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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院拱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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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帝国期间，从大革命以来被没收的教会房地产形成了投机建设契机。在巴黎北部，特别是位于圣德尼街的当今巴黎第四区至第五区的老圣拉扎尔修道院和现在巴黎第二区靠近证券交易市场的前托马斯圣女院更为突出。其他地方也同样有所发展。例如，在老圣马丁修道院一带，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一区过去属于拉罗凯特教会医院的房产也得到开发。在大革命以前，教会建筑是与社区生活紧密相连的，所以教会建筑能够蓬勃发展。但问题是，新的建筑规划封闭了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自然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在19世纪20年代，房屋开发公司曾经寻求将弗朗索瓦一世区延伸到香榭丽舍大街南部和第八区的蒙田大道，那里曾经试图建成市场公园但没有成功，在现在巴黎第八区的博戎公园，最初也是想建成这种吸引消费者的场所，如今那里是夏多布里昂街、拜伦勋爵街和富蒂尼街的所在地。[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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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法国政府决定在这个外环地区修建一座新的军事性防御城墙，因为只有2米高的总包税所城墙虽然可以防止走私者进入，但是无法抵挡外来进攻，因此在1814年和1815年，对该墙又进行了加固。在复辟时期，军界人士已经开始称之为正规防御体系。但是，在19世纪30年代晚期，中东局势的紧张对欧洲的外交氛围造成了影响，这个问题由此被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路易—菲利普及其强硬的大臣阿道夫·梯也尔决定迫使国民议会通过一个立法，而国民议会却担心他们这样做所用经费太多，而且会引起对外纠纷。因此，路易—菲利普时期的“梯也尔墙”比路易十六时代的总包税所城墙还不受巴黎人民的欢迎。该工程动用了25000人，在1846年完工，全长34千米，坐落在城外总包税所城墙和塞纳区之间1至3千米的地方。该墙有45个门，还有铁路和运河入口，在距离城墙250米范围之内禁止一切房屋建设，因此形成了大片绿地，那里成为巴黎人周末消遣的好去处，也吸引一些商家在附近开起了休闲买卖，包括酒店、舞厅和咖啡馆等。由于这个当时被称为“小郊区”的地方位于总包税所城墙之外，因而经商是免税的，这就意味着那里的酒比城内要便宜，所以小酒店生意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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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梯也尔墙有一条人工铺设的环城路，该路以法国元帅命名，即现在的元帅大道，位于现代巴黎的环城大道内侧。修建这条路是为了在新的防御线边缘地带行动更加便捷。同时，这条新街道还带动了主要收费站以及周围一些街道的发展。因为这里位置偏远，国家免税，土地价格比巴黎便宜许多，所以吸引了许多劳动力和某些产业，例如巴黎市内化学类等对健康有害的产业都来到这个“小郊区”安家落户，那里的人口也随之迅速增长起来，从1831年的75000人发展到1856年的173000人。尽管原来巴黎老城区外的人口密度不大，但修建了梯也尔墙以后该城墙内地区从1860年开始就全部被并入巴黎。[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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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郊区的许多地方明显呈现出工人阶级集中的特点，最突出的是东部地区位于现在巴黎第十八区蒙马特到第二十区的拉雪兹神父公墓一线，那里破旧房屋云集。主要居住下层工人民众的地区还有临近的女修道院院长广场和现在巴黎第十八区的奥塞尔街、从金滴街到拉夏佩尔广场以及不断工业化的拉维莱特地区。以资源丰富而闻名的贝尔维尔和沙罗纳地区都在梯也尔墙以内，因此也都有了很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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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曾经描述蒙帕纳斯及其周围地区是“无人知晓的陌生地带”。[292]但是，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五区的巴黎蒙帕纳斯火车站的建立真正开辟了那里的新气象。在该火车站以南，从普莱萨斯地区到今天的莱蒙德·卢塞朗德街，都成为铁路工人集中的地方，附近的泰蒙佩尔地区和奥尔良新村一带也建立起一些不很整齐的住房。