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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巴黎总是因为其外表拥有大量的古代遗迹才被看作一座伟大的城市，而在18世纪，伟大与有纪念意义的建筑不可分割的历史等式被打破了，因为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都更看重城市建设的实用性。[308]尽管拿破仑三世强调他的帝国既与罗马帝国相关，也与拿破仑帝国不可分割，但在他看来，巴黎城市的历史与巴黎城市本身毫不相干。同样的道理，虽然拿破仑三世把他自己的巴黎改造工程看作“修饰”，但是奥斯曼自己表明这是考虑维护巴黎的“安全、生动和健康”。[309]他们二人既没有表现出怀旧思想，也没有考虑这座古老城市的审美情怀。事实上，奥斯曼让夏尔·马维尔等摄影师和水彩画家达维乌对他所改造地区的前前后后进行了记载，但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怀旧。然而，经过奥斯曼改造工程之后失去的恰恰是对已经逝去的历史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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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工程的突出特点是不具有历史性，这在拿破仑三世1858年在巴黎城市议会上的一次讲话中表述得真真切切。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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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疏通了，公众地区卫生了，随着住房越来越多，租金降低了，工人阶级通过劳动越来越富了，通过救济工作使贫穷消灭了，巴黎就实现了它的最高理想。[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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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三世以“最高理想”这样朦胧之中的救世主方式表达了自己打算把巴黎这个痛苦之中的城市改造成世界之都，改造成现代的万丈霞光。如同其他神圣使命一样，这种改造工程的设计者把此前巴黎的所有经历看得一文不值。政治经济学家维克多·孔西德朗在1848年曾经猛烈地抨击巴黎的丑恶现象：“那里是贫穷和瘟疫的制造厂……平民百姓怨声载道，植物枯萎，生物垂亡，新生婴儿多半在未满周岁就告别人世。”[311]作家马克西姆·迪·坎普后来也赞同这种说法。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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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8年革命后的日子里，巴黎越来越变得无法居住，它的居民在狭窄、肮脏和杂乱不堪的街道上苟且偷生，这种情况导致卫生条件极差，公共安全不保，城市交通阻塞，社会道德沦丧。[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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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说，对19世纪中期的那些指责有些夸大其词，这是为了夸大第二帝国时期的那些成就。是的，在19世纪中期，巴黎确实面临诸多社会问题，但是，尽管人们对巴黎有种种指责，它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城市、最主要的金融中心，它拥有一支年轻而又积极向上的从业队伍，具备了基本的铁路设施，并开始把自己改造成一座现代城市。但是，对奥斯曼以前巴黎的批评多少有些道理。也就是说，到了19世纪中期，巴黎被人们视为充斥着危险、一副病容、难以居住的城市，人们呼唤一座宜居城市的到来，这并不意味着如果奥斯曼不出世，人们就要创造出一个奥斯曼来，但奥斯曼主义的思想内涵在巴黎人民心中酝酿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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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马奈，《在咖啡馆，法兰西剧院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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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奥斯曼被任命为行政官之前，巴黎就已经成立了帝国市容改建委员会。该委员会制订了一系列城市改建计划，成为后来奥斯曼改建工程的雏形。与此同时，内务大臣佩尔西尼也在构思类似的想法。[313]这些奥斯曼的先驱可能对现代城市都曾设想过曼妙的蓝图，但他们身上缺少足够的政治、经济和行政权威，无法将幻想变为现实。正是拿破仑和奥斯曼从1853年开始将一切设想付诸实施的。当年，拿破仑三世还仅仅是共和国总统时，就亲自提出过城市改建的想法，但是并未引起重视。奥斯曼的前任，塞纳区行政长官让·雅克·贝尔热认为，拿破仑三世的计划耗资巨大。“我当然不会参与任何使巴黎经济陷入崩溃的活动中去。”[314]他私下这样说道。1851年12月拿破仑三世通过政变夺取了巴黎大权，随后在1852年11月宣告帝国成立，并自封为皇帝，这使权力的天平倾向他这一边。1853年6月，他任命奥斯曼接替贝尔热的职位。在奥斯曼身上，波拿巴看到的是精力充沛和政治忠诚，擅长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影响他人。