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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位伟大的巴黎人并不是土生土长于巴黎的，而是出生在外省。与贝尔格朗一样，他出生在格勒诺布尔，在巴黎路桥高等学院接受的教育。毕业后他在波尔多担任工程师，在这里与奥斯曼邂逅，1850年至1853年，奥斯曼正在吉伦特省担任行政长官。1854年，奥斯曼聘请阿尔方为巴黎步行街和园林的总工程师，结果他在这个职务上一干就是三十七年。在这期间，他还被委任了一系列的官职。第三共和国时期，他在1871年成为巴黎公共设施总管，掌控着公路、步行广场、地图制作和城市建筑等大权。1878年贝尔格朗去世之后，他还接管了供水排水工程，这好像还不够，他还在巴黎外围塞纳河区的设计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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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被免职后的二十多年中，阿尔方对奥斯曼成就的巩固和拓展可能是他一生最重大的成就，这与他想象和创造的巴黎绿地密切相关。他重新考虑并设计了巴黎各种公园，从布洛涅森林到万塞讷森林，从肖蒙山丘公园、蒙梭公园和蒙苏里公园等市内主要公园一直到几十个星星点点地分布于巴黎的小广场，都出自阿尔方之手。奥斯曼工程以笔直的道路和直接的视角为特征，而阿尔方创造的绿地则按照不同的艺术方针创作。事实上，在布洛涅森林，他除去了从路易十四时代留传下来的笔直的“奥斯曼式”的森林大道，取而代之的是幽曲的小径，这突出了公园许多别致的风景。如果说巴黎的公园有点异乎寻常，那么许多迷人的地方就是源自阿尔方的设计，如布洛涅森林中的朗尚瀑布和洞穴，上千棵古树下的铁制保护架；肖蒙山丘公园的人造石笋和钟乳石，肖蒙山丘公园山顶上具有代表性的古希腊神殿，混凝土制造的植物栅栏等，凡是他喜欢的皆设于公园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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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贝尔格朗用文字作品来诠释他自己在供水方面的成就一样，阿尔方也写了一本关于漫步巴黎绿地的书。书里不仅简单描述他的所为，还深入追溯了园林的历史，以此宣告城市绿地的新阶段。然而阿尔方真正的不朽作品随处可见，去巴黎的公园环顾一番便可领教其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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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菲尔铁塔纸模型，为1889年博览会生产的建筑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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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对是否所有参观1889年博览会的游客都赞同这种崇高的愿景产生怀疑，甚至博览会委员会主席洛克鲁瓦本人对埃菲尔铁塔的格调也相当失望。他略带夸张地说，这座铁塔更像是“情人游乐场”而非共和主义的教室。如果说1889年博览会吹嘘的科学与进步被当时轻浮的氛围、大量的奇观和纯粹的娱乐活动所冲淡，那么十一年后的博览会则有过之而无不及。1900年博览会摒弃了略嫌挑剔、烧脑的教育风格和对实用科学的迷恋，而这正是之前博览会的特点。它突出强调感官上的愉悦，并鼓励参观者把自己更多地当作消费者而非公民。装饰物和阴柔美远胜于埃菲尔工程设计的功能性和阳刚之力。尽管如此，在那次博览会上还是有很多科学陈列品和竞赛。法国人把持续发展的科学成就看成民族实力的源泉，路易·巴斯德、克洛德·贝尔纳和居里夫人的名字不断在博览会的文字材料中得到颂扬。但是，在那次博览会上，科学和技术大奖都被德国人收入囊中。在这一点上，法国最强有力的国际对手取得了成功，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法国人变得软弱了吗？这个问题因女权主义的出现而变得更加贴切。值得注意的是，在战神广场上搭建的两个最豪华展厅是装饰艺术展厅和女性展厅。在整个展览过程中，时装展厅的接待人数是第二多的，到时装展厅参观的人大约130万，仅次于蜂拥到名为“瑞士村”展厅的210万人。瑞士村展览了活奶牛、逼真的立体感山景和约德尔唱法的表演。另外，博览会的焦点位置摆放着一尊5米高的妇女肖像，身着巴黎最流行的时装，名为“巴黎人”。同时代的人称这个时装模特的曲线是“柔顺又充满活力”，[371]与僵硬紧绷的埃菲尔铁塔形成反差，使后者看上去极其古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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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0年博览会上，艺术略胜科学，或者说风格超过实质，更确切地说，展览似乎是在宣传一种风格，一种相当女性化的、装饰性的风格，这才是让巴黎如此特殊、如此耀眼、如此新颖、如此现代的实质。