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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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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二、第十六号不卫生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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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卫生街区”的意思是指某一个存在公众健康隐患的街区或者有这种问题的某一街区中的某个地方，这个说法意味着政府承诺要对这些地区进行整治。这一想法主要是进行卫生改革，包括广泛的重建。尽管这项工作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但是半个世纪后大部分承诺依旧未能实现，直到20世纪60年代采用了新的方式后此项工作才见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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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公共健康问题的研究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巴黎市内最贫困和最破旧的地区，问题正在加剧，那些破旧拥挤的住宅楼已经成为结核病的高发区。1906年，市政当局曾经做出方案，拆除6个结核病高发区。但是，战争的爆发使消灭不卫生街区的计划未能如愿以偿。1918年战争结束后，这种想法重新提出，确定的不卫生地区17处，包括4000多幢建筑物，它们覆盖了巴黎3%的地域，却住着6%的巴黎人。在这些不卫生区域中，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七区的胜利街周围的不卫生街区曾经爆发了一场鼠疫，导致该地区立刻被拆除并重建。但是资金的短缺无法解决其他不卫生地区存在的类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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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复杂的问题是，市政当局认识到某些不卫生街区的建筑是有历史价值的。例如，第一号不卫生街区事实上覆盖了现在巴黎第三区至第四区的博堡高地，即现在的蓬皮杜中心地区；第三号不卫生街区覆盖了大部分塞纳河左岸，从西岱岛一直到现在巴黎第五区的莫伯尔广场；马莱区的第十六号不卫生街区从塞纳河一直延伸到圣安托万街。那里居住着大批从东欧移民而来的犹太人，形成了显著的特征，成为巴黎的犹太人居住地的一部分，那里是犹太人从事服装贸易并洒下辛勤汗水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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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这三个地区的命运各不相同，这也说明了巴黎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前的改造计划缓慢而且不连贯。首先，博堡高地在20世纪30年代被拆除，但是由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市政资金的窘迫而无法重建。于是这片地处巴黎中心的区域成为一片空地。直到蓬皮杜总统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提出在那里建立一个国际艺术中心，蓬皮杜中心才矗立在那里。另一个情况发生在第三号不卫生街区，那里被长期置之不理，实际上仍是破旧住房的中心地带，尽管20世纪20年代美国作家埃利奥特·保罗在他那可读性很强的描述中将赫切特街的生活写成有趣的民间故事，那里的境况也并没有改变。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里的房屋才被房地产经纪人注意，这还是由于一些放荡不羁的雅皮之士欣赏那里的氛围，因为这个地区保持着传统特征，几乎清一色的中世纪石板街道，沿着加兰德街两旁又是清一色的中世纪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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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号不卫生街区的情况介于被拆除的第一号和古老的第三号这两个截然不同命运地区之间，它的命运也喜忧参半，在这一点上，它仍是其他不卫生街区的最典型代表。尽管19世纪末有一些奥斯曼风格的建筑在这里兴建，特别是洛包街的军营和圣保罗教堂后的查里曼中学，但它仍保留着中世纪的街道规划和大量建筑物，大部分建筑为1650年至19世纪初期建造的。由于工作的需要，市政厅必须扩建，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初，公众健康问题成为那里拆除、重建和重新利用的理由。尽管老巴黎委员会对此十分不满，这片相当具有历史意义的居住区域还是变成了政府办公大楼所在地。1939年有记载这样写道：“有一些案例，对老房子的过分保守就是一种社会犯罪。”在1941年，一项激进的计划决定彻底拆除十六号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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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维希政府1942年的一部法律规定，将整个巴黎地区那些风景如画和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保护起来是合理的，政府政策的这一重大变化直接关系到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性建筑是否可以拆除的问题。然而，维希政府没有在这个地区遵守自己的承诺；事实上，该政府加强了以健康为理由的拆迁政策。另外，在巴黎被德国占领期间，反犹太人政策意味着开发商很容易在这片地区接管犹太人拥有或租用的财产，因为那些犹太人要么已经逃离此地，要么无力反抗。