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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法国政府的积极合作，德国人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占领巴黎，列出一份热心于与纳粹合作的长长的巴黎人名单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也有许许多多巴黎人暗中怀有或多或少仇视德国人的态度，这也是事实。对于德国人来说，巴黎是一座“看不见的城市”，因为没有人愿意进入占领者的视野。第一次公开反对德国占领的反抗运动发生在1940年11月，由学生领导的示威游行在凯旋门举行。但是总体来说，在被占领的初期，绝大多数巴黎人没有积极地参加反抗运动。南方地区的反抗运动发展得比较快，而且更激进。在那里，维希政府同德国人一样成为反抗的对象。而在巴黎，德国人的实力强大，对巴黎人的监管也比较严格，这都阻碍了反抗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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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法国有许多具有自己独立政治立场的秘密组织，它们之间也存在分歧，不能互通信息、叛徒的出卖和组织的混乱严重削弱了它们的力量。从1942年初开始，以伦敦为基地的夏尔·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成为主要反抗力量，其成员开始在这些秘密组织中进行渗透和联合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1943年惨死于敌人的酷刑之下的让·穆兰。自由法国运动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把共产党吸收了进来：共产党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全国的抵抗运动中都显得非常积极。1943年后，抵抗组织的相互协作使巴黎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中心。此时，参加抵抗运动的人仍然不多，大约只有15000到20000之间。但是，他们以献身精神和聪明才智弥补了人数的不足，例如，一个组织便把他们的总部建在了现在巴黎第十四区德费尔·罗谢热广场的陵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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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最勇敢的反抗运动都是在远离巴黎的地区展开的。但是，巴黎在1944年终于找到了闪光的机会，德国人最终被驱逐出法国并彻底战败，巴黎是这一出最引人注目的解放行动的大本营。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只给法国军队保留了一些小的辅助作用，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还计划在盟军东进的道路上绕过巴黎。最终，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巴黎人民没有等待盟军的解救，而是在解放自己的运动中扮演了主角。1944年8月18日，巴黎抵抗组织在困难重重、弹药缺乏的情况下依靠匆忙建成的600多个街垒发动起义。8月25日，勒克莱尔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军队也赶来支援。经过激烈的战斗，付出了约2000人伤亡的代价，最终迫使德国人投降。同一天，戴高乐将军抵达巴黎，受到了热烈欢迎。他开始着手组织共和国政府，仿佛维希政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夺取巴黎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向世人表明：在反法西斯胜利的过程中，法国人同美国人一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盟军彻底消灭了法国境内的德国纳粹军队并开始向柏林挺进的时候，法国人民终于结束了四年的民族耻辱历史，重新赢得了尊严。巴黎人民无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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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巴黎非常幸运地保持了良好的秩序。1943年开始的盟军空袭对于郊区造成的破坏远甚于对于巴黎市区的冲击。德国驻巴黎部队最高指挥官冯·肖利茨曾经接到希特勒把巴黎夷为平地、只留下“一片废墟”[419]的命令，但幸运的是他并没有执行。在他的指挥中心默里斯宫，当德军败局已定时，他平静地宣布投降。德军投降后，巴黎城面临着许多问题。巴黎人民首先立即兴高采烈投入到在全城清除德国遗留标志的运动。巴黎终于又恢复了它自己，至少人们可以想象那个让人绝望的失去幻想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8月25日，曾经用他的照相机记录下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的摄影师雅克·亨利·拉蒂克期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现在又可以重新开始进行他的工作，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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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占领历史的终结解放了我的照相机，我开始用全新的眼光审视巴黎，整个巴黎！奇迹不在于它伤痕累累，也不在于它没有被完全摧毁，而在于它仍然矗立在那里。[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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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2 巴黎的重建（1945—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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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摄影师雅克·亨利·拉蒂克所说，从德国手中解放的那一刻起，巴黎城就的的确确矗立在那里了！