博览会让人把目光投向巴黎，营造出一幅现代主义幸福家园的美景，生成一种令人陶醉的消费主义理念：那色彩明快的布料，高级的时装，图案、品种繁多的墙纸，自行车，照相机，电灯泡，缝纫机和各式各样通过大商场可购到的舒适家居用品等，真可谓琳琅满目。在这次博览会上，文化展品的魅力超过了工业展品。例如，在香榭丽舍大街南侧，1855年博览会的工业展厅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宏伟的精致艺术品展厅，一个叫作大艺术宫，另一个叫作小艺术宫。在这种氛围下，甚至博览会上的科技成果也被打扮得花枝招展。例如，机械展厅的铁制框架上覆盖着石头和石灰泥，上面还有作为装饰的精致的石窟和装饰喷泉。大展厅、小展厅和新建的亚历山大三世大桥也用类似于洛可可式和新巴洛克式的包装物进行了装饰。当时，亚历山大三世大桥是巴黎最辉煌、最繁忙的大桥，连接着香榭丽舍大街和荣军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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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900年博览会的基本特征是短暂的时髦，但它对巴黎物质环境的影响比1889年的博览会更加持久。[372]1900年博览会的建筑大多数都公开以休闲和娱乐为主，它们至今还屹然耸立，继续为巴黎的基础建设作持久的贡献。1900年博览会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为解决大量参观者的交通问题，专门设计了交通路线和临时道路，在这一点上也超过以往的博览会，甚至重新启用了1889年博览会崭露头角的移动式人行道。交通工具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巴黎有了迅猛发展，因此需要特别的努力来保证巴黎不出现交通堵塞。新修建的以与会的俄国沙皇（法国刚与其结成防御性同盟）命名的亚历山大三世大桥在缓解巴黎交通上发挥了龙头老大的作用。里昂火车站得到扩建，新建了一座独特的大楼。在塞纳河左岸新建了一座火车站，名为奥塞火车站，与东面的奥斯特里茨火车站相连。该火车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关闭，1986年作为奥塞现代艺术馆重新开放，成为第五共和国“伟大工程”中的项目之一。[373]然而，毫无疑问，对巴黎城市未来影响最大的是巴黎地铁的修建，这是巴黎公共交通运输史上为后代所作的最成功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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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乌托邦幻想家们就抱有修建巴黎地铁的梦想，只可惜在巴黎犹豫不决的过程中世界其他城市捷足先登了。伦敦在19世纪60年代有了自己的地铁，纽约地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72年。恰恰相反，巴黎却在一系列问题上无法解决而使地铁修建工作一拖再拖。从经济角度来看，此项工程面临着国家、巴黎市政和私人企业各拿多少的问题；从技术角度来看，此项工程面临着是用电力还是蒸汽动力的问题，前者的动力能否带动车体还是个问题，后者使人担心乘客会不会因为燃煤而窒息；从审美观角度来看，必须考虑露在地面上的地铁轨道部分和进入地下部分的地铁轨道问题：前者对巴黎城市风光会不会造成不利影响，后者是否应该采取防水措施。正是在这些问题的困扰下，巴黎地铁迟迟没有开工。是1900年博览会刺激和激励巴黎地铁成为现实。1895年终于开始了规划，1898年有的地段开始动工。根据勘察，除了特殊地方要沿着古老的总包税所城墙在地面上修建而外，绝大部分巴黎地铁都在地下。城墙处使用了架空方案。地铁使用电动力。地铁一号线于1900年7月落成通车，起点为万塞讷，终点到马约门，还为参观展览者在香榭丽舍大街沿线专门设立了一些方便的停车站。事实证明，这种新的交通方式是出色的，而且可以提供持久服务。1900年7月至12月期间，乘坐地铁旅行的人次达到1700万，第二年达到5500万。新的地铁线路也很快开通。到1914年，地铁线路增长10倍，有近5亿乘客乘坐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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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889年博览会最显著的科技成果，埃菲尔铁塔在巴黎出尽了风头，但其实用性真难以让人恭维。铁塔的惊人声望与1900年博览会最有意义的科技成果地铁形成鲜明对比。巴黎地铁最明显的是其进站口，经过必要的政治内斗，这一设计被委托给了现代风格或曰“新艺术”的拥护者埃克托尔·吉马尔。吉马尔曲折、蜿蜒、植物形的街头雕塑似乎是对奥斯曼几何学和埃菲尔铁塔技术现代主义的嘲弄，只可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最终还是在1965年被作为历史纪念物保护起来。尽管巴黎地铁地下和地上都有轨道，但由吉马尔在地铁入口设计的雕塑引起巴黎人对社会和城市实用性的关注是埃菲尔铁塔所不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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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地铁的主要贡献是整合了当地经济的发展。