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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廊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由于人行道比较少，巴黎的气候又变化多端，加之即使在巴黎较好的地段也垃圾遍地，人们渴望商品买卖能在室内进行。当时，巴黎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正如夏尔·波德莱尔所说，“死亡随时随地可能发生”。那些拱廊还满足建立在阶级而不是等级基础之上的社会各方面的多种需求。虽然在理论上拱廊是人人都可以去的地方，但是那些最为成功的拱廊都雇用瑞士保安将没有资产证的人赶出去。另外，从零售商的角度来看，拱廊的商店也都是为有购买力的人开设的。从大革命后房地产开发商的角度来说，在拱廊投资比街区建房便宜，而且租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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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拱廊基本是一种大众性的商业消费场所，但也具有社会上层人士消费的功能，除了咖啡馆和餐厅之外，那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装修典雅的娱乐场所。例如，1800年位于现在巴黎第二区蒙马特路上的“全景拱廊”就是一个服务十分全面的购物中心，那里可以为顾客提供全方位的娱乐服务。在拱廊中还有书店、阅览室、帽店、面包店、伞店、玩具店和烟草店。1828年的一本旅游指南介绍说：“这些商店宽敞明亮，应有尽有，就是东西有点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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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功的拱廊必须开设在合适的位置。例如，在商业风险很大的左岸就没有开设拱廊。在复辟时期，很多拱廊开设在当时贸易和商业中心地带。例如，1826年开业的维罗多达特拱廊就开设在与罗亚尔宫相邻的让—雅克·卢梭街的公共马车车站附近。同样，1825年开业的格兰德塞尔夫拱廊坐落在圣德尼街和圣马丁街之间，位置就在现在巴黎的第二区。1823年和1828年开业的加勒瓦·科尔柏拱廊和维维恩娜拱廊都建在巴黎证券交易市场南侧。在七月王朝时期，新建的拱廊都在林荫大道和巴黎剧院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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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巴黎第一个拱廊在18世纪晚期就已经建立，但只是经过拿破仑时代有所增加后在19世纪20至30年代才达到高潮。到法兰西第二帝国垮台的时候为止，巴黎共有150多个拱廊，但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拱廊开始走向衰落。19世纪40年代，曾经有人试图在圣拉扎尔火车站附近开设新的拱廊，但是没有成功。这表明，拱廊已经丧失了其商业冲击力。1860年开业的位于现在巴黎第二区意大利路的王子拱廊成为巴黎最后一家新建的拱廊类型的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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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廊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与奥斯曼有关。正如作家埃德蒙·博勒佩尔在1900年所说：“巴黎越来越宽阔的街道和越来越多的人行道使漫游者过去在拱廊里才能实现的目标现在在街上完全可以做到。”拱廊实际上是巴黎消费场所走向现代大商场的开端，相比之下，拱廊显得华而不实而且很小气。大多数拱廊关门停业或者缩小经营规模，有一些则从事某商品的批发业务或者从事旧货贸易。疝气带和胸罩制造者与假牙零售商也已经出现。拱廊里往往昏暗潮湿，据说，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西斯分子、作家塞利纳就是在乔伊索尔拱廊里长大的，他对那里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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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有些拱廊重新崛起，那是因为拱廊的经营方式在人们怀念传统行业的潮流中有利可赚。20世纪20年代，超现实主义者高度赞扬了拱廊那逝去的魅力。阿拉贡认为：“作为养育人们成长的地方，拱廊已经失去了它最初的生命力，但可以说还有一定的现代神秘色彩。”