奥斯曼则全盘接受拿破仑的思想，并乐于利用强权说服市政委员会——反正该委员会的成员是由他亲自任命的——这当然是为了迎合主子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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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改建的大街小巷彰显了他在处理大多数政治事务时不经意表现出来的政治强权倾向。他将自己戏称为“拆迁艺术家”。[315]奥斯曼避开在已有布局的基础上逐步改建街道的老式做法，采纳了朗比托的办法，在原来街区内开辟出新路来。依他之见，叫作“切开蛋糕的里层要比突入面包的表皮更容易”。[316]1848年和1852年颁布的一系列条例使这场城市改建运动进行得更加顺利，坚定了这位行政长官继续改建街道的信念。1841年条例原本是为便于铁路发展而制定的，朗比托曾经将这些条例用在城市规划中，经他批准，为了公共设施建设，可以没收那些在即将开辟的新街道上的房地产。1852年法令规定，对于临近街道并影响改建计划的房地产，政府有权强行购买并纳入整体规划中来。这样一来，原本混乱纷杂的街道和房屋建筑几乎被笔直的道路取代，在拆毁旧房屋的原地点建起了新楼宇。就其特点而言，改建计划可以自筹资金，政府低价将存在极大公共卫生隐患的旧房屋卖给开发商，后者可以将开发和建设的新型房屋或者卖或者租给市民做住宅或商业用房。这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促使房地产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现代银行金融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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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参与房地产开发的人来说，奥斯曼显然创造了一种良性循环，将私人和公共的力量联合起来一同建造家园，开拓就业渠道（五分之一的巴黎从业人员在奥斯曼事业的巅峰时期从事建筑行业），为公共卫生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既美化了城市，也为金融资本家的迅速兴起提供了丰厚的获利空间。拿破仑和奥斯曼为一个现代化的巴黎提出的“最高理想”是基于一种较为乐观的计算法。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巴黎完全可以为自我发展提供资金。许多金融悲观主义者，如行政官贝尔热，认为巴黎不可能为奥斯曼所奢望的重建规模提供资金。但是，这个时期是巴黎金融稳定的时期。奥斯曼在预算中这样假设：用于事实上的金融借贷的“生产性花销”定将使城市规模更大，更为富有，更具魅力。通过将巴黎建设成一座人人富裕、游客云集的世界性城市，以征收间接消费税的方式（城市预算的主要来源），可以较为容易地将社会部分闲散资金集中起来使用。这种发展模式意味着政府可以以相对廉价的方式改造巴黎：二十年中，国库仅支付了整个建设成本的10%，而其余的经费几乎全部源于贷款，市政当局的贷款是靠乐观的运营结果报告、欺骗甚至恐吓等手段强行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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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时代巴黎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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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说，19世纪五六十年代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推行城市改建项目是从内至外地展开的。起初最主要的任务是依据皇帝绘制的蓝图改建旧城的中心地带。早期工作的重点是将一个大十字路口，即所谓“大交叉口”（grande croisèe）设立在老巴黎的中心，这样就将使巴黎城市中心地区交通流畅。拿破仑一世时期修建的位于现在巴黎第一区的里沃利街始于香榭丽舍大街的凯旋门，一直通向巴士底广场以外区域，从而成为东西向主干道的重要一环。当时的思路是要将此街沿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一线向北建成，拿破仑三世就职时，这条街道仅有一部分修建完成，即从协和广场修到罗亚尔宫。现在，里沃利街已经修到卢浮宫的东侧并一直延伸到马莱的塞维涅街，位置在现在巴黎的第四区，与通向巴士底广场的圣安托万街交会。延长里沃利街、拆除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之间的一些房屋，是以牺牲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小街道为代价的，如泰格扎德里街和奥米里街等。“将这些瘤子从我脸上割掉”，这是奥斯曼面对这一具有历史敏感性拆迁事宜时对人们说的话。[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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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里沃利街还涉及十字路口的中心沙特莱广场的改造。扩建后的广场上修建了两座剧院。王宫广场和市政厅广场也得到扩建，后者的规模甚至扩大了四倍。过去它一直是城市交际的中心，现在它已经转变为交通的枢纽和眺望市政厅的不错场所。此外，在里沃利街上，矗立于沙特莱广场和市政厅之间的是屠宰场圣雅克教堂，该教堂及其周围形成了一个小花园广场，其中世纪塔楼被修缮得极具现代风格，使得该塔楼与事实上的修建年代风格极其不符。