[421]如果考虑到巴黎经受的战争摧残，尤其是同欧洲其他同样受到战争摧残的城市，如柏林、德累斯顿、汉堡，或者法国其他城市，如瑟堡、勒阿弗尔或者圣洛相比，巴黎的建筑能够保持基本完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大约四分之一的法国住房在战争中被摧毁了。在这种情况下，巴黎在1944年8月战斗中的损失，以及盟军对郊区工厂轰炸造成的损失，相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与1871年巴黎公社后的损失相比的话。由于巴黎解放后的十年间整个欧洲都面临着国家重建的问题，这就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的巴黎城市环境还将继续保持下去，在解放战争那翻天覆地和战后同样地覆天翻的背景下，巴黎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它毕竟矗立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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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的巴黎依赖于其声望，但它本身仍然是一个美丽的帝国大都市。相比之下，1945年的巴黎在战争岁月的磨难中满目创伤：巴黎城市建筑的石头外表被烟熏成了黑色，水泥建筑因年久失修而出现了裂缝，外表的色彩也开始剥落。然而，一旦重建阶段结束，大约从1954年开始，特别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巴黎城市的结构将发生显著的变化，其规模可以与奥斯曼时代相媲美。而在这一过渡时期，巴黎人高兴的情绪中常常夹杂着一些其他的难以名状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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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带来的幸福感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战后法国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萎缩，这是令人十分反感的，因为原以为国家糟糕的经济状况是由于德国人的征用制度造成的，可是当德国人被赶出法国领土时，物资匮乏现象仍然存在，战争对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害如此之大。1945年，重新实行了食物配给制度，并一直持续到1949年。1944年每位居民一天配给的食物热量为850卡路里，1945年5月仍然只有1500卡路里；1944年一位居民每月黄油的配给量是175克，1945年至1948年甚至下降到100克。《纽约客》记者珍妮特·弗兰纳尔在1944年末这样写道：“尽管解放带来了生机，法国重新回到了积极的建设之中，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以青菜为生，缺乏足够的热量和营养。”[422]六个月后，一个来访的苏联妇女代表团团长同意这样的说法。她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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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告诉我们会在巴黎看到漂亮的商店，但是，所有的商店不是空了就是关门，根本没有什么可购买的。法国人穿的还都是木屐……没有人穿长筒袜，裙子也很短，不是因为这是时尚，而是因为布料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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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也承认，“到处都是大片的菜园子和燕子窝”，这提醒我们巴黎人在占领时期强撑门面的聪明才智。[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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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经济重建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1946年成立了以让·莫尔梅特为首的委员会来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这就是我们知道的《规划》（Le Plan）。这份规划与1948年美国人为法国提供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后来证明对于法国经济的重建同样重要。该规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设施，同时也力图把法国经济纳入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来。1948年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50年同宿敌德国签署了钢铁合营协议，这些政策为巴黎经济复苏带来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汽车制造业的高涨。在经过纳粹占领时期可怕的死一般的安静之后，巴黎的大街小巷又恢复了过去的喧闹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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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的街头活力也包括30年代的那种激进主义。1944年形成的以戴高乐将军为核心的政治同盟很快就土崩瓦解了，这导致人们对于政治的厌倦，犬儒主义思想开始滋长。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成立后，正如英国驻法国大使杜夫·库珀所说的那样，戴高乐将军本人也被神秘地“置于政治的阴暗角落之中”。[424]从莫斯科回来的莫里斯·多列士领导的法国共产党战时成为法国反抗运动的骨干力量。战后，法国共产党立即提出要求政治重建的工作。该党也成为战后法国联合政府的重要成员之一，一直持续到1947年。