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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统治下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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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床提供了温暖和陪伴，那么平常日子里的许多会被认为是奢侈的活动也可以。例如：尽管读报纸（也许不是集体化的活动）的人数下降，但是图书馆里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作者们也采用同样的策略，燃料缺乏使让—保罗·萨特和其他作者（包括西蒙娜·波伏瓦）把圣日耳曼德普雷的咖啡店当作写作的好地方，特别是花神咖啡馆和双叟咖啡馆。德军占领时期也是法国电影和戏剧的一个黄金时代，电影院和剧院同酒店一样温暖，也很愉快。有许多机会供人们逃避现实，但也有微妙的政治参与的机会——当看到贝当出现在新闻片中时便咳嗽一下。维希政府禁止看战前的影片，如《游戏规则》和《北方旅馆》，因为它们显得“压抑、病态和不道德”。[418]然而尽管很多著名导演都逃跑了，影片数量只是战前的一半，但同样还是为数不少。德国人允许的自由空间促进了新一代的导演（如贝克尔、布雷松、奥唐·拉扎和克卢佐等）在这个时期出现，还有一系列新的电影杰作问世，尤其是1944年至1945年卡尔内的《天国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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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为其从业者提供了一种道德熔炉。几乎没有一个作家和艺术家放弃自己的工作（大多数人不能做其他事情），除非他们是被迫这样做。例如，德国人严格限制巴黎的出版部门，他们不得出版任何犹太人、共产党或者美国作家的作品。有些作家和艺术家被吸引到亲法的德国文化官员开辟的环境中，因为德国人试图用纳粹思想征服法国知识分子。他们有些人取得了某种成功。例如，作家德里厄·拉罗谢尔、罗贝尔·布拉希拉克和塞利纳，不仅继续自己的写作，而且在新闻和小说中为德国意识形态服务。有些人到德国访问，如歌星莫里斯·谢瓦利埃和埃迪斯·皮亚夫，艺术家范·唐吉、德兰和弗拉莫克等，这些人在1944年以后都不得不对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行为做出解释。在此期间，多数法国艺术家保持沉默，以自己的作品勉强度日，似乎断绝了与世界的联系。秘密出版物越来越多，特别是从1942年至1943年开始。韦科尔1942年发表的《大海的沉默》就是由一家名为“子夜出版公司”的地下出版社出版的，这是一部抵抗思想的经典作品。同时，一些超现实主义诗人还创作了一些爱国主义情怀的经典诗歌，如艾吕雅和阿拉贡等。但是，如果作者要争取扩大自己作品的发行量，就必须取得占领当局的同意，并规矩自己的思想。即便是最坚定的反纳粹分子也不得不如此。例如，萨特多卷本的小说《自由之路》直到1945年才发表，但是他的剧本《苍蝇》和《禁止旁听》通过了审查，分别在1942年和1943年上演。他的女友西蒙娜·波伏瓦也在占领期间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女客》。在占领期间，巴黎舞台第一次迎来了加缪和蒙泰朗的戏剧，阿努伊、科克托和吉罗杜也是第一次在巴黎上演新作，他们都是战后世界闻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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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屈从于德国占领者的作家，如罗贝尔·布拉希拉克和塞利纳，乐此不疲地宣传反犹太思想，而且他们不在少数。总之，在法国悠久的历史上，反犹太主义思想由来已久，夏尔·莫拉斯的报纸《法兰西行动》就是见证。但是，在巴黎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此时这样粗暴而又残忍地虐待和迫害犹太人的现象。1942年7月16日至17日，当巴黎警察将12000名犹太人关入冬季赛车场的时候，迫害行动达到高潮，那里成为转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前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关押和迫害犹太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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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三、冬季赛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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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赛车场是一个带有顶篷的体育场，1910年建于现在巴黎第十五区的格勒纳勒大道，1959年拆除。这个美丽的体育场曾经举办过重要的拳击比赛和国际自行车比赛，其中最著名的是1913年至1958年每年一度的“六日赛”，而这个设施的拆除却没有引起任何争议。这是因为，该建筑以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而臭名昭著。1942年，大批在抓捕行动中被捕的巴黎犹太人在押送死亡集中营之前就被关押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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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在巴黎有着悠久的历史，犹太商人和叙利亚商人早在墨洛温时代就开始居住在巴黎城。在中世纪，随着巴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繁荣，出现了一个犹太人聚居区。与此同时，巴黎的反犹历史也很悠久。在整个中世纪，巴黎犹太人社区不得不屈从于各种迫害。法国的一些国王——从最虔诚的圣路易到最贪婪的腓力四世——都采取过反对犹太人的措施：圣路易国王曾经在沙滩广场当众烧毁了24马车的犹太法典手稿，并强迫犹太人佩戴非常显眼的徽章（一个小红轮）；腓力四世则于1306年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并将他们驱逐出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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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遭受到一系列的迫害，犹太人还是在反犹压力减小的时候重新回到了巴黎。在此期间，从巴黎城市某些街道的名字就可以知道犹太人的存在。从1119年开始，西岱岛的犹太街上就有了一所犹太教堂，附近的左岸还有一个犹太人墓地。那所犹太教堂在1190年被改为天主教教堂，但是犹太街直到1834年才更名为内城街。