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终生献身于调查那种怀旧现象，他认为那是一种蕴藏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底层但是大众十分喜爱的消费方式。超现实主义者在1925年能够挽救他们喜爱的歌剧院拱廊，但是对拱廊所使用的神秘主义文字表现出了他们的那种回归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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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西部和西北部以其林荫大道而著称，受到人们的青睐，特别是从香榭丽舍大街到蒙马特外环地带。正是在那里的拉丁区，巴尔扎克小说中年轻又有抱负的主人公开始了艰难的生活历程，力求实现自己成功的梦想。从19世纪20年代起，那些林荫大道上最时髦的是公共马车，那是一种工人阶级也能负担起的交通工具。到1850年，巴黎共有11家公共马车公司，开设了40条线路，有5000辆公共马车在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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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北部和西北部，房屋建设呈现出私人和国家合作发展的趋势，在旧制度存在的最后几十年间，这种现象就已经蓬勃发展。其中，朗比托和沙布罗尔从事的工程最为成功。他们的工程就在现在巴黎第四区昂坦马路周围，使那里形成了良好的氛围。法国大部分财政精英的家就在该地区，如雅克·拉菲特、卡西米尔·佩雷尔、本杰明·德莱塞和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等。在该地区附近的“新雅典”是另一个著名地区，位置就在今天圣拉扎尔火车站的东边。开发商将那里的建筑设计为新古典主义风格，表现了他们追求古朴大方的特点。[289]这个地区不但吸引了众多的政界和金融界人士，也受到一些艺术界名人的青睐。例如，乔治·桑和肖邦就是较早在那里购买住房的人，紧随其后的是文学家小仲马、演员塔尔马、画家德拉克鲁瓦和阿里·谢弗尔，他们的住宅目前都已经成为浪漫主义博物馆的组成部分。这里工程的成功鼓舞了圣乔治地区的发展，那是卢里特圣母教堂的所在地。那里的奥尔良广场是按照雄伟的伦敦广场的模式设计的，拉布吕耶尔街、特吕戴纳街、马尔泽尔布街、夏普托街和皮加尔街都通往该广场。从该地区向东，在1824年兴建的圣樊尚·德·保罗教堂和拉法耶特街一线，即现在巴黎第四区和第五区之间，由于建立了巴黎北站而进一步发展起来。恰恰相反，圣拉扎尔火车站的建立反而阻碍了位于现在巴黎第八区的欧罗巴区向克利希广场以南地区的发展，那里曾经由于铁路线从中间穿过而出现了投机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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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院拱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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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帝国期间，从大革命以来被没收的教会房地产形成了投机建设契机。在巴黎北部，特别是位于圣德尼街的当今巴黎第四区至第五区的老圣拉扎尔修道院和现在巴黎第二区靠近证券交易市场的前托马斯圣女院更为突出。其他地方也同样有所发展。例如，在老圣马丁修道院一带，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一区过去属于拉罗凯特教会医院的房产也得到开发。在大革命以前，教会建筑是与社区生活紧密相连的，所以教会建筑能够蓬勃发展。但问题是，新的建筑规划封闭了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自然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在19世纪20年代，房屋开发公司曾经寻求将弗朗索瓦一世区延伸到香榭丽舍大街南部和第八区的蒙田大道，那里曾经试图建成市场公园但没有成功，在现在巴黎第八区的博戎公园，最初也是想建成这种吸引消费者的场所，如今那里是夏多布里昂街、拜伦勋爵街和富蒂尼街的所在地。[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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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法国政府决定在这个外环地区修建一座新的军事性防御城墙，因为只有2米高的总包税所城墙虽然可以防止走私者进入，但是无法抵挡外来进攻，因此在1814年和1815年，对该墙又进行了加固。