乱”这个词定义为：“几乎是我们必须呼吸的自由空气中反复出现的骚乱，我们把这种骚乱吸进肺部，带着它行走在街道上，带着它进入梦乡。”[272]在巴黎土生土长的激进派中，突出代表是拉丁区的那些学生，他们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理想主义、简朴、热望、浪漫、轻佻等），在亨利·米尔热1851年发表的小说《放荡形骸》中被称赞地展现出来。在政治流亡者中，每一个潜在的革命者都把巴黎作为自己的祖国。卡尔·马克思在1843年至1845年间曾经居住在巴黎，他正是在巴黎罗亚尔宫的一个咖啡馆里遇见了终身同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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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精英们赞扬或者谴责巴黎是政治动乱传统的载体，同时，当代的一些其他人则认为，巴黎是真正的现代生活方式的代表，这一形象在巴黎可以清楚地见到。在巴尔扎克看来，巴黎是“世界的首领，天才的头脑，文明的领袖，最值得崇拜的故土”。[273]巴黎还以其名望成为思想和艺术的中流砥柱。1815年以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拿破仑时代精英的艺术品买卖，使巴黎变成了欧洲艺术品交易中心。尽管失去了许多珍宝，但卢浮宫仍旧保存有世界上最知名的艺术珍品。同时，那里的美术陈列馆也展出一些新作品。当时，巴黎还取代维也纳成为世界音乐之都，吸引了欧洲众多最杰出的作曲家。在欧洲，法语以其传统名望成为国际交往和学术交流用语，巴黎的文化生活同样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各时期的法国政府都为科研机构提供资金，如自然历史博物馆、国立综合理工学院、法兰西学院、路桥学院、艺术工艺学院以及巴黎那些忙于现代医疗科学发明的医疗机构等。巴黎还成为所有年轻学者、科学家、工程师和物理学家向往和追求的地方。巴黎是一个人人都识字的地方，据说，有位访问者见到一个车夫在阅读古罗马著名诗人奥拉斯用拉丁文写的诗歌。[274]另外，巴黎便宜的书刊、繁荣的出版业和繁忙的邮政业也向来访者展现了公共事业的发达。巴黎人口占法国人口总数的3.2%，但每天收发的信件数量占全国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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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最吸引人的地方要数呈现给步行者和过路人的明快的城市风光。1846年的一本《旅游指南》描绘巴黎是“欧洲的心脏，文明的首都”。[275]类似的指南向读者提供人们津津乐道的巴黎万花筒般的城市地形图：赛马用的“练兵场”，动物格斗用的“搏斗场”（包括以老鼠为靶子的射飞镖游戏），最好玩的去处是专设剧场、咖啡店、舞厅、饭馆、赌场和高级妓院一条街，还有适合休闲散步和举行庆祝活动的蒂沃里花园，法语叫“花房”，等等。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专门场所和用地，如供露天演剧和跳舞的地方、露天娱乐活动的地方、放焰火的地方、举行阅兵式的地方、狂欢节狂欢的地方以及演木偶戏和举行假面舞会的地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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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年代，波兰政论家弗兰科夫斯基在描述巴黎的时候认为，巴黎是一个以超乎寻常的创造性机能发展的城市。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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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在飞奔，巴黎在涌动，巴黎在沸腾……在马路上，人行道上，花园里，广场上，码头上，桥上桥下，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或动物，各式各样的车或船在走、跑、徘徊或游动。巴黎的空气在颤抖，那里突发的和不断的声音几乎撕开了巴黎的天空，不知道哪里会突然发出巨大而又奇怪的声音，转眼又突然消失了。巴黎的街道上总是有杂乱的声音，铺设马路的石头碰撞声和抱怨声、砸碎石头的响声或刺耳的嘶嘶声等随时都可以听见。[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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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科夫斯基把他描绘巴黎城市的文章命名为“大都市地面上的生理考察”。生理学成为19世纪20至30年代流行的一种文学体裁。法国作家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1782年至1788年发表的《巴黎的景象》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生理学体裁杰作。《巴黎的景象》是一部多卷本古典小说，其中有一卷名为“漫游者”，作品将巴黎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放在同一个“漫游者”的视角中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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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漫游者是指那些游览巴黎以体验城市风光的人。漫游者是一个典型，因此也成为19世纪早期巴黎文化的一个突出形象。漫游者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体会城市人群中的各式各样的人物经历，见到酒馆就会进去喝一杯，按照巴赞的说法，漫游者“是整个巴黎仅有的、真正的权威”。他认为这是“一种室外生活，是一个敞开的空间，一个交往的机会，一个相互评论和祝愿的时刻，一个流动的社会”。[277]这个城市人群没有等级差别，是一个践行民主经历的地方。它给街道生活一种活力，使这个城市里的“每一双眼睛都充满放荡”。[278]如果说一个真正的漫游者就是一种留恋不舍的享乐主义者，那么这个漫游者也正是在寻求体验他所在的那个社会的新现象。巴尔扎克曾经自言自语地说：“啊，在可爱又令人高兴的巴黎散步是一种享受，作为一个漫游者是一种科学的存在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大饱眼福。”[279]当然，漫游者不仅仅是一种享乐方式，巴尔扎克还试图深入研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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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令人激动的、神秘的个性化的整体，巴黎现象的更新在诗作、政治宣传、旅游指南、漫游者的探究和无数的生理和生理学体裁作品中得到发掘。