而在该火车站以东的现在巴黎第十四区的快乐街则成为大众剧院、餐厅和酒吧集中的地方，真可谓名副其实。但是，整个左岸地区绝大部分还是一派农村景象，特别是西部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五区的旺热和沃吉拉尔等村庄，以及位于第十三和第十四区的蒙帕纳斯东南地区。在现在巴黎第十四区的鹌鹑岗一带当时还保留着巴黎最后一些葡萄园，同时，冰川地区还有一些为冬季滑冰爱好者服务的室内冰场。进一步向南，一直到海狸河东岸，有一个叫作“小可爱”的地段是洗衣店集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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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城乡并存的现象在梯也尔墙以东和以西边缘地区也同样存在。从沙罗纳到贝里的东部地区，即现在巴黎的第十一至十三区，是居民最少的地区，尽管贝里的葡萄园吸引了一些人。在最西部，即现在巴黎第十五区的格勒纳勒军事学院后身，是一片低洼的、易于发生洪水的地区，过去基本上无人居住，现在也开始出现建房热潮，在1837年兴建的商业街两侧，一侧住着工人阶级，另一侧居住着资产阶级。该地区人口在1841年至1856年间增长了四倍。塞纳河对岸的奥特尔村、帕西村和夏洛特村发展成舒适的住宅中心。从这里到夏洛特北部一直到现在巴黎第十六区的巴提格诺尔地区，花园市场和苗圃形成了一些小型产业。在1800年，巴提格诺尔只有一个风车，几乎无人居住，但到了20年代，那里已经成为各个房地产公司为资产阶级修建住房的主要选择目标。由于大量重工业工人的流入，克利希大道一带改变了原来的特征，转而成为东北部地区的重工业基地，那里的人口在1831年只有6000名，而到了1851年则增加到3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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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破仑和波拿巴之间”，巴黎的政治色彩没有大革命时期、拿破仑时代和第二帝国以后那么明显。但是，如果认为在19世纪上半期巴黎发生了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则错了。由于外来人口的剧增而导致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有些地区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社会萧条，但更具有深远影响的问题是巴黎西北部富人区与东部穷人区的差别越来越大，巴黎似乎已经变成了两个等级、两种发展速度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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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32年流行霍乱的冲击下，巴黎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更为明显了。尽管还没有医学临床证据说明为什么那场霍乱没有在巴黎所有人口中流行，但事实上正如新闻记者儒勒·雅南所尖酸地描述的那样，霍乱是穷苦人的灾难，“唯独谁先死的事实才能以血的代价证明，曾经吸引我们半个世纪的所谓平等完全是谎言”。[293]由于富人知道自我保护并迅速从传染区撤离，最富有的食利者和地主中霍乱死亡率在1832年已经明显下降。而贫穷地区道路狭窄，垃圾如山，环境肮脏，霍乱的传染自然比巴黎西北部富裕地区严重。在圣安托万区出现的一则标语牌上写着：“霍乱是资产阶级的发明，是政府对人民的犯罪。”[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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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疾病主要在穷人中间流行，但霍乱那可怕而又致命的严重后果还是使社会上层精英十分忧虑。当时，人们隐约感到霍乱是由于接触而在穷人以及富人中间传染开来的，水传染还是后来的事，那时主要是恶劣环境造成传染的问题，这使得资产阶级中思考这一问题的人开始琢磨疾病传染源的病理学问题。早在18世纪80年代，梅西埃在其《巴黎景象》中曾经详细描述了当时疾病传染的环境原因，但当时巴黎还没有如此之多的外来流动人口对日常社会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的问题。有关那次霍乱传染的亲身经历记载来自19世纪早期巴黎的旅游者，他们揭露了那场灾难的真相，可以说这里边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在巴黎，一方面是干净美丽的商店和拱廊橱窗，另一方面是乱倒垃圾而导致的肮脏街道，二者形成了鲜明对照。范尼·特罗洛普曾经称这种现象为“野蛮的倒垃圾行为”，她曾经亲眼看到有人在街上随地便溺。[295]同样，巴黎马路上的喧闹声远远超过咖啡馆和沙龙里的低吟，富人身上的香水味难以抵挡马路上的臭气味，每当东风刮起，从蒙福孔断头台吹来的臭气就充斥着巴黎的中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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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人口死亡率比法国其他地区以及当时伦敦等其他国家的大城市都要高。