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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一、约瑟芬·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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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巴黎人第一次有了对美国黑人进行系统了解的机会。18世纪法国的繁荣是建立在西印度群岛甘蔗种植园内的奴隶制度基础之上的。但与18世纪的英国相比，当时的法国很少有奴隶出现。法国大革命期间曾经在1794年废除法属殖民地的奴隶制度，不过，拿破仑时期又恢复了。尽管19世纪的法国称得上是废奴主义的先驱，然而法国人却与黑人接触甚少。1917年之后美国兵的到来使巴黎人及游客们大开眼界。大约有16万美国黑人在法国服兵役，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次令人振奋的经历。一个美国大兵给家里写信时这样讽刺道：“这里充满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气息，是我们黑人在热爱自由和民主的美国永远体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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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的来访者发现法国人对种族的态度并不像法国共和主义宣称的那样完美。但在战争期间及战后，他们确实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实际上，一些黑人演员在法国很有声望，而在家乡却默默无闻。从战争的最后几年开始，巴黎人对爵士乐的狂热为这些人的声名鹊起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特别是蒙马特、蒙帕纳斯和拉丁区那些著名的娱乐场所。例如，单簧管演奏家西德尼·贝彻就是因为那里盛行爵士乐才在20年代来到法国的，他不久便成为法国爵士乐坛上的主要人物，而他在美国本土的音乐史上却名不见经传。贝彻的朋友约瑟芬·贝克在20世纪20年代的境遇与他十分相近。不仅因为她在法国的早期舞蹈生涯，也因为她出色的自我宣传和公关，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抵抗运动中的出色表现，约瑟芬·贝克在1975年去世时几乎成为法国的民族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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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芬·贝克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度过了她悲惨的、贫困的童年。1917年，她目击了一场种族骚乱；这次骚乱导致几十人死亡。1925年，还是个少女的约瑟芬随着名为“黑人歌舞团”的团体横渡大西洋来到巴黎香榭丽舍大剧院演出，结果她轰动了整个城市，收到上千人的求婚以及其他方面的邀请。使她名声大振的是她俏皮的歌唱和极具诱惑力的半裸的异国舞蹈，其中最著名的是穿着香蕉缝制的性感窄条布在黑暗的镜子前独舞。她的演出形式和她精力旺盛的私生活恰巧与战后法国妇女要求自由和独立的思想相吻合。她还明目张胆地玩弄种族观念。一位观众赞扬说：“她给已经乏味的西方文明展台带来了丛林的气息、自然的力量和美感。”正如纽约记者珍妮特·福兰纳所指出的，现在“黑”是一种美。动词bakerfixer进入了法语，表示按照约瑟芬·贝克的风格把头发梳得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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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黑人舞蹈和音乐在巴黎继续流行。1933年，路易·阿姆斯特朗来到巴黎。次年，艾灵顿公爵也来到这里。贝克将她所展示的原始主义的质朴形象与能够长期被人喜欢的法国形象融合在一起，巩固了自己在观众心中的地位。她的法语也很棒。1931年，她唱了一首著名的歌曲，歌词的大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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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两个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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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国和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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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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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美丽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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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沁人肺腑、节奏鲜明的歌声勾起了人们对古老巴黎深深的怀旧情结，这是许多歌手（如莫里斯·谢瓦利埃和吕西安娜·布瓦耶）曾经探索过的方式。