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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马上将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如同1794年一样，当资产阶级发现群众运动于己不利的时候立即转而反对革命，现在，临时政府开始反对巴黎激进的革命群众，下令解散了国家工厂，结果导致巴黎无套裤汉的后代们再次走上街头，筑起街垒，开始反抗。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警告说：“针对无产阶级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已经箭在弦上。”[304]1848年6月，当局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尽管在二月革命中取得了明显的一致，但这次是在巴黎城市的中心。大约四千名巴黎市民被政府军打死（政府军有一千人左右的伤亡），另有一万一千多人被捕入狱。在此后的清算过程中，又有四千多人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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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8年二月革命过程中，人们再次见到了巴黎街头武装控制法国政府的局面，就像在1789年、1792年至1793年和1830年时一样。事实上，在1848年4月的议会选举中，保守派在议会中占据绝大多数，这已经证明该政府不是代表全体法国人民的。1848年12月，法国人民选举路易·波拿巴为第二共和国总统，这对那些在这次革命中赫赫有名的政治家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男子普选权的实行给了法国农民一个信号，那就是他们要选举一个如同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那样的人，既能够给他们带来土地，又能够恢复天主教信仰。于是，他们选择了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尽管法国上层阶级不喜欢他，但波拿巴还是笑到了最后。1852年，波拿巴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再一次使巴黎成为实现自己计划的中心，但我们即将看到的不是革命的现代巴黎，而是一座进行转型并引入全新生活方式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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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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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9 奥斯曼主义和巴黎城市的现代性（1851—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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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在1848年掌权以后，即刻展开了自己的帝国宏图，开始了大规模的活动，以图实现当年拿破仑一世要把巴黎变成欧洲帝国首都的愿望。甚至他还是第二共和国总统的时候，拿破仑三世皇帝（路易·波拿巴1852年称帝）[305]就开始规划如何振兴首都巴黎。据说，1848年他曾经到达巴黎北站，胳膊下夹着一卷地图，地图上花花绿绿地用彩色铅笔标着他想象中的未来巴黎林荫大道位置的记号。1851年至1852年，波拿巴大权在握，不仅助长了他的政治野心，而且引起了巴黎人民的不满，奠定了他垮台的基础。从这时开始一直到法兰西第二帝国在1870年被推翻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1940）的建立，可能是西方历史上最有雄心和难以达到的城市变革时期，其结果是巴黎在19世纪末期有了新的范围、新的轮廓，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了新的概念，也就是说，巴黎现代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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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帝国对巴黎的建设既不在巴黎老城的边缘，也不在巴黎外围，而是在巴黎城市中心地区。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那里曾经是无套裤汉们反对路易·波拿巴上台的核心地带，同时也是反对他1851年政变的地方。这次在巴黎建设的笔直而又宽阔的马路要穿过被称为“老巴黎”的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心地区。另外，此次城市改造还注重城市人口的流动、建筑物之间的和谐，以及交通的便利、绿地的利用和建立可以扩建的基础。在19世纪60年代，巴黎的土地面积从原来的不足3500公顷增加到8000公顷，人口从1851年第二共和国垮台时期的大约100万，在1872年达到190万，1891年达到240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巴黎人口已经达到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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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三世个人对这次城市改造工程的影响不可低估。但是要理清他到底做了多少事则是很难的，因为同样对这次改造工程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还有奥斯曼男爵，他在1853年被任命为塞纳区行政长官，并在此位置上一直干到波拿巴被推翻前的几个月。由于大量重要文献的丢失，特别是在第二帝国无耻垮台后发生的1871年纵火事件以后，要了解这次巴黎改造工程的内幕十分困难，波拿巴本人总是自我吹嘘，而奥斯曼却总是谦逊地说自己只是“主人”的“工具”和“仆人”。[306]如果说当时人们更多地是把此次改造归功于奥斯曼，这主要是因为人们难以相信对巴黎几乎一无所知的波拿巴怎么能对巴黎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在1848年以前，除了生于巴黎之外，波拿巴从来没有在巴黎定居，即使曾经作为旅游者偶尔在巴黎有短时间逗留，但作为皇帝，他肯定对以往不会记忆得那么清楚。奥斯曼则完全相反，这位“阿尔萨斯的阿提拉”在巴黎度过了自己美好的童年，然后随家搬到法国东部居住。此外，在巴黎城市建设这个问题上，奥斯曼这个名字比波拿巴的名字更具有历史性。