当时，巴黎三分之一的新生婴儿为私生子女，大约有十分之一的私生子女被遗弃在弃婴医院，60%的弃婴在未满周岁以前就死掉了。全法国六分之一的自杀发生在塞纳区，政府的救济支出成倍增长。外来移民发现，尽管巴黎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那里并不是遍地黄金。实际上，在19世纪中期，巴黎人中有十分之一靠慈善机构或政府的救济过活，而死亡者中四分之三是穷人。各种统计数字也都在社会层面遭到了曲解。在巴黎东部地区，成年男性移民的死亡率偏高一些，那里的私生子女多，弃婴多，依靠救济过活的人也多。那里还是各种犯罪行为经常发生的地方，在巴黎西北部富人居住区有豪华的妓院，而在东部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则存在众多的卖淫行为，以满足某些成年人的性生活需求。塞纳区的黑社会犯罪行为十分猖獗，尤其是东南的圣维克多区和圣马塞尔区，那里的抢劫、杀人和其他各种社会病态行为，如乞讨、偷盗、杀婴、精神病和自杀等，都是法国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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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详尽的统计数据导致很多历史学家夸大了巴黎犯罪问题的程度。[296]确实，当时的人把工人阶级作为“危险阶级”来看待，穷人的犯罪行为被看成一种社会疾病，这种病会影响巴黎的现代化进程，如同1832年发生的霍乱一样。当时流行的小说将这种看法带给了巴黎的资产阶级，那些小说家将公开的历史事实编写成各种剧目，以适应人们不同的需求。巴尔扎克对当时巴黎的描写十分简明扼要。他认为：“巴黎的生活可以说就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长期冲突。”[297]他65卷本的巨著《人间喜剧》在1842年首次面世，深刻揭露了巴黎的这种社会内幕，对社会实际调查者的调查结果进行了大量的升华描述。同样，欧仁·苏在1842年至1843年写的《巴黎的秘密》中声称，本书会带领读者走进外表辉煌的巴黎的内在世界，去了解那里可怕的社会阶级现实，该书使用的就是帕兰特—迪夏特里特对巴黎卖淫问题的调查材料、弗雷吉埃有关巴黎工人的调查和维勒尔梅对巴黎公共健康问题的分析材料。雨果1862年发表的《悲惨世界》中对巴黎下层社会人物的描写也是得到了帕兰特——迪夏特里特有关同一主题调查的启发。[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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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有小说家参与，巴黎的公共健康和社会犯罪问题也一定能够被编写成情节剧，只不过小说家的描述更具有文化渗透的能力。在巴尔扎克看来，报纸上有关“昨天4点一个年轻女子在艺术桥跳进塞纳河”的报道“在戏剧化和小说化以前”只能说是一则社会新闻。[299]巴尔扎克则利用那些社会现实作为原材料来完成自己的小说，那些事实就类似于一些可以信赖的原始文献。巴尔扎克在1834年发表的《金眼姑娘》表达了自己如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的看法。他认为，巴黎的贫困居民已经形成了一个野蛮的种族，由于屈从某种恶劣条件，“他们才被视为可怕的人”，他们那“苍白、蜡黄、饱经风霜、扭曲的脸简直就不是脸，而是一张张面具，一张张懦弱的面具、暴力的面具、可怜的面具、可喜的面具、伪善的面具”。[300]1854年，小仲马在《巴黎的莫希干人》中也作过同样的描述，他用人类学家审视北美印第安人的视角来观察巴黎的犯罪世界。在这类小说中，还有人对巴黎那些陵墓和地下墓穴进行了描述，他们认为，只有地下才是那危险的下层阶级的理想世界。但是，那些小说中描述的工人仅仅是巴黎郊区的工人。同样是巴尔扎克，在1836年发表的小说中认为，那里是革命的温床，“那里有英雄、发明家、社会实践者、流氓、无赖、有道德的人、罪犯，所有这些人具有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穷，因为穷，那些人才整天醉生梦死，无所事事”。[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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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七月王朝开始，那种认为郊区蕴藏着政治激进主义和潜在政治动乱的看法越发得到证实。当时热衷于自由哲学的法国政府根本找不到医治首都社会疾病的灵丹妙药，尽管这是19世纪40年代法国那些激进主义者、政治流亡者和新闻记者们的看法，但即使政府内的保守主义批评家也看到，阶级斗争已经不仅仅是巴黎表面的政治争端。1848年1月，托克维尔告诉他的内阁同僚说，“我们正睡在火山口上”，同时他预言，“最可怕的革命即将爆发”。[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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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又一场政治革命发生了，那就是1848年革命。