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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西尼事件警示世人，以路障、叛乱、革命和军事行动久负盛名的巴黎是一个个人或集团暴力活动频繁发生之所。人们对历史上成功的暴力行为不乏了解，但那仅仅是个人政治暴力行为的冰山一角而已，直至今日，仍时有此类行为发生，如2002年企图暗杀巴黎市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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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宗教战争时期开始，策划政治暗杀的意识在人们头脑中越来越占有突出位置，诛杀暴君被认为合情合理。亨利三世当年逃离巴黎就是为了躲避巴黎人的追杀。勉强躲过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一劫的亨利四世在1610年因交通堵塞被困在巴黎街头，并死于让·弗朗索瓦·拉瓦亚克的刀下，在这之前，他已经经历过十数次对他施行的暗杀，不过那些行动多数是在巴黎以外发生的。当然，很难划清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引发的行为或者个别人因妒嫉而发生的行为之间的界限。例如，1757年1月6日，试图用袖珍折刀刺杀路易十五的让·路易·达米安在迫其供出同犯的过程中遭受了酷刑，因为他坚持刺杀是他的个人行为，但人们怀疑他是詹森主义者，因为他暴露了与这一运动的关联。但是他的动机似乎来自个人的冲动，像他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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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意识形态冲突或政治动荡的岁月里，暗杀活动更为频繁。1793年马拉在自己的浴室里被夏洛特·科黛暗杀，以及在大革命期间恐怖时期对罗伯斯庇尔的秘密暗杀计划，都属于政治暗杀行为。1820年，对路易十八的继承人贝里公爵成功实施暗杀的激进共和主义者路易·卢韦尔也明显属于意识形态不同而引发的此类例子。类似的例子还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者发起的暴力行动，1894年在里昂成功刺杀萨蒂·卡尔诺总统的事件。除1914年暗杀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和1932年一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谋杀总统保罗·杜梅事件之外，20世纪早期这种暴力行为有所收敛，但是到了该世纪中叶，情况又有所反复。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时期，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动荡不安，曾有过许多次针对戴高乐总统的暗杀事件发生。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暴力事件仍频繁发生，但是恐怖分子现在似乎已对政治领导人兴趣索然。1995年安放在圣米歇尔地铁车站并造成6人死亡、62人受伤的炸弹，目标并非想杀死去歌剧院途中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的总统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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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政府要员的政治暗杀活动在巴黎内外均有发生，但对犯罪分子的惩处均在首都执行，以示对事件的高度重视和警示民众。例如，1757年在市政厅前沙滩广场处决达米安就是出自此种考虑。身上仅着一件睡衣、手拿忏悔用蜡烛的达米安在走下圣母院的台阶后，遭受了一连串精心设计的酷刑，最后他被四马分尸，当时观看处决场面的人达到数万人。能够俯瞰到广场的房间均租给了那些急切希望好好观赏这一幕的优雅的绅士淑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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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决达米安的例子充分反映了巴黎人希望观看公开处罚场面的强烈愿望，这种处罚甚至逐渐应用到非政治犯身上。例如，1836年的拉森纳尔，1869年的特鲁普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波诺犯罪团伙成员和金帽事件中的流氓团伙，20世纪30年代的帕潘姐妹和韦德曼等涉及家庭暴力、系列犯罪、与色情有关的谋杀等，都在媒体煽动下引起公众不应有的关注。这些团伙都是被公开处决的，而公开处决原本是旧制度下的做法，生活在恐怖时代的人对此的热情更是有增无减。1792年，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开始启用断头台，是公开处决像达米安这类犯人时使用的比较人道的行刑器具，但没过多久它便成为血腥复仇的象征。从19世纪30年代起，行刑场从市中心移到了郊区地带。奥尔西尼是在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一区的罗凯特监狱外被处决的，19世纪50年代，行刑场又迁至现在巴黎第十四区的桑特监狱外。从1939年开始，考虑到处决杀人狂欧仁·韦德曼时公众当场表现的令人发指的狂热，政府决定今后禁止进行公开处决。1977年是最后一次使用断头台的年份。1981年，法国废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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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拿破仑三世做出不明智之举——与俾斯麦的普鲁士开战。长期以来，拿破仑三世就在外省比在首都受欢迎。巴黎的金融界要人、天主教会和靠投资收入过活的资产阶级都支持他，而工人阶级对他1851年12月10日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历来表示反对，即使在1864年他颁布法律承认工人罢工合法化的时候，这是1791年以来的第一次，但巴黎工人仍对他的巴结讨好不买账。像他的叔叔一样，拿破仑三世发起制定了解决巴黎人就业问题的政策。但与第一帝国不同的是，他的做法使许多工人失去了家园。1855年和1867年的博览会标志着国家政策的英明，但接受它的是游客而非众多的巴黎市民，他们认为他们需要为此付账单。到19世纪60年代晚期，甚至最忠心的市民都在担忧奥斯曼的神奇魔杖是否已经失去魔力：房地产的泡沫似乎要破灭，因房租暴涨而导致的住房危机即将来临。在1869年的大选中，四分之三的巴黎选民投票支持反对党（全国的数字为60%）。