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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40年的战役对巴黎是一场史诗级的灾难的话，接下来与德国的和平则更加糟糕。很少有巴黎人听到戴高乐通过伦敦的BBC广播向他的同胞发出的继续斗争的号召。这位坦克部队军官和新任命的国防部长离开了法国，因为很显然，他们的政府现在想的已经不是抵抗。6月10日，逃到温泉疗养胜地维希的国民议会的部分人员授意贝当全权制定新的宪法。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被吸纳进政府，原本是为了加强抵抗力量，现在却负责起草令人羞愧难当的投降书，让德国胜利者们对法国政体实施残酷的手术。被争之地阿尔萨斯—洛林现在纳入了德国的版图。法国现在由一个远在维希的“独立”政府所统治，总统是贝当。但是，法国北半部分，包括巴黎，都处在德国人的长期占领之下；到了1942年，整个法国都被德国人占领了。早在墨洛温王朝时期，就曾经实施一系列计划想要把政府从克洛维确立的首都巴黎迁出。贝当是第一个实现了这种改变的人。这种国事行为奇怪的结果就是，维希政府向巴黎派驻大使，就好像这个被占领的北方地区是一个分裂出去的国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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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14日，书商阿德里安娜·莫尼尔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街上的人们在说：“如果德国人在这里，至少不会这么乱。”在17日，她记录道：“昏暗的夜晚，我感到很沮丧，因为法西斯主义正在到来。”[415]维希政府发展了一种源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意识形式，而且由于同纳粹侵略者的亲密合作而使这种意识形式得到滋养。第三共和国不光彩的结局对于贝当和他的支持者们来说似乎是对前政府宣扬的自由共和价值的谴责。左翼陷入混乱，共产党已经开始有效的地下活动。在1941年6月希特勒对苏联宣战后，法共将被取缔，领导人多列士从法国逃往俄国，在莫斯科度过了此后的战争年代。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自由、平等、博爱三位一体的共和国发源地，巴黎自然也会受到伤害。维希政权提出的口号是工作、家庭和祖国价值至上，召示了这个政权珍视传统乡村胜于现代城市的价值。在维希政权的价值概念中，农民比无产阶级更加重要，当然也就是比巴黎人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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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希政府时期，法国政治派别林立。维希政府允许存在的主要政治派别和组织的领导人都在巴黎。以变节的共产党人、曾经长期担任圣德尼市长的雅克·多里约为首的法国人民党公开表示支持亲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组织，一群阴险的街头流氓护卫在其身侧。骨子里非常保守、等级界限分明、家族至上的维希政府也试图从阶级斗争中摆脱出来，因为阶级斗争建立了更加社团化的劳动和工业建设方式，使大战期间的政治更加混乱。有时这至少在形式上会让人们回忆起古代君主制王朝的制度，但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允许人们探索技术专家思想的框架。维希政府的历史很短，在其被推翻以前，许多成员就已经投身到抵抗运动之中。于里阿热的干部学校是培养第四、第五共和国技术官僚的地方。自由的、人道主义的天主教徒，如《精神》杂志的编辑埃马纽埃夫·穆尼耶，最初被维希政府吸引，不过他们不久就失去了热情。通常，越传统的天主教人士就越会极力地支持维希政府，赞成它的令人窒息的极其保守的社会政策，例如，他们主张妇女要留在家里并抚养孩子。维希政府1942年2月通过的法律规定堕胎属于犯罪。一位流产权的支持者因为她的支持活动而在巴黎监狱被送上了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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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统治下，巴黎的城市独立只剩下一些象征物。巴黎的市政委员会被解散了，然后又进行重新任命，但是每年只集会一次，而且秘密进行。塞纳区行政长官和警察局长由德国占领部队任命，各自向德军报告。巴黎、塞纳区、塞纳—马恩区和塞纳—瓦兹区的行政长官由德国人划定的所谓“大巴黎地区”的德军最高指挥官亲自担任，奇怪的是，外国人看到了巴黎人不愿意承认的区域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区政府办公地设在波旁宫，那里是法国国民议会旧址，前面挂着的标语上写着“德国在所有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占领军总部设在巴黎歌剧院，各种军事部门则驻扎在里沃利路上的莫里斯宾馆和卢特提亚宾馆。在占领巴黎的四年中，德军没有对继承下来的建筑环境做出任何贡献或补充，他们只是在建筑物上挂他们权力的象征物，享受他们拥有法国这些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和奢华的宾馆的快乐心情。维希政权同样没有任何新的建筑，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没有钱。该政权主张保护主义的原则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古老的巴黎肯定有一些值得保存的东西。该政权也赞赏传统的手工艺和受人喜爱的建筑风格，偏爱中世纪时期的山墙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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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德国化是显而易见的，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着德国军服的人，随处都可以听到德国人的声音，满街都安装上了德语指示牌。