当时，七月王朝的反对派所掀起的政治危机和农业歉收引起的经济困难终于在1848年2月引发了一场暴乱，巴黎城内再次出现无数的街垒，国王路易—菲利普被迫退位并仓皇逃亡英国。梅里美恰当地总结说，奥尔良家族“已经毁掉了法国的王权制度”，[303]路易—菲利普果真成了法国的最后一个国王。控制巴黎市政厅的人再次决定着法国的命运，但这次他们主张实行共和制度，并立即召开了立法会议，决定实行男子普选制，废除法国所有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实行每天10小时工作制，并建立国家工厂收容那些饥饿者和失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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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马上将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如同1794年一样，当资产阶级发现群众运动于己不利的时候立即转而反对革命，现在，临时政府开始反对巴黎激进的革命群众，下令解散了国家工厂，结果导致巴黎无套裤汉的后代们再次走上街头，筑起街垒，开始反抗。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警告说：“针对无产阶级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已经箭在弦上。”[304]1848年6月，当局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尽管在二月革命中取得了明显的一致，但这次是在巴黎城市的中心。大约四千名巴黎市民被政府军打死（政府军有一千人左右的伤亡），另有一万一千多人被捕入狱。在此后的清算过程中，又有四千多人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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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8年二月革命过程中，人们再次见到了巴黎街头武装控制法国政府的局面，就像在1789年、1792年至1793年和1830年时一样。事实上，在1848年4月的议会选举中，保守派在议会中占据绝大多数，这已经证明该政府不是代表全体法国人民的。1848年12月，法国人民选举路易·波拿巴为第二共和国总统，这对那些在这次革命中赫赫有名的政治家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男子普选权的实行给了法国农民一个信号，那就是他们要选举一个如同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那样的人，既能够给他们带来土地，又能够恢复天主教信仰。于是，他们选择了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尽管法国上层阶级不喜欢他，但波拿巴还是笑到了最后。1852年，波拿巴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再一次使巴黎成为实现自己计划的中心，但我们即将看到的不是革命的现代巴黎，而是一座进行转型并引入全新生活方式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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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9 奥斯曼主义和巴黎城市的现代性（1851—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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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在1848年掌权以后，即刻展开了自己的帝国宏图，开始了大规模的活动，以图实现当年拿破仑一世要把巴黎变成欧洲帝国首都的愿望。甚至他还是第二共和国总统的时候，拿破仑三世皇帝（路易·波拿巴1852年称帝）[305]就开始规划如何振兴首都巴黎。据说，1848年他曾经到达巴黎北站，胳膊下夹着一卷地图，地图上花花绿绿地用彩色铅笔标着他想象中的未来巴黎林荫大道位置的记号。1851年至1852年，波拿巴大权在握，不仅助长了他的政治野心，而且引起了巴黎人民的不满，奠定了他垮台的基础。从这时开始一直到法兰西第二帝国在1870年被推翻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1940）的建立，可能是西方历史上最有雄心和难以达到的城市变革时期，其结果是巴黎在19世纪末期有了新的范围、新的轮廓，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了新的概念，也就是说，巴黎现代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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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帝国对巴黎的建设既不在巴黎老城的边缘，也不在巴黎外围，而是在巴黎城市中心地区。