19世纪70至80年代是法国国内经济下滑期，奥斯曼工程和巴黎公社加剧了首都形势的恶化，导致传统的就业率下降再次发生。尽管如此，从19世纪90年代起，巴黎经济迅速复苏。在这方面，1900年博览会营造的消费主义势头十分强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年，即1913年，法国全国上下无论是社会名流还是刚获得权利的“新社会阶层”，在消费习惯上都有质的改变。面包和葡萄酒的消费稳定上升，茶和咖啡消费提高了两倍，白酒提高三分之二，苦艾酒产量提高了十倍。耐用消费品也表现出类似的势头。巴黎以休闲和娱乐为导向位于这种转变的前沿。1900年前后，乐蓬马歇百货公司开始销售厨房用具、化妆品、照相器材和乐器，所有迹象表明，它的顾客很有经济实力。该商店还有一个艺术画廊，如果愿意，在这里还能购买廉价的印象派画作的仿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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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00年，在巴黎及其周围地区出现了新的地理动迁。由于巴黎中心地带奥斯曼式建筑租金飞涨，历史悠久的本土制造业大都破产，或者被迫迁移到城市边缘地区。政府对有害行业不得设在市内的立法也加剧了这种趋势。许多基础设施和公共机构也迁到巴黎外围地区，如济贫院、医院、仓库、赛马场、体育设施，以及后来的飞机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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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在巴黎20个区中形成了三个主要的工业中心：在东北，形成了现在巴黎第十八区至第十九区围绕圣德尼运河和拉维莱特低地为中心的地区；在西南，形成了现在巴黎第十五区贾维尔和格勒纳尔为中心的地区；在东南，形成了现在巴黎第十二区至第十三区匹克普斯、沙罗纳和贝尔西为中心的地区。尽管如此，意义更为重大的工业发展是位于古老的梯也尔防御城墙之外地区。巴黎市内企业数量在1872年至1896年间从7.6万家降至6万家，而郊区的企业却从11万家上升到13万家。如果大部分大型工业都移出城区，那么不仅较小的企业要随之而动，而且大批工人也不得不跟着迁走。就人口增长而言，外城区人口增长要比内城区迅速，但郊区速度是最快的。这个城市外围地区的人口从1860年到1914年增长了两倍。从1851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人口增长数量在主要工厂地区尤为显著：圣德尼地区从15700人增长到71800人；阿斯涅尔地区从1200人增加到42600人；布洛涅—比扬古地区从7600人增加到57000人；伊夫里地区从7056人增加到3830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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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巴黎将世界上最大城市的位置让给了伦敦；到了1900年，它又被纽约超越，同期的柏林、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也在快速追赶上来。巴黎的人口出生率历来很低，由于避孕技术的传播，人口出生率变得更低。避孕的工具有宫内节育器和避孕套，硫化橡胶是这一工业发展阶段的最大成果之一，与电话、自行车和体面的居家抽水马桶一样，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法国首都的人口活力越来越依赖于其外围和周边地区，而不是其历史上的核心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争结束以后，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在1861年，巴黎郊区的人口占巴黎总人口的13%，1901年上升到26%。新增加的人口绝大多数并不是新出生的，而是来自移民，他们多为来自北部和中部的非技术工人，其中还掺杂着一些外国移民，包括大批从东欧蜂拥而至的犹太人。在1890年，外国人约占巴黎地区总人口数的6%，比任何其他首都城市的外国人口比例都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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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suburb）这个词是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常用的词汇，与树木覆盖的休养地、独立或半独立式的住宅有关，这与法语词“郊区”（banlieue）略有不同。[374]从19世纪中期起，英、美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产阶级在远离市中心的地带重新定居，因为他们认为市中心肮脏、污染而且拥挤。法国恰恰相反，奥斯曼采取清理巴黎市中心的方式使中产阶级仍乐于守住原址。