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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出色的旅游景点，铁塔还超越了旅游行业的陈旧观念。铁塔最高明的评论家罗兰·巴特指出，游客在塔上无可探求，塔上一无所有，除了巴黎，事实上在塔上什么也看不到。人们在埃菲尔铁塔上不仅可以俯瞰巴黎全景，而且可以领略巴黎难得一见的空中轮廓。难怪莫泊桑在塔中餐馆用餐时说：“这里是巴黎唯一一个看不到铁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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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缺少实用性，为了赋予它实用意义，人们发起了带有补偿性的寻求。埃菲尔曾对自己克服巨大困难之后创造了这个人间奇迹而倍感自豪，而铁塔对人们提出的挑战则引起了更加乖张怪僻的挑战。1926年，有人试图驾驶飞机从埃菲尔铁塔腿下穿过，结果失败，但这种试验在1945年取得成功。1912年，有人乘降落伞从埃菲尔铁塔上跳下。1923年，有人骑自行车从塔上下到地面。1905年，人们举行了爬塔比赛。1954年，有人使用登山技术攀登埃菲尔铁塔。1983年举行了骑摩托车上塔比赛。1987年又举行了骑山地自行车上塔比赛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些试验中，有一些尝试以悲剧告终。总体而言，包括冒险者和各种原因的自杀者在内，死于埃菲尔铁塔的人数大约为3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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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雕刻家雷蒙·杜尚—维永把埃菲尔铁塔称为“超人兴奋之梦”，由于它明显缺少实用性，所以增加了更多的幻想性。铁塔曾经被喻为许多东西——烟花、油井井架、避雷针、昆虫等。各种幻想常常会有一个色情的转变。塔身明显的性的维度（这一点由桑德拉尔、阿拉贡和超现实主义者所强调）事实上已经夹杂着相当奇怪的意念。在阿波利奈尔的诗中，塔如同照顾巴黎这个羊羔的牧羊女一样，这种比喻令人想起巴黎城市的守护神热纳维耶芙，她有时被描述为在照看绵羊。另外，从下面仰望塔身，尤其是在诗人看来，它的第一层酷似怪异的骨盆，这表明埃菲尔铁塔超越了性别之分，正如它超越了美，超越了实用，超越了历史，超越了观赏，超越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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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巴黎保留了其蔑视各种解释和纷争的能力。例如，对巴黎城市意义的争论就曾经演变成一场对现代性本质的辩论，全世界的非巴黎人都可以自由地参与进来。对现实和过去的意见分歧同样会影响到对未来的展望。随着又一个世纪的到来，巴黎的未来发展似乎还很模糊。从一个角度来看，巴黎明显进入到举世无双的满足和享乐时期。很明显，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代人的观点，他们将这个时期冠名为“美好时代”。相反，许多人强调，紧张局势和各种不祥征兆正在来临。有些人甚至开始担心世界末日的到来，未来可能意味着结束而不是开始，所以，“美好时代”也就是“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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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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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0 令人担忧的景象（1889—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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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的巴黎可以称为博览会的盛世，有两次国际大型展览，即1889年和1900年博览会在巴黎举行。这两次展览都以1855年、1867年和1878年博览会为蓝本，展览中心都在战神广场，都再一次强调巴黎是“光之城”（也确实是由电灯来照明的），而且两次都极其成功。1889年博览会吸引了3200万观光者，人数是1878年的两倍。1900年博览会人数达到5100万，这个数字使它成为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国际博览会，直到1970年日本大阪的世界博览会超过了它。1889年的巴黎博览会安排在与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同期举行，特别设想为现代的开始。1900年博览会的主题是“巴黎，文明世界的首都”。如果说巴黎是民主的诞生地，它又有引领现代文明的优势，那么它正是把自己的壮丽展示在“世纪末”和“美好时代”这一矛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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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第三共和国建国以来动荡的政治和社会氛围，大型展览当然采取了夸张手法来展示。两次博览会皆试图寻找一个统一政治制度的形象，但现实还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歧，还没有完全摆脱巴黎公社时期的社会阴影。19世纪70年代，君主派一直想要夺取政权，而共和派对此表现懦弱，结果在1873年君主派如愿以偿，没费吹灰之力就将共和派梯也尔赶下了台。波旁王室的王位觊觎者尚博尔伯爵，也就是查理十世的孙子，1871年以前根本就没有住在法国，甚至从没有到过凡尔赛，他试图谋取国民议会批准，获得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后来只是因为他固执地要求使用白色百合花旗作为法国的国旗，才没有成功。