但是摄影技术的发明告诉人们，对巴黎的科学理解只有从摄影作品中才能真正实现。1838年，立体布景制作人和视觉艺术大师路易·达盖尔在他的工作室鸟瞰巴黎第三区的圣殿街，第一次得到了巴黎的照片，这种照相方法后来被称为“达盖尔银版照相法”。在此后一年里，天文学家阿拉戈重新解释了这一发现对科学界的重要意义。在此后几十年间，巴黎成为摄影方法先进性的实验室。由于摄影技术的发明，巴黎才可能拥有其早期的一些照片，包括巴黎的那些纪念性建筑、街道和不起眼的小人物——长途旅行者、手风琴演奏者以及卖雨伞者等，这比其他城市来说要早很多。亨利希·海涅在其《卢提斯》一书中认为：“正是摄影艺术为城市分析家对漫游者的认识提供了支持，达盖尔照相法再现了巴黎上下两层各界的人物，我的《卢提斯人的来信》就是一部有关照相史每天如何描述它自己的作品。”[280]照相机被誉为“城市的眼睛”并不是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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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透过城市生活经历的表面记录来探求对城市生活深层次的理解，也会觉得是对历史研究和考古发掘的一种复活。杜洛尔的《巴黎史》被普遍认为是成功的。新教政治家基佐在1822年兴建的巴黎文献学院为档案整理和保护做出了贡献。1834年，法国考古学会建立。这个时期，保护主义者游说团体也出现了，蒙塔朗贝尔、普罗斯佩·梅里美和雨果等著名作家都成为其成员。雨果在1831年发表的《巴黎圣母院》引起了对过去人们不注意的巴黎中心或者说那些被新建筑遮挡的中世纪遗产的兴趣。大量社会调查作品的出现也成为证据。还有一个重要事件是1829年《医学卫生年鉴》的创立，该年鉴为那些寻求捕捉疾病、贫穷和犯罪等社会问题的社会改革家们提供了阵地。政治上更为激进的观点则是由被马克思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家傅立叶、圣西门、路易·勃朗、蒲鲁东和布朗基所提出的。政治激进观点的主题在侦探小说的基本形式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巴尔扎克和埃德加·爱伦·坡都有这方面的尝试。在他们的笔下，熟练的侦探把巴黎深层次的东西揭露出来。在其小说《高老头》中，巴尔扎克同样以出神入化的手法把探索巴黎出现的追求控制权的斗争体现出来。在小说的结尾，巴尔扎克让他那省悟了的男主角拉斯蒂涅望着脚下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对巴黎说：“现在咱们来较量一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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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二、维克多·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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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回忆说：1885年举行的维克多·雨果的国葬是“我童年记忆中印象最为深刻的第一件事，当时我八岁”。作家儒勒·罗曼还不能说他有这个记忆，因为他当时还是一个六个月的没有出生的胎儿，但是他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所有维克多·雨果下葬时在场的人都记得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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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法国的国葬在某些方面继承了旧制度下王室葬礼的方式，有些方面则是在18世纪90年代第一共和国时期发展而来的民间仪式。第一，这种葬礼必须是为一个“伟大人物”而举行的，并且这个伟大人物必须是男性；第二，对伟大的理解有多种角度，政治家和军事家在第三共和国的国葬记录中最多。例如，1882年的路易·勃朗，1882年的莱昂·米歇尔·甘必大，1893年的儒勒·费里，1899年的费利克斯·富尔，还有各种将军。但是也有一些科学家（包括1878年的克洛德·贝尔纳和1895年的路易·巴斯德）、作家（包括1892年的勒南和1902年的左拉）以及艺术家（包括1893年的作曲家古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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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不论在思想领域还是文学领域，雨果都应该是佼佼者。早在他逝世前，他的著作就被作为法国文学界的天才作品而传诵。虽然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是一个保王主义者，但是雨果后来在政治上是同情左派的。1830年对他的《欧那尼》展开的剧本辩论打破了刻板的古典剧作传统，开辟了浪漫主义剧作形式，这种形式推动了人们的激情和社会运动。作为一个坚定的反波拿巴主义作家，雨果在第二帝国时期大部分时间里被流放在沙纳尔群岛。1870年雨果返回巴黎，成为巴黎的一件大事：他与成千上万的狂热崇拜者握手，他感到，在他回到巴黎的头几个小时中，《马赛曲》始终在巴黎回响。1882年在他过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已经被授予多项国家荣誉。雨果生于勃艮第，但长于巴黎。仅此一点，就说明巴黎应该为雨果举行一场合适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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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从来没有表明自己的政治哲学选择，但是雨果的著作中很多地方已经表现出其激进倾向，不仅仅是人们所熟知的《悲惨世界》能表现出雨果的激进思想。他神化了巴黎人民，也神化了巴黎的建筑，他把最好的建筑看成人民的直接情感。但雨果并不是奥斯曼建筑的痴迷者，而是一个早期保护主义者。他在1831年发表的小说《巴黎圣母院》在告诫巴黎人要保护巴黎的哥特式建筑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一系列关于建筑问题的事件上都反对计划拆除者而站在保护主义者的立场上。有一次，他在论及是否应该拆除某建筑的时候说：“要拆除这个建筑吗？不！我们宁愿推翻这个计划者。”他的著作和行动对于值得拯救的“老巴黎”这一概念的形成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到他去世的时候，这个“老巴黎”的保护者本身已经成为老巴黎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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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在世的时候曾经恳求，在他死后用一个贫民的灵柩将他埋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一个贫民墓穴中。