在第三共和国期间，波拿巴这个名字臭不可闻，所以人们在巴黎城市改造这个问题上使用的是“奥斯曼主义”而不是“波拿巴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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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在巴黎城市整体化形象形成以前，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把该城市的发展叫作“奥斯曼化”了，即使巴黎整体化改造过程是由波拿巴和奥斯曼共同完成的。这些看法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总之，从罗马时代以来，人们对把巴黎作为王朝所在地已经习以为常了。笔直的街道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具有很高的标准，林荫大道在路易十四时代就已经存在。在路易十六时期，王室就命令将林荫大道扩展到整个巴黎四周。拿破仑一世曾经十分关注巴黎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寻求在市内建立多个有纪念意义的建筑。此外，与奥斯曼有关的许多城市改造理念，已经被塞纳区行政长官沙布罗尔和朗比托实践过，特别是朗比托，曾经策划建立新街道来革新那些破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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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直到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城市中那些早已存在的交通特征才与城市基础设施改造联系在一起。但是，沙布罗尔和朗比托都曾经回避整体规划的想法，而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对此则情有独钟。在他们看来，城市是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需要按照它的实用性功能来进行考察。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把自己看成内科医生一样的都市专家，他们的任务就是确保巴黎这个有机体有足够的营养，进而加速巴黎城市大动脉的循环运转，以便增加城市的肺活量，让它更有生机，确保排除杂质，使城市更加卫生和健康。换句话说，必须加强巴黎内城街道的建设，特别是绿化。在1855年和1867年的国际博览会上，拿破仑三世自豪地向世人展示了巴黎的风采。[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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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巴黎总是因为其外表拥有大量的古代遗迹才被看作一座伟大的城市，而在18世纪，伟大与有纪念意义的建筑不可分割的历史等式被打破了，因为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都更看重城市建设的实用性。[308]尽管拿破仑三世强调他的帝国既与罗马帝国相关，也与拿破仑帝国不可分割，但在他看来，巴黎城市的历史与巴黎城市本身毫不相干。同样的道理，虽然拿破仑三世把他自己的巴黎改造工程看作“修饰”，但是奥斯曼自己表明这是考虑维护巴黎的“安全、生动和健康”。[309]他们二人既没有表现出怀旧思想，也没有考虑这座古老城市的审美情怀。事实上，奥斯曼让夏尔·马维尔等摄影师和水彩画家达维乌对他所改造地区的前前后后进行了记载，但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怀旧。然而，经过奥斯曼改造工程之后失去的恰恰是对已经逝去的历史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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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工程的突出特点是不具有历史性，这在拿破仑三世1858年在巴黎城市议会上的一次讲话中表述得真真切切。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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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疏通了，公众地区卫生了，随着住房越来越多，租金降低了，工人阶级通过劳动越来越富了，通过救济工作使贫穷消灭了，巴黎就实现了它的最高理想。[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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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三世以“最高理想”这样朦胧之中的救世主方式表达了自己打算把巴黎这个痛苦之中的城市改造成世界之都，改造成现代的万丈霞光。如同其他神圣使命一样，这种改造工程的设计者把此前巴黎的所有经历看得一文不值。政治经济学家维克多·孔西德朗在1848年曾经猛烈地抨击巴黎的丑恶现象：“那里是贫穷和瘟疫的制造厂……平民百姓怨声载道，植物枯萎，生物垂亡，新生婴儿多半在未满周岁就告别人世。”[311]作家马克西姆·迪·坎普后来也赞同这种说法。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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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8年革命后的日子里，巴黎越来越变得无法居住，它的居民在狭窄、肮脏和杂乱不堪的街道上苟且偷生，这种情况导致卫生条件极差，公共安全不保，城市交通阻塞，社会道德沦丧。[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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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说，对19世纪中期的那些指责有些夸大其词，这是为了夸大第二帝国时期的那些成就。是的，在19世纪中期，巴黎确实面临诸多社会问题，但是，尽管人们对巴黎有种种指责，它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城市、最主要的金融中心，它拥有一支年轻而又积极向上的从业队伍，具备了基本的铁路设施，并开始把自己改造成一座现代城市。但是，对奥斯曼以前巴黎的批评多少有些道理。