贝克的歌词可能会让人回忆起“被哥萨克和黑人占据前”的“法国的蒙马特”，但是那时，贝克已经成为一名巴黎荣誉市民。贝克在1931年的殖民地博览会期间非常受欢迎，讽刺性报纸《鸭鸣报》甚至揶揄说，说她将被加冕为“殖民地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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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西德尼·贝彻和约瑟芬·贝克成功之后，其他一些美国黑人也受到了巴黎人的关注。其中包括许多音乐家、电影演员和舞蹈演员，以及詹姆斯·鲍德温、理查德·赖特和谢斯特·希姆斯等二战之后的作家。这些有名望的人物获得如此的待遇并不意味着所有来自外族的人都能够有此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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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吸引许多艺术家和作家来到巴黎，这种现象在战争中间就已经出现，1925年装饰艺术博览会期间更是强调了这一点。本次展览的主题是将装饰艺术推广为一种国际化的新时尚，似乎比1900年博览会更热衷于强调巴黎的消费主义特征而不是任何技术或科学成就。巴黎被诠释为一个能够产生很多消费主义幻想的梦想机器。大型商场和高级时装店提供的赞助确保展会达到商业化的目的。夜间，埃菲尔铁塔灯光明亮，照耀在雪铁龙汽车的宣传广告上。战后妇女的短发型和露出脚踝的紧身长裙不久就在世界各地流行起来，不久又令人兴奋地出现短裙和裸露的膝盖。19世纪的伟大博览会突出了工业技术的发展和城市建设，而1925年的展会沿袭了1900年的风尚，展现了艺术与消费文化在奢侈品行业更高层次的融合，把目标集中于女性消费者。最受欢迎的工业产品是坐浴盆。[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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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各届巴黎博览会的举办将这座城市推向了现代的顶峰，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展会则很少直接展示其现代性。1931年在当今巴黎第十二区万塞讷附近的多雷门举办的殖民地博览会吸引了大约800万参观者。此次博览会试图给人以法国文明的使命正在变得更加庄重的印象，因此不允许肚皮舞在博览会上演出，组织者也认为展会相当成功。但是这次展会无力再现已有的辉煌，而且很明显，没有博得一致好评。共产党和超现实主义者举办了与之相对应的展会，突出展示了法国殖民主义的阴暗面。1937年的展会也明显地偏离了标准。虽然有左翼人民阵线政府的全力支持，但主要建筑工程和展示台的安装由于劳工纷争而受阻。以前的展会开幕都被视为神圣的事件，主要目的是要吸引外国的显贵们和世界新闻媒体。1937年博览会的开幕式却是一个极大的失败，参观者们只能小心翼翼地在一个仍然像是建筑场地的地方转了转。人们谈论的焦点也不是巴黎的伟大，而是保存在国家展览馆的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该画表现了西班牙共和国为抵抗佛朗哥的压迫而进行的斗争。另一个谈论的焦点则是纳粹德国与苏联在主会场上的争锋，前者以德国鹰为标志，后者则由代表着劳动人民的雕塑组成。这两个国家试图超越对方的态势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与巴黎精神倡导的和谐世界背道而驰，预示着30年代后期这座城市将被笼罩在威胁性的国际竞争的阴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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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18年后的各届巴黎国际博览会不再展示巴黎的伟大，那么它们确实像之前历届一样，为巴黎成为世界历史的记忆之场做出了贡献，特别是为建筑环境增添了引人注目的色彩。1931年的博览会让人们见识了位于多雷门的博物馆的建筑风格，也就是现在的非洲博物馆和海洋艺术博物馆。同时也见证了万塞讷动物园的现代化改造。1937年的博览会改在特罗卡德罗宫举行。这里是为1878年博览会而建造的，位于夏乐宫旁边，与埃菲尔铁塔隔塞纳河相望，现在这里建立了海事博物馆、法国古迹博物馆和人类博物馆，为人类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地相连接的现在巴黎第十六区的威尔逊总统大道上还有新的东京当代艺术馆，即现代艺术博物馆，而大艺术宫则被改建成发现宫，一座科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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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博物馆建设浪潮突出了一个日益明显的事实：巴黎拥有的一系列非凡的博物馆和艺术展览馆是其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巴黎城市博物馆和展览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制度时期，19世纪后半期又增加了大批展馆。例如，1880年建立的卡纳瓦雷博物馆和1898年建立的巴黎历史图书馆就是巴黎历史的见证。但是直到20世纪初期，在巴黎继续保持自己世界艺术之都地位的情况下，它才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美誉。除了30年代的一些与博览会有关的建筑外，大多数主要的国家机构也开始向游客提供他们的收藏品。例如：1909年建立的警察博物馆、1920年建立的航空博物馆、1925年建立的荣誉勋章博物馆、1934年建立的公共救济事业博物馆和1946年建立的邮政事业博物馆等。有些博物馆专门为展出某艺术家的遗作而举办。