起初，这些指示牌激起的敌意只是心理上而非行动上的，因为街上几乎没有法国的机动车。当时，巴黎小汽车的数量由35万下降到4500辆。公共汽车由3500辆下降到1500辆。1940年秋天开始使用汽油票，汽油短缺情况越来越严重。许多卡车都是燃气的。在这种情况下，地铁发挥了很大的补充作用，地铁的使用率达到历史最高纪录。在巴黎被占领的前三个月内，大约有22000辆自行车被盗，这是此时期的典型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自行车成本快速下降。到1944年，巴黎共拥有200万辆自行车，几乎每人一辆。由自行车拖的客车（Vélo-taxi）很类似于人力车，成为巴黎常规的交通工具。德军的占领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的宁静，尤其是在宵禁时间。盟军在1943年开始的对郊区工厂的轰炸造成了停电，使“光之城”陷入黑暗。摄影师雅克·亨利·拉蒂克在1942年访问巴黎时说：“这座城市似乎要晕倒一样，你几乎听不到它的呼吸。”[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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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和被占领使得商品的配给制又重新恢复，使这座富裕的城市日益贫穷、匮乏。1940年秋开始实行食品配给，但是在德国人的掌控之下。由于“交换”政策，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的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都被抽出来满足德国人的需要。官僚主义的配给制似乎更增加了人们的悲伤，使大批人感到失望。这往往不是因为配给，而是因为关键物品的日益短缺，比如汽油。服装供应尤其短缺，只能采取一些权宜之计。由于皮革很难找到，所以就大量使用纸板和橡胶。燃料缺乏使热水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奢侈品。当然，对于有钱人来说，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在繁荣的黑市上买到，但绝大多数巴黎人是做不到的。他们利用荣军院、卢森堡宫和杜伊勒里宫的花园种植大豆、胡萝卜和土豆的决定正好迎合了维希政府的亲乡土政策，同时也反映了食物的缺乏程度。据统计，当时巴黎平均每天的配给量只能保证每个人850卡路里的热量，因此，死亡率上升了近50%就不足为怪了。从1937年起，巴黎每1000人中有12个死亡，到1943年，每100人中有17.8人死亡。营养缺乏现象很普遍，尤其是年轻人。1944年，男孩的平均身高比1935年的先辈们低7公分，女子身高则低11公分。作家考莱特对巴黎人的建议是简洁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理解的：“经济和卫生综合考虑，我要说的是：睡觉。”[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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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统治下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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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床提供了温暖和陪伴，那么平常日子里的许多会被认为是奢侈的活动也可以。例如：尽管读报纸（也许不是集体化的活动）的人数下降，但是图书馆里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作者们也采用同样的策略，燃料缺乏使让—保罗·萨特和其他作者（包括西蒙娜·波伏瓦）把圣日耳曼德普雷的咖啡店当作写作的好地方，特别是花神咖啡馆和双叟咖啡馆。德军占领时期也是法国电影和戏剧的一个黄金时代，电影院和剧院同酒店一样温暖，也很愉快。有许多机会供人们逃避现实，但也有微妙的政治参与的机会——当看到贝当出现在新闻片中时便咳嗽一下。维希政府禁止看战前的影片，如《游戏规则》和《北方旅馆》，因为它们显得“压抑、病态和不道德”。[418]然而尽管很多著名导演都逃跑了，影片数量只是战前的一半，但同样还是为数不少。德国人允许的自由空间促进了新一代的导演（如贝克尔、布雷松、奥唐·拉扎和克卢佐等）在这个时期出现，还有一系列新的电影杰作问世，尤其是1944年至1945年卡尔内的《天国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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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为其从业者提供了一种道德熔炉。几乎没有一个作家和艺术家放弃自己的工作（大多数人不能做其他事情），除非他们是被迫这样做。例如，德国人严格限制巴黎的出版部门，他们不得出版任何犹太人、共产党或者美国作家的作品。有些作家和艺术家被吸引到亲法的德国文化官员开辟的环境中，因为德国人试图用纳粹思想征服法国知识分子。他们有些人取得了某种成功。例如，作家德里厄·拉罗谢尔、罗贝尔·布拉希拉克和塞利纳，不仅继续自己的写作，而且在新闻和小说中为德国意识形态服务。有些人到德国访问，如歌星莫里斯·谢瓦利埃和埃迪斯·皮亚夫，艺术家范·唐吉、德兰和弗拉莫克等，这些人在1944年以后都不得不对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行为做出解释。在此期间，多数法国艺术家保持沉默，以自己的作品勉强度日，似乎断绝了与世界的联系。秘密出版物越来越多，特别是从1942年至1943年开始。韦科尔1942年发表的《大海的沉默》就是由一家名为“子夜出版公司”的地下出版社出版的，这是一部抵抗思想的经典作品。同时，一些超现实主义诗人还创作了一些爱国主义情怀的经典诗歌，如艾吕雅和阿拉贡等。但是，如果作者要争取扩大自己作品的发行量，就必须取得占领当局的同意，并规矩自己的思想。即便是最坚定的反纳粹分子也不得不如此。例如，萨特多卷本的小说《自由之路》直到1945年才发表，但是他的剧本《苍蝇》和《禁止旁听》通过了审查，分别在1942年和1943年上演。