随后，国内外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冷战”的出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创建、斯大林的集中营报告、印度和中国的反殖民斗争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危机等，使法国共产党同其他政党分道扬镳。法国共产党的政治转变意味着巴黎人民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期间遭受了一系列罢工运动。法国共产党现在在巴黎市内和郊区都拥有强大的力量，巴黎城的这种动荡的战斗气息与其他城市相比更为强烈，运输和电力中心系统的罢工给巴黎及其郊区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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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法国共产党对于新建立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治上的不满构成了法国战后政治的重要内容，这种以意识形态为原则的现象与战后苏联与美国两极分化的“冷战”格局交相辉映。然而，战后政治文化的裂痕远不止于此，解放带来的喜悦很快破灭了。战后法国要求严惩纳粹德国的法国同伙的呼声高涨，而这很快演化成为一场仇杀浪潮，其中还包括一些其他的惩罚措施，如被指控为“同行合作组织”的妇女被剃光头发或者当众羞辱。当时，法国大约发生了2000到3000起这样的事件，再加上大约10000人被杀。与其他地区相比，巴黎的情况要好很多，这类事件没有泛滥。但是，巴黎很快就成为审判“法奸”和其他清洗行为的舞台。例如，发生在1945年5月的“著名诉讼案”，作家罗贝尔·布拉希拉克被以反犹主义和叛国罪两项罪名枪决。此后不久，国内响起了许多抵抗运动的知识分子宽大处理的呼吁，大清洗运动从此开始变得温和。但与此同时，范围有所扩大。巴黎的很多行业和法人团体都对他们的员工进行了详细的调查，针对叛国者的惩罚措施包括监禁、剥夺政治权利和被称为“全国降职”的惩罚措施。维希政府的重要人物不是被处以死刑就是长期监禁，而那个叫作勒内·布斯科特的曾经协助纳粹分子在冬季竞技场的围捕行动中抓捕犹太人的警察局长却只受到了轻微的斥责，并且很快地又开始在公众政治生活中恢复了旧职。[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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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针对国际重大问题的处理远远超过了法国国内问题的复仇、悔罪和惩罚的悲惨景象。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法国发生了多起纳粹暴行。例如，1944年6月发生在小山村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上维埃纳省）的灭村事件，此后发生的事情更为惨不忍睹。1945年4月，巴黎的电影院开始播放盟军在奥斯维辛和其他死亡集中营中拍摄的画面，这使观众惊恐不已。5月，在纳粹占领时期被驱逐出法国的巴黎人乘坐的火车开始陆续抵达巴黎，他们被安置在征用来的旅馆中对纳粹暴行进行控诉，到东火车站迎接的人群被眼前这些从火车上蹒跚而下的悲惨的人们所震惊。还有一些回归者，带着难以忍受的悲伤，小声哼哼着《马赛曲》，这也使周围的人潸然泪下。同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在20世纪的恐惧标尺上又增加一个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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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参与过西班牙内战的退伍老兵，同时又是戴高乐抵抗组织的成员，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这样评论道：“欧洲为自己而战的思想所造成的危害远比欧洲仍在各个城镇的炸弹所造成的破坏还要大。”[426]意识形态冲突与前些年技术理性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促使人们开始纷纷呼吁从头再来。只有在人文哲学前提下的政治重建才能够防止道德沦丧，而这正是传统政治体系发生扭曲的原因。政治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强调人性和政治参与的提案。法国共产党强调他们在维护和平中的地位，运用他们在抵抗运动中积累的政治资本来建立一个广泛的左翼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同盟，其中包括：以物理学家弗里德里克·约里奥—居里为首的科学家；以毕加索和莱热为代表的艺术家；超现实主义作家阿拉贡和一些青年演员，如热拉尔·腓力·伊夫·蒙唐和西蒙娜·西尼奥雷等。与此同时，埃马纽埃夫·穆尼耶开始在《灵魂》杂志上宣扬的个人主义思想也激发了年轻的、有社会意识的天主教徒的强烈反响。在这股新的人文主义浪潮中，最令人振奋的是有让—保罗·萨特、西蒙娜·波伏瓦和他们无数的信徒倡导的存在主义，正是他们重新奠定了巴黎国际思想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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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这样如实描述萨特和他的情人：“曾经眼睛大而明亮、脸色红润嘴叼烟斗的萨特及其情人波伏瓦”现在被发现“就像两个被艺术家抛弃在角落的口技玩偶一样”躲藏在王宫大桥的地下室酒吧中。[427]由于崇拜者对他们的著作十分青睐，使他们在那里根本无法平静地工作，他们不得不逃离曾经居住和工作的圣日耳曼大道上的双叟咖啡馆和花神咖啡馆而躲到那个地下室，这是声望的代价。二人于1945年创办的政治期刊《现代时报》更加巩固了他们的地位。存在主义运动强调的生命选择中的道德责任都能在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著作中找到其哲学根源，但那些自称的存在主义者很少有人能够钻研这些晦涩难懂的哲学著作或者萨特1943年发表的那部总结性著作《存在与虚无》。画家让·迪比费曾经这样解释说：“事实上，我对于存在主义哪怕最细微的观念也不了解，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称自己为一个狂热的存在主义者。”[428]正是萨特扩大了存在主义运动在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层面的影响。