因此，没有必要建郊区休养地。这样，当巴黎外城区和郊区被工业生产占据后，市中心自然成为消费品出售和使用的地方。当然，在城市范围内，资产阶级不能将一切尽收囊中，但是他们的出现造成了对工人和没有离开巴黎中心地区的其他一些边缘人群城市权利的威胁。巴黎人口中一半以上是工人阶级，外城区的工人数量比这还要多。尽管巴黎城市内拥有近四分之一的国家财富，但大部分死于市内的人还是葬于穷人墓地。在郊区，阶级关系更为紧张，由此造成巴黎各个社区之间存在着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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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非技术劳动力集中到郊区使那里的工业布局发生重大变化。传统上，巴黎的制造业以消费市场为基本目标，纺织品是龙头产业。纺织工人人数在1847年还占巴黎劳动力总数的11%；到1860年，纺织工人数量只占劳动力总数的3%，而且还在继续下滑。铁制品工业和化学工业开始大踏步前进，但它们的产品更多的是投向全国市场，而不仅仅是巴黎市场。在郊区，雇用500名工人以上的企业多达原来的三倍。这一地区的河流、运河分布对巴黎工厂在那里重建十分有利，但有最重要影响的还是铁路。在梯也尔防御城墙之内的巴黎环城铁道，即所谓“小环线”，在1875年得到延长，扩展成为外环线，即所谓“大环线”，这样便将所有的工业区连接在一起，使工业从巴黎的全国运输网中获利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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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周边地带大型工厂的工人越来越多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机械化产品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非技术型和强迫性劳动，建立了新的无产阶级队伍。在汽车工业发展的推动下，从1900年开始巴黎经济迅猛发展，这种情况变得尤为突出。20世纪初期，在巴黎地区大约有600家企业与汽车生产相关，主要分布在第十五区的贾维尔地区和郊区西部的布洛涅—比扬古地区。这两地的劳动力不断增加以满足机械化生产的需求。汽车工业只是同时期出现的新型工业之一，其他工业包括飞机制造、机械工具、电气产品和电影等也在发展，法国的7家电影制作厂有5家在巴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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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巴黎的劳动力喜忧参半。许多传统的手工业仍很繁荣。在1914年，鞋匠和裁缝的人数还远远多于汽车工人人数。另外，市内大量的技术工人成为郊区重工业的劳动力库，特别是自动化生产方式占据上风之前。实际上，郊区吸引许多企业的原因之一就是附近拥有大量的技术工人。巴黎一直拥有高技术、高质量手工工艺的美名，此工艺仍然兴旺发达。然而，考虑到下层阶级的消费，企业常常不得不通过精细分工和简化产品的生产方法来使自己的产品适应大众市场。对于大部分服装和家具业来说，这无疑意味着在那些小作坊里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数量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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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种变化使城市里的劳动力格局复杂化。第一种是从工业向服务业的加速转变，尤其是转向白领职业。第二帝国初期，巴黎就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金融业中心，到1914年，在银行、邮局、保险公司和铁路工作的雇员数量已经增长了三倍。巴黎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市场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1866年为17%，到1906年增加到38%。第二种变化与第一种变化紧密相连，即受雇妇女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迅速增加。妇女的工作主要为销售、服务和文员工作。在1870年，她们在这些劳动工种中所占比例约为15%，到1914年，这一数字已近三分之一。这是国际上较高的数字。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化还一成不变地将妇女置于家庭或卧室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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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作家达尼埃尔·阿莱维从靠近圣心教堂的蒙马特高地俯瞰巴黎，望见巴黎空中轮廓中那些具有突出地位的塔尖和圆形顶棚的建筑在奥斯曼式建筑的映衬下光彩夺目。