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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体育场所及其他相关事宜的宣传活动主要是通过报纸、杂志以及海报的形式进行的。最初宣传语似乎是手写的即兴创造，摩洛哥学者穆哈默德·阿萨法于1845年至1846年间访问巴黎时对广告宣传作了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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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们将自己的货物及其特点写在纸上，同时标明货物的产地和价格，然后将这些纸粘贴在人们路过的墙上、休闲的小亭子上，或者城门口……即贴在人群聚集的每个角落，以达到推销的目的。[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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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应，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新技术的发展推动宣传业出现了一场海报革命，宣传海报实现了大批量生产、彩色印刷和形式多样的制作方式。这种新艺术形式的首批支持者们原本想把它作为一种公众教育形式加以推广。一位倡议者认为，海报就是这样一种城市宣传，它们可以让人在50米开外就能看见有一个什么消息贴在那里。[388]然而没过多久，人们意识到海报宣传在商业领域最为有效，而并非人们预期的公共宣传。宣传海报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示百货商店、食品饮料、女士服装、运动赛事、流行娱乐的优势和特点，它的兴起不仅证实而且推动了源于日常享乐的享乐主义消费文化的繁荣。1881年，巴黎政府通过了更加自由的广告宣传法，这对广告领域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不久，广告就遍布巴黎街头，墙上、建筑物上、公共汽车上、公告板上、公共小便池上以及广告柱上，广告随处可见，雪茄形的广告柱已经成为巴黎特色街景的一部分。广告艺术不久也成为艺术商品，有了它们自己的明星：米加、土鲁斯—劳特累克、谢雷、维莱特等，都曾经名声显赫。无政府主义者则想尽办法教人们如何用剃刀把海报从墙上挖下来带回家中，用色彩和愉悦来丰富那单调乏味的工人阶级家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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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纸和广告宣传不仅使其他媒体受益，而且产生了促进作用。“美好时代”是巴黎人观看戏剧的鼎盛时期。莎拉·伯恩哈特等演员成为家喻户晓的名流。1870年至1890年间，巴黎的戏剧观众数量增加了一倍，到1910年时又增加了一倍，而且还在继续增长。1900年巴黎博览会期间，有50万人一周去看一次戏，一半的巴黎人一个月去看一次戏。电话技术也在此时得以发展：从1882年开始，巴黎市内就开始安装公用电话亭。其中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用来听戏，被称为“戏剧电话”，人们通过电话就可以收听剧院上演的戏剧。早在1895年的时候，卢米埃兄弟就首次为人们放映了活动影像。这门新艺术的首场展示是在索邦神学院举行的，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种新的传媒方式极有可能成为公民教育的新形式。1898年，帕泰将第一部新闻短片《帕泰公报》搬上银幕，并在1899年将德雷福斯案件拍成系列纪录片。但是，早期电影更适合上演当时市场上流行的剧目，例如19世纪风行的透景画、魔灯表演、具有惊人视觉效应的“灾难”剧以及木偶戏等。电影的最早用途之一就是进行广告宣传。用电影播放的第一个广告要追溯到1895年，那是为巧克力、啤酒、帽子和妇女胸罩等“美好时代”的商品所做的广告。到1914年，巴黎已经涌现出37家电影院，许多都是沿着林荫大道而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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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林荫大道一直以来都是戏剧及观赏艺术消费的黄金地段，它们是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巴黎形象的主要部分，其中包括大部分的高档剧院和最优雅的电影院。那些林荫大道还是咖啡厅音乐会的举办地，这种音乐会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为巴黎广大民众提供了一种廉价的夜生活方式，通常情况下他们参加一些社交活动，饮酒娱乐，听轻音乐或者观看带胡须的女士的表演、动物表演、吞火大师的魔术以及以腹部运气模仿各种声音的著名特技表演（Pétomane）。咖啡厅音乐会促使了更大规模的音乐厅的诞生。建于1886年的女神游乐厅、建于1893年的奥林匹亚剧院都是这种娱乐场所。1889年，在当今巴黎第九区克里奇大道建立的“红磨房”音乐厅以康康舞为特色，或者说这里是康康舞的发源地，确立了旅游城市巴黎恒久不变的陈腐主题。19世纪90年代一位作家这样讽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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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英国的老妇人和年轻小姐们甚至在夏天都裹着厚厚的裘皮大衣，她们总是坐在前排，以便更好地弄清法国舞者们有多么伤风败俗，在舞者们表演结束后她们往往捂上自己的脸，表现出对表演极为震惊。