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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时的法国士兵，19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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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困难必然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起初罢工并不多见，因为当时巴黎人的“神圣同盟”力量依然存在。但是到了1917年，市民的士气不仅受到食物匮乏和价格昂贵等因素的影响，而且也与战争向更坏的方向发展有一定关系。在东线，法国的盟友俄国正值革命年代，那场革命使俄国退出了国际冲突；而在西线，法国军队内部的兵变时有发生，反叛的军人反对这样毫无意义的大规模杀戮。这些都被贝当将军有效而又残忍地镇压了。贝当因在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中表现出色而成为民族英雄。然而此时政府的新闻管制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导致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往往过分强调媒体的审查制度。例如，1915年4月，政府正式发文禁止算命者对未来进行负面的预测。另一方面，政府的宣传则被认为是一种洗脑的工具。这一切都自然地成为政治讽刺的温床。1916年法国的第一家讽刺性报纸《鸭鸣报》问世了——近一个世纪后，它仍然是法国最重要的讽刺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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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民众士气低落。女人也像战场上的男人一样在劳工斗争中发挥作用。1917年1月，巴黎的缝纫女工举行罢工，继之而来的是军火工厂女工的罢工。到了1917年晚春时节，罢工已经蔓延到男工及其他一些企业的员工；建筑业、邮政业、市政工程以及燃气企业都受到了影响。1918年春季，罢工大规模扩大，有20万工人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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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其他方面的发展状况也考验着巴黎人的能力。除了1914年至1915年的几次空袭和1916年的齐柏林飞艇轰炸外，巴黎并没有遭到大规模轰炸。然而1918年初期，敌人对巴黎的轰炸开始加剧，德国人使用了远程大炮“大贝莎”，这也暴露了梯也尔防御城墙是何等不堪一击。1918年的受难节那天，一枚“大贝莎”的炮弹击中了位于马莱区的圣热尔韦教堂，导致屋顶坍塌，造成50多人死亡。轰炸并没有削弱法国人的士气，相反却增强了他们与德国佬做斗争的决心。总理克列孟梭此时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这将被证明是实现全面和平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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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城内直接死于战争的人数量并不很多：266人死于炮火轰炸，633人死于其他灾难，与前线阵亡人数相比，这些数字是微不足道的。与死于传染病的人数相比，这也是个小数。1918年至1919年的流感导致巴黎地区3万人死亡，整个法国则有40万人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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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春天，德国与俄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订了俄德和平协议之后，将兵力由东部前线调往西部，获得了胜利。这造成了一定的恐慌，人们担心1914年的侵略行径会重新上演。因此又出现了一次逃亡的高峰，很多人聚集在火车站内。但是整体的士气并没有受到影响。随着美军的到来，西线战况日趋好转（在巴黎也是如此，美国人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也很受当地人欢迎）。1918年11月，德军接受了法国及其盟国提出的和平条款。于是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迅速展开，整个城市沸腾起来；这也让人们回想起巴黎“神圣同盟”缔结的日子，街上洋溢着一片千辛万苦过后的欢腾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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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神圣同盟”的目标终于实现了。不过，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订国际和平条约之前，巴黎就已重陷紧张和焦虑的旋涡之中，那些早在1918年冲突乍起之时被搁置的问题又死灰复燃，而且战争期间出现的某些糟糕状况还要延续一段时间。虽然战争结束了，但是食物配给还必须继续到1919年。紧接着，战后退伍军人充斥了劳动市场，威胁着战争期间由女性承担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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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共和国的政客们似乎不愿意接受他们在法国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的事实，随后几十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将证明这一点。巴黎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样子。这座现代都市有许多方面看起来显然地不现代。1900年世博会的“光之城”在1918年不乏黑暗之处。尽管战争造成的直接损失不大，人们的居住条件却很糟糕。没有任何措施治理那些所谓不卫生地区，住房危机在悄然增长。削减资源进行住房改革的政府自然不会在城市标准性建筑上大量投入，虽然这些建筑令巴黎誉满世界。在接下来的50年中将不会再有奥斯曼式的林荫大道，也没有什么重要的纪念建筑。战后巴黎人对战前巴黎作为“美好时代”繁荣中心的热衷就像风中的小草一样随之而去。巴黎更愿意把它的现代性放在过去而非未来。逝去的梦幻将成为接下来三四十年对首都历史的经典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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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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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1 逝去的梦，失去的景（1918—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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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在战争期间花了大量时间对巴黎的社会、文化和城市历史进行了细微的探讨，以研究世界资本主义的谱系，他于1935年撰写了名著《巴黎——19世纪的首都》。[390]也许是因为本雅明不愿意承认，他在书中暗示了1918年以后大多数巴黎人都会感到遗憾的事情；然而巴黎人们都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巴黎最伟大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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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战后的巴黎依赖着旧时的资本。