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却不想这样做。他们要把雨果葬礼作为争取法兰西民族特别是巴黎人民拥护共和与民主价值观的契机。最后，他们下令，圣热纳维耶芙教堂恢复从前的地位，继续作为埋葬法国伟大人物的先贤祠，并把雨果葬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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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闻记者在描述法国先贤祠发展史的时候绝妙地说：“先贤祠不是一个纪念性建筑，而是一个晴雨表。”在1791年，国民议会曾经下令把圣热纳维耶芙教堂改为伟大人物安息的地方，著名哲学家伏尔泰和卢梭的遗骨都被安葬在那里。从1806年开始，圣热纳维耶芙教堂既是教堂又是墓地；1822年，复辟王朝将它重新恢复只作为教堂；1831年，七月王朝又将它改为墓地；1851年，路易·波拿巴又将它作为教堂。正是雨果的逝世使国民议会最后决定将圣热纳维耶芙教堂作为法国的先贤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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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右派担心葬礼可能会发展为革命日，但是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确保葬礼成为一种宣传共和观念的仪式。按照原计划，雨果的遗体先放在凯旋门下，因为葬礼举行过程中要经过香榭丽舍大街到国家剧场，并在那里诵唱由作曲家圣桑专门为这次葬礼而作的国家赞歌。但是，这个计划最后搁浅，因为这样做会使人觉得给亲巴黎公社的激进派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组织示威游行，结果采取了一个更加直接的方案。但是，当天的葬礼还是进行了八个小时，这主要是因为参加葬礼的群众人数太多，当然，活动还是和平而又顺利地进行完毕了。当时，大约有一两百万人参加葬礼，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这样多的人参加而没有发生混乱说明，一个新的共和政体已经建立起来了。巴黎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和平和政治观念。目之所及，没有一座街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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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这个概念，不论是作为巨大的还是良好的男性巨匠，其神秘都需要通过科学的观察才能发现，这是因为巴黎正在以其重要的方式发生变化。巴黎变化的最明显特点是年轻的、成年的和节俭的男性越来越多，总之，不论从人口数量来看还是从比喻方式来说，巴黎正在男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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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口一直稳定增长，除了在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有些波动之外，在18世纪的增长趋势则更为明显。该城市的人口在1801年从原来的55万增长到60万，1817年又增加到70万，1831年达到80万，到了19世纪中期，则超过了100万。这说明，巴黎人口在50年内翻了一番。男女比例也发生了重大逆转：历史上巴黎男女比例为100∶117，到19世纪30年代，这个比例数字变成了110∶95，男女比例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女性明显减少。在18世纪，巴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基本持平，只是出生率在全国范围内略微有些波动。虽然出生率有所上升，由于接种天花预防药物而使产期死亡率有所下降，但巴黎城市增长的人口大约有90%是外来的男性移民，其中以1831年至1836年和1841年至1846年最为突出，年龄主要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尽管也有一些来自南部利穆赞地区的移民，主要是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人，但绝大多数移民来自北部和东北部，从圣米歇尔山、诺曼底、布列塔尼到瑞士边境地区的日内瓦一线。巴黎的外国移民也以北方居多，尽管也有一些移民来自意大利，但是巴黎的绝大多数外国移民来自北方的德意志、英国、荷兰和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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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哀叹，巴黎的“外国人和外省人比巴黎人还多”；同时，巴赞则坦言，他在确认巴黎人家庭来历的时候很难“找到土生土长的巴黎人”。[281]到19世纪30年代，居住在巴黎城墙以内的居民一半以上是外来人口，这还不算季节工人、旅游者、政治难民和学生等流动人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特点在巴黎历史上由来已久。在巴黎城内，出生于巴黎的人从来都是少数。那些年到来的移民对巴黎的影响以及使原来巴黎人面临的挑战在当时就得到了证明，巴黎面对着新的形势和可怕的局面，各种各样的劳动大军同时也是各种危险阶层。[282]促使大量人口进入巴黎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农村地区无法安排大量的多余人口，但巴黎本身拥有大量的工作机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巴黎人口大约占法国全国人口的3%，但其产值占全国的四分之一。1827年，占法国出口商品总价值的13%的产品是巴黎生产的，在以后的二十年间，这个数字上升到25%。在19世纪初，巴黎人口占法国城市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但到了185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五分之一。巴黎不仅有工作机会，工资也比其他省份高，尽管那些雄心勃勃的外省人有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支出也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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