[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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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脱衣舞和裸体舞的出现加速了这个城市的娱乐业向性旅游业发展的步伐，同时大批妓院相继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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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与咖啡厅音乐会和文学咖啡馆类似的休闲方式于19世纪8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当时，画家鲁道夫·萨利斯在他的画室里建起了首家夜总会，地点就在现在巴黎第九区的罗切奥特大道。这里吸引了很多艺术家和为生计而挣扎的诗人与音乐家。黑猫剧院管理部门还出版了一本同名的文学期刊，夜间演出时允许人们展示他们的成果，包括音乐节目和速描作品。1895年，此夜总会迁到维克多·麦塞街附近的新址，乐队指挥阿里斯蒂德·布朗特则在原来的地址上建立了自己的卡巴莱夜总会，名为“芦笛夜总会”，后来成为最著名的夜总会。芦笛夜总会的节目花样繁多，其中讽刺表演最为有名，也有对古老巴黎怀旧之情的表演，并夹杂着对城市开发商和腐败政客的政治攻击。这些场所是文学与艺术先躯们汇聚的地方，例如，19世纪70年代左拉、土鲁斯—劳特累克、于斯曼斯和德加等名人经常光顾的“新雅典咖啡馆”就有著名钢琴家埃里克·克萨蒂在那里弹钢琴。1903年，布里昂接管了柳树街上的“狡兔酒馆”，并使之重现辉煌。在1914年以前，这里经常聚集各界名流，包括画家毕沙罗，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和马克斯·雅各布以及作家弗朗索瓦·卡尔科和罗兰·道格莱思等。资本家们也喜欢来这样的艺术场所体验贫民生活，蒙马特因此而名扬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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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马特还是艺术家亚文化兴起的地方。奥斯曼工程造就的巴黎城市中心奢侈无度，使得那些崭露头角的艺术家和雕塑家们面对那里昂贵的租金仰天长叹，拉丁区确实很有吸引力，但在右岸，画家们也一样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这里远离林荫大道。如同战前取代了它的位置的蒙帕纳斯一样，蒙马特就在新修建的林荫路旁边，是个很吸引人的区域，这里生活配套设施较少，因此租金很便宜，是艺术家们寻找工作室的好地方。蒙马特是巴黎公社最后的阵地之一，加之那里距离周边主要火车站很近，给人一种激进的和国际化的感觉。所有这些优势恰巧与周围的乡村气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圣心教堂与巴黎历史上仅存的风车只一箭之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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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三、蒙马特圣心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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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常常把位于蒙马特山上的圣心教堂与近乎同时期修建的埃菲尔铁塔看成相竞而立的建筑。然而这种竞争似乎并不友好。埃菲尔铁塔建于左岸，1889年博览会的开幕式在此举行，以此纪念法国革命一百周年，因此同时展示出技术进步和共和价值。圣心教堂则完全相反，它是1870年那恐怖岁月的宗教产物，是教权主义者的纪念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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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圣心的狂热崇拜是从蒙马特修道院开始的，当时正值反宗教改革后期。18世纪90年代在旺代爆发的农民反宗教改革起义也使用了圣心的标志。在教堂修建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到1919年建成，它都被看成一个赎罪性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纪念性建筑。用第三共和国的一位政治家的话来说，那里是宗教迷信的大本营。然而，正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国民议会于1871年1月做出决定，树立这座纪念性建筑以慰藉恐怖岁月的死难者。这种宗教立誓的方式并不新鲜。例如，早在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就出现了许多这样的赎罪姿态。然而，就在保守派提出要在蒙马特山上视野开阔之处建立此教堂的时候，巴黎公社革命的序幕就已经拉开了。于是，大多数激进的共和派认为，对这么一座赎罪纪念碑的支持是在玩弄教权主义的把戏。不久，巴黎大主教被巴黎公社社员扣押，并在“五月流血周”的可怕事件中被杀。蒙马特是第一个被巴黎公社占领的地方，也是起义战士坚守的最后阵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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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圣心教堂的项目最初是由立法机关批准的，那么它的建设可不能依赖国家资金。事实上，修建教堂所需的4000万利弗尔都出自法国广大天主教信徒的捐赠，这使该教堂成为法国人树立公众生活道德规范的标志性建筑。没有政府的支持和干预，组委会在选拔设计方案时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他们尽可能地在投标设计中选取最宏大、最有特色的作品。建筑设计师保罗·拉巴迪曾经花很多时间修复了位于佩里格的罗马式风格的圣方济教堂。他在罗马式风格的基础上融入对法国人来说同样新鲜的新拜占庭式风格。