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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在政治方面的停滞不前使地区发展陷入混乱。然而，法兰西岛地区依然是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区之一。这是因为在巴黎很多领域都处于全国的主导地位，其中包括出版业和高档服装业（这两项实际上在全国处于垄断地位）、珠宝行业和刚刚兴起的无线电通信业。不过，巴黎的20个区内就业结构也在不断改变。1906年到1931年间，工业就业人数增加了32%，在银行和商业界的人数增加了52%，自由职业者增加了60%，管理和服务业增加了77%。三分之二的法国记者、艺术家、演员和音乐家住在城区，全国近一半的学生也都住在巴黎。巴黎不仅以各种各样的休闲娱乐场所见长，几乎所有的大型体育赛事也都在这里举办，这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而且使它的体育场馆为国际观众所熟知。当然，战争间期是法国运动史上的特殊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在1924年巴黎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法国重量级拳击手乔治·夏庞蒂埃就获得了世界冠军。1930年，法国国家足球队获得世界杯冠军。30年代，网球“三剑客”勃鲁特拉、科歇和拉克斯特接连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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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城区是法国去工业化的首选城市，所以地区的工业中心地带都在不断扩展的郊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郊区成为法国汽车制造业及相关产业，如卡车、军用车和飞行器生产等发展中的理想选择地。雪铁龙汽车厂就位于第十五区内，雷诺的基地则位于西部的布洛涅—比扬古。化学和食品加工业也在郊区繁荣起来，使一些地方（如奥布维尔）充满了难闻的气味。由于缺乏建筑法规，在郊区建工厂几乎不会有任何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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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经济的一系列相关优势吸引了工人们，而城区内物价高，房源少，这就使得在同样缺乏规划条例的情况下，郊区的住房建设大力发展。最难挤入巴黎住房市场的是那些外省人和外国人。大量波兰人、俄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涌入使巴黎这个大熔炉面临极大的压力。此时又有大批捷克和斯洛伐克人首次出现在巴黎。1921年至1936年间，巴黎地区大约五分之一的增长人口是外国人。1921年，外国人占巴黎人数的3%，但到了30年代，就已经接近10%。没有任何其他主要的欧洲城市有如此多的外国人。然而，尽管巴黎保留着它的种族异质性，但还是开始出现经济发展所依靠的年轻人的缺失。[409]郊区就好像是人口的安全网，在这里，无数的年轻工人和新移民被迫在这里定居。相反，对于许多巴黎工人来说，这里是理想的“黄金之国”，他们喜欢带有花园的住房来避免老年时的贫穷，而且还有可能得到在拥挤的巴黎城区住房中少有的宽敞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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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巴黎的都市专家们就对同时期英式的花园城市的概念极富热情。但是建设花园城市需要规划，而在战后的巴黎，规划是很稀罕的，于是巴黎的“扩展”是在一阵疯狂的、不受管制的举措中进行的。最常见的形式是地产分块建设，法语叫作lotissement，也就是在一定面积的范围内建设一、二层房屋，这些开发项目的资金来源于互助储蓄计划，由房地产开发企业负责实施。这种做法结果马上就问题迭出。房地产开发公司往往只卖出土地，这意味着购房者实际上只能在临时住房里待着，直到他们能承担得起更好的东西。由于没有任何约束政策，房地产开发公司也不会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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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年的这种发展，小说家儒勒·罗曼把这样的居住环境描写为“垃圾聚集地”，[410]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这种观点。买房的人们怀着田园牧歌式的梦想搬进了新居，结果发现被困于这种糟糕的地方，没有像样的街道，也没有方便的铁路、公路交通和最基本的服务设施。英国作家阿尔道斯·赫胥黎在犹太城看到了这样的居住区，他非常震惊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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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距离巴黎大剧院只有七八千米的路程，但是这里没有下水道……也没有上水设施。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的居住条件远不如危地马拉或南墨西哥最普通的乡村。