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那里曾经是无套裤汉们反对路易·波拿巴上台的核心地带，同时也是反对他1851年政变的地方。这次在巴黎建设的笔直而又宽阔的马路要穿过被称为“老巴黎”的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心地区。另外，此次城市改造还注重城市人口的流动、建筑物之间的和谐，以及交通的便利、绿地的利用和建立可以扩建的基础。在19世纪60年代，巴黎的土地面积从原来的不足3500公顷增加到8000公顷，人口从1851年第二共和国垮台时期的大约100万，在1872年达到190万，1891年达到240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巴黎人口已经达到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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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三世个人对这次城市改造工程的影响不可低估。但是要理清他到底做了多少事则是很难的，因为同样对这次改造工程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还有奥斯曼男爵，他在1853年被任命为塞纳区行政长官，并在此位置上一直干到波拿巴被推翻前的几个月。由于大量重要文献的丢失，特别是在第二帝国无耻垮台后发生的1871年纵火事件以后，要了解这次巴黎改造工程的内幕十分困难，波拿巴本人总是自我吹嘘，而奥斯曼却总是谦逊地说自己只是“主人”的“工具”和“仆人”。[306]如果说当时人们更多地是把此次改造归功于奥斯曼，这主要是因为人们难以相信对巴黎几乎一无所知的波拿巴怎么能对巴黎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在1848年以前，除了生于巴黎之外，波拿巴从来没有在巴黎定居，即使曾经作为旅游者偶尔在巴黎有短时间逗留，但作为皇帝，他肯定对以往不会记忆得那么清楚。奥斯曼则完全相反，这位“阿尔萨斯的阿提拉”在巴黎度过了自己美好的童年，然后随家搬到法国东部居住。此外，在巴黎城市建设这个问题上，奥斯曼这个名字比波拿巴的名字更具有历史性。在第三共和国期间，波拿巴这个名字臭不可闻，所以人们在巴黎城市改造这个问题上使用的是“奥斯曼主义”而不是“波拿巴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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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在巴黎城市整体化形象形成以前，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把该城市的发展叫作“奥斯曼化”了，即使巴黎整体化改造过程是由波拿巴和奥斯曼共同完成的。这些看法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总之，从罗马时代以来，人们对把巴黎作为王朝所在地已经习以为常了。笔直的街道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具有很高的标准，林荫大道在路易十四时代就已经存在。在路易十六时期，王室就命令将林荫大道扩展到整个巴黎四周。拿破仑一世曾经十分关注巴黎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寻求在市内建立多个有纪念意义的建筑。此外，与奥斯曼有关的许多城市改造理念，已经被塞纳区行政长官沙布罗尔和朗比托实践过，特别是朗比托，曾经策划建立新街道来革新那些破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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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直到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城市中那些早已存在的交通特征才与城市基础设施改造联系在一起。但是，沙布罗尔和朗比托都曾经回避整体规划的想法，而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对此则情有独钟。在他们看来，城市是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需要按照它的实用性功能来进行考察。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把自己看成内科医生一样的都市专家，他们的任务就是确保巴黎这个有机体有足够的营养，进而加速巴黎城市大动脉的循环运转，以便增加城市的肺活量，让它更有生机，确保排除杂质，使城市更加卫生和健康。换句话说，必须加强巴黎内城街道的建设，特别是绿化。在1855年和1867年的国际博览会上，拿破仑三世自豪地向世人展示了巴黎的风采。[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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