例如，1903年举办的古斯塔夫·莫罗作品展、1919年举办的罗丹作品展和1934年在马蒙丹巴黎市立博物馆举办的莫奈作品展。还有些博物馆的展出具有慈善性质。例如，1913年举办的雅克马特·安德烈作品展、1929年举办的科纳克·雅伊作品展和1937年举办的尼西姆·卡蒙多作品展。到了20世纪中期，巴黎已经成为无与伦比的世界艺术和文化遗产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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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巴黎文化迅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人口数量停滞不前的状况。虽然巴黎的博物馆层出不穷，但人口数量似乎没有任何增长。1900年后，巴黎20个区内的人口增长微乎其微，1921年人口数是290万。这已是历史最高峰。一直到50年代，巴黎人口数量都在280万左右徘徊。巴黎渐渐开始老龄化，比起战前的先辈们，他们显得更加安定，更加资产阶级化。由于避孕措施的普及，老龄化现象加剧。法国的出生率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低，而首都巴黎的出生率则更低。如果不想仅仅作为罪恶之都，还要保持世界最大城市之一的称号，与伦敦、纽约和东京并驾齐驱，现在巴黎的声望只能靠市郊人口的增长了。1900年到1939年间，巴黎市郊人口增长了近50%，而其20个区的人口增长还不到5%，这个数字比法国的平均值还低。大战后巴黎郊区有150万居民，30年代后期增长到200多万，而此时巴黎的总人数才280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20世纪巴黎历史上的焦点问题：即使巴黎没有缩小，这座城市也正在被其城郊所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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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巴黎能够将其郊区的活力纳入其未来统一的规划中，那么巴黎20个区的绝对和相对停滞的事实就不会那么令人担忧。但实际上，市中心的居民们一直对把郊区融入市区耿耿于怀。郊区被视为恶名昭著的“红色地带”，那里到处是工人、野蛮人，犯罪分子猖獗，他们的激进理念和过激行为与越来越保守的巴黎人形成鲜明的对比。郊区的风景也迥然不同，在巴黎人的眼里，那是一个陌生的、令人感到恐怖的、没有意义的地方。小说家雷蒙·科诺把郊区的风景描述为：“到处是垃圾和废纸的一片荒野。”诗人兼随笔作家布莱兹·桑德拉尔更加直接地描述了巴黎北部郊区，那里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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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厂、医院、货栈、老人院、电厂、难民营、铁路调车场、公墓、学校、军营、运动场、宰马场、跳蚤市场、面包房、商店、军火库、修道院、教堂、留守美军驻地、秘密宣传俱乐部、会议厅……赈济处、孤儿院、廉价食品加工厂，以及，像其他地方一样，任何角落都有小酒馆，一个，十个，百个……[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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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认为，拆除19世纪40年代建造的梯也尔防御城墙将为郊区与城区融合在一起提供绝佳的契机，因为那是城郊分离界线。到了19世纪后期，那个城墙早已经破旧不堪了，战争期间的空袭又使其残缺不全。然而，这种做法不仅没能消除城市和郊区之间的隔阂，相反却有加剧之势。许多巴黎人将这块长约34千米、宽0.5千米的地带看成缓解在战争期间日益严重的住房危机的潜在可能，还有一些人想把它建成市区内很难见到的绿地和休闲场所。有关部门最后决定尽量兼顾这两种愿望。计划首先从城墙内侧的大片环形地带开始。更宏大的想法是对所谓“非建筑区”，即城墙外到那时为止为军事目的一直没有建设住房的一块区域提出的。这一地带很长时间以来被大量的自行占地的人所居住，即所谓的“旧城墙遗址居民”或者叫“郊区居民”，那些人过着类似于吉卜赛人的生活，很少有公共设施，现在没有人顾及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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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旧城墙的工作是从1919年开始的，起初进展很慢，直到1932年才完成。外围的进展则更加缓慢，直到40年代最后一批郊区居民才搬离此地，到此时为止，巴黎周围已经建起了大约4万套新的住宅。这一发展标志着迄今为止巴黎历史上社会居住条件改善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拿破仑三世曾尝试为工人建房，而第三共和国也曾想引入慈善信托机构来参与此类计划，但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在市政工作的指导下，通过宽松立法的形式促成了社会住房信托的建立。1914年，廉价住房办公室在巴黎成立。尽管当时受到战争的干扰，但是梯也尔防御城墙的拆除为市政建设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一旦城乡之间的隔阂消除，就可以在这些地带修建住房。西部奥特尤尔和克利希附近建起了一些令资产阶级向往的住宅区，但大部分新住房都采取了廉价住房的形式。这些七层的建筑外观坚固而朴实，大多形成一个个小庭院。在臭名昭著的“红色地带”建起了至今尚存的“红砖地带”。[397]同时，一些绿地也逐渐完善起来，最著名的是位于城南边界的大学城，那里是学生们居住的校园，其建筑从哥特式、日本式、希腊神殿式、瑞士的山间小屋式到十足的现代式，各种建筑形式无所不有。