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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年代，波兰政论家弗兰科夫斯基在描述巴黎的时候认为，巴黎是一个以超乎寻常的创造性机能发展的城市。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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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在飞奔，巴黎在涌动，巴黎在沸腾……在马路上，人行道上，花园里，广场上，码头上，桥上桥下，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或动物，各式各样的车或船在走、跑、徘徊或游动。巴黎的空气在颤抖，那里突发的和不断的声音几乎撕开了巴黎的天空，不知道哪里会突然发出巨大而又奇怪的声音，转眼又突然消失了。巴黎的街道上总是有杂乱的声音，铺设马路的石头碰撞声和抱怨声、砸碎石头的响声或刺耳的嘶嘶声等随时都可以听见。[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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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科夫斯基把他描绘巴黎城市的文章命名为“大都市地面上的生理考察”。生理学成为19世纪20至30年代流行的一种文学体裁。法国作家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1782年至1788年发表的《巴黎的景象》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生理学体裁杰作。《巴黎的景象》是一部多卷本古典小说，其中有一卷名为“漫游者”，作品将巴黎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放在同一个“漫游者”的视角中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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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漫游者是指那些游览巴黎以体验城市风光的人。漫游者是一个典型，因此也成为19世纪早期巴黎文化的一个突出形象。漫游者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体会城市人群中的各式各样的人物经历，见到酒馆就会进去喝一杯，按照巴赞的说法，漫游者“是整个巴黎仅有的、真正的权威”。他认为这是“一种室外生活，是一个敞开的空间，一个交往的机会，一个相互评论和祝愿的时刻，一个流动的社会”。[277]这个城市人群没有等级差别，是一个践行民主经历的地方。它给街道生活一种活力，使这个城市里的“每一双眼睛都充满放荡”。[278]如果说一个真正的漫游者就是一种留恋不舍的享乐主义者，那么这个漫游者也正是在寻求体验他所在的那个社会的新现象。巴尔扎克曾经自言自语地说：“啊，在可爱又令人高兴的巴黎散步是一种享受，作为一个漫游者是一种科学的存在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大饱眼福。”[279]当然，漫游者不仅仅是一种享乐方式，巴尔扎克还试图深入研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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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令人激动的、神秘的个性化的整体，巴黎现象的更新在诗作、政治宣传、旅游指南、漫游者的探究和无数的生理和生理学体裁作品中得到发掘。但是摄影技术的发明告诉人们，对巴黎的科学理解只有从摄影作品中才能真正实现。1838年，立体布景制作人和视觉艺术大师路易·达盖尔在他的工作室鸟瞰巴黎第三区的圣殿街，第一次得到了巴黎的照片，这种照相方法后来被称为“达盖尔银版照相法”。在此后一年里，天文学家阿拉戈重新解释了这一发现对科学界的重要意义。在此后几十年间，巴黎成为摄影方法先进性的实验室。由于摄影技术的发明，巴黎才可能拥有其早期的一些照片，包括巴黎的那些纪念性建筑、街道和不起眼的小人物——长途旅行者、手风琴演奏者以及卖雨伞者等，这比其他城市来说要早很多。亨利希·海涅在其《卢提斯》一书中认为：“正是摄影艺术为城市分析家对漫游者的认识提供了支持，达盖尔照相法再现了巴黎上下两层各界的人物，我的《卢提斯人的来信》就是一部有关照相史每天如何描述它自己的作品。”[280]照相机被誉为“城市的眼睛”并不是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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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透过城市生活经历的表面记录来探求对城市生活深层次的理解，也会觉得是对历史研究和考古发掘的一种复活。杜洛尔的《巴黎史》被普遍认为是成功的。新教政治家基佐在1822年兴建的巴黎文献学院为档案整理和保护做出了贡献。1834年，法国考古学会建立。这个时期，保护主义者游说团体也出现了，蒙塔朗贝尔、普罗斯佩·梅里美和雨果等著名作家都成为其成员。雨果在1831年发表的《巴黎圣母院》引起了对过去人们不注意的巴黎中心或者说那些被新建筑遮挡的中世纪遗产的兴趣。大量社会调查作品的出现也成为证据。还有一个重要事件是1829年《医学卫生年鉴》的创立，该年鉴为那些寻求捕捉疾病、贫穷和犯罪等社会问题的社会改革家们提供了阵地。政治上更为激进的观点则是由被马克思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家傅立叶、圣西门、路易·勃朗、蒲鲁东和布朗基所提出的。