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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西德尼·贝彻和约瑟芬·贝克成功之后，其他一些美国黑人也受到了巴黎人的关注。其中包括许多音乐家、电影演员和舞蹈演员，以及詹姆斯·鲍德温、理查德·赖特和谢斯特·希姆斯等二战之后的作家。这些有名望的人物获得如此的待遇并不意味着所有来自外族的人都能够有此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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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吸引许多艺术家和作家来到巴黎，这种现象在战争中间就已经出现，1925年装饰艺术博览会期间更是强调了这一点。本次展览的主题是将装饰艺术推广为一种国际化的新时尚，似乎比1900年博览会更热衷于强调巴黎的消费主义特征而不是任何技术或科学成就。巴黎被诠释为一个能够产生很多消费主义幻想的梦想机器。大型商场和高级时装店提供的赞助确保展会达到商业化的目的。夜间，埃菲尔铁塔灯光明亮，照耀在雪铁龙汽车的宣传广告上。战后妇女的短发型和露出脚踝的紧身长裙不久就在世界各地流行起来，不久又令人兴奋地出现短裙和裸露的膝盖。19世纪的伟大博览会突出了工业技术的发展和城市建设，而1925年的展会沿袭了1900年的风尚，展现了艺术与消费文化在奢侈品行业更高层次的融合，把目标集中于女性消费者。最受欢迎的工业产品是坐浴盆。[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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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各届巴黎博览会的举办将这座城市推向了现代的顶峰，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展会则很少直接展示其现代性。1931年在当今巴黎第十二区万塞讷附近的多雷门举办的殖民地博览会吸引了大约800万参观者。此次博览会试图给人以法国文明的使命正在变得更加庄重的印象，因此不允许肚皮舞在博览会上演出，组织者也认为展会相当成功。但是这次展会无力再现已有的辉煌，而且很明显，没有博得一致好评。共产党和超现实主义者举办了与之相对应的展会，突出展示了法国殖民主义的阴暗面。1937年的展会也明显地偏离了标准。虽然有左翼人民阵线政府的全力支持，但主要建筑工程和展示台的安装由于劳工纷争而受阻。以前的展会开幕都被视为神圣的事件，主要目的是要吸引外国的显贵们和世界新闻媒体。1937年博览会的开幕式却是一个极大的失败，参观者们只能小心翼翼地在一个仍然像是建筑场地的地方转了转。人们谈论的焦点也不是巴黎的伟大，而是保存在国家展览馆的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该画表现了西班牙共和国为抵抗佛朗哥的压迫而进行的斗争。另一个谈论的焦点则是纳粹德国与苏联在主会场上的争锋，前者以德国鹰为标志，后者则由代表着劳动人民的雕塑组成。这两个国家试图超越对方的态势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与巴黎精神倡导的和谐世界背道而驰，预示着30年代后期这座城市将被笼罩在威胁性的国际竞争的阴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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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18年后的各届巴黎国际博览会不再展示巴黎的伟大，那么它们确实像之前历届一样，为巴黎成为世界历史的记忆之场做出了贡献，特别是为建筑环境增添了引人注目的色彩。1931年的博览会让人们见识了位于多雷门的博物馆的建筑风格，也就是现在的非洲博物馆和海洋艺术博物馆。同时也见证了万塞讷动物园的现代化改造。1937年的博览会改在特罗卡德罗宫举行。这里是为1878年博览会而建造的，位于夏乐宫旁边，与埃菲尔铁塔隔塞纳河相望，现在这里建立了海事博物馆、法国古迹博物馆和人类博物馆，为人类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地相连接的现在巴黎第十六区的威尔逊总统大道上还有新的东京当代艺术馆，即现代艺术博物馆，而大艺术宫则被改建成发现宫，一座科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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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博物馆建设浪潮突出了一个日益明显的事实：巴黎拥有的一系列非凡的博物馆和艺术展览馆是其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巴黎城市博物馆和展览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制度时期，19世纪后半期又增加了大批展馆。例如，1880年建立的卡纳瓦雷博物馆和1898年建立的巴黎历史图书馆就是巴黎历史的见证。但是直到20世纪初期，在巴黎继续保持自己世界艺术之都地位的情况下，它才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美誉。除了30年代的一些与博览会有关的建筑外，大多数主要的国家机构也开始向游客提供他们的收藏品。例如：1909年建立的警察博物馆、1920年建立的航空博物馆、1925年建立的荣誉勋章博物馆、1934年建立的公共救济事业博物馆和1946年建立的邮政事业博物馆等。有些博物馆专门为展出某艺术家的遗作而举办。例如，1903年举办的古斯塔夫·莫罗作品展、1919年举办的罗丹作品展和1934年在马蒙丹巴黎市立博物馆举办的莫奈作品展。还有些博物馆的展出具有慈善性质。例如，1913年举办的雅克马特·安德烈作品展、1929年举办的科纳克·雅伊作品展和1937年举办的尼西姆·卡蒙多作品展。到了20世纪中期，巴黎已经成为无与伦比的世界艺术和文化遗产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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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巴黎文化迅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人口数量停滞不前的状况。