巴黎市内圆顶众多，如意大利风格的荣军院和法兰西学院等，新古典风格的著名的万神殿等，然而没有一处可以与圣心教堂的穹顶相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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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巴黎的建筑大多都是用石灰石和采自市郊（包括蒙马特山下洞窟）的石膏建成的。早在19世纪中期，这些原料就几近枯竭，于是人们决定到塞纳马恩区的兰登堡采集石头修建圣心教堂。那里的石头比巴黎的石头要白，且随着时间推移会变得更白。这样，圣心教堂不仅外形不同于巴黎式建筑，其颜色也别具一格，它的这种白色是不可能被仿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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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无与伦比的非巴黎式纪念性建筑却如同它的世俗伙伴埃菲尔铁塔一样，成为完完全全的巴黎建筑。造成这一完全意义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旅游业和现代的营销手段。通信革命把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吸引到埃菲尔铁塔，那场革命也带来了一场“精神旅游”的热潮。卢尔德在这一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功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步行的个人朝圣行为已经被集体乘火车朝圣的浪潮所取代。圣心教堂的组织者们巧妙地运用媒体进行宣传，制定每月的全国告示版，更新信徒们的活动内容，吸引游客，同时也为自己制造商机。朝圣者必须留下一块个性化的石头以备教堂建筑之用，这也是他们奉上的谢恩奉献物。有营业执照的小商贩们也在这里为游客们提供具有宗教意义的纪念品，如奖章、项链和祈祷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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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心教堂建设的组织者们利欲熏心，这使人们无法预料未来教堂周围的环境氛围会怎样。在1859年至1860年间并入巴黎以前，蒙马特是一个独立的小村庄。19世纪8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以其淳朴和低廉的住房租金吸引了许多艺术家，休闲产业也在其周围发展起来。1851年时，这里仅住有6000人多一点，而到1886年的时候这里的人口就上升到20多万。来到圣心教堂的精神旅游者们纵欲在酒吧、夜总会和咖啡厅里。教堂不远的山下就是名声狼藉、罪犯猖獗的毕加尔红灯区。在该教堂附近的特雷尔艺术广场成为文化旅游者青睐的地方。另外，位于拉维格纳街上被称作“洗衣船”的旧钢琴生产厂所在地变成了艺术家们的聚居地，这里成为诞生立体主义的熔炉。毕加索在这里创作了他的名画《阿维尼翁少女》，范·唐吉、苏珊·瓦拉东、布拉克、莫迪里阿尼、弗拉曼克和杜菲等都曾经在这里居住过。他们中的许多艺术家，包括在蒙马特居住过的于特里约，把这个宁静的山村变成了他们画布上的主题。尽管那里鸡和羊的数量仍然比住在那里的艺术家人数多，但不久后云集的艺术家人数就超出了。那里的老式风车依然在转，但是作为当地主要产品的葡萄种植已经悄然退去了。1932年，“老蒙马特的朋友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现在巴黎第十八区的圣维克多街上重新建起了现在的葡萄园。“老蒙马特”这个主题是圣心教堂、风车、葡萄、艺术、纪念品以及休闲场所的悄然结合，这一主题与“老巴黎”这个概念一起促进了巴黎历史遗迹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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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马特艺术风景的活力显示出世纪之交巴黎文化生活的多样性及其深远意义。我们已经看到，1889年和1900年博览会是法兰西民族团结的特殊象征，它使人们将社会、文化和政治焦虑放在一旁。这一阶段休闲娱乐业的发展也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为人们展示了一个被分裂了的社会短暂的和谐场景。然而，从1914年开始，巴黎社会面临着另一种考验，那就是大规模的战争，而非全民娱乐。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建立“美好时代”的繁荣经济基础。世纪末那所有纷争的思想和紧张、焦虑的情绪也随之消逝殆尽，将成为永久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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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拉开反德之战序幕的目的似乎是为了解除人们的焦虑情绪，努力实现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和谐。宣战前夜，杰出的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由于宣扬反战思想而在巴黎的咖啡馆被暗杀。反战派痛失一位领导人。人们放弃了分裂思想宣告成立“神圣同盟”以应对战争。正如世博会一样，这次伟大的战争与其说驱散了人们的焦虑，不如说是突出并加剧了紧张情绪，并使之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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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首府城市中，巴黎距前线最近，几乎立即就遭到了敌人的攻击。德国人占领比利时后迅速向巴黎进军。1914年9月2日，法国政府关闭了证券交易场所，迁址到波尔多，并带走了法兰西银行保险库中的所有黄金。大约35000名适龄巴黎男子应征入伍，另有大约相同甚至更多数量的居民逃离了这座城市。从敌占区逃出的难民大量涌入法国北方地区，这更加剧了混乱状态。