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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在巴黎20个区中形成了三个主要的工业中心：在东北，形成了现在巴黎第十八区至第十九区围绕圣德尼运河和拉维莱特低地为中心的地区；在西南，形成了现在巴黎第十五区贾维尔和格勒纳尔为中心的地区；在东南，形成了现在巴黎第十二区至第十三区匹克普斯、沙罗纳和贝尔西为中心的地区。尽管如此，意义更为重大的工业发展是位于古老的梯也尔防御城墙之外地区。巴黎市内企业数量在1872年至1896年间从7.6万家降至6万家，而郊区的企业却从11万家上升到13万家。如果大部分大型工业都移出城区，那么不仅较小的企业要随之而动，而且大批工人也不得不跟着迁走。就人口增长而言，外城区人口增长要比内城区迅速，但郊区速度是最快的。这个城市外围地区的人口从1860年到1914年增长了两倍。从1851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人口增长数量在主要工厂地区尤为显著：圣德尼地区从15700人增长到71800人；阿斯涅尔地区从1200人增加到42600人；布洛涅—比扬古地区从7600人增加到57000人；伊夫里地区从7056人增加到3830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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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巴黎将世界上最大城市的位置让给了伦敦；到了1900年，它又被纽约超越，同期的柏林、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也在快速追赶上来。巴黎的人口出生率历来很低，由于避孕技术的传播，人口出生率变得更低。避孕的工具有宫内节育器和避孕套，硫化橡胶是这一工业发展阶段的最大成果之一，与电话、自行车和体面的居家抽水马桶一样，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法国首都的人口活力越来越依赖于其外围和周边地区，而不是其历史上的核心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争结束以后，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在1861年，巴黎郊区的人口占巴黎总人口的13%，1901年上升到26%。新增加的人口绝大多数并不是新出生的，而是来自移民，他们多为来自北部和中部的非技术工人，其中还掺杂着一些外国移民，包括大批从东欧蜂拥而至的犹太人。在1890年，外国人约占巴黎地区总人口数的6%，比任何其他首都城市的外国人口比例都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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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suburb）这个词是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常用的词汇，与树木覆盖的休养地、独立或半独立式的住宅有关，这与法语词“郊区”（banlieue）略有不同。[374]从19世纪中期起，英、美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产阶级在远离市中心的地带重新定居，因为他们认为市中心肮脏、污染而且拥挤。法国恰恰相反，奥斯曼采取清理巴黎市中心的方式使中产阶级仍乐于守住原址。因此，没有必要建郊区休养地。这样，当巴黎外城区和郊区被工业生产占据后，市中心自然成为消费品出售和使用的地方。当然，在城市范围内，资产阶级不能将一切尽收囊中，但是他们的出现造成了对工人和没有离开巴黎中心地区的其他一些边缘人群城市权利的威胁。巴黎人口中一半以上是工人阶级，外城区的工人数量比这还要多。尽管巴黎城市内拥有近四分之一的国家财富，但大部分死于市内的人还是葬于穷人墓地。在郊区，阶级关系更为紧张，由此造成巴黎各个社区之间存在着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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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非技术劳动力集中到郊区使那里的工业布局发生重大变化。传统上，巴黎的制造业以消费市场为基本目标，纺织品是龙头产业。纺织工人人数在1847年还占巴黎劳动力总数的11%；到1860年，纺织工人数量只占劳动力总数的3%，而且还在继续下滑。铁制品工业和化学工业开始大踏步前进，但它们的产品更多的是投向全国市场，而不仅仅是巴黎市场。在郊区，雇用500名工人以上的企业多达原来的三倍。这一地区的河流、运河分布对巴黎工厂在那里重建十分有利，但有最重要影响的还是铁路。在梯也尔防御城墙之内的巴黎环城铁道，即所谓“小环线”，在1875年得到延长，扩展成为外环线，即所谓“大环线”，这样便将所有的工业区连接在一起，使工业从巴黎的全国运输网中获利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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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周边地带大型工厂的工人越来越多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机械化产品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非技术型和强迫性劳动，建立了新的无产阶级队伍。在汽车工业发展的推动下，从1900年开始巴黎经济迅猛发展，这种情况变得尤为突出。20世纪初期，在巴黎地区大约有600家企业与汽车生产相关，主要分布在第十五区的贾维尔地区和郊区西部的布洛涅—比扬古地区。这两地的劳动力不断增加以满足机械化生产的需求。