也就是说，到了19世纪中期，巴黎被人们视为充斥着危险、一副病容、难以居住的城市，人们呼唤一座宜居城市的到来，这并不意味着如果奥斯曼不出世，人们就要创造出一个奥斯曼来，但奥斯曼主义的思想内涵在巴黎人民心中酝酿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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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马奈，《在咖啡馆，法兰西剧院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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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奥斯曼被任命为行政官之前，巴黎就已经成立了帝国市容改建委员会。该委员会制订了一系列城市改建计划，成为后来奥斯曼改建工程的雏形。与此同时，内务大臣佩尔西尼也在构思类似的想法。[313]这些奥斯曼的先驱可能对现代城市都曾设想过曼妙的蓝图，但他们身上缺少足够的政治、经济和行政权威，无法将幻想变为现实。正是拿破仑和奥斯曼从1853年开始将一切设想付诸实施的。当年，拿破仑三世还仅仅是共和国总统时，就亲自提出过城市改建的想法，但是并未引起重视。奥斯曼的前任，塞纳区行政长官让·雅克·贝尔热认为，拿破仑三世的计划耗资巨大。“我当然不会参与任何使巴黎经济陷入崩溃的活动中去。”[314]他私下这样说道。1851年12月拿破仑三世通过政变夺取了巴黎大权，随后在1852年11月宣告帝国成立，并自封为皇帝，这使权力的天平倾向他这一边。1853年6月，他任命奥斯曼接替贝尔热的职位。在奥斯曼身上，波拿巴看到的是精力充沛和政治忠诚，擅长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影响他人。奥斯曼则全盘接受拿破仑的思想，并乐于利用强权说服市政委员会——反正该委员会的成员是由他亲自任命的——这当然是为了迎合主子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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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改建的大街小巷彰显了他在处理大多数政治事务时不经意表现出来的政治强权倾向。他将自己戏称为“拆迁艺术家”。[315]奥斯曼避开在已有布局的基础上逐步改建街道的老式做法，采纳了朗比托的办法，在原来街区内开辟出新路来。依他之见，叫作“切开蛋糕的里层要比突入面包的表皮更容易”。[316]1848年和1852年颁布的一系列条例使这场城市改建运动进行得更加顺利，坚定了这位行政长官继续改建街道的信念。1841年条例原本是为便于铁路发展而制定的，朗比托曾经将这些条例用在城市规划中，经他批准，为了公共设施建设，可以没收那些在即将开辟的新街道上的房地产。1852年法令规定，对于临近街道并影响改建计划的房地产，政府有权强行购买并纳入整体规划中来。这样一来，原本混乱纷杂的街道和房屋建筑几乎被笔直的道路取代，在拆毁旧房屋的原地点建起了新楼宇。就其特点而言，改建计划可以自筹资金，政府低价将存在极大公共卫生隐患的旧房屋卖给开发商，后者可以将开发和建设的新型房屋或者卖或者租给市民做住宅或商业用房。这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促使房地产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现代银行金融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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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参与房地产开发的人来说，奥斯曼显然创造了一种良性循环，将私人和公共的力量联合起来一同建造家园，开拓就业渠道（五分之一的巴黎从业人员在奥斯曼事业的巅峰时期从事建筑行业），为公共卫生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既美化了城市，也为金融资本家的迅速兴起提供了丰厚的获利空间。拿破仑和奥斯曼为一个现代化的巴黎提出的“最高理想”是基于一种较为乐观的计算法。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巴黎完全可以为自我发展提供资金。许多金融悲观主义者，如行政官贝尔热，认为巴黎不可能为奥斯曼所奢望的重建规模提供资金。但是，这个时期是巴黎金融稳定的时期。奥斯曼在预算中这样假设：用于事实上的金融借贷的“生产性花销”定将使城市规模更大，更为富有，更具魅力。通过将巴黎建设成一座人人富裕、游客云集的世界性城市，以征收间接消费税的方式（城市预算的主要来源），可以较为容易地将社会部分闲散资金集中起来使用。这种发展模式意味着政府可以以相对廉价的方式改造巴黎：二十年中，国库仅支付了整个建设成本的10%，而其余的经费几乎全部源于贷款，市政当局的贷款是靠乐观的运营结果报告、欺骗甚至恐吓等手段强行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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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时代巴黎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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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说，19世纪五六十年代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推行城市改建项目是从内至外地展开的。起初最主要的任务是依据皇帝绘制的蓝图改建旧城的中心地带。早期工作的重点是将一个大十字路口，即所谓“大交叉口”（grande croisèe）设立在老巴黎的中心，这样就将使巴黎城市中心地区交通流畅。拿破仑一世时期修建的位于现在巴黎第一区的里沃利街始于香榭丽舍大街的凯旋门，一直通向巴士底广场以外区域，从而成为东西向主干道的重要一环。当时的思路是要将此街沿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一线向北建成，拿破仑三世就职时，这条街道仅有一部分修建完成，即从协和广场修到罗亚尔宫。现在，里沃利街已经修到卢浮宫的东侧并一直延伸到马莱的塞维涅街，位置在现在巴黎的第四区，与通向巴士底广场的圣安托万街交会。延长里沃利街、拆除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之间的一些房屋，是以牺牲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小街道为代价的，如泰格扎德里街和奥米里街等。“将这些瘤子从我脸上割掉”，这是奥斯曼面对这一具有历史敏感性拆迁事宜时对人们说的话。[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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