这种情况表明，极端主义情感的宣泄无论如何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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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到了1879年，君主制复辟的喧闹已经烟消云散，政府才将官邸从凡尔赛迁回巴黎。在巴黎公社那黑暗的日子之前，巴黎一直是法国政府所在地。同年，政府批准第一批释放被囚禁的巴黎公社社员重新进入巴黎城区。凌晨4点，政府偷偷运送他们到达奥尔良火车站，却发现有4万名工人臂挽臂地给予他们同志式的欢迎。1880年，确定7月14日为法国国庆日，表明共和国开始与历史上反君主制的势力走向和谐。尽管如此，在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布朗热将军掀起的波澜又一次打破了巴黎政局相对平静的瞬间，尽管他本人要在影响上挑战拿破仑，但是他仅仅成为政治上的一颗流星，转瞬即逝。布朗热呼吁修订宪法，并开展一场反德意志帝国的复仇战，这为他赢得了大量工人和巴黎资产阶级的选票。尽管如此，到1891年，这位将军终于力竭心衰，在他情妇的坟墓上饮弹自尽。[370]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法国政局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政界高层严重的经济腐败引发了一系列丑闻，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桃色丑闻也不断发生，1899年总统费利克斯·富尔在与情妇性交中身亡就是一个明证。尽管教皇在1892年要求法国天主教支持共和政体，但是法国共和派时常对天主教发动猛烈攻击。教会中的反共和主义情绪仍很严重；贵族聚居的圣日尔曼区是这些动荡的热点地区之一，马塞尔·普鲁斯特曾详尽地描述过他们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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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共和国宪法将选举权扩大到所有成年男性，随后，由1870年抗击普鲁士围攻的英雄之一莱昂·米歇尔·甘必大提出的所谓“新社会阶层”这一概念又被神圣化。但是，法国社会政治基础的扩大似乎仅仅造成了一些新的权力观念的产生，并导致人们心目中一种新的焦虑：民众政治到底何去何从？左派点燃的社会主义烈火早已经在巴黎公社的灰烬中重新燃起，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左派已经进入国民议会。此外，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和平主义党派对第三共和国的殖民主义扩张政策提出严厉的批评。工人阶级的政治势力正在急速发展。1890年5月1日，十万多名工人在巴黎庆祝第一个五一劳动节——这在当时是违法行为。1895年，法国劳工总联合会（CGT）成立，后来发展成为法国最大的同行业联合会，并在成立后立刻卷入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运动中。此外，左翼党派中最具有武力色彩的组织在布朗热事件后掀起了一场无政府主义的暴力运动，巴黎的多家旅馆、饭店、行政官员居所和其他公共场所遭到袭击，伤亡在所难免。这种野蛮的政治运动遭到谴责理所当然，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运动却受到工人阶级激进分子和文学艺术界先锋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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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政治和阶级在为自己的利益争夺政权，那么性别也不例外。一个日益壮大的女权主义游说团呼吁采取措施来扩大妇女的社会和政治权力。1897年，玛格丽特·迪朗创办了第一份女权主义日报，并给报纸起了一个很有巴黎特色的挑衅性的名字：投石党人。迪朗对19世纪法国妇女在父权主义统治之下自身卑微的社会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谴责那种将妇女当作家庭主妇或性伴侣的角色。在当时的法国，尽管妇女们已经获得教育权、就业机会、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掌控财产和离婚的权利，但是女权主义运动有其深刻的文化影响，它远远超越了政治权限，尤其是在女权主义运动集中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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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公园中观看木偶戏表演的人群，欧仁·阿特热摄于18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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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德雷福斯事件使大众政治运动和妇女权利运动造成的紧张局势增加了新的种族色彩和政治标签。阿尔萨斯的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无辜指责为德国的间谍，并于1895年被错误地监禁，该事件导致法国政坛分成两派。德雷福斯得到了“人权同盟”的支持，这在左拉的著名文章《我控诉》中有清楚的描述。这篇文章于1898年刊登在激进主义政治家乔治·克列孟梭主办的报纸《曙光》上。该文章在巴黎和其他一些城市引发了强烈的抗议活动，巴黎甚至出现了骚乱，结果左拉不得不暂时避难于英国。文章《我控诉》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军队、天主教会和政治势力中的反德雷福斯运动，以及那些参与到此事件中的反犹太分子。1899年，德雷福斯被临时特赦，那场激烈的争论暂时停止。然而，由此引起的对立却长期存在下来。昔日的印象派画派战友德加和毕沙罗因为在此事上的分歧而成为陌路人。对德雷福斯事件持反对态度的德加因愤怒解雇了他的（信仰新教徒、支持德雷福斯的）模特。