汽车工业只是同时期出现的新型工业之一，其他工业包括飞机制造、机械工具、电气产品和电影等也在发展，法国的7家电影制作厂有5家在巴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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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巴黎的劳动力喜忧参半。许多传统的手工业仍很繁荣。在1914年，鞋匠和裁缝的人数还远远多于汽车工人人数。另外，市内大量的技术工人成为郊区重工业的劳动力库，特别是自动化生产方式占据上风之前。实际上，郊区吸引许多企业的原因之一就是附近拥有大量的技术工人。巴黎一直拥有高技术、高质量手工工艺的美名，此工艺仍然兴旺发达。然而，考虑到下层阶级的消费，企业常常不得不通过精细分工和简化产品的生产方法来使自己的产品适应大众市场。对于大部分服装和家具业来说，这无疑意味着在那些小作坊里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数量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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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种变化使城市里的劳动力格局复杂化。第一种是从工业向服务业的加速转变，尤其是转向白领职业。第二帝国初期，巴黎就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金融业中心，到1914年，在银行、邮局、保险公司和铁路工作的雇员数量已经增长了三倍。巴黎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市场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1866年为17%，到1906年增加到38%。第二种变化与第一种变化紧密相连，即受雇妇女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迅速增加。妇女的工作主要为销售、服务和文员工作。在1870年，她们在这些劳动工种中所占比例约为15%，到1914年，这一数字已近三分之一。这是国际上较高的数字。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化还一成不变地将妇女置于家庭或卧室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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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作家达尼埃尔·阿莱维从靠近圣心教堂的蒙马特高地俯瞰巴黎，望见巴黎空中轮廓中那些具有突出地位的塔尖和圆形顶棚的建筑在奥斯曼式建筑的映衬下光彩夺目。但是，当他不再凝视这片熟悉的景色，转而去观察北部的时候，他发现了“另一个城市，与前面那个一样广阔的城市，但是有着普通而又寒酸的鳞状屋顶，一律没有尖塔和宫殿，没有历史，无人知晓，仍待开发的城市”。稍有特色的建筑，都显得滑稽而不合时宜，比如无产阶级居住的圣德尼区的中世纪教堂，如同“在西伯利亚冰雪世界中发现了一头完整的猛犸象”。[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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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维和他的同辈人发现，很难知道如何去看待这些郊区。郊区似乎缺乏个性，小说家、戏剧家奥克塔夫·米尔博在1888年写道：“这是个中间世界，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这里的一切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376]位于梯也尔防御城墙外的房屋是清一色的二层或三层楼，没有整体的计划和设计，而且阴暗潮湿，与后奥斯曼时期巴黎出现的建筑相比，后者显然十分重视单个建筑对整体天际线和城市视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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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的20个区，1783年至1784年制定，1859年、1864年由奥斯曼修改的建筑条例的精神依然得到很好的遵守。尽管如此，19世纪80年代还是出现了针对奥斯曼的美学批评家，他们说，“那些新的林荫大道没有转弯，没有视觉上的冲动，一味的直线……让人联想到美国纽约州那个狭长的巴比伦市”。[377]1885年，建筑师夏尔·加尼叶站出来强烈反对“使用可恶的直线”。[378]反奥斯曼者还通过自然资源保护者运动来展开辞令，创建于1897年的“老巴黎委员会”是他们的先锋。1900年博览会上，被参观次数最多的展厅之一就是陈列老巴黎所有美景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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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断增加的对奥斯曼主义的批评，巴黎市政府做出一系列妥协，在1884年和1902年先后两次颁发建筑新规定。1902年的立法特别申明：本政府已经决定，“赞成别具一格的建筑趋势”，并“允许最出乎意料和别致的效果”出现。[379]但是，拥护别具一格美景的人发现，在街道设计上并没有什么改进余地，因为在20世纪初巴黎几乎没有建设什么重要道路干线。但是，这些法令确实影响了个别房屋的建设。1914年以前，由巴黎市政举办的建筑外观设计年度奖为房屋建设提供了许多可以实现的想法。在当今巴黎第二区的列奥米尔街，就有许多最有力的设计，那些建筑使用铁筋、强化混凝土和平板玻璃等创新方式，打破了感觉上千篇一律的奥斯曼直线。1902年的立法还规定，允许建更高的建筑物，但是最多只能加一两层。新加的楼层往往建在檐口线以上，机械起重机器让屋顶空间变得更加可取。