小说家和记者阿尔贝·加缪，侦探小说家让·热内，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此外还有尝试运用新方法进行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代表，如迪比费、亨利·米肖、阿尔贝奥·贾科梅蒂等，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与该运动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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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法国巴黎的地图上可以准确地找到存在主义运动的位置。位于现在巴黎第六区的蒙帕纳斯，咖啡馆、酒吧笼罩在古老的圣日耳曼德佩教堂的阴影下，这是成为存在主义运动的总部，那里还有一些主要出版社的编辑部，如伽利玛出版社和瑟尔出版社，它们专门发行存在主义运动成员的作品。那里还有一个爵士乐剧院，存在主义者都是狂热的爵士乐爱好者。萨特的朋友、杰出又活跃的新闻记者、小说家和诗人鲍里斯·维昂就是一个天才的号手，他曾经在圣日耳曼地区参加晚场演出，例如王子街上的塔布和圣伯努瓦街上的圣日耳曼俱乐部等。本属于哲学和政治学的存在主义运动却喜欢这种时尚的夜晚俱乐部的氛围，这一点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媒体很快发现，那种地方对那些年轻人、无以寄托的人和政治头脑空虚的人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当存在主义运动成员身着黑衣与杰出歌手朱丽叶特·格雷科等时髦青年共同出现的时候，会更加吸引人。波伏瓦在1949年发表的具有开拓性的女权主义经典著作《第二性》公开谈论性问题，被认为是一种耻辱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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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1949年，存在主义作为一场运动及其政治意义都时过境迁。运动领导人发现要在由“冷战”引起的不断增长的两极分化的政治氛围中维持政治自主的立场已经十分困难。运动领导人之间也发生了分裂，萨特与梅洛庞蒂分道扬镳了，与加缪的关系也相当紧张。此时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已经从运动的政治核心转移到了关注其成员的生活方式上。国际旅游业的复兴也对运动起到了一定的破坏作用：双叟咖啡馆现在到处都是年轻的美国人，尝试坐在当年萨特曾经坐过的位置上。很快，房地产经纪人跟随着美国人的脚步纷至沓来。不久前，随着大批富裕的波希米亚人的涌入，圣日耳曼开始处于资产阶级化的阵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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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末，西蒙娜·波伏瓦这样写道：“沦为二流国家的事实使法兰西开始寻求通过输出自己的产品——时装和文学——来自我炫耀。”[429]这一时期法国确实出现了大批杰出的服装设计师和建筑师。例如，1945年的皮埃尔·巴尔曼，1951年的皮尔·卡丹，1952年的于贝尔·纪梵希和居伊·拉罗什等，另外，克里斯蒂安·迪奥在1947年提出的服装“新视觉”风格对当时的国际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他所设计的服装出口量占当年法国时装出口总数的四分之三。战争使巴黎丧失了国际绘画中心的地位，绘画艺术品市场转移到了更有利可图的纽约。但是法国文学依然繁荣昌盛，力图维持和扩大其在国际上的地位。1947年，年近80的安德烈·纪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同期的其他一些法国作家也赢得了国际声誉，如阿努伊、科克托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超现实主义作家，如布雷东和艾吕雅也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作品。然而，文学作品最初的功劳还应该归于存在主义者，是他们和超现实主义者共同支撑起了法国先锋派小说的国际中心地位。巴黎戏剧的复苏则应主要归功于在左岸破旧的流浪者剧场上演的由外国人创作的“荒诞喜剧”，如罗马尼亚人尤金·尤奈斯库、爱尔兰人萨缪尔·贝克特和俄国人亚瑟·阿达莫夫创作的剧目。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法国出现了新小说，倡导者有阿兰·罗伯—格里耶、玛格丽特·杜拉斯和米歇尔·比托尔等。同时，巴黎还出现了“新浪潮”的电影导演和电影理论家，如弗朗索瓦·特吕福、让·吕克·戈达尔、克洛德·夏布罗尔、埃里克·罗默尔和路易·马莱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的“法兰西理论”维持着法国思想创新的国际声望，其中包括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雅克·拉康、雅克·德里达、埃莱纳·西克苏和朱丽娅·科里斯蒂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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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新浪潮”的电影人主张，把波伏瓦并没有注意到的但对于战后法国具有相当大出口价值的本土产品——巴黎影象——作为另外一种出口产品。战后法国的一些摄影师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声望，如罗贝尔·杜瓦诺和亨利·卡蒂埃·布来松等。杜瓦诺著名的《市政厅外的亲吻》使国际社会对于巴黎寄予厚望，因为那里有爱情，有街道，也有可识别的时代背景；文森特·米纳里1951年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和1958年的《基基》都显示出好莱坞影院也能够放映这种新题材电影。20世纪50年代，巴黎开始转变自身的形象，但电影作为永恒巴黎观念的推动器作用仍然体现得淋漓尽致。1960年，路易·马莱根据雷蒙·科诺的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扎齐坐地铁》代表了古老巴黎还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同年，由让·吕克·戈达尔执导了电影《最后的叹息》，两部电影都高度评价了现代美国高级轿车的出现，但同时也对一座城市能够保持它传统的自我风采而感到十分自信。消费者的主体已经改变了，但是永恒的巴黎仍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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