虽然巴黎的博物馆层出不穷，但人口数量似乎没有任何增长。1900年后，巴黎20个区内的人口增长微乎其微，1921年人口数是290万。这已是历史最高峰。一直到50年代，巴黎人口数量都在280万左右徘徊。巴黎渐渐开始老龄化，比起战前的先辈们，他们显得更加安定，更加资产阶级化。由于避孕措施的普及，老龄化现象加剧。法国的出生率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低，而首都巴黎的出生率则更低。如果不想仅仅作为罪恶之都，还要保持世界最大城市之一的称号，与伦敦、纽约和东京并驾齐驱，现在巴黎的声望只能靠市郊人口的增长了。1900年到1939年间，巴黎市郊人口增长了近50%，而其20个区的人口增长还不到5%，这个数字比法国的平均值还低。大战后巴黎郊区有150万居民，30年代后期增长到200多万，而此时巴黎的总人数才280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20世纪巴黎历史上的焦点问题：即使巴黎没有缩小，这座城市也正在被其城郊所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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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巴黎能够将其郊区的活力纳入其未来统一的规划中，那么巴黎20个区的绝对和相对停滞的事实就不会那么令人担忧。但实际上，市中心的居民们一直对把郊区融入市区耿耿于怀。郊区被视为恶名昭著的“红色地带”，那里到处是工人、野蛮人，犯罪分子猖獗，他们的激进理念和过激行为与越来越保守的巴黎人形成鲜明的对比。郊区的风景也迥然不同，在巴黎人的眼里，那是一个陌生的、令人感到恐怖的、没有意义的地方。小说家雷蒙·科诺把郊区的风景描述为：“到处是垃圾和废纸的一片荒野。”诗人兼随笔作家布莱兹·桑德拉尔更加直接地描述了巴黎北部郊区，那里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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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厂、医院、货栈、老人院、电厂、难民营、铁路调车场、公墓、学校、军营、运动场、宰马场、跳蚤市场、面包房、商店、军火库、修道院、教堂、留守美军驻地、秘密宣传俱乐部、会议厅……赈济处、孤儿院、廉价食品加工厂，以及，像其他地方一样，任何角落都有小酒馆，一个，十个，百个……[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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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认为，拆除19世纪40年代建造的梯也尔防御城墙将为郊区与城区融合在一起提供绝佳的契机，因为那是城郊分离界线。到了19世纪后期，那个城墙早已经破旧不堪了，战争期间的空袭又使其残缺不全。然而，这种做法不仅没能消除城市和郊区之间的隔阂，相反却有加剧之势。许多巴黎人将这块长约34千米、宽0.5千米的地带看成缓解在战争期间日益严重的住房危机的潜在可能，还有一些人想把它建成市区内很难见到的绿地和休闲场所。有关部门最后决定尽量兼顾这两种愿望。计划首先从城墙内侧的大片环形地带开始。更宏大的想法是对所谓“非建筑区”，即城墙外到那时为止为军事目的一直没有建设住房的一块区域提出的。这一地带很长时间以来被大量的自行占地的人所居住，即所谓的“旧城墙遗址居民”或者叫“郊区居民”，那些人过着类似于吉卜赛人的生活，很少有公共设施，现在没有人顾及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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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旧城墙的工作是从1919年开始的，起初进展很慢，直到1932年才完成。外围的进展则更加缓慢，直到40年代最后一批郊区居民才搬离此地，到此时为止，巴黎周围已经建起了大约4万套新的住宅。这一发展标志着迄今为止巴黎历史上社会居住条件改善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拿破仑三世曾尝试为工人建房，而第三共和国也曾想引入慈善信托机构来参与此类计划，但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在市政工作的指导下，通过宽松立法的形式促成了社会住房信托的建立。1914年，廉价住房办公室在巴黎成立。尽管当时受到战争的干扰，但是梯也尔防御城墙的拆除为市政建设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一旦城乡之间的隔阂消除，就可以在这些地带修建住房。西部奥特尤尔和克利希附近建起了一些令资产阶级向往的住宅区，但大部分新住房都采取了廉价住房的形式。这些七层的建筑外观坚固而朴实，大多形成一个个小庭院。在臭名昭著的“红色地带”建起了至今尚存的“红砖地带”。[397]同时，一些绿地也逐渐完善起来，最著名的是位于城南边界的大学城，那里是学生们居住的校园，其建筑从哥特式、日本式、希腊神殿式、瑞士的山间小屋式到十足的现代式，各种建筑形式无所不有。市政府严格控制其他这类建筑用地，以保证城市道路的畅通和扩建。1939年，元帅大道由原来的20米拓宽为40米，这些街道的各个路段多以法国元帅的名字命名。改善的交通状况使外围的新开发项目被一堵流动的噪声和金属的墙壁所阻隔。60年代环形林荫大道的建成使情况更为复杂。此后，住房建设和道路的扩建加强了，而不是消除了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次绝好的巴黎城乡融合机会无果而终，悄然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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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也尔防御城墙拆除工程占用了市政官员们的大部分精力。