房顶的装饰多用精致的雕塑、浮雕、弧形窗等，还有用砖、石膏、彩色瓷砖和玻璃做表面的立面饰品，这些都与1900年博览会展馆的洛可可式的过度风格相一致。从1902年开始，大量住宅建筑开始面向富有的资产阶级客户，这一风格便在这些社区中非常明显。到这个时候为止，在巴黎市内尽管仍可识别一些建筑是奥斯曼风格，但装饰豪华、华丽堂皇的新建筑还是最抢眼的。例如，现在巴黎第十六区奥特尔、帕西、沙约，第十二区重新设计的里昂火车站和第六区至第七区的卢特提亚宾馆和拉斯帕伊路一带，都是高度华丽的装饰性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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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期，巴黎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它把大量资金用于修建俄国铁路、从事殖民地基础设施建设和在巴黎建设豪华的资产阶级住宅。然而，当考虑为巴黎工人阶级住房提供帮助时，金融阶级的兴趣就不那么浓了，因为在工人住宅上投资几乎没有利润可赚。作为第三共和国意识形态核心的自由放任原则抑制了社会住房的发展。实际上，政府在这方面采取的唯一重大举措便是鼓励个人和慈善事业投资。私人住房市场经营的自由化对城市工人是极其有害的，因为房屋质量、住宅设计和供应服务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出入。市政调查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43%的巴黎人住在拥挤、肮脏的房子里。有人敦促市政当局核查巴黎市内到底有多少那样的房屋稠密地区，并指定为“不卫生街区”，以便采取措施进行治理。但是事实上这项工作直到战后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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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二、第十六号不卫生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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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卫生街区”的意思是指某一个存在公众健康隐患的街区或者有这种问题的某一街区中的某个地方，这个说法意味着政府承诺要对这些地区进行整治。这一想法主要是进行卫生改革，包括广泛的重建。尽管这项工作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但是半个世纪后大部分承诺依旧未能实现，直到20世纪60年代采用了新的方式后此项工作才见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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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公共健康问题的研究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巴黎市内最贫困和最破旧的地区，问题正在加剧，那些破旧拥挤的住宅楼已经成为结核病的高发区。1906年，市政当局曾经做出方案，拆除6个结核病高发区。但是，战争的爆发使消灭不卫生街区的计划未能如愿以偿。1918年战争结束后，这种想法重新提出，确定的不卫生地区17处，包括4000多幢建筑物，它们覆盖了巴黎3%的地域，却住着6%的巴黎人。在这些不卫生区域中，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七区的胜利街周围的不卫生街区曾经爆发了一场鼠疫，导致该地区立刻被拆除并重建。但是资金的短缺无法解决其他不卫生地区存在的类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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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复杂的问题是，市政当局认识到某些不卫生街区的建筑是有历史价值的。例如，第一号不卫生街区事实上覆盖了现在巴黎第三区至第四区的博堡高地，即现在的蓬皮杜中心地区；第三号不卫生街区覆盖了大部分塞纳河左岸，从西岱岛一直到现在巴黎第五区的莫伯尔广场；马莱区的第十六号不卫生街区从塞纳河一直延伸到圣安托万街。那里居住着大批从东欧移民而来的犹太人，形成了显著的特征，成为巴黎的犹太人居住地的一部分，那里是犹太人从事服装贸易并洒下辛勤汗水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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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这三个地区的命运各不相同，这也说明了巴黎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前的改造计划缓慢而且不连贯。首先，博堡高地在20世纪30年代被拆除，但是由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市政资金的窘迫而无法重建。于是这片地处巴黎中心的区域成为一片空地。直到蓬皮杜总统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提出在那里建立一个国际艺术中心，蓬皮杜中心才矗立在那里。另一个情况发生在第三号不卫生街区，那里被长期置之不理，实际上仍是破旧住房的中心地带，尽管20世纪20年代美国作家埃利奥特·保罗在他那可读性很强的描述中将赫切特街的生活写成有趣的民间故事，那里的境况也并没有改变。