直到1906年，该事件才得以告终，德雷福斯被赦免并在军队中官复原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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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在大踏步前进中似乎经历了无数的政治骚乱。在1893年众议院开会期间，一枚炸弹投向了议会主席。他迅速弯腰躲避，结果炸弹摧毁了他座位后面的墙壁。他从讲台下面重新站起来，镇定自若地宣布：“继续开会……”仿佛他是埃德蒙·罗斯唐戏剧中的角色。事实上，这位戏剧家的《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正是1900年博览会前夕风靡一时的露天作品之一，这种一如既往的镇静遮掩了政权中心的焦躁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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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和1900年的博览会试图抚平巴黎过往的政治创伤，并展示法兰西团结在进步和现代化旗帜之下的最美好图画。然而，在这些国际和全球性展示以及商业成功的背后，针对政权的未来、现代性的本质和巴黎城市的特征等话题的争论一直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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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博览会的组织者是奥斯曼男爵昔日的合作伙伴阿尔方，其成就渗透着奥斯曼的价值观。该博览会的最高成就埃菲尔铁塔是对科学和进步的极大赞美，这是整个博览会设计的象征意义。从第二帝国时起，巴黎的铁架建筑便层出不穷，但是这个300米高的建筑超过了任何其他现代建筑物。当人们将埃菲尔铁塔脚下那巨大的铁与玻璃做成的展厅与塔本身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埃菲尔铁塔显得更加巍然壮观，展厅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建筑跨度，许多展品都陈列其中。博览会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洛克鲁瓦组织了一场有关铁塔建筑的展览，以爱国主义的热情强调埃菲尔项目的创新概念，说明它的领先特点，揭示铁塔建筑的团队精神。他将埃菲尔铁塔的建设与狄德罗《百科全书》的撰写工作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合作的产物、智慧的结晶、手工劳作和不竭精力的硕果、各方面总动员的表现，同时，这在法国全社会都具有社会教育的作用。这些目标与第三共和国的爱国主义热情同出一辙，与它在殖民地自称的“文明使命”相互交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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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一、阿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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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塞纳省最高执政官在1892年拉雪兹神父公墓举办的阿尔方葬礼上所宣读的，让—夏尔—阿道夫·阿尔方（1817—1892）是“法国所有重大活动和巴黎节日的神奇组织者，我们博览会的伟大装饰家，步行街、广场和林荫大道的缔造人”。这是对这位名人最恰当的悼词，他融“建筑师、工程师、金融家和执政官”等各种角色于一身，他对“巴黎极大的热爱之情”向来被一些著名演讲家所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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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男爵对19世纪巴黎历史的巨大影响使他的同事们都被忽视了。奥斯曼最有效的行政天赋之一是他用人方面的技巧，他善于从现实工作中选择努力肯干、讲究工作实效的人，并加以重用。在奥斯曼化了的巴黎地下有一个巨大的下水道系统，该系统就出自欧仁·贝尔格朗之手，奥斯曼于1854年委任他为巴黎公共水设施的主管。到1867年第一批游客于博览会同年参观了下水管道系统的时候，贝尔格朗已经使巴黎的地下管道扩大了五倍，并革新了首都水供应和储备系统。奥斯曼的另一提名人是建筑设计师加布里埃尔·达维乌，该设计师参与了新街道的美化创造，尤其是主要街道设施（如灯柱、厕所、公园长椅等）的设计和管理。雅克·伊托夫是奥斯曼最得意的建筑师，他重新设计了巴黎的主要城市广场，如星形广场和圣米歇尔广场。园艺师巴里耶—德尚对城市绿化担负起相当大的责任，是他重新绿化了巴黎。这些人在开始的时候听从奥斯曼的安排，但是一旦工作开展起来以后就有很大的独立性。实际上他们必须如此，因为1870年奥斯曼离职以后，他们还得继续自己的工作。例如，贝尔格朗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干到1878年，阿尔方则一直到1892年去世，即他的上司奥斯曼去世一年后，始终在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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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方可能是奥斯曼男爵所有同事中最重要的一位，奥斯曼称他是自己的“左膀右臂”。他的特殊作用是拓展了一片绿色空间，这是奥斯曼方案中拿破仑三世最珍爱的一部分。但他的影响力延伸到了所有公共工程（尤其是在1871年之后）。直到1889年他一直都是世界博览会的主策划人。他在管理方面的天赋使博览会取得巨大的国际性成功。正是阿尔方选择了埃菲尔的设计，从七百多个设计中选中了300米高的铁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