[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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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在罗曼和赫胥黎将这里的居住环境写进他们的小说作品的同时，巴黎政府终于开始行动了。1928年通过的《萨罗法案》中止了过去十年无节制的房地产开发。同年，《卢舍尔法案》出台，政府出资通过抵押贷款方式解决住房问题，对开发项目进行了管理。1928年的规定强制要求开发企业提供相应的道路建设。1929年、1930年和1931年，又对下水设施、上水系统和煤电供应进行了硬性规定。但是1931年后，由于经济滑坡和政府资金缺乏的限制，这种变化受到了影响。30年代中期，用于抵押贷款的资金就全部用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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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巴黎郊区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糟糕的住房条件和低劣的生活质量导致选举人思想的激进化，使郊区本来就存在的“红色地带”声誉更加名副其实。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投票支持新成立的法国共产党。1918年至1920年间，劳工运动的失败在内部产生了一定的紧张情绪，导致了社会党内部的分裂。在1921年社会党巡回大会上，一部分希望参加莫斯科第三国际的人组成了一个共产党，他们主张按照苏联的方式解决一切重大问题。从全国的选举情况来看，社会党的支持率远远超过共产党，但在巴黎，共产党在某一段时间内曾处于主导地位。共产党人极其善于利用有战斗性的工作场所以及地方上出现的居住和生活问题作为发动群众的手段，如学校、医疗室、公共洗手间和图书馆等。左翼在1924年竞选的成功说明共产党在红色地带的工作开展得很好。共产党《人道报》的头版头条报道说，“巴黎已经被革命无产者包围了”。尽管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深远，1925年领导的总罢工也宣告失败，但是他们控制了元帅路以外地区的市政当局，并成为那些地区的主宰。共产党领导人纷纷建立起自己控制的地盘，这对于共产党向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作极其有利。例如，多列士在伊乌里，雅克·多里约在圣德尼，让·马里阿·卡拉马米在博比尼，雅克·杜克洛则在蒙特勒伊。他们不仅积蓄自己的力量，还对保守的巴黎市政当局发起攻击，称它是“法西斯主义者的巢穴”。[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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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红色地带越来越“红”了。1931年后的巴黎经济滑坡导致失业人数急剧上升。共产党试图激发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与右翼和阻碍他们事业的左翼党派进行斗争。它指责这些左翼党派与右翼的极端分子进行斗争时表现软弱，而极端主义已经在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结出恶果。自从1789年以来，第三共和国是法国生命力最长的政权，但被认为是早就该寿终正寝的政体。长期出现的腐败和口是心非的现象至今仍然不能消除。而且来自革命左翼的批评与右翼的运动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政治不仅是议会内部的问题，应拿到公众之中去。顽固的君主主义者、彻头彻尾的反犹太分子、老兵联盟以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崇拜者们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他们的事业得到了知识分子如作家夏尔·莫拉斯等人思想上的认可，莫拉斯的活动及其报纸《法兰西行动》从未忘记德雷福斯事件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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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街头成为左翼和右翼极端分子们互相斗争却又共同反对第三共和国的场所。活动的示威性和戏剧性显而易见。收音机和不久以后出现的电视机导致的通信变革使巴黎人的反抗运动很快成为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现象。巴黎人与从前一样，更多地是读报而不是通过其他渠道了解时事，但是现在他们还可以听收音机。1898年，埃菲尔铁塔开始被作为无线电发射塔。30年代初期，大约40%的巴黎家庭都有收音机。从1937年开始，埃菲尔铁塔又兼做电视发射塔。尽管当时数量有限的电视观众都集中在巴黎，但是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传遍全国。听众们对流行音乐和全国性体育运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收音机不仅影响着流行的休闲娱乐方式，而且在国家政治文化传播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1935年的地方选举中，选民们的选择首次受到政治广播节目的影响。