这代表了他们为解决巴黎住房短缺问题所做的最大努力，这是“美好时代”梦幻逝去后巴黎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他们发现在制定住房政策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首先，拆掉现有住房实施新的建房计划会造成短期的住房短缺，使问题加剧。其次，如果由供求状况来确定租金将导致租金上涨，这同样会使他们想着力解决的住房危机更加严重。最终，他们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采取了继续实行在战争时期开始的冻结租金上涨的方法来解决住房紧张问题。然而，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冻结租金计划使私人开发商没有欲望投资建筑工程，即使保持现有的租金水准，开发商也同样没有积极性。使一些房主们感到慰藉的是，政府削弱了强制征收法，顺便提一句，如果早先便这样做，奥斯曼工程对巴黎的冲击也不会那么大。即使这样，不少房主还是将房产从租赁市场收回，这同样加剧了住房危机。一项市政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巴黎人住房相当拥挤，而大约3万套住房空置，没有进入市场。这足以说明巴黎当时的住房状况。到1939年，巴黎大部分家庭都用上了电，但只有一半家庭有室内或独立使用的厕所，三分之一的家庭还没有下水系统。水暖设备、炊具、熨斗、冰箱、吸尘器和电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梦想中的奢侈品，只有住在西区的资产阶级才能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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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限制住房发展的因素是城区保护运动的涌现。奥斯曼改建19世纪巴黎市政状况的时候，人们的建筑保护意识还是个空白。一直到奥斯曼卸任之后，奥斯曼精神在巴黎人心中仍然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到了19世纪末期，出现了反奥斯曼精神的萌芽。[398]虽然没有人支持维修破旧的，尤其是摇摇欲坠的劳工住房，但是很多人开始认为修复和改建比废弃要好，而且花费支出要少得多。在进入20世纪的时候，城市保护主义理论开始出现。1910年，“城市规划”这个词正式出现在法语中，尽管25年后它才出现在国家立法中。城市保护主义者强调，城市的整体结构与公共古迹同等重要。天主教作家路易·弗约早在1867年奥斯曼主义仍占主导地位时就抱怨说：“如果周围的一切都已改变，只保留古迹是毫无意义的。”[399]从这种观点出发，人们越来越感到，保留巴黎市内具有纪念意义的古代遗址的审美价值比历史意义更为重要。奥斯曼式的分立保护原则使古迹孤零零地存在于现代建筑林立的城区中，这种做法越来越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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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共事务当局并不排斥城市保护主义者的主张，这些观点在某些方面与1783年的市政建设规划相似。国家立法人员也热衷于这个主题，并且给予它一种沙文主义的色彩，他们认为，维护巴黎传统而不使建筑物过高相当重要，以避免巴黎发展成纽约或者芝加哥一样的城市。1909年，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远景规划委员会”成立，任务是确保新的建筑不会破坏城市天际线，不会影响具有纪念意义建筑的视野。（1930年和1943年，法国又两次立法，以保护具有国家纪念意义的建筑。）到1900年时，城市保护运动已粗具规模，具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在1885年，雨果和加尼叶曾经资助成立了“巴黎纪念性建筑爱好者协会”。19世纪90年代，该协会在阻止巴黎地铁地上部分的某些更疯狂的修建计划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97年，老巴黎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由业余活动家与塞纳区行政长官和一些地方显贵组成。尽管他们阻止古迹被破坏的能力有限，但这预示着一场新运动的开始，作家、艺术家、历史学家，不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都参与到运动中来。街区历史和遗产协会的出现也为运动提供了帮助，其中一些协会还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性杂志，如1886年创办的《老蒙马特》、1895年创办的《圣热纳维耶芙山》、1898年创办的《第六区》和1902年创办的《城市》。1913年，国家立法列出了保护建筑名册，并制定了详细的保护措施，这在欧洲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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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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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二、公共小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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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罗马皇帝韦斯巴芗（Vespasian）在罗马街头设立双耳陶罐以供人们小便之用并相应征税。这个鲜为人知的事实似乎是给街头小便器起了这样一个委婉的名字（Vespasienne）的原因吧。19世纪30年代，塞纳区行政长官朗比托开始在巴黎街头安装小便器。