同样，在塞纳河右岸市政厅东部和北部地区也有一些犹太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位于现在巴黎第四区的费迪南·杜瓦尔街，这一新名字直到1900年才出现。犹太人还通过另外一种方式留下了他们的印记：1290年，现在巴黎第四区的圣梅里教区的一个犹太人被以亵渎圣餐的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这件事情导致了一个赎罪小教堂和相关医院的成立，他们每年都会举行活动来纪念这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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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晚期，排犹活动继续发生，特别是在1394年尤为严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615年，这也就意味着法国大革命前的巴黎几乎没有犹太人存在。一份调查表显示：1715年，巴黎只有19个犹太人；不过到1789年，巴黎的犹太人增加到将近500人。巴黎的犹太人大部分从事小买卖，其中包括小商贩，个别的也有一些放贷者。1791年11月27日颁布的一个法令给予犹太人以公民权，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只能生活在巴黎以外地区的犹太人聚居区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可以自由地活动了。该法令和1806年法国政府对犹太人聚居区的正式承认导致巴黎城内犹太人人口的迅速增长。七月王朝时期，巴黎的犹太人达到了9000人，其中包括很多有钱有势的大家族，如罗斯柴尔德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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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巴黎有相当多的犹太人已经融入了巴黎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但是，1871年以后，阿尔萨斯犹太难民的出现和随后大量东欧犹太人为了逃避政治迫害而移居法国的现象改变了这种状况。新移民导致巴黎犹太人口惊人的增长和分布格局的改变。1939年，法国的犹太人口为30万，其中约有16万生活在巴黎及其周围地区。位于现在巴黎第四区的罗西尔街成为强大的希伯来语社区中心，1913年由吉马尔在现在巴黎第四区方砖街设计的犹太人教堂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许多旧贵族的宫殿变成了拥挤不堪的公寓和榨取工人血汗的工厂。位于现在巴黎第三区圣殿街前圣埃格南公馆的犹太教历史艺术博物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照片显示：事实上它与最近划定的博物馆遗址不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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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事件期间和以后一段时间内，极端右翼分子对犹太人进行恶毒的攻击，导致犹太人为了自卫而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集中在马莱区。一个名为“法兰西行动”的组织领导人夏尔·莫拉斯公开攻击犹太人给法国带来了“跳蚤、瘟疫和斑疹，长久下去，他们还会带来革命”。他鄙视巴黎人，说他们在维希政府和1940年至1944年纳粹占领时期是亲外国人的和亲日耳曼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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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犹太人聚居在马莱，这使法国警察在犹太人中间执行维希法令更为便利。甚至早在维希政权完全建立之前，犹太人就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维希政府制定的歧视性法律越来越残酷，而且无所不包。犹太人的行动还受到犹太人事务总委员会的监管。从1942年3月开始，犹太人被迫佩戴一枚黄星；而此前，犹太人的生意和大部分的财产都被没收充公了。犹太人在所有方面都受到了屈辱性的限制：特殊的身份证；不准拥有电话和自行车；没有权力搬家；不得出入咖啡馆、饭店和其他公共场所；上午8
:00至下午6:00之间不能在街道上行走。犹太文化在当局的新闻报道中也受到了无情的嘲弄，特别是罗贝尔·布拉希拉克的报纸《我无所不在》表现得尤为突出。1941年9月，一个名为“犹太人”的大型展览开幕了，展览内容包括各种能够想到的种族歧视宣传。带有犹太色彩的街道和建筑物名字全部改掉，例如，沙特莱广场上的莎拉·伯恩哈特剧院改为内城剧院，亨利·埃瓦恩街改为J.S.巴赫街。犹太人问题研究所提出了一套伪科学理论，认为犹太人低人一等。法国警察以极大的热情执行德国纳粹殖民当局提出的驱逐犹太人运动，其热情连德国人都感到吃惊。法国当局不仅对于那些没有公民权的犹太人毫无怜悯之心，即使是那些已经融入法国社会的高度世俗化的犹太人（其中包括了许多一次大战中的英雄）也不得不屈从于同样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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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最大的排犹浪潮是1942年7月16日至17日的冬季赛车场围捕行动。当时，巴黎警察局长勒内·布斯凯下令逮捕了12884名犹太人，其中包括约3000名男子、5000名妇女和4000名儿童。但德国人还是对此结果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曾期望通过这次抓捕行动驱赶的犹太人要在3万名以上。这些犹太人被关押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地方一个星期，那里缺乏足够的食物和必需的卫生设施，结果有100多人自杀，更多的人死于其他原因。为了将这些犹太人驱赶出巴黎，上演了一出出令人揪心的悲剧：儿童被迫与父母分离。这次行动中，总共有75000名犹太人被驱逐出法国，其中大部分人（包括几乎所有的巴黎犹太人）是从里博格特附近的德兰西被驱逐出境的，那里曾经是现代主义的住宅区，而此时却变成了最早的集中营。在那些被驱赶的犹太人中，只有大约3000人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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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犹太人社区重新恢复了，他们不再聚居在马莱，整个巴黎城及其周围地区的犹太人超过了30万人。马莱已成为购物者的天堂，沙拉三明治摊位和犹太人的肉铺仍然沿袭了过去的风貌。游客们还注意到，在现在巴黎第四区的各个小学外面都悬挂了纪念匾额，以此来纪念排犹运动中该地区被驱逐的数千名儿童，其中很多人都有被关押在冬季赛车场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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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犹运动”导致1943年后巴黎人口持续减少。