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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晚期，排犹活动继续发生，特别是在1394年尤为严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615年，这也就意味着法国大革命前的巴黎几乎没有犹太人存在。一份调查表显示：1715年，巴黎只有19个犹太人；不过到1789年，巴黎的犹太人增加到将近500人。巴黎的犹太人大部分从事小买卖，其中包括小商贩，个别的也有一些放贷者。1791年11月27日颁布的一个法令给予犹太人以公民权，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只能生活在巴黎以外地区的犹太人聚居区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可以自由地活动了。该法令和1806年法国政府对犹太人聚居区的正式承认导致巴黎城内犹太人人口的迅速增长。七月王朝时期，巴黎的犹太人达到了9000人，其中包括很多有钱有势的大家族，如罗斯柴尔德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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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巴黎有相当多的犹太人已经融入了巴黎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但是，1871年以后，阿尔萨斯犹太难民的出现和随后大量东欧犹太人为了逃避政治迫害而移居法国的现象改变了这种状况。新移民导致巴黎犹太人口惊人的增长和分布格局的改变。1939年，法国的犹太人口为30万，其中约有16万生活在巴黎及其周围地区。位于现在巴黎第四区的罗西尔街成为强大的希伯来语社区中心，1913年由吉马尔在现在巴黎第四区方砖街设计的犹太人教堂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许多旧贵族的宫殿变成了拥挤不堪的公寓和榨取工人血汗的工厂。位于现在巴黎第三区圣殿街前圣埃格南公馆的犹太教历史艺术博物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照片显示：事实上它