拆除行动始于1942年，实际上做的比原计划还要多，包括一些对公众健康毫无威胁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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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一些知识分子和作家（包括考莱特、瓦莱里、莫里亚克、伽里玛、科克托、吉罗杜和作曲家普朗克）在巴黎举行活动，他们联名上书贝当元帅，提出要“捍卫巴黎的美丽”，这一行动使拆除计划没有完全执行，战后便被废除了。但是它将空地留给了贪婪的开发商、扩张主义思想严重的市议会和那些古董经销商。尽管最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圣斯公馆和奥蒙特公馆被修复，但是大量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几乎消失殆尽。具有历史意义的杰弗里阿斯尼尔街不复存在，塞莱斯丁河堤也在1959年至1964年间拆除，为的是在那里为外国艺术家建立一个“艺术城”，这样一个好主意却变成了一个历史建筑物的灾难。实际上，所有的新建筑物在建筑上都毫无特色，还有许多显得很沉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不卫生街区”的观念又被提了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定的17个“不卫生街区”只有3个的改造情况值得一提。巴黎今后将在“协调管理地区”（ZACS）等类似地区进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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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以后的日子里，城市建筑的更新和扩展仅仅是通过内部装修和门面整理的方式来进行，有些临街房屋的门脸还恢复了原有的样式。但是，从各种不同角度来看，第十六号不卫生街区的经历还是相当凄惨的：大量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消失了，街区建筑的特征也被永远改变了，除非一个人超级乐观，他才会说第十六号不卫生街区的经历是一个被拯救的过程。通过向政府提供不保护历史遗迹的教训和听取民众意见，终于为制定更有效的立法奠定了基础，1962年的马尔罗法对保护马莱其余地区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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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城市外城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工人阶级居住条件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差，但郊区仍然是最差的地区。例如，在圣德尼地区，58%的人住在不卫生房屋里，在圣乌恩地区达到62%，在欧贝维利耶地区则达到65%。在巴黎市内，十之八九的居民家有自来水；而在市郊的许多地区，自来水供应只有五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用户。在巴黎市内，四分之一的家庭有私人卫生间，这个数字是防御城墙以外地区的两倍。另外，在防御城墙边缘靠近工业区的地段，被称为“郊区之外冠”的第二郊区发展起来，那里的情形更为糟糕。例如，在20世纪初期，城市东部的博比尼地区既没有医院，也没有其他医疗设施，没有警察局，没有自来水，没有污水排放系统，没有电，煤气供应也只够维持几个可怜街灯微弱的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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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物运输和居民交通方面，郊区条件也十分糟糕，并受到不公平对待。在巴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大批量的人工作和生活在不同地区，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郊区。郊区的某些地方，尤其是“郊区之外冠”地区，如博比尼地区，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巴黎市内工作。1869年，乘车去巴黎市内的郊区人为300万人次；19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4000万人次；1913年跃升到12000万人次。在19世纪中期，郊区的发展受到交通的限制，但是公共交通公司认为往返于贫困工人地区的班次很少赢利，而火车也只愿意跑长线。有轨电车公司倒是比较负责：到19世纪80年代为止，通往北部圣德尼、苏伦斯和帕丁地区，南部沙朗东、伊夫里和克拉马尔地区都有班次。尽管如此，去往郊区还是十分困难。在修建地铁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通到郊区。尽管1900年地铁的开通引起了轰动性的反响，但是它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巴黎的交通问题，更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乘坐地铁可以去更多更远的地方。此外，巴黎的地铁线没有与铁路线相互衔接，有些地方的火车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地铁的隧道设计得过于狭窄，难以形成环形运输。另外，地铁乘客的迅猛增长很快暴露出又一问题：这种新服务没法把乘客从公路上吸引过来，地铁鼓动更多的巴黎人出行，却给巴黎带来了更大的交通运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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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高公路运输能力上，奥斯曼确实有过一些失误。尽管他曾承诺要在公路创造速度与运动之美，但是他的继承者在取得一定成绩后在概念上出了偏差。铁路各个站点之间的联络很差，郊区的情况就更糟，车辆在笔直的林荫路上确实可以飞奔，但是在十字路口常常陷入交通阻塞。地铁确实吸引了乘坐渡船的乘客，结果河上的客轮运输开始下降，许多乘客意识到交通方式的改变并完全放弃了乘坐河上交通工具。这样，塞纳河上的渡船运输进入濒临破产的边缘，直到1937年，客轮作为游客运输工具才复苏。据估计，1819年行驶在巴黎各街道上的车辆有23000辆，1891年达到45000辆；1910年为43万辆。如果说轿车是19世纪末的新鲜事物，那么最有特点的交通形式便是马拉车，当然，令公众最厌恶的是马粪。