在复辟时期，军界人士已经开始称之为正规防御体系。但是，在19世纪30年代晚期，中东局势的紧张对欧洲的外交氛围造成了影响，这个问题由此被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路易—菲利普及其强硬的大臣阿道夫·梯也尔决定迫使国民议会通过一个立法，而国民议会却担心他们这样做所用经费太多，而且会引起对外纠纷。因此，路易—菲利普时期的“梯也尔墙”比路易十六时代的总包税所城墙还不受巴黎人民的欢迎。该工程动用了25000人，在1846年完工，全长34千米，坐落在城外总包税所城墙和塞纳区之间1至3千米的地方。该墙有45个门，还有铁路和运河入口，在距离城墙250米范围之内禁止一切房屋建设，因此形成了大片绿地，那里成为巴黎人周末消遣的好去处，也吸引一些商家在附近开起了休闲买卖，包括酒店、舞厅和咖啡馆等。由于这个当时被称为“小郊区”的地方位于总包税所城墙之外，因而经商是免税的，这就意味着那里的酒比城内要便宜，所以小酒店生意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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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梯也尔墙有一条人工铺设的环城路，该路以法国元帅命名，即现在的元帅大道，位于现代巴黎的环城大道内侧。修建这条路是为了在新的防御线边缘地带行动更加便捷。同时，这条新街道还带动了主要收费站以及周围一些街道的发展。因为这里位置偏远，国家免税，土地价格比巴黎便宜许多，所以吸引了许多劳动力和某些产业，例如巴黎市内化学类等对健康有害的产业都来到这个“小郊区”安家落户，那里的人口也随之迅速增长起来，从1831年的75000人发展到1856年的173000人。尽管原来巴黎老城区外的人口密度不大，但修建了梯也尔墙以后该城墙内地区从1860年开始就全部被并入巴黎。[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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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郊区的许多地方明显呈现出工人阶级集中的特点，最突出的是东部地区位于现在巴黎第十八区蒙马特到第二十区的拉雪兹神父公墓一线，那里破旧房屋云集。主要居住下层工人民众的地区还有临近的女修道院院长广场和现在巴黎第十八区的奥塞尔街、从金滴街到拉夏佩尔广场以及不断工业化的拉维莱特地区。以资源丰富而闻名的贝尔维尔和沙罗纳地区都在梯也尔墙以内，因此也都有了很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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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曾经描述蒙帕纳斯及其周围地区是“无人知晓的陌生地带”。[292]但是，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五区的巴黎蒙帕纳斯火车站的建立真正开辟了那里的新气象。在该火车站以南，从普莱萨斯地区到今天的莱蒙德·卢塞朗德街，都成为铁路工人集中的地方，附近的泰蒙佩尔地区和奥尔良新村一带也建立起一些不很整齐的住房。而在该火车站以东的现在巴黎第十四区的快乐街则成为大众剧院、餐厅和酒吧集中的地方，真可谓名副其实。但是，整个左岸地区绝大部分还是一派农村景象，特别是西部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五区的旺热和沃吉拉尔等村庄，以及位于第十三和第十四区的蒙帕纳斯东南地区。在现在巴黎第十四区的鹌鹑岗一带当时还保留着巴黎最后一些葡萄园，同时，冰川地区还有一些为冬季滑冰爱好者服务的室内冰场。进一步向南，一直到海狸河东岸，有一个叫作“小可爱”的地段是洗衣店集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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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城乡并存的现象在梯也尔墙以东和以西边缘地区也同样存在。从沙罗纳到贝里的东部地区，即现在巴黎的第十一至十三区，是居民最少的地区，尽管贝里的葡萄园吸引了一些人。在最西部，即现在巴黎第十五区的格勒纳勒军事学院后身，是一片低洼的、易于发生洪水的地区，过去基本上无人居住，现在也开始出现建房热潮，在1837年兴建的商业街两侧，一侧住着工人阶级，另一侧居住着资产阶级。该地区人口在1841年至1856年间增长了四倍。塞纳河对岸的奥特尔村、帕西村和夏洛特村发展成舒适的住宅中心。从这里到夏洛特北部一直到现在巴黎第十六区的巴提格诺尔地区，花园市场和苗圃形成了一些小型产业。在1800年，巴提格诺尔只有一个风车，几乎无人居住，但到了20年代，那里已经成为各个房地产公司为资产阶级修建住房的主要选择目标。