维希政府政策的反城市倾向意味着农村的形势没有这么恶劣。同时盟军的轰炸也导致一些城市居民开始出逃。另一个因素，维希政府当局吸收了大批的工人加入义务劳动组织STO，这是一个专门为德国工厂招募青壮年劳动力的组织。维希政权的政策为自己树立了众多敌人，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毫无疑问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的，而工人们也不愿意到德国去工作，他们中很多人都逃到了偏远的山区，主要是南部山区。随后，反抗组织把人们的这种不满情绪积聚起来，到了1943年，抵抗组织在士气和人员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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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法国政府的积极合作，德国人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占领巴黎，列出一份热心于与纳粹合作的长长的巴黎人名单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也有许许多多巴黎人暗中怀有或多或少仇视德国人的态度，这也是事实。对于德国人来说，巴黎是一座“看不见的城市”，因为没有人愿意进入占领者的视野。第一次公开反对德国占领的反抗运动发生在1940年11月，由学生领导的示威游行在凯旋门举行。但是总体来说，在被占领的初期，绝大多数巴黎人没有积极地参加反抗运动。南方地区的反抗运动发展得比较快，而且更激进。在那里，维希政府同德国人一样成为反抗的对象。而在巴黎，德国人的实力强大，对巴黎人的监管也比较严格，这都阻碍了反抗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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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法国有许多具有自己独立政治立场的秘密组织，它们之间也存在分歧，不能互通信息、叛徒的出卖和组织的混乱严重削弱了它们的力量。从1942年初开始，以伦敦为基地的夏尔·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成为主要反抗力量，其成员开始在这些秘密组织中进行渗透和联合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1943年惨死于敌人的酷刑之下的让·穆兰。自由法国运动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把共产党吸收了进来：共产党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全国的抵抗运动中都显得非常积极。1943年后，抵抗组织的相互协作使巴黎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中心。此时，参加抵抗运动的人仍然不多，大约只有15000到20000之间。但是，他们以献身精神和聪明才智弥补了人数的不足，例如，一个组织便把他们的总部建在了现在巴黎第十四区德费尔·罗谢热广场的陵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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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最勇敢的反抗运动都是在远离巴黎的地区展开的。但是，巴黎在1944年终于找到了闪光的机会，德国人最终被驱逐出法国并彻底战败，巴黎是这一出最引人注目的解放行动的大本营。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只给法国军队保留了一些小的辅助作用，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还计划在盟军东进的道路上绕过巴黎。最终，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巴黎人民没有等待盟军的解救，而是在解放自己的运动中扮演了主角。1944年8月18日，巴黎抵抗组织在困难重重、弹药缺乏的情况下依靠匆忙建成的600多个街垒发动起义。8月25日，勒克莱尔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军队也赶来支援。经过激烈的战斗，付出了约2000人伤亡的代价，最终迫使德国人投降。同一天，戴高乐将军抵达巴黎，受到了热烈欢迎。他开始着手组织共和国政府，仿佛维希政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夺取巴黎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向世人表明：在反法西斯胜利的过程中，法国人同美国人一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盟军彻底消灭了法国境内的德国纳粹军队并开始向柏林挺进的时候，法国人民终于结束了四年的民族耻辱历史，重新赢得了尊严。巴黎人民无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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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巴黎非常幸运地保持了良好的秩序。1943年开始的盟军空袭对于郊区造成的破坏远甚于对于巴黎市区的冲击。德国驻巴黎部队最高指挥官冯·肖利茨曾经接到希特勒把巴黎夷为平地、只留下“一片废墟”[419]的命令，但幸运的是他并没有执行。在他的指挥中心默里斯宫，当德军败局已定时，他平静地宣布投降。德军投降后，巴黎城面临着许多问题。巴黎人民首先立即兴高采烈投入到在全城清除德国遗留标志的运动。巴黎终于又恢复了它自己，至少人们可以想象那个让人绝望的失去幻想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8月25日，曾经用他的照相机记录下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的摄影师雅克·亨利·拉蒂克期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现在又可以重新开始进行他的工作，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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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占领历史的终结解放了我的照相机，我开始用全新的眼光审视巴黎，整个巴黎！奇迹不在于它伤痕累累，也不在于它没有被完全摧毁，而在于它仍然矗立在那里。[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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