1900年，巴黎用于公共交通的马大约为16000匹，而且很多马状况不佳，在奔跑中时常发生马失前蹄的现象。1913年，马拉车被禁止使用，巴黎使用马为交通工具的时代结束了。从1900年起，蒸汽动力和电动的轨道车十分盛行，巴黎在1907年引进了公共汽车。人们开始给混乱的交通施加一点秩序。奥斯曼强迫车辆在林荫大道靠右侧行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的继承人路易·莱皮纳作为警察局局长也下发了右侧通行的规定。1910年，巴黎第一条单行道开通，交通信号灯到1923年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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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的黄金时代过去后，取而代之的是自行车的黄金时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巴黎大约有25万辆自行车在街上行驶。自行车被称为可以促进个人自由发展的工具，但当时价格不菲，正如一智者所述：只有劳苦人和痔疮患者不得使用。[380]但是，除了自行车价格昂贵让工人买不起一样，多数工人工作在梅尼蒙当和贝尔维尔等这样的多山地区，这使他们根本用不上自行车，所以自行车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便利交通工具，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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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工人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包括不能使用自行车那样体面的交通工具，郊区的工人便逐渐向左翼政治运动靠拢，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社会主义运动、工会运动和革命工团主义运动。左翼党派正是利用这些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10年，博比尼的社会主义传单宣传说，正是高额房租将工人们赶出了巴黎，他们面对的是“极其破旧的交通工具，满是车辙的街道，昏暗的灯光，成堆的垃圾，没有饮用水，缺少学校”。[381]事实上这些说法并不夸张。巴黎资产阶级很快表现出对日益被一条“红色地带”所包围的巴黎城市严重不安，那条“红色地带”正是产生无政府主义者和罪犯的地方。蛊惑人心的报纸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这种担忧，由此造成了人们精神上的恐慌。所谓贝尔维尔、蒙马特和工业区的暴力少年犯罪都成为引起惊恐的因素。一个被吓得毛骨悚然的巴黎人写道：“他们连想都没想就去犯罪。”[382]1911年，波诺特犯罪团伙使用一种新的犯罪形式，他们使用自动武器抢劫银行，然后乘汽车逃走。城市犯罪似乎也融入了巴黎的现代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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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郊区不是参观者和游客向往之地。在巴黎成为旅行者主要目的地的时代，游客们主要是花时间参观巴黎那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及其设施。如果他们冒险去市区外，也仅仅是去凡尔赛或枫丹白露，而不去郊区那些工业区。那些主要是巴黎有钱人的游客关注的是印象画派画家笔下的巴黎。从19世纪60年代起，如我们所看到的，[383]印象画派不仅提出了一种新的艺术哲学，而且把巴黎现代生活作为绘画作品的新内容，即所谓“现代生活画”。然而，人们发现，现代生活总是出现在资产阶级快乐享受并不受威胁的那些地方，那里是一个消费世界，事实上，那些地方根本代表不了巴黎工业生产的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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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90年代，印象画派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这场运动的创建者中有人开始反对把巴黎作为“光之城”来描述。他们发现，繁忙的街道上那无尽的交通和无聊的城市风景令人反感。早在19世纪60年代，雷诺阿就乐于在作品中用树叶来遮盖奥斯曼建筑的特征，现在他则十分气愤地称巴黎那些建筑就像被排成一排接受检阅的士兵那样冷酷，他为巴黎出现的各种新型交通工具感到悲哀。同时，德加也对“那些肮脏的不是马拉的车辆”大加责难。[384]毕沙罗则表示“说埃菲尔铁塔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真是令人作呕。[385]一些从印象派画家获取灵感的后印象派画家也抱有同样的想法，争取用他们的新方法来描绘光线。例如，高更选择布列塔尼的阿文大桥那优美的风光，或者以1891年起他就一直居住的塔希提岛的植物和动物作为自己描述的对象。然而，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画家，如修拉、西涅克、克罗斯和土鲁斯—劳特累克等画家则对野外风景更感微妙。老牌印象派画家毕沙罗和后印象派一样，憎恨高楼大厦和埃菲尔铁塔，但他热衷于描绘19世纪90年代的街道，并完成了一系列一流水准的巴黎林荫大道作品。修拉著名的《阿斯涅尔的沐浴场景》就是描绘的在他之前印象派大师的经典场景。但这个时候的修拉在背景中加入了圣德尼的烟囱。然而，这并不是对郊区问题的一种艺术参与，事实上，他们的画代表了巴黎资产阶级热衷的那种郊区，因为挂在墙上总比放在眼里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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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鲁斯—劳特累克，《在磨坊街的沙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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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露天场所的喜爱，后印象派画家还乐于描写巴黎资产阶级喜欢前往探索的那些地方，包括酒吧、咖啡馆、简朴的酒店、咖啡音乐会、音乐大厅、马戏团、舞厅、赛马场、饭店和妓院等。