政治激进观点的主题在侦探小说的基本形式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巴尔扎克和埃德加·爱伦·坡都有这方面的尝试。在他们的笔下，熟练的侦探把巴黎深层次的东西揭露出来。在其小说《高老头》中，巴尔扎克同样以出神入化的手法把探索巴黎出现的追求控制权的斗争体现出来。在小说的结尾，巴尔扎克让他那省悟了的男主角拉斯蒂涅望着脚下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对巴黎说：“现在咱们来较量一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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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二、维克多·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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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回忆说：1885年举行的维克多·雨果的国葬是“我童年记忆中印象最为深刻的第一件事，当时我八岁”。作家儒勒·罗曼还不能说他有这个记忆，因为他当时还是一个六个月的没有出生的胎儿，但是他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所有维克多·雨果下葬时在场的人都记得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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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法国的国葬在某些方面继承了旧制度下王室葬礼的方式，有些方面则是在18世纪90年代第一共和国时期发展而来的民间仪式。第一，这种葬礼必须是为一个“伟大人物”而举行的，并且这个伟大人物必须是男性；第二，对伟大的理解有多种角度，政治家和军事家在第三共和国的国葬记录中最多。例如，1882年的路易·勃朗，1882年的莱昂·米歇尔·甘必大，1893年的儒勒·费里，1899年的费利克斯·富尔，还有各种将军。但是也有一些科学家（包括1878年的克洛德·贝尔纳和1895年的路易·巴斯德）、作家（包括1892年的勒南和1902年的左拉）以及艺术家（包括1893年的作曲家古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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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不论在思想领域还是文学领域，雨果都应该是佼佼者。早在他逝世前，他的著作就被作为法国文学界的天才作品而传诵。虽然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是一个保王主义者，但是雨果后来在政治上是同情左派的。1830年对他的《欧那尼》展开的剧本辩论打破了刻板的古典剧作传统，开辟了浪漫主义剧作形式，这种形式推动了人们的激情和社会运动。作为一个坚定的反波拿巴主义作家，雨果在第二帝国时期大部分时间里被流放在沙纳尔群岛。1870年雨果返回巴黎，成为巴黎的一件大事：他与成千上万的狂热崇拜者握手，他感到，在他回到巴黎的头几个小时中，《马赛曲》始终在巴黎回响。1882年在他过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已经被授予多项国家荣誉。雨果生于勃艮第，但长于巴黎。仅此一点，就说明巴黎应该为雨果举行一场合适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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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从来没有表明自己的政治哲学选择，但是雨果的著作中很多地方已经表现出其激进倾向，不仅仅是人们所熟知的《悲惨世界》能表现出雨果的激进思想。他神化了巴黎人民，也神化了巴黎的建筑，他把最好的建筑看成人民的直接情感。但雨果并不是奥斯曼建筑的痴迷者，而是一个早期保护主义者。他在1831年发表的小说《巴黎圣母院》在告诫巴黎人要保护巴黎的哥特式建筑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一系列关于建筑问题的事件上都反对计划拆除者而站在保护主义者的立场上。有一次，他在论及是否应该拆除某建筑的时候说：“要拆除这个建筑吗？不！我们宁愿推翻这个计划者。”他的著作和行动对于值得拯救的“老巴黎”这一概念的形成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到他去世的时候，这个“老巴黎”的保护者本身已经成为老巴黎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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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在世的时候曾经恳求，在他死后用一个贫民的灵柩将他埋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一个贫民墓穴中。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却不想这样做。他们要把雨果葬礼作为争取法兰西民族特别是巴黎人民拥护共和与民主价值观的契机。最后，他们下令，圣热纳维耶芙教堂恢复从前的地位，继续作为埋葬法国伟大人物的先贤祠，并把雨果葬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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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闻记者在描述法国先贤祠发展史的时候绝妙地说：“先贤祠不是一个纪念性建筑，而是一个晴雨表。”