市政府严格控制其他这类建筑用地，以保证城市道路的畅通和扩建。1939年，元帅大道由原来的20米拓宽为40米，这些街道的各个路段多以法国元帅的名字命名。改善的交通状况使外围的新开发项目被一堵流动的噪声和金属的墙壁所阻隔。60年代环形林荫大道的建成使情况更为复杂。此后，住房建设和道路的扩建加强了，而不是消除了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次绝好的巴黎城乡融合机会无果而终，悄然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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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也尔防御城墙拆除工程占用了市政官员们的大部分精力。这代表了他们为解决巴黎住房短缺问题所做的最大努力，这是“美好时代”梦幻逝去后巴黎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他们发现在制定住房政策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首先，拆掉现有住房实施新的建房计划会造成短期的住房短缺，使问题加剧。其次，如果由供求状况来确定租金将导致租金上涨，这同样会使他们想着力解决的住房危机更加严重。最终，他们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采取了继续实行在战争时期开始的冻结租金上涨的方法来解决住房紧张问题。然而，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冻结租金计划使私人开发商没有欲望投资建筑工程，即使保持现有的租金水准，开发商也同样没有积极性。使一些房主们感到慰藉的是，政府削弱了强制征收法，顺便提一句，如果早先便这样做，奥斯曼工程对巴黎的冲击也不会那么大。即使这样，不少房主还是将房产从租赁市场收回，这同样加剧了住房危机。一项市政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巴黎人住房相当拥挤，而大约3万套住房空置，没有进入市场。这足以说明巴黎当时的住房状况。到1939年，巴黎大部分家庭都用上了电，但只有一半家庭有室内或独立使用的厕所，三分之一的家庭还没有下水系统。水暖设备、炊具、熨斗、冰箱、吸尘器和电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梦想中的奢侈品，只有住在西区的资产阶级才能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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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限制住房发展的因素是城区保护运动的涌现。奥斯曼改建19世纪巴黎市政状况的时候，人们的建筑保护意识还是个空白。一直到奥斯曼卸任之后，奥斯曼精神在巴黎人心中仍然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到了19世纪末期，出现了反奥斯曼精神的萌芽。[398]虽然没有人支持维修破旧的，尤其是摇摇欲坠的劳工住房，但是很多人开始认为修复和改建比废弃要好，而且花费支出要少得多。在进入20世纪的时候，城市保护主义理论开始出现。1910年，“城市规划”这个词正式出现在法语中，尽管25年后它才出现在国家立法中。城市保护主义者强调，城市的整体结构与公共古迹同等重要。天主教作家路易·弗约早在1867年奥斯曼主义仍占主导地位时就抱怨说：“如果周围的一切都已改变，只保留古迹是毫无意义的。”[399]从这种观点出发，人们越来越感到，保留巴黎市内具有纪念意义的古代遗址的审美价值比历史意义更为重要。奥斯曼式的分立保护原则使古迹孤零零地存在于现代建筑林立的城区中，这种做法越来越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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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共事务当局并不排斥城市保护主义者的主张，这些观点在某些方面与1783年的市政建设规划相似。国家立法人员也热衷于这个主题，并且给予它一种沙文主义的色彩，他们认为，维护巴黎传统而不使建筑物过高相当重要，以避免巴黎发展成纽约或者芝加哥一样的城市。1909年，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远景规划委员会”成立，任务是确保新的建筑不会破坏城市天际线，不会影响具有纪念意义建筑的视野。（1930年和1943年，法国又两次立法，以保护具有国家纪念意义的建筑。）到1900年时，城市保护运动已粗具规模，具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在1885年，雨果和加尼叶曾经资助成立了“巴黎纪念性建筑爱好者协会”。19世纪90年代，该协会在阻止巴黎地铁地上部分的某些更疯狂的修建计划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97年，老巴黎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由业余活动家与塞纳区行政长官和一些地方显贵组成。尽管他们阻止古迹被破坏的能力有限，但这预示着一场新运动的开始，作家、艺术家、历史学家，不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都参与到运动中来。街区历史和遗产协会的出现也为运动提供了帮助，其中一些协会还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性杂志，如1886年创办的《老蒙马特》、1895年创办的《圣热纳维耶芙山》、1898年创办的《第六区》和1902年创办的《城市》。1913年，国家立法列出了保护建筑名册，并制定了详细的保护措施，这在欧洲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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