在他们所描述的那些消费主义世界里，妇女常常代表或唤起商品化的性接触形式。他们所描绘的女性职业有服务员、女帽商、商店服务员、洗衣女、买花女等等，都以提供性服务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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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印象派画派和后印象派的“现代生活画”中常常蕴藏着相当倒退的性别和阶级政治寓意。总的来说，他们的作品代表了一种巴黎资产阶级认为很容易在其中认识到自己的作品。最初，印象派画派还遭受无数的责骂，使他们的油画很难卖到好价格。1880年，政府退出巴黎的画家沙龙，更多竞争、更少中介的艺术判断逐渐形成。尤其是艺术品经销商，在寻找买家、陈列展览和影响公众品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新的市场条件减少了官方艺术审美标准对大众品位的影响，也打开了重塑印象派画家形象的大门。1883年马奈去世时，他的那张臭名昭著的画《奥林匹亚》甚至达不到拍卖底价。毕沙罗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他的巴黎系列作品创作以前一直经济窘迫，正是因此，他无人问津。1895年组织的塞尚作品大型回顾展活动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青睐。《艺术杂志》就抨击这次画展是“用油彩展现暴行的噩梦般的景象”。[386]但总体来看，那次展览还是很成功，并为整个运动取得了商业突破。来自美国的大亨洛克菲勒、摩根和惠特尼等都是买者，作品也因此而价格飞涨。在19世纪80和90年代初只卖不到100法郎的油画，现在可以卖到数千法郎。尽管有些困难，印象派画家甚至开始尝试将他们的绘画放入卢浮宫（在毕沙罗本人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的日子里，他曾向塞尚提出烧掉卢浮宫的建议）。1889年博览会上有19幅印象派画家的油画参展，1900年博览会参展的印象派画家的油画达54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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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不仅使巴黎成为现代艺术的场所，还使其成为现代艺术的主题。这意味着全世界探求艺术前沿的艺术家们都被吸引到法国首都。他们渴望去参观巴黎的博物馆、画家工作室、艺术画廊，拜访巴黎的艺术大师和经销商，并前往巴黎的咖啡馆、音乐厅和码头一饱眼福。在1870年至1914年间，住在巴黎市内的艺术家人数翻了一番。当时的法国官方可以毫不夸张地宣布，在巴黎，艺术家的密度比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大。巴黎因其魅力而吸引大量新的艺术家来巴黎参观，其中包括维亚尔、杜菲、弗拉曼克、于特里约、博纳尔等。但是，巴黎也给艺术先锋派留下了痕迹——“先锋”这个词在此时开始流行——尽管先锋派已经摆脱了印象派的表现手法。例如，在毕加索描绘街头贫穷艺人的画面上，或者在他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用地铁票、剪报、妇女内衣广告所作的拼贴画上，都有一个神话般的巴黎。1910年至1911年，毕加索和布雷克试图通过对圣心教堂进行错位和解构式的绘画来发展立体主义，罗贝尔·德劳内对埃菲尔铁塔也作了同样的尝试。绘画的风格在变，但是巴黎没有变，而画中仍然没有巴黎郊区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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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市场的发展使巴黎的艺术也商品化了，巴黎的艺术反过来又有助于巴黎本身形象的商业化，进而为广大民众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视觉享受。类似于1900年博览会那样繁茂的商业活动使巴黎给人留下了自力更生的印象，也向外界展示了现代化巴黎的特定景色，巴黎上下两层的知识分子以及放荡不羁的文人都赞同这种看法。有关印象派的论争已经在报纸上展开，这事实上使他们更加有知名度。在现代优雅生活方式商品化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增长的读写能力十分重要。1882年，巴黎开始实行小学义务教育，政府不仅自己投巨资建设学校，同时要求个人或天主教会投资办学，民众读写能力的提高使新闻媒体传播取得成功。到19世纪90年代，《巴黎小报》以其调查报道、犯罪故事、连载小说、名人事迹和插图而闻名，其发行量每日高达100万份。到1914年，它和其他三家巴黎最大的报纸每天的总发行量达450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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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体还在日益流行的体育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组织作用，这是另一种休闲娱乐方式。正是这种休闲娱乐形式使巴黎在世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1903年开始举办的环法自行车赛，起点和终点都在巴黎，该项赛事本来是一张名为“汽车”（L’Auto）的体育报为增加发行量而做的尝试，没想到影响如此巨大。在巴黎举办体育赛事是使这种比赛最大限度地深入民众的可靠途径，同时也得到有关当局的支持。一年一度的巴黎—鲁昂自行车赛始于1869年，巴黎—布列斯特自行车赛始于1892年。随后，1894年开始举办了巴黎—鲁昂和巴黎—布列斯特汽车拉力赛，从1895年开始举办巴黎—波尔多—巴黎汽车拉力赛。在新闻媒体的宣传下，这些赛事十分盛行，同时也推动巴黎修建了一些知名的体育馆。第二帝国末期，朗尚、奥特尤尔、万塞讷的赛马场逐渐发展起来。另外，1910年修建的“冬季赛车场”承办了一些重要的自行车赛事。位于郊区的王子公园体育场和哥伦布体育场分别于1897年和1907年正式开放，举办团体运动项目。第二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900年在这个城市举办，各项赛事都是在这些场馆及其他一些竞技场内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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