其前景显得黯淡，迷茫。厌战的情绪一直延续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与第三共和国倡导的自由民主幻想破灭有一定联系，法国在这次大战中遭受重创：由于战争造成的原料短缺问题一直在北方和东方蔓延，亟须战后采取恢复措施。法国的损失比任何一个卷入战争的国家都要严重：130万人死于战争，法国人口下降到1891年的水平，同时还有300万人受伤、致残；应召入伍的巴黎人有十分之一未能在战争中幸免。巴黎地铁和公共汽车都为战争致残的人们设立专门的座位，这是对昨日恐怖的严肃纪念。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918年至1922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对西方世界忧心忡忡，对西方自由的价值提出质疑，人们对此大为关注，这足以说明战后人们的情绪。1917年，俄国掀起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法国劳动者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激起了热烈的反响。1919年和1920年间是社会动荡的高峰期，揭示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力量产生的焦虑。战后法国右派的势力得到了加强，1919年圣心教堂正式向公众开放，1920年圣女贞德被封为圣徒，这昭示了宗教右翼的复兴，他们从未能融入共和国。在法国右翼派别中也不乏独裁者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吹捧者。战争间期是政治两极化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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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法国政权终于从战后的紧张和全局的焦虑状态中摆脱出来。20世纪20年代，人们终于见到了曙光，巴黎经济恢复到了战前的状况，甚至发展出了谨慎的乐观主义。尽管巴黎人口在战争中骤减，但全国人口总数还是处于上升趋势，巴黎城市本身也几乎奇迹般地只受到了表面的破坏。巴黎依然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停战条约都是在法国的凡尔赛和其他的一些王宫签订的。而且，尽管莫斯科已成为国际劳工运动的圣地，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巴黎已经让战前威胁其世界之首地位的几个竞争对手，包括柏林、维也纳和圣彼得堡，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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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18日，从圣母院的墙上搬下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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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巴黎在20年代的经济复苏只是一种假象。1929年美国的经济崩溃带来的影响直到1931年才在巴黎显现出来，这一年是巴黎经济命运走向黑暗的开始。30年代的经济滑坡是巴黎历史上一个不幸时期的开端，这一时期持续了20年，其中包括1931年至1939年八年最严重的衰退期和1939年至1945年六年的战争期，此期间由通敌卖国者组成的维希政权导致法国被德国占领和分割。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巴黎的重建工作才基本结束。但即便到那时，由于政局不稳，人们迟迟体会不到经济复苏带来的喜悦。20世纪中期的几十年中，巴黎人见到了该城市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动荡，这加剧了他们对过去“美好时代”的怀念，凸显了巴黎在艺术、文化、思想和纯粹逃避现实的生活乐趣方面，而不是在国际权力政治方面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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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费尔南·莱热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经这样描述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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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和平即将来临，四年来，一直处于愤怒、紧张、迷茫状态的这个男人终于昂起了头，睁开了双眼，四处环顾，伸展着臂膀，找到了他生活的滋位：疯狂地跳舞，积极地思考，高声地呐喊，挺直胸膛大踏步地向前，去叫喊，去欢呼，去漂流四方。一次精神力量的爆发充满了整个世界。[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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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巴黎一样疯狂，充满了精力，富有想象力和放纵。这座城市涌入了大批渴望移民的外国人。世界主义作家，有时也是色情文学作家的阿娜伊斯·尼恩曾经这样评价巴黎的生活：“我感觉好像尝到了乌托邦的果实，既柔软又光亮，既内容丰富又鲜艳夺目。”[392]首批在移民群体中突显出来的是北美洲人，他们利用有利的汇率和巴黎官方法规不健全的条件，在这个城市建起高档的小殖民地。美国夜总会明星约瑟芬·贝克的早期生涯是疯狂年代精神追求的见证。英语作家们，如欧内斯特·海明威、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热特吕德·斯坦因、詹姆斯·乔伊斯、让·里斯、伊迪丝·华顿和亨利·米勒则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向人们阐释了疯狂时代的精神追求。他们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许多人出没于蒙帕纳斯，尤其是位于现在巴黎第六区和第十四区的瓦文街与林荫大道交会处的一些具有浪漫传奇色彩的酒吧。这些地方不仅吸引了法国先锋文学的代表，而且吸引了高度异质化的艺术家团体。例如，“巴黎画派”中的画家和雕塑家当中很少有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他们中的明星有意大利人莫迪利亚尼、西班牙人格里斯和米罗、俄国人夏加尔、立陶宛人苏丁和利普希茨、德国人恩斯特、荷兰人凡·东根、波兰人基斯林、罗马尼亚人布朗库西、美国人考尔德和日本人藤田嗣治。这些人因蒙帕纳斯一带低廉的租金和合适的工作空间而被吸引到这里来。这也是他们的前辈被吸引到蒙马特的原因——在蒙马特被犯罪分子当作贩毒和嫖娼的场所之前。正像作家约瑟夫·凯塞尔所说，现在，那里成为美国醉鬼、黑人萨克斯手和阿根廷探戈舞蹈演员们经常光顾的地方。[393]蒙帕纳斯与拉丁区一起，也成为生动的爵士乐演奏中心，巡回演出的艺术家及战后在这里逗留的美国兵为这里增添了活力。一位居民说：“那里洋溢着汽油、咖啡、酒精、汗渍、香水、野心、烟草、小便、轻浮、火药和性的味道。”[394]很多巴黎人也都发现那里是个极具诱惑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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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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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一、约瑟芬·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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