电影在这方面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到1939年，巴黎人每周至少去一次电影院，每次电影放映时都会有新闻片使人们了解最新的国际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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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以巴黎为基地进行政治活动的格局渐渐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斯塔维斯基事件的特殊影响。此次事件被称为政治丑闻，以乌克兰商人斯塔维斯基为中心，暴露了腐坏和警察包庇问题。1934年2月6日，对此事件进行抗议的右翼运动开始形成，目标直指国民议会。游行示威升级为残酷的街头战斗，从协和大桥一直到国民议会所在地波旁宫。此次冲突导致16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几乎可以肯定，这次事件并不像左翼所说的是右翼有预谋的政变，而是一次故意引人瞩目的反抗和愤怒姿态。尽管如此，这次历时一天的事件还是使左翼强烈地意识到了提高政治警惕性和停止内部争吵的必要性。在莫斯科方面的督促下，1935年7月14日，法国共产党、社会党和激进社会主义组织签订了选举协议，成立了左翼联盟。当天，左翼联盟就在城内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左翼党派联合参加了1936年的选举，并以人民阵线的形式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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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社会主义者莱昂·布鲁姆为总理的人民阵线政府立刻面临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罢工浪潮，许多工厂被工人占领。工人们要使自己的选举胜利立刻开花结果。从1936年5月开始，这些占领行动袭击了所有行业。巴黎的情况最为突出，6月初的时候已经有15万人在罢工。罢工不仅打击了重工业，也打击了商店、百货公司、银行、保险公司、宾馆、饭店等，充分体现了巴黎工人阶级在长期以来盼望改变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兄弟情谊。作家西蒙娜·韦伊还记得她和其他人在听到音乐、歌声和笑声而非机器嘈杂声时的高兴心情。[413]巴黎人有关那段时期的记忆就是：即兴创作的音乐和舞蹈、聊天闲谈、打扑克，一切都乱糟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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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的帮助下，布鲁姆与工会代表和企业领导人一起进行磋商，达成了所谓的“马提翁协议”，这才使罢工全面停止。但是，按照该协议采取的各种措施确定激进，其中包括每周40小时工作制、带薪休假（这使得许多巴黎工人第一次进入假期和休闲市场）、大幅度增加工资、更好的劳资谈判机制、关键行业（包括军工企业和铁路等）的国有化等。然而，实施这项令人难忘的历史性的计划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是有潜在问题的，尤其是增加工资。由于加薪而导致通货膨胀，进而对利息率和贸易平衡产生压力，使上涨的工资徒有虚名。布鲁姆的让步激怒了共产党人，使社会秩序更加混乱。1938年春，巴黎汽车业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罢工浪潮并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布鲁姆政府因此下台。他的继任者试图提高工业生产，但是徒劳无功，因为当时整个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国际危机，战争一触及发。1924年，法国的国民总产值才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但这一成就以及随后几年的增长到1939年已经消失殆尽，当时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又回到了1913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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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人民阵线执政期间，巴黎一家大型百货公司的清洁工在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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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巴黎率领全法国人民投入了同纳粹德国的战争。但此时法国经济很不景气，而且民心涣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阴影尚未散去，巴黎人内心中的和平愿望还很明显。在30年代后期有两部成功的影片，一部是让·雷诺阿（那位印象派画家的儿子）1937年导演的《游戏规则》，影片辛辣地刻画了法国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轻浮和利己主义；另一部是同一个导演1939年执导的《大幻影》，一曲对战争期间全世界人们的兄弟情谊的换歌。1938年那个“可怕的、令人恐怖的”夏天之后，[414]战争似乎一触即发，50万人来到里博格特机场热烈欢迎与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议的达拉第。