在1791年，国民议会曾经下令把圣热纳维耶芙教堂改为伟大人物安息的地方，著名哲学家伏尔泰和卢梭的遗骨都被安葬在那里。从1806年开始，圣热纳维耶芙教堂既是教堂又是墓地；1822年，复辟王朝将它重新恢复只作为教堂；1831年，七月王朝又将它改为墓地；1851年，路易·波拿巴又将它作为教堂。正是雨果的逝世使国民议会最后决定将圣热纳维耶芙教堂作为法国的先贤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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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右派担心葬礼可能会发展为革命日，但是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确保葬礼成为一种宣传共和观念的仪式。按照原计划，雨果的遗体先放在凯旋门下，因为葬礼举行过程中要经过香榭丽舍大街到国家剧场，并在那里诵唱由作曲家圣桑专门为这次葬礼而作的国家赞歌。但是，这个计划最后搁浅，因为这样做会使人觉得给亲巴黎公社的激进派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组织示威游行，结果采取了一个更加直接的方案。但是，当天的葬礼还是进行了八个小时，这主要是因为参加葬礼的群众人数太多，当然，活动还是和平而又顺利地进行完毕了。当时，大约有一两百万人参加葬礼，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这样多的人参加而没有发生混乱说明，一个新的共和政体已经建立起来了。巴黎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和平和政治观念。目之所及，没有一座街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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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这个概念，不论是作为巨大的还是良好的男性巨匠，其神秘都需要通过科学的观察才能发现，这是因为巴黎正在以其重要的方式发生变化。巴黎变化的最明显特点是年轻的、成年的和节俭的男性越来越多，总之，不论从人口数量来看还是从比喻方式来说，巴黎正在男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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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口一直稳定增长，除了在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有些波动之外，在18世纪的增长趋势则更为明显。该城市的人口在1801年从原来的55万增长到60万，1817年又增加到70万，1831年达到80万，到了19世纪中期，则超过了100万。这说明，巴黎人口在50年内翻了一番。男女比例也发生了重大逆转：历史上巴黎男女比例为100∶117，到19世纪30年代，这个比例数字变成了110∶95，男女比例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女性明显减少。在18世纪，巴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基本持平，只是出生率在全国范围内略微有些波动。虽然出生率有所上升，由于接种天花预防药物而使产期死亡率有所下降，但巴黎城市增长的人口大约有90%是外来的男性移民，其中以1831年至1836年和1841年至1846年最为突出，年龄主要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尽管也有一些来自南部利穆赞地区的移民，主要是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人，但绝大多数移民来自北部和东北部，从圣米歇尔山、诺曼底、布列塔尼到瑞士边境地区的日内瓦一线。巴黎的外国移民也以北方居多，尽管也有一些移民来自意大利，但是巴黎的绝大多数外国移民来自北方的德意志、英国、荷兰和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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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哀叹，巴黎的“外国人和外省人比巴黎人还多”；同时，巴赞则坦言，他在确认巴黎人家庭来历的时候很难“找到土生土长的巴黎人”。[281]到19世纪30年代，居住在巴黎城墙以内的居民一半以上是外来人口，这还不算季节工人、旅游者、政治难民和学生等流动人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特点在巴黎历史上由来已久。在巴黎城内，出生于巴黎的人从来都是少数。那些年到来的移民对巴黎的影响以及使原来巴黎人面临的挑战在当时就得到了证明，巴黎面对着新的形势和可怕的局面，各种各样的劳动大军同时也是各种危险阶层。[282]促使大量人口进入巴黎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农村地区无法安排大量的多余人口，但巴黎本身拥有大量的工作机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巴黎人口大约占法国全国人口的3%，但其产值占全国的四分之一。1827年，占法国出口商品总价值的13%的产品是巴黎生产的，在以后的二十年间，这个数字上升到25%。在19世纪初，巴黎人口占法国城市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但到了185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五分之一。