由于大量重工业工人的流入，克利希大道一带改变了原来的特征，转而成为东北部地区的重工业基地，那里的人口在1831年只有6000名，而到了1851年则增加到3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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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破仑和波拿巴之间”，巴黎的政治色彩没有大革命时期、拿破仑时代和第二帝国以后那么明显。但是，如果认为在19世纪上半期巴黎发生了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则错了。由于外来人口的剧增而导致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有些地区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社会萧条，但更具有深远影响的问题是巴黎西北部富人区与东部穷人区的差别越来越大，巴黎似乎已经变成了两个等级、两种发展速度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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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32年流行霍乱的冲击下，巴黎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更为明显了。尽管还没有医学临床证据说明为什么那场霍乱没有在巴黎所有人口中流行，但事实上正如新闻记者儒勒·雅南所尖酸地描述的那样，霍乱是穷苦人的灾难，“唯独谁先死的事实才能以血的代价证明，曾经吸引我们半个世纪的所谓平等完全是谎言”。[293]由于富人知道自我保护并迅速从传染区撤离，最富有的食利者和地主中霍乱死亡率在1832年已经明显下降。而贫穷地区道路狭窄，垃圾如山，环境肮脏，霍乱的传染自然比巴黎西北部富裕地区严重。在圣安托万区出现的一则标语牌上写着：“霍乱是资产阶级的发明，是政府对人民的犯罪。”[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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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疾病主要在穷人中间流行，但霍乱那可怕而又致命的严重后果还是使社会上层精英十分忧虑。当时，人们隐约感到霍乱是由于接触而在穷人以及富人中间传染开来的，水传染还是后来的事，那时主要是恶劣环境造成传染的问题，这使得资产阶级中思考这一问题的人开始琢磨疾病传染源的病理学问题。早在18世纪80年代，梅西埃在其《巴黎景象》中曾经详细描述了当时疾病传染的环境原因，但当时巴黎还没有如此之多的外来流动人口对日常社会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的问题。有关那次霍乱传染的亲身经历记载来自19世纪早期巴黎的旅游者，他们揭露了那场灾难的真相，可以说这里边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在巴黎，一方面是干净美丽的商店和拱廊橱窗，另一方面是乱倒垃圾而导致的肮脏街道，二者形成了鲜明对照。范尼·特罗洛普曾经称这种现象为“野蛮的倒垃圾行为”，她曾经亲眼看到有人在街上随地便溺。[295]同样，巴黎马路上的喧闹声远远超过咖啡馆和沙龙里的低吟，富人身上的香水味难以抵挡马路上的臭气味，每当东风刮起，从蒙福孔断头台吹来的臭气就充斥着巴黎的中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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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人口死亡率比法国其他地区以及当时伦敦等其他国家的大城市都要高。当时，巴黎三分之一的新生婴儿为私生子女，大约有十分之一的私生子女被遗弃在弃婴医院，60%的弃婴在未满周岁以前就死掉了。全法国六分之一的自杀发生在塞纳区，政府的救济支出成倍增长。外来移民发现，尽管巴黎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那里并不是遍地黄金。实际上，在19世纪中期，巴黎人中有十分之一靠慈善机构或政府的救济过活，而死亡者中四分之三是穷人。各种统计数字也都在社会层面遭到了曲解。在巴黎东部地区，成年男性移民的死亡率偏高一些，那里的私生子女多，弃婴多，依靠救济过活的人也多。那里还是各种犯罪行为经常发生的地方，在巴黎西北部富人居住区有豪华的妓院，而在东部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则存在众多的卖淫行为，以满足某些成年人的性生活需求。