他的女友西蒙娜·波伏瓦也在占领期间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女客》。在占领期间，巴黎舞台第一次迎来了加缪和蒙泰朗的戏剧，阿努伊、科克托和吉罗杜也是第一次在巴黎上演新作，他们都是战后世界闻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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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屈从于德国占领者的作家，如罗贝尔·布拉希拉克和塞利纳，乐此不疲地宣传反犹太思想，而且他们不在少数。总之，在法国悠久的历史上，反犹太主义思想由来已久，夏尔·莫拉斯的报纸《法兰西行动》就是见证。但是，在巴黎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此时这样粗暴而又残忍地虐待和迫害犹太人的现象。1942年7月16日至17日，当巴黎警察将12000名犹太人关入冬季赛车场的时候，迫害行动达到高潮，那里成为转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前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关押和迫害犹太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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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三、冬季赛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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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赛车场是一个带有顶篷的体育场，1910年建于现在巴黎第十五区的格勒纳勒大道，1959年拆除。这个美丽的体育场曾经举办过重要的拳击比赛和国际自行车比赛，其中最著名的是1913年至1958年每年一度的“六日赛”，而这个设施的拆除却没有引起任何争议。这是因为，该建筑以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而臭名昭著。1942年，大批在抓捕行动中被捕的巴黎犹太人在押送死亡集中营之前就被关押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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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在巴黎有着悠久的历史，犹太商人和叙利亚商人早在墨洛温时代就开始居住在巴黎城。在中世纪，随着巴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繁荣，出现了一个犹太人聚居区。与此同时，巴黎的反犹历史也很悠久。在整个中世纪，巴黎犹太人社区不得不屈从于各种迫害。法国的一些国王——从最虔诚的圣路易到最贪婪的腓力四世——都采取过反对犹太人的措施：圣路易国王曾经在沙滩广场当众烧毁了24马车的犹太法典手稿，并强迫犹太人佩戴非常显眼的徽章（一个小红轮）；腓力四世则于1306年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并将他们驱逐出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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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遭受到一系列的迫害，犹太人还是在反犹压力减小的时候重新回到了巴黎。在此期间，从巴黎城市某些街道的名字就可以知道犹太人的存在。从1119年开始，西岱岛的犹太街上就有了一所犹太教堂，附近的左岸还有一个犹太人墓地。那所犹太教堂在1190年被改为天主教教堂，但是犹太街直到1834年才更名为内城街。同样，在塞纳河右岸市政厅东部和北部地区也有一些犹太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位于现在巴黎第四区的费迪南·杜瓦尔街，这一新名字直到1900年才出现。犹太人还通过另外一种方式留下了他们的印记：1290年，现在巴黎第四区的圣梅里教区的一个犹太人被以亵渎圣餐的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这件事情导致了一个赎罪小教堂和相关医院的成立，他们每年都会举行活动来纪念这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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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晚期，排犹活动继续发生，特别是在1394年尤为严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615年，这也就意味着法国大革命前的巴黎几乎没有犹太人存在。一份调查表显示：1715年，巴黎只有19个犹太人；不过到1789年，巴黎的犹太人增加到将近500人。巴黎的犹太人大部分从事小买卖，其中包括小商贩，个别的也有一些放贷者。1791年11月27日颁布的一个法令给予犹太人以公民权，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只能生活在巴黎以外地区的犹太人聚居区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可以自由地活动了。该法令和1806年法国政府对犹太人聚居区的正式承认导致巴黎城内犹太人人口的迅速增长。七月王朝时期，巴黎的犹太人达到了9000人，其中包括很多有钱有势的大家族，如罗斯柴尔德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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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巴黎有相当多的犹太人已经融入了巴黎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但是，1871年以后，阿尔萨斯犹太难民的出现和随后大量东欧犹太人为了逃避政治迫害而移居法国的现象改变了这种状况。