但是人们渐渐发现，慕尼黑协议毫无意义。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即将同德国作战的法国共产党面临尴尬的境地。右翼也同样不愿意与他们崇拜的纳粹力量开战。鸡尾酒会上传言希特勒曾表示支持莱昂·布鲁姆重新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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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战”持续一段时间之后，1940年夏，战役终于打响了，但其结果是德军进展神速，他们很快击溃了一支由年龄老化、反应迟钝的军官们率领的法国军队。6月初，选择逃跑的国家政府放弃了巴黎，使之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巴黎人陷入悲惨和令人恐怖的境地，面对着席卷而来的德国机械化部队，巴黎人手足无措。此时，巴黎人口数量骤减，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样，出现了大规模逃亡的浪潮，而且规模更大。例如，第十四区的人口几天之内就由178000人下降到49000人。6月14日，德军进驻巴黎，他们发现这里只剩下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其他人都挤在向南方逃跑的路上，大约有200万人。他们与从北方各城市逃出的800多万人会聚到一起；小汽车、卡车、手推车、婴儿车、家畜、猫、狗，还有一些匆忙中带上的财产会聚成一条长龙。不久，许多逃走的人又回到了巴黎。1940年10月，城市的人口稳定在200万左右。1941年1月，增加到250万。那时，整个巴黎城乃至整个法国都蒙受着停战的羞辱。6月23日，希特勒飞抵巴黎，沉浸在一种自我陶醉的飘飘然中，此时他的下属们正准备将战败的法国纳入德国新的欧洲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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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40年的战役对巴黎是一场史诗级的灾难的话，接下来与德国的和平则更加糟糕。很少有巴黎人听到戴高乐通过伦敦的BBC广播向他的同胞发出的继续斗争的号召。这位坦克部队军官和新任命的国防部长离开了法国，因为很显然，他们的政府现在想的已经不是抵抗。6月10日，逃到温泉疗养胜地维希的国民议会的部分人员授意贝当全权制定新的宪法。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被吸纳进政府，原本是为了加强抵抗力量，现在却负责起草令人羞愧难当的投降书，让德国胜利者们对法国政体实施残酷的手术。被争之地阿尔萨斯—洛林现在纳入了德国的版图。法国现在由一个远在维希的“独立”政府所统治，总统是贝当。但是，法国北半部分，包括巴黎，都处在德国人的长期占领之下；到了1942年，整个法国都被德国人占领了。早在墨洛温王朝时期，就曾经实施一系列计划想要把政府从克洛维确立的首都巴黎迁出。贝当是第一个实现了这种改变的人。这种国事行为奇怪的结果就是，维希政府向巴黎派驻大使，就好像这个被占领的北方地区是一个分裂出去的国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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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14日，书商阿德里安娜·莫尼尔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街上的人们在说：“如果德国人在这里，至少不会这么乱。”在17日，她记录道：“昏暗的夜晚，我感到很沮丧，因为法西斯主义正在到来。”[415]维希政府发展了一种源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意识形式，而且由于同纳粹侵略者的亲密合作而使这种意识形式得到滋养。第三共和国不光彩的结局对于贝当和他的支持者们来说似乎是对前政府宣扬的自由共和价值的谴责。左翼陷入混乱，共产党已经开始有效的地下活动。在1941年6月希特勒对苏联宣战后，法共将被取缔，领导人多列士从法国逃往俄国，在莫斯科度过了此后的战争年代。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自由、平等、博爱三位一体的共和国发源地，巴黎自然也会受到伤害。维希政权提出的口号是工作、家庭和祖国价值至上，召示了这个政权珍视传统乡村胜于现代城市的价值。在维希政权的价值概念中，农民比无产阶级更加重要，当然也就是比巴黎人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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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希政府时期，法国政治派别林立。维希政府允许存在的主要政治派别和组织的领导人都在巴黎。以变节的共产党人、曾经长期担任圣德尼市长的雅克·多里约为首的法国人民党公开表示支持亲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组织，一群阴险的街头流氓护卫在其身侧。骨子里非常保守、等级界限分明、家族至上的维希政府也试图从阶级斗争中摆脱出来，因为阶级斗争建立了更加社团化的劳动和工业建设方式，使大战期间的政治更加混乱。有时这至少在形式上会让人们回忆起古代君主制王朝的制度，但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允许人们探索技术专家思想的框架。维希政府的历史很短，在其被推翻以前，许多成员就已经投身到抵抗运动之中。于里阿热的干部学校是培养第四、第五共和国技术官僚的地方。