但是，当他不再凝视这片熟悉的景色，转而去观察北部的时候，他发现了“另一个城市，与前面那个一样广阔的城市，但是有着普通而又寒酸的鳞状屋顶，一律没有尖塔和宫殿，没有历史，无人知晓，仍待开发的城市”。稍有特色的建筑，都显得滑稽而不合时宜，比如无产阶级居住的圣德尼区的中世纪教堂，如同“在西伯利亚冰雪世界中发现了一头完整的猛犸象”。[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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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维和他的同辈人发现，很难知道如何去看待这些郊区。郊区似乎缺乏个性，小说家、戏剧家奥克塔夫·米尔博在1888年写道：“这是个中间世界，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这里的一切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376]位于梯也尔防御城墙外的房屋是清一色的二层或三层楼，没有整体的计划和设计，而且阴暗潮湿，与后奥斯曼时期巴黎出现的建筑相比，后者显然十分重视单个建筑对整体天际线和城市视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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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的20个区，1783年至1784年制定，1859年、1864年由奥斯曼修改的建筑条例的精神依然得到很好的遵守。尽管如此，19世纪80年代还是出现了针对奥斯曼的美学批评家，他们说，“那些新的林荫大道没有转弯，没有视觉上的冲动，一味的直线……让人联想到美国纽约州那个狭长的巴比伦市”。[377]1885年，建筑师夏尔·加尼叶站出来强烈反对“使用可恶的直线”。[378]反奥斯曼者还通过自然资源保护者运动来展开辞令，创建于1897年的“老巴黎委员会”是他们的先锋。1900年博览会上，被参观次数最多的展厅之一就是陈列老巴黎所有美景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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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断增加的对奥斯曼主义的批评，巴黎市政府做出一系列妥协，在1884年和1902年先后两次颁发建筑新规定。1902年的立法特别申明：本政府已经决定，“赞成别具一格的建筑趋势”，并“允许最出乎意料和别致的效果”出现。[379]但是，拥护别具一格美景的人发现，在街道设计上并没有什么改进余地，因为在20世纪初巴黎几乎没有建设什么重要道路干线。但是，这些法令确实影响了个别房屋的建设。1914年以前，由巴黎市政举办的建筑外观设计年度奖为房屋建设提供了许多可以实现的想法。在当今巴黎第二区的列奥米尔街，就有许多最有力的设计，那些建筑使用铁筋、强化混凝土和平板玻璃等创新方式，打破了感觉上千篇一律的奥斯曼直线。1902年的立法还规定，允许建更高的建筑物，但是最多只能加一两层。新加的楼层往往建在檐口线以上，机械起重机器让屋顶空间变得更加可取。房顶的装饰多用精致的雕塑、浮雕、弧形窗等，还有用砖、石膏、彩色瓷砖和玻璃做表面的立面饰品，这些都与1900年博览会展馆的洛可可式的过度风格相一致。从1902年开始，大量住宅建筑开始面向富有的资产阶级客户，这一风格便在这些社区中非常明显。到这个时候为止，在巴黎市内尽管仍可识别一些建筑是奥斯曼风格，但装饰豪华、华丽堂皇的新建筑还是最抢眼的。例如，现在巴黎第十六区奥特尔、帕西、沙约，第十二区重新设计的里昂火车站和第六区至第七区的卢特提亚宾馆和拉斯帕伊路一带，都是高度华丽的装饰性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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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期，巴黎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它把大量资金用于修建俄国铁路、从事殖民地基础设施建设和在巴黎建设豪华的资产阶级住宅。然而，当考虑为巴黎工人阶级住房提供帮助时，金融阶级的兴趣就不那么浓了，因为在工人住宅上投资几乎没有利润可赚。作为第三共和国意识形态核心的自由放任原则抑制了社会住房的发展。实际上，政府在这方面采取的唯一重大举措便是鼓励个人和慈善事业投资。私人住房市场经营的自由化对城市工人是极其有害的，因为房屋质量、住宅设计和供应服务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出入。市政调查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43%的巴黎人住在拥挤、肮脏的房子里。有人敦促市政当局核查巴黎市内到底有多少那样的房屋稠密地区，并指定为“不卫生街区”，以便采取措施进行治理。但是事实上这项工作直到战后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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