塞纳区的黑社会犯罪行为十分猖獗，尤其是东南的圣维克多区和圣马塞尔区，那里的抢劫、杀人和其他各种社会病态行为，如乞讨、偷盗、杀婴、精神病和自杀等，都是法国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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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详尽的统计数据导致很多历史学家夸大了巴黎犯罪问题的程度。[296]确实，当时的人把工人阶级作为“危险阶级”来看待，穷人的犯罪行为被看成一种社会疾病，这种病会影响巴黎的现代化进程，如同1832年发生的霍乱一样。当时流行的小说将这种看法带给了巴黎的资产阶级，那些小说家将公开的历史事实编写成各种剧目，以适应人们不同的需求。巴尔扎克对当时巴黎的描写十分简明扼要。他认为：“巴黎的生活可以说就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长期冲突。”[297]他65卷本的巨著《人间喜剧》在1842年首次面世，深刻揭露了巴黎的这种社会内幕，对社会实际调查者的调查结果进行了大量的升华描述。同样，欧仁·苏在1842年至1843年写的《巴黎的秘密》中声称，本书会带领读者走进外表辉煌的巴黎的内在世界，去了解那里可怕的社会阶级现实，该书使用的就是帕兰特—迪夏特里特对巴黎卖淫问题的调查材料、弗雷吉埃有关巴黎工人的调查和维勒尔梅对巴黎公共健康问题的分析材料。雨果1862年发表的《悲惨世界》中对巴黎下层社会人物的描写也是得到了帕兰特——迪夏特里特有关同一主题调查的启发。[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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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有小说家参与，巴黎的公共健康和社会犯罪问题也一定能够被编写成情节剧，只不过小说家的描述更具有文化渗透的能力。在巴尔扎克看来，报纸上有关“昨天4点一个年轻女子在艺术桥跳进塞纳河”的报道“在戏剧化和小说化以前”只能说是一则社会新闻。[299]巴尔扎克则利用那些社会现实作为原材料来完成自己的小说，那些事实就类似于一些可以信赖的原始文献。巴尔扎克在1834年发表的《金眼姑娘》表达了自己如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的看法。他认为，巴黎的贫困居民已经形成了一个野蛮的种族，由于屈从某种恶劣条件，“他们才被视为可怕的人”，他们那“苍白、蜡黄、饱经风霜、扭曲的脸简直就不是脸，而是一张张面具，一张张懦弱的面具、暴力的面具、可怜的面具、可喜的面具、伪善的面具”。[300]1854年，小仲马在《巴黎的莫希干人》中也作过同样的描述，他用人类学家审视北美印第安人的视角来观察巴黎的犯罪世界。在这类小说中，还有人对巴黎那些陵墓和地下墓穴进行了描述，他们认为，只有地下才是那危险的下层阶级的理想世界。但是，那些小说中描述的工人仅仅是巴黎郊区的工人。同样是巴尔扎克，在1836年发表的小说中认为，那里是革命的温床，“那里有英雄、发明家、社会实践者、流氓、无赖、有道德的人、罪犯，所有这些人具有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穷，因为穷，那些人才整天醉生梦死，无所事事”。[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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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七月王朝开始，那种认为郊区蕴藏着政治激进主义和潜在政治动乱的看法越发得到证实。当时热衷于自由哲学的法国政府根本找不到医治首都社会疾病的灵丹妙药，尽管这是19世纪40年代法国那些激进主义者、政治流亡者和新闻记者们的看法，但即使政府内的保守主义批评家也看到，阶级斗争已经不仅仅是巴黎表面的政治争端。1848年1月，托克维尔告诉他的内阁同僚说，“我们正睡在火山口上”，同时他预言，“最可怕的革命即将爆发”。[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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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又一场政治革命发生了，那就是1848年革命。当时，七月王朝的反对派所掀起的政治危机和农业歉收引起的经济困难终于在1848年2月引发了一场暴乱，巴黎城内再次出现无数的街垒，国王路易—菲利普被迫退位并仓皇逃亡英国。梅里美恰当地总结说，奥尔良家族“已经毁掉了法国的王权制度”，[303]路易—菲利普果真成了法国的最后一个国王。控制巴黎市政厅的人再次决定着法国的命运，但这次他们主张实行共和制度，并立即召开了立法会议，决定实行男子普选制，废除法国所有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实行每天10小时工作制，并建立国家工厂收容那些饥饿者和失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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