整个城市由加列尼将军指挥，他是参加过非洲各种战役的老兵。在9月4日至10日的马恩河战役距离首都仅50英里以外的地方开始的时候，加列尼将军面临着被德军包围的危险。在巴黎就可以听到战场上的炮声。9月7日至8日，霞飞将军向德军薄弱的侧翼展开了强有力的猛攻。当时由于军车都在各地执行任务，加列尼将军征用巴黎的出租车向前线运送了大约4000名士兵助战，据说出租车的司机们还要求付车钱。结果那场战役以法国军队的胜利和德国军队的后退而告结束。1914年圣诞节期间，战争从激烈到平息，限于胶着状态，双方挖掘大量堑壕，由英吉利海峡一直到瑞士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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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2月，法国政府又急速地撤回到巴黎。生活恢复到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虽然战争没有结束，但还大体可以承受，并没有糟糕到1940年至1944年间的状态。但这很显然不能算是“美好时代”。政府原本想保持士气进行斗争，但又不免徘徊于两种选择之间：既希望全民总动员进行战斗，同时又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想要保持士气，生活就必须沿着类似正常的路线继续下去。在三分之一的劳动力都已征召入伍的情况下，这一任务并不轻松。许多工匠的商店和小店铺都已关门停业。同时，巴黎的资金大量外流，城市内众多民众外逃，结果使许多制成品的需求量大为减少。大多数博物馆也都关了门，大艺术宫成为军队医院。在战争初期，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由于战争费用的增加，对主要商品价格的上涨不是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抑制，而是一味地任其发展。好在人们还没有失业，尤其是1915年以后工业转向为战争服务，政府在这一转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巴黎实际上占据了绝佳的战略位置，可以很好地对西方前线给予支持。它在地理位置上距离主战场最近，这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因为它可以迅速地为前线运送人员和物资。另外，公路系统和铁路网都集中在巴黎，这也是战略性胜利的关键。在郊区崛起的重工业的发展也意味着巴黎的工业家们处于一个最佳位置，时刻准备应战。此时，法国东部和北部有竞争力的企业都已经落入敌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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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巴黎地区的工业布局变化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在巴黎20个区中，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的滑坡趋势已成定局，同时，建在郊区的大规模重工业项目越来越兴盛。汽车工业几乎全部转为军工生产。位于布洛涅—比扬古的雷诺制造厂由4000名工人增加到22000名工人。他们不仅生产军用汽车，同时还生产炸弹、大炮，从1917年起还生产坦克。1915年，企业家安德烈·雪铁龙与政府签订一项生产100万枚炮弹的合同。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他的工厂已经生产了2400多万枚炮弹。值得注意的是，扩大生产任务都是由女性劳动者完成的，这使战前就已经出现的妇女参加工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由于许多男人都在前线，女人们现在被允许做公共汽车售票员或者地铁职员。她们能承担的工作与日俱增，在重工业领域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雷诺制造厂的工人大约有四分之一是女性，在其他许多军用品生产厂中女性比例还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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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就业，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这种局面对巴黎那些因家中主要劳动力应征入伍而受到影响的家庭来说未尝不是好事，使她们的家庭能渡过通货膨胀的难关，政府对福利和家庭补贴的承诺也在不断增加，虽然仍旧相当有限。在这一时期政府提早做出的冻结租金的决定是相当重要的。主要商品的缺乏是由于经济混乱造成的，这是当时的主要问题。政府的决策是实行食物限量供应和配给制（特别是从1917年开始）。糖和煤是首批配给的物资，紧接着在1918年实行面包配给。实际上在整个战争期间，面包的价格都控制在人们可接受的范围内，部分原因是禁止烘制花色繁多的高档面包。巴黎人不得不在吃不到羊角面包的情况下度过战争。咖啡厅也必须经营不加牛奶的咖啡，餐馆则每周只有两天可以提供肉类，并且用人造黄油来代替黄油。在这次灾难中，每年一度的狂欢节被迫停止。在冬天最艰难的月份，市政府竭力为急需者提供免费的煤和土豆。但是，不仅是有钱的人参与了泛滥成灾的黑市贸易，任何一个有农村亲戚并能提供配额以外的供给品的巴黎人都会立刻被当成朋友。许多巴黎的家庭为了增加自己的食品，都开始开垦小块土地。在1918年，巴黎大约有一万个花园被允许种植可食用植物。事实上，在战争期间，巴黎人的健康水平并没有严重下降，这说明按照当时状况采取的措施起到了一定作用。公共卫生部门以极大的热情迎接战争提出的挑战，他们掀起了天花疫苗接种的战役。尽管1914年至1915年间出现了伤寒病，1915年出现了猩红热，但这几年间并没有出现天花等严重的传染病，这意味着儿童死亡率仍然是可以接受的。那些年中最严重的传染病是1918年至1919年间的西班牙流感，它在停战协议签订之后才开始流行，人们在流感到来时如此脆弱并不是因为营养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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