新移民导致巴黎犹太人口惊人的增长和分布格局的改变。1939年，法国的犹太人口为30万，其中约有16万生活在巴黎及其周围地区。位于现在巴黎第四区的罗西尔街成为强大的希伯来语社区中心，1913年由吉马尔在现在巴黎第四区方砖街设计的犹太人教堂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许多旧贵族的宫殿变成了拥挤不堪的公寓和榨取工人血汗的工厂。位于现在巴黎第三区圣殿街前圣埃格南公馆的犹太教历史艺术博物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照片显示：事实上它与最近划定的博物馆遗址不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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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事件期间和以后一段时间内，极端右翼分子对犹太人进行恶毒的攻击，导致犹太人为了自卫而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集中在马莱区。一个名为“法兰西行动”的组织领导人夏尔·莫拉斯公开攻击犹太人给法国带来了“跳蚤、瘟疫和斑疹，长久下去，他们还会带来革命”。他鄙视巴黎人，说他们在维希政府和1940年至1944年纳粹占领时期是亲外国人的和亲日耳曼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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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犹太人聚居在马莱，这使法国警察在犹太人中间执行维希法令更为便利。甚至早在维希政权完全建立之前，犹太人就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维希政府制定的歧视性法律越来越残酷，而且无所不包。犹太人的行动还受到犹太人事务总委员会的监管。从1942年3月开始，犹太人被迫佩戴一枚黄星；而此前，犹太人的生意和大部分的财产都被没收充公了。犹太人在所有方面都受到了屈辱性的限制：特殊的身份证；不准拥有电话和自行车；没有权力搬家；不得出入咖啡馆、饭店和其他公共场所；上午8:00至下午6:00之间不能在街道上行走。犹太文化在当局的新闻报道中也受到了无情的嘲弄，特别是罗贝尔·布拉希拉克的报纸《我无所不在》表现得尤为突出。1941年9月，一个名为“犹太人”的大型展览开幕了，展览内容包括各种能够想到的种族歧视宣传。带有犹太色彩的街道和建筑物名字全部改掉，例如，沙特莱广场上的莎拉·伯恩哈特剧院改为内城剧院，亨利·埃瓦恩街改为J.S.巴赫街。犹太人问题研究所提出了一套伪科学理论，认为犹太人低人一等。法国警察以极大的热情执行德国纳粹殖民当局提出的驱逐犹太人运动，其热情连德国人都感到吃惊。法国当局不仅对于那些没有公民权的犹太人毫无怜悯之心，即使是那些已经融入法国社会的高度世俗化的犹太人（其中包括了许多一次大战中的英雄）也不得不屈从于同样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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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最大的排犹浪潮是1942年7月16日至17日的冬季赛车场围捕行动。当时，巴黎警察局长勒内·布斯凯下令逮捕了12884名犹太人，其中包括约3000名男子、5000名妇女和4000名儿童。但德国人还是对此结果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曾期望通过这次抓捕行动驱赶的犹太人要在3万名以上。这些犹太人被关押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地方一个星期，那里缺乏足够的食物和必需的卫生设施，结果有100多人自杀，更多的人死于其他原因。为了将这些犹太人驱赶出巴黎，上演了一出出令人揪心的悲剧：儿童被迫与父母分离。这次行动中，总共有75000名犹太人被驱逐出法国，其中大部分人（包括几乎所有的巴黎犹太人）是从里博格特附近的德兰西被驱逐出境的，那里曾经是现代主义的住宅区，而此时却变成了最早的集中营。在那些被驱赶的犹太人中，只有大约3000人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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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犹太人社区重新恢复了，他们不再聚居在马莱，整个巴黎城及其周围地区的犹太人超过了30万人。马莱已成为购物者的天堂，沙拉三明治摊位和犹太人的肉铺仍然沿袭了过去的风貌。游客们还注意到，在现在巴黎第四区的各个小学外面都悬挂了纪念匾额，以此来纪念排犹运动中该地区被驱逐的数千名儿童，其中很多人都有被关押在冬季赛车场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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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犹运动”导致1943年后巴黎人口持续减少。维希政府政策的反城市倾向意味着农村的形势没有这么恶劣。同时盟军的轰炸也导致一些城市居民开始出逃。另一个因素，维希政府当局吸收了大批的工人加入义务劳动组织STO，这是一个专门为德国工厂招募青壮年劳动力的组织。维希政权的政策为自己树立了众多敌人，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毫无疑问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的，而工人们也不愿意到德国去工作，他们中很多人都逃到了偏远的山区，主要是南部山区。随后，反抗组织把人们的这种不满情绪积聚起来，到了1943年，抵抗组织在士气和人员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