这种公共小便处，或者更粗俗地说叫公共小便池，或者干脆叫小便池，为巴黎的街头装置提供了标准和味道，直到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城市改造运动。尽管吉马尔设计的地铁入口没有被当成垃圾堆来拆除，但公共小便器却无一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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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公共小便处仅供一人使用，就像一个小岗亭。巴黎人叫它们“朗比托”，这也是他们对被称为“街道改造狂”的巴黎塞纳区行政长官在街上挖的每一个洞的称呼。这也许看得出当时巴黎人那令游客怯步的卫生习惯。后来出现了供两人或多人使用的公共小便处，每个上面都有一盏灯；这里成为男人们社交的场所之一，这也是它们的捍卫者怀念它们的原因。诗人巴泰勒米曾说：“那些林荫大道上的亭子让害羞的人不需要小心翼翼地避开目光。”（用法语谈这句诗更好。）历史学家理查德·科伯也对这些“充满艺术气息的博爱小教堂”充满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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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直到第二帝国时期，公共小便处才盛行起来。奥斯曼男爵和他忠实的助手阿尔方在所有新的林荫大道、各种街路、城市公园都安装了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街头用具。他们还在街头安装了路灯、长椅、铁栏杆、路标、邮筒、报刊亭、树丛、树木保护带、公告栏（所谓的默里斯栏）和饮水喷泉，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慈善家理查德·华莱士于19世纪70年代出资修建的华莱士喷泉。每一个街头装置都精心设计，并选择最佳位置。例如，仅路灯柱就有7种模式，样式有78种之多。多样的变体总有一种家族式的相似性，这使巴黎街头呈现出杂乱但是让人觉得很熟悉，（有人说）有一种家的感觉。1891年，一个丹麦人对巴黎街边的咖啡厅大加赞赏，因为他觉得那就像“街道上预订的座位，好像一个巨大的公共客厅角落里的一个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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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那样把巴黎的林荫大道喻为资产阶级的家，那么资产阶级批评者们会诉诸破坏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1871年巴黎公社发生时，公社社员们曾经用奥斯曼式的街头装置——树根保护带来建立路障。另一位资产阶级文化的批评者，艺术家马塞尔·杜尚，在他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阶段提供了另一种批评：1917年在纽约展出的著名的、制造丑闻的艺术装置“喷泉”就是一个公共小便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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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公共小便处就吸引了许多摄影师的目光。那些令人称奇、花样繁多的建筑风格各异，有哥特式的、古典式的，还有巴洛克式的（偶尔还有佛塔似的）。它们成为旧巴黎街上的一道风景线。摄影师和印象派画家们似乎并不认为它们是古老的该废弃的东西，而是把它们当作巴黎现代化的象征尤为突出的是，从朗比托时期开始，它们就被用于粘贴广告，19世纪后期则用于张贴彩色海报。海报用于宣传各种各样的现代商品。不过到了30年代，公共小便处的狂热倡导者、美国人亨利·米勒曾抱怨说，这里几乎成为公共健康宣传栏，主要介绍一些性病知识，充斥着“梅毒和淋病各个阶段的特点（从病原体到骷髅头——一个带着空空的洞穴的死亡与疾病的淫笑形象）”。而此时，小便器的滑稽、陈旧的特点在加布里埃尔·谢瓦利埃1934年发表的小说《愚蠢的乌鸫》中显露无遗，小说是围绕一个公共小便器的选址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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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小便处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与室内卫生设备的改善有关。私人洗手间和抽水马桶的推广速度缓慢，尤其是在工人阶级住房中，这使巴黎某些公共小便处的使用时间相对延长。1914年巴黎有4000个公共小便处，到1930年时还有大约1200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又减少了一半，50年代中期大概只剩下300到350个。因为此时，政府开始建设大批更卫生的公共厕所，男女都可以使用。到了70年代末期，公共小便处彻底在巴黎街头消失了。当时的市长雅克·希拉克引入了一种新的需要付费的干净卫生的公共卫生间（尽管为了纪念这位市长而将这些厕所命名为“希拉克”的企图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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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皆可使用的公共卫生间使巴黎街头摆脱了以往恶臭的气味，对此参观者们大加赞赏。男人们失去了一个社交的好地方，巴黎的同性恋者们对此体会颇深，正如普鲁斯特所描述的。一项60年代所作的使用调查显示，很大一批人在公共小便处体验了他们的初次同性性行为。这里也是犯罪常常发生的地方，抢劫、谋杀、强奸、嫖娼时有发生。历史学家路易·谢瓦利埃的描述再现了那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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