由于里沃利街地段大规模平整土地的原因，塔楼的入口比原来高出数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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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建里沃利街的过程中，奥斯曼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思路：街道要宽，以促进交通的顺畅，并带来流通的空气和充足的光线；地势要平整；这一交通枢纽要与扩大的露天广场相协调；无论什么建筑挡住去路都要毫不留情地拆除，即使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也毫不留情，唯一留心的是只保留一部分绿地。这种工作风格在修建塞瓦斯托波尔大道、斯特拉斯堡大道和圣米歇尔大道时得到进一步贯彻，这些大道构成南北轴线，与里沃利街在沙特莱广场相交，从而构成了大十字路口。就像里沃利街的扩建计划一样，建塞瓦斯托波尔大道的想法也是被路易·波拿巴带到巴黎的。他坚持认为，修建这样一条街道十分必要，反对者的意见成为他的耳旁风。反驳意见认为，巴黎当时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完全可以满足需求，这种说法指的是右岸地区的圣德尼街和圣马丁街，而左岸地区有圣雅克街。不过，只有在延长了塞瓦斯托波尔大道之后，才会有一条笔直的大道从沙特莱广场一直通向重要的东火车站，这种连接是奥斯曼城市改建计划的又一主要特征。人口密集的右岸地区的全部改建计划是将圣德尼街与圣马丁街连接在一起，将埃蒂安·马塞尔街与扩建的列奥米尔街以及图比哥新街相交叉，这不仅形成了三个十字路口，而且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将国王无畏者约翰时期修建的旧塔楼显现于街旁，而旧日里它几乎被中世纪以后的过多建筑牢牢挡在后面。[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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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地区位于现在巴黎第五区和第六区的圣米歇尔大道一直修到大十字路口的南端，1855年大道通车时它原是被命名为塞瓦斯托波尔—里韦—古什路的。该路的修建使那些罗马浴池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事实上，该路就是仿照罗马街道的样子建成的，它将车流从中世纪修建的阿尔普街吸引过来。时人曾经这样描绘阿尔普街：“泥泞污秽，街两旁尽是昏暗的酒廊和嘈杂的餐馆。”[319]现今，该街道已淡出巴黎人的记忆，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被这里的一个希腊餐馆老板重新发现。这条新建大道对左岸街区的影响被1855年以来修建的另一条大道，贯通现在巴黎第五区、第六区和第七区的圣日耳曼大道充分显现出来，如同里沃利街一样，这条路也成为巴黎左岸地区的东西向主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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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十字路口建造的同时，奥斯曼着手整治巴黎的中心地带（即西岱岛地区），使其更加适合巴黎新形象。尽管朗比托曾经为改善巴黎西岱岛一带的状况做出了最大努力，但该地区的交通状况还是与后来无法相比。到了19世纪70年代，奥斯曼一改西岱岛往日形象，使这个拥挤的居民区旧貌换新颜，成为行政管理中心，人口从15000锐减至5000。几乎所有的私人住宅都被迁走，只有岛西北角的几百米老房子被保留下来。巴黎圣母院和司法宫（以及圣礼拜堂）虽然保存完好，但周围的建筑荡然无存。塞纳河左岸的主宫医院被拆除，但是在原来贫民窟房舍旧址上另建了一座新的主宫医院，这个新建筑就在圣母院广场旁边，面积扩大了许多。当时，圣母院正由狂热爱好中世纪的维奥莱—勒—杜克进行激进的修复，在那里显得十分孤立。西岱岛的中央现在坐落着著名的商业法庭和巴黎城市警察最高机构巴黎警察总局。奥斯曼成功地将西岱岛变成衔接左岸与右岸的通道，从此以后，几乎没有人想去那里闲逛，除非是去游览塞纳河畔或圣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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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不仅将城市改建的主要目标锁定在市中心地区，而且将市容市貌的改建项目延伸到城市的边缘地带，尤其是铁路干线的车站。他不是唯一将那些车站视为城市新门户的人，这涉及整个城市空间规划的再思考。因此，他的目标是要在巴黎市区道路规划建设的基础上将全国铁路、公路衔接起来，进而形成一个巨大的运输网络，而所有这一切均高度地（坦率地说：过度地）以巴黎的发展为核心，每个铁路车站均适当地加以修缮，通常以玻璃和铁等现代建筑材料为主，使这些车站成为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为了适应不断增加的客流量需求，那些车站均被扩建，而且装饰华贵，如巴黎北站就是由当时法国的一名优秀建筑师让·雅克·伊托夫在19世纪60年代初重建的。通向各车站的道路入口异常宽敞，以突出车站的宏伟壮观。如若使斯特拉斯堡大道和塞瓦斯托波尔大道到东火车站形成一条直线，就将意味着必须拆除中世纪建造的圣留圣吉尔教堂和圣洛朗教堂，后者是巴黎最古老的教会活动场所之一。对于奥斯曼来说，直线街道和城市职能比历史更重要。在左岸地区，从巴黎蒙帕纳斯火车站放眼望去，新建的雷内街与圣日耳曼大道也连成一线，只可惜将该街道延伸到塞纳河的计划未能实现。[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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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城市交通建设计划的一个更为突出的特征是，将最理想的交通走向与站在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上进行眺望的视觉美相结合，因此巴黎的道路都是围绕火车站而展开的。