在1870年5月的全民投票中，83%的法国人投票支持政权自由化，而在巴黎的支持者仅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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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9月，当拿破仑三世在色当向普鲁士人投降的消息传回巴黎时，全国对他那么大的支持率也于事无补了。埃德蒙·德·龚古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人群发出惊心动魄的怒吼，人们从最初的惊惶失措已转变成现在的愤怒。越来越多的人在大道上聚集，边走边喊着：“打倒帝国！”[344]皇帝的支持者无力抵挡人民呼吁一个（第三）共和国到来的愿望。1871年9月4日，在市政厅的阳台上，第三共和国宣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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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帝国并不是在轰鸣中，而是在呜咽中倒塌的。巴黎的不安情绪由于普鲁士人包围巴黎而推向高潮。甘必大及其他一些政治家乘热气球逃往外省寻求援助，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使用信鸽传书等，这些都成为人们对当时普鲁士围困巴黎时期的特定回忆。普鲁士炮火轰击了城南，造成了上百人的死亡，包括卢森堡宫和先贤祠在内的一千多座民宅及公共建筑受损。饥饿的巴黎人甚至没有放过万塞讷动物园的哺乳动物，能找到的猫、狗或老鼠也都成为人们的食物。据说，1871年1月，埃德蒙·德·龚古尔拒绝购买香榭丽舍大街上一位商贩的大象肉和骆驼肾，而是满意地用他自己捕获到的一只乌鸦来充饥。[345]就在那个月，第三共和国临时政府投降，结束了劫数已定的巴黎的抵抗。当时，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已经在凡尔赛宫路易十四的镜厅宣布自己为德意志帝国皇帝。3月，获胜的德军士兵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举行了盛大的具有纪念意义的阅兵仪式，这是他们东归前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性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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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政权令人屈辱的命运引发了民众的愤恨情绪。驻守蒙马特的国民自卫军的一个营拒绝缴械，并袭击了由梯也尔领导的临时政府。由于他与普鲁士签署的停战协议上包括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对手的条款，梯也尔成为巴黎民众心目中极不受欢迎的角色，他被迫撤到凡尔赛宫，将巴黎留给一个特殊的、更加短命的政府——巴黎公社。尽管巴黎公社在城市激进主义运动史中历时最短，但其英勇行为给后人留下的印象最深。拿破仑一世时期建起的旺多姆广场上的凯旋柱被推倒。据说，著名画家古斯塔夫·库尔贝亲自监督了这一行动。第一次进攻被公社击溃后，法国正规军发动了第二次围攻，在5月21日至28日的“五月流血周”中，政府军队攻进城来，开始了疯狂的屠杀。临近周末，当埃德蒙·德·龚古尔走过杜伊勒里花园的时候，他见到这样一个悲惨的场景：“残垣断壁下躺着一匹死马，成河的鲜血中漂浮着巴黎公社战士们的军帽。”[346]最后，剩余的公社战士退到蒙马特、贝尔维尔和梅尼蒙当，即现在住着奥斯曼城市改建计划中从市中心迁走的那些激进工人精英的外环区域。从这一意义来说，巴黎公社是对“被驱逐的报复”。[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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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国政府军队攻入城市的时候，巴黎到处火光冲天。毫无疑问，有些大火是意外发生的。但同样十分明显，多数大火是人为造成的，纵火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人要烧掉拿破仑住过的杜伊勒里宫，还有人要烧掉市政府中心——市政厅，结果两座建筑都被彻底烧毁。其他一些纵火目标也多为与政府相关的机构，如警察局、财政部、外交部和城市档案馆等。还有人要放火烧毁巴黎圣母院和卢浮宫，结果未能如愿。很多人认为纵火犯主要是一些女人，据说，她们将汽油弹投向城市的各个角度，因此被称为“用火油纵火者”，不过这种传闻多半是厌恶女性的人添油加醋所致。至此，波拿巴政权引以自豪的新建筑在处处火光中纷纷倒塌。巴黎公社社员及他们的大火犹如奥斯曼计划拆房使用的撬棍一样威力巨大，他们对巴黎造成的破坏程度仅次于北欧海盗曾经对巴黎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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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反叛者也为自己的反抗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五月流血周”里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法国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屠杀事件：1573年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中死亡2000人，1793年至1794年恐怖时期遭革命法庭判处死刑人数为2600人，1848年6月政变中死亡4000人，而这次对巴黎公社的大屠杀则导致一周之内2万多人被杀害。很多行刑是在巴黎的绿地上进行的。例如，在拿破仑曾引以为荣的蒙梭公园和卢森堡公园等。此外，巴黎还有35000多人遭到逮捕，其中10000人受审。近5000人被发配到新喀里多尼亚岛。如果加上逃出魔掌的工人人数，巴黎公社后离开巴黎的人达10万之众。如同其他历史创伤一样，“五月流血周”深深刻入巴黎人的记忆之中，使代表全民族利益的第三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受到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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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5月24日的里沃利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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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巴黎人进入相互仇恨时期。小说家福楼拜曾经写道：“一半市民对打击另一半市民的行为拍手称快，而后者当然也会大力支持打击前者的行为，从行人的眼神中你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348]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在蒙马特修建一个为巴黎公社赎罪的圣心教堂的议案。