自由的、人道主义的天主教徒，如《精神》杂志的编辑埃马纽埃夫·穆尼耶，最初被维希政府吸引，不过他们不久就失去了热情。通常，越传统的天主教人士就越会极力地支持维希政府，赞成它的令人窒息的极其保守的社会政策，例如，他们主张妇女要留在家里并抚养孩子。维希政府1942年2月通过的法律规定堕胎属于犯罪。一位流产权的支持者因为她的支持活动而在巴黎监狱被送上了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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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统治下，巴黎的城市独立只剩下一些象征物。巴黎的市政委员会被解散了，然后又进行重新任命，但是每年只集会一次，而且秘密进行。塞纳区行政长官和警察局长由德国占领部队任命，各自向德军报告。巴黎、塞纳区、塞纳—马恩区和塞纳—瓦兹区的行政长官由德国人划定的所谓“大巴黎地区”的德军最高指挥官亲自担任，奇怪的是，外国人看到了巴黎人不愿意承认的区域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区政府办公地设在波旁宫，那里是法国国民议会旧址，前面挂着的标语上写着“德国在所有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占领军总部设在巴黎歌剧院，各种军事部门则驻扎在里沃利路上的莫里斯宾馆和卢特提亚宾馆。在占领巴黎的四年中，德军没有对继承下来的建筑环境做出任何贡献或补充，他们只是在建筑物上挂他们权力的象征物，享受他们拥有法国这些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和奢华的宾馆的快乐心情。维希政权同样没有任何新的建筑，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没有钱。该政权主张保护主义的原则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古老的巴黎肯定有一些值得保存的东西。该政权也赞赏传统的手工艺和受人喜爱的建筑风格，偏爱中世纪时期的山墙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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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德国化是显而易见的，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着德国军服的人，随处都可以听到德国人的声音，满街都安装上了德语指示牌。起初，这些指示牌激起的敌意只是心理上而非行动上的，因为街上几乎没有法国的机动车。当时，巴黎小汽车的数量由35万下降到4500辆。公共汽车由3500辆下降到1500辆。1940年秋天开始使用汽油票，汽油短缺情况越来越严重。许多卡车都是燃气的。在这种情况下，地铁发挥了很大的补充作用，地铁的使用率达到历史最高纪录。在巴黎被占领的前三个月内，大约有22000辆自行车被盗，这是此时期的典型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自行车成本快速下降。到1944年，巴黎共拥有200万辆自行车，几乎每人一辆。由自行车拖的客车（Vélo-taxi）很类似于人力车，成为巴黎常规的交通工具。德军的占领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的宁静，尤其是在宵禁时间。盟军在1943年开始的对郊区工厂的轰炸造成了停电，使“光之城”陷入黑暗。摄影师雅克·亨利·拉蒂克在1942年访问巴黎时说：“这座城市似乎要晕倒一样，你几乎听不到它的呼吸。”[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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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和被占领使得商品的配给制又重新恢复，使这座富裕的城市日益贫穷、匮乏。1940年秋开始实行食品配给，但是在德国人的掌控之下。由于“交换”政策，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的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都被抽出来满足德国人的需要。官僚主义的配给制似乎更增加了人们的悲伤，使大批人感到失望。这往往不是因为配给，而是因为关键物品的日益短缺，比如汽油。服装供应尤其短缺，只能采取一些权宜之计。由于皮革很难找到，所以就大量使用纸板和橡胶。燃料缺乏使热水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奢侈品。当然，对于有钱人来说，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在繁荣的黑市上买到，但绝大多数巴黎人是做不到的。他们利用荣军院、卢森堡宫和杜伊勒里宫的花园种植大豆、胡萝卜和土豆的决定正好迎合了维希政府的亲乡土政策，同时也反映了食物的缺乏程度。据统计，当时巴黎平均每天的配给量只能保证每个人850卡路里的热量，因此，死亡率上升了近50%就不足为怪了。从1937年起，巴黎每1000人中有12个死亡，到1943年，每100人中有17.8人死亡。营养缺乏现象很普遍，尤其是年轻人。1944年，男孩的平均身高比1935年的先辈们低7公分，女子身高则低11公分。作家考莱特对巴黎人的建议是简洁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理解的：“经济和卫生综合考虑，我要说的是：睡觉。”[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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