据说，他曾经酝酿了一个计划，要将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拆掉，以使市政厅和卢浮宫之间的景致不受任何影响。但作为一名新教徒，他深深地意识到，要拆除那座教堂必定会引起各教派之间的激烈争执，因为正是那座教堂的钟声向人们宣告了1572年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事件开始。视觉上最了不起的设计是建在城西边缘地区五角星状的星形广场，即现今的戴高乐广场。该广场当时是五条路的交会处，这些路现在又进一步被校直，1857年，另外七条路也与这座广场相通，在星罗棋布、四通八达的街道景观中，星形广场上的凯旋门显得十分突出。坐落在现在巴黎第三区、第五区、第六区交会处的共和广场，当时叫水塔广场，也向人们展现了同类景观。由于该广场规模扩大了许多，不得不拆除圣殿大道地区许多久负盛名的剧院，该广场上传奇的、粗鄙的平民社交活动也大为减少。现在，作为众多新街道的交会点：伏尔泰大道（当时名为欧仁亲王大道），与东南方向的国家广场（当时名为御座广场）相连，并直通现在巴黎第十一区的梅尼蒙当工人住宅区的共和国大道（1879年以前叫作阿芒迪尔大道），而且与通向北部及东部边界地区许多宽阔的街道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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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在现在巴黎时尚的第九区修女大道北侧修建一座新型歌剧院的决定，导致了另一个大型广场的建成。该歌剧院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才得以完成，周围街道的修建也历经两届政府才实现。而那里新建的歌剧院广场却在1862年至1864年完成，使许多通往那里的街道连成一片，其中包括奥斯曼大道、奥贝尔街（原来叫作鲁恩街）、9月4日街（最初叫作12月10日街）以及歌剧院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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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每一条路都能够经过一座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这种想法被贯彻得有些过火而又盲目。譬如，有关当局要求建筑师巴伊将西岱岛上的商业法庭的穹型顶盖建成斜的，以便使人们在塞瓦斯托波尔大道上远远地就可以看见它。位于现在巴黎第四区的亨利四世大道从巴士底狱开始，穿过老修士修道院花园，使先贤祠尽收眼底，同时，圣日耳曼大道也在此与之交会。然而，这样做就必须在塞纳河建两座新桥，即苏利桥，都斜着穿过河道。与此相类似的还有，19世纪60年代由巴尔塔建造的位于现在巴黎第八区的圣奥古斯丁意大利拜占庭教堂被局限在一个尴尬的三角地带，目的只是让人们在马勒塞尔布新路上可以眺望远方。像几何图形一样精确的另一典范是1858年将沙特莱广场上的方尖碑移动12米，以保证其在改建的广场上仍然处于中心位置，真是一件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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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路易十四世时期防御土墙旧址上的街被逐步扩建，通常是沿着总包税所城墙旧址，西至星形广场，东到国家广场的二环路，这一建设为那里街道的连接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位于圣玛德莱娜教堂和蒙梭公园（该公园就在现在巴黎第八区至第十二区之间的圣奥古斯丁教堂旁边）之间的马勒塞尔布大道是奥斯曼城市改建项目最早的成果之一，它不仅在贫穷的旧居民区开出长而宽的地带，同时还为这些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空间。有一次，奥斯曼将蒙梭公园的部分土地转让给金融家埃米尔·佩雷用以房屋开发，使该街区成为巴黎城最豪华的地带之一，建设昂坦马路的资金也被转到这里来，昂坦马路的明星地位逐渐下降。总之，为了给奥斯曼大道及周围的街道让路，这里的许多18世纪高级住宅都被拆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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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至1860年，决定将巴黎19世纪40年代之前建起的梯也尔城墙以内的所有土地划归巴黎市区，这一决定赋予奥斯曼更广大的建设空间，使其可以为巴黎描绘出更绚丽的图画。这意味着巴黎在原有的13个街区（commune）规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1个街区的面积。这样一来，巴黎的占地面积就翻了一番，人口增长了近50%。[321]尽管总包税所城墙在某种程度上将巴黎20个城区划分为内环和外环两部分，甚至巴黎至今仍被划分成内、外环两个区域，但是巴黎海关关卡都不在巴黎防御范围之内。批评者们认为，奥斯曼在1859年至1860年的城市扩建中贪多嚼不烂，激进的记者路易·拉扎尔具有讽刺意味地说，“他们这简直就是在给女王的裙子上贴破布”。[322]然而，奥斯曼并未为此动容，他坚持认为，巴黎面积扩大以后，更多的人在巴黎的管辖范围之内，纳税的人数就增加了，也就可以大幅度提高城市收入。基于同种原因，他甚至认为有必要将城市的界线一直延至塞纳区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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