但是，该议案与其说平息纷争，不如说是火上浇油，左翼人士对这一建筑物嗤之以鼻。他们敬重的是自己的纪念场所，那就是位于拉雪兹神父公墓的著名的“巴黎公社社员墙”。那里埋葬着镇压运动中被杀害的1000多名巴黎公社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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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二、巴黎公社社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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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社员墙是巴黎悠久的历史中最令人胆寒、最令人不适的政治暴力见证之一。其残暴性使1834年的特朗斯诺南街事件黯然失色。从1870年3月开始，巴黎国民自卫军就已经形成为一个“联合组织”（federations）。从巴黎公社一问世，fédéré这个词就成为“巴黎公社社员”（Communard）和公社支持者的代名词。1871年5月28日，在政府军对拉雪兹神父公墓疯狂搜查之后，最后147名公社战士在该公墓东南侧的围墙处被枪杀。从全城其他地方运来的近1000名公社社员尸体也被埋在那里，那堵墙也因此被革命者称为巴黎公社社员墙。从这一罪恶行径被确认之日起直到今天，巴黎公社社员墙始终是左翼人士的朝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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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左翼人士而言，巴黎公社社员墙象征着资产阶级政府因惧怕无产阶级革命而做出的残暴行径，同时它也是记录工人阶级英勇行为的历史场所。在巴黎公社运动后期，凡尔赛政府派军队去解除巴黎公社反叛者的武装。当然，在军队离开市中心后，公社社员也有一些过激行为，他们不仅进行放火和其他各种破坏活动，还枪杀了一些人质，包括巴黎大主教达尔博伊。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和巴黎公社双方均有许多暴行，但从死伤人数上看，政府军更为残酷，他们杀死了2万人，其中许多人是在拉雪兹神父公墓集体枪杀的，还有许多人被捕入狱；而政府军死伤人数仅有约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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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奇的是，左翼人士通过巴黎公社社员墙要纪念的人和事却成为作家、学者攻击的对象，而且词汇无所不用其极。例如，一个作家说巴黎公社社员是“一伙儿追求权力、美酒、女人和血腥的人”。也有人认为，巴黎所有的麻烦都是外省的那些移民造成的，还有一些人则简单地将根源归于一个历史悠久的神话，说巴黎如同古巴比伦一样，人们只能从那里看到最糟糕的事。这种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巴黎公社社员的行为是巴黎历史上最残暴的行径之一。尽管后来进行的重建工作起到一定恢复作用，但是公社社员在市中心燃起的熊熊大火使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建筑永远成为人们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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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被镇压之后，新闻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曝光，通过照片和雕刻艺术品，巴黎公社社员之死和公社社员墙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但是，由于1871年以后巴黎的左翼势力士气低落，公社社员墙显得有些不那么重要了。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仅有一些亲属向死难者献花，到了70年代后期，政治家们才开始关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所。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一些年轻人竟从墙周围不深的坟墓中掏出死者的头盖骨当球踢，真是奇耻大辱。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在此定期举行，但这些活动是在严密的监视下进行的，聚会民众与警察之间常常发生冲突。更为糟糕的是，自称受巴黎公社起义鼓舞的左派不同团体之间也冲突不断。不过，当市政府意欲将包括公社社员墙在内的公墓土地卖给房屋开发商时，左派各团体团结起来联合抵制。他们定期在此处举行一些纪念活动，例如在扣眼上插一枝雏菊，在墙边放上玫瑰花，为死难者敬献花环，进行政治演说，仪式之后集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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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按照社会党人、人民阵线领导人、法国前总理莱昂·布鲁姆1936年的说法，哀悼日已经逐渐变成庆祝日。1936年5月，有法国共产党参加的、由布鲁姆领导的法国人民阵线在大选中取得胜利，此后情况更加如此。5月24日，大约有60万人在巴黎街上游行，这些人鱼贯走过公社社员墙。在这次纪念活动中，法国共产党起了带头作用。历史证明，在每一次纪念活动中，共产党员都是多数。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纪念日发展成为悼念纳粹集中营中法国人的日子。1971年，在参加巴黎公社诞生100周年纪念日的6万人之中，六分之五是共产党人。当天，最后一位巴黎公社幸存者阿德里安·勒热纳的骨灰被埋在墙边，他于1942年在苏联自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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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20世纪70年代，为公社社员墙举行纪念仪式的活动已经没有多大吸引力了，这与有组织的劳工数量的逐渐下降、法国共产党势力的式微以及其他一些不同形式的政治庆祝活动的出现有关。巴黎工人阶级周末的休闲活动内容也发生了变化。1983年，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决定，赋予巴黎公社社员墙以“民族象征”的历史丰碑地位，而过去人们只将它与各政治派别中的一个方面相联系。人们不仅要问，这是不是对这座历史纪念碑的致命一击，因为它从此永远失去了唤起政治回忆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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