巴黎不仅有工作机会，工资也比其他省份高，尽管那些雄心勃勃的外省人有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支出也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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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现代工业化的步伐比较缓慢，工场仍然是当时的主要生产形式。传统的奢侈品、半奢侈品和加工业所需要的熟练工人主要是巴黎当地人，新来的外地人主要在蓬勃兴起的建筑业和纺织业工作（1827年和1834年间的棉纺织业经济危机曾经导致大量纺织业工人失业）。1848年，在巴黎的35万名工人中，大约三分之一在服装和纺织业工作，九分之一在建筑业工作，十分之一在家具业工作，还有十分之一在金属业工作，珠宝首饰和印刷业的从业人员大约占工人总数的二十分之一。尽管有人对所谓“危险阶层”提出担忧，但是外来移民成为巴黎新财富的创造者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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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巴黎的产业地区分布也在发生变化。其中，圣安托万区仍然以家具生产见长，其他传统强项也在某些地区保持着。例如，神父街和现在阿布科尔街的纺织业，现在巴黎第一区中央市场的食品业，奢侈品和半奢侈品业则分布在现在巴黎第一区和第二区的圣德尼街、现在巴黎第三区和第四区的圣马丁街和第一区以及第八区的圣奥诺雷街。但是，交通行业的发展为临时工提供了契机。1825年，拿破仑在拉维莱特建立的储水池与圣马丁运河相连，此后又延伸到圣德尼运河。这样一来，许多比较重的商品就可以通过河运从上下游运到巴黎。过去总包税所城墙外的廉价土地上建立了一些工厂，以满足市场需求。从19世纪20年代就在塞纳河上往来运行的汽船也增加了巴黎运输业的活力。到了19世纪30年代，巴黎已经成为法国最大的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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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是七月王朝单独完成的具有纪念性的建筑，而不是继续前人的工程，它在巴黎工业调整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837年至1840年建立的圣拉扎尔火车站、1843年建立的巴黎北站和1847年至1850年建立的东站使巴黎塞纳河右岸的工业得以扩展。左岸也是一样，主要火车站点成为经济发展的枢纽，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巴黎东南地区在1838年至1840年间建立的奥斯特里茨火车站和1847年至1850年间建立的里昂火车站；巴黎西南地区在1848年至1849年间建立的蒙帕纳斯火车站。到19世纪中期，大约有600万法国居民乘坐火车。巴黎铁路网络形成的中心与外省的中心城市相连接，可能对大量外来移民进入巴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到1850年为止，到达巴黎的外来人口绝大多数是步行、乘马车或船而来，而并不是乘火车来的。巴黎人乘火车出行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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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早期，巴黎的大量外来人口面临着如何融入和适应当地生活的问题。由于巴黎长期以来就没有市长，直接负责处理这些问题的主要官员是塞纳区行政长官。塞纳区行政长官是中央政府的代表，受到巴黎选举代表的制约，而那些选举代表又具有独立性，代表性也很不普遍。拿破仑曾经赋予塞纳区行政长官以广泛的权力，其经济预算也比其他许多中等规模的欧洲国家还要多。预算款额主要来自城市税收，其中包括总包税所城墙的收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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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之间，两位最著名的塞纳区行政长官分别是1815年至1830年间在任的沙布罗尔·德·沃威克伯爵吉贝尔·约瑟夫·加斯帕尔和1833年至1848年间在任的朗比托伯爵托克劳德·菲利贝尔·巴尔特洛。他们都不会像拿破仑时代的前辈和后继者那样，支持致力于重大城市改造的专家们，都青睐小规模而非大规模的工程。朗比托尤其鄙视“将给城市及其居民带来恶果的宏观框架”。[283]但也正因为他们没有从长远角度考虑城市转型的宏伟愿景，他们才得以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取得很大成就。与拿破仑一世相比，沙布罗尔用在维护和翻新公路及铺设马路上的时间是其六倍，用在疏通运河以解决水供应问题上的时间是其两倍。这些工作大都是在完成拿破仑时期的遗留工程，其中包括乌尔克运河、许多城市市场、饮水喷泉以及其他一些设施等。在饮水设施、排水设施、街道照明设施（1822年巴黎引进了煤气灯用于街道照明）以及城市道路铺设等方面也有很大提高。在1822年，巴黎自称其人行道只有267米，但仅1824年至1825年间，就新铺设了3000米。这两任行政长官还在巴黎各个街道两旁的房屋建设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严格限制新建房屋的位置，使之必须与原有的房屋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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