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里的房屋才被房地产经纪人注意，这还是由于一些放荡不羁的雅皮之士欣赏那里的氛围，因为这个地区保持着传统特征，几乎清一色的中世纪石板街道，沿着加兰德街两旁又是清一色的中世纪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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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号不卫生街区的情况介于被拆除的第一号和古老的第三号这两个截然不同命运地区之间，它的命运也喜忧参半，在这一点上，它仍是其他不卫生街区的最典型代表。尽管19世纪末有一些奥斯曼风格的建筑在这里兴建，特别是洛包街的军营和圣保罗教堂后的查里曼中学，但它仍保留着中世纪的街道规划和大量建筑物，大部分建筑为1650年至19世纪初期建造的。由于工作的需要，市政厅必须扩建，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初，公众健康问题成为那里拆除、重建和重新利用的理由。尽管老巴黎委员会对此十分不满，这片相当具有历史意义的居住区域还是变成了政府办公大楼所在地。1939年有记载这样写道：“有一些案例，对老房子的过分保守就是一种社会犯罪。”在1941年，一项激进的计划决定彻底拆除十六号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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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维希政府1942年的一部法律规定，将整个巴黎地区那些风景如画和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保护起来是合理的，政府政策的这一重大变化直接关系到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性建筑是否可以拆除的问题。然而，维希政府没有在这个地区遵守自己的承诺；事实上，该政府加强了以健康为理由的拆迁政策。另外，在巴黎被德国占领期间，反犹太人政策意味着开发商很容易在这片地区接管犹太人拥有或租用的财产，因为那些犹太人要么已经逃离此地，要么无力反抗。拆除行动始于1942年，实际上做的比原计划还要多，包括一些对公众健康毫无威胁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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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一些知识分子和作家（包括考莱特、瓦莱里、莫里亚克、伽里玛、科克托、吉罗杜和作曲家普朗克）在巴黎举行活动，他们联名上书贝当元帅，提出要“捍卫巴黎的美丽”，这一行动使拆除计划没有完全执行，战后便被废除了。但是它将空地留给了贪婪的开发商、扩张主义思想严重的市议会和那些古董经销商。尽管最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圣斯公馆和奥蒙特公馆被修复，但是大量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几乎消失殆尽。具有历史意义的杰弗里阿斯尼尔街不复存在，塞莱斯丁河堤也在1959年至1964年间拆除，为的是在那里为外国艺术家建立一个“艺术城”，这样一个好主意却变成了一个历史建筑物的灾难。实际上，所有的新建筑物在建筑上都毫无特色，还有许多显得很沉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不卫生街区”的观念又被提了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定的17个“不卫生街区”只有3个的改造情况值得一提。巴黎今后将在“协调管理地区”（ZACS）等类似地区进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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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以后的日子里，城市建筑的更新和扩展仅仅是通过内部装修和门面整理的方式来进行，有些临街房屋的门脸还恢复了原有的样式。但是，从各种不同角度来看，第十六号不卫生街区的经历还是相当凄惨的：大量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消失了，街区建筑的特征也被永远改变了，除非一个人超级乐观，他才会说第十六号不卫生街区的经历是一个被拯救的过程。通过向政府提供不保护历史遗迹的教训和听取民众意见，终于为制定更有效的立法奠定了基础，1962年的马尔罗法对保护马莱其余地区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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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城市外城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工人阶级居住条件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差，但郊区仍然是最差的地区。例如，在圣德尼地区，58%的人住在不卫生房屋里，在圣乌恩地区达到62%，在欧贝维利耶地区则达到65%。在巴黎市内，十之八九的居民家有自来水；而在市郊的许多地区，自来水供应只有五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用户。在巴黎市内，四分之一的家庭有私人卫生间，这个数字是防御城墙以外地区的两倍。另外，在防御城墙边缘靠近工业区的地段，被称为“郊区之外冠”的第二郊区发展起来，那里的情形更为糟糕。例如，在20世纪初期，城市东部的博比尼地区既没有医院，也没有其他医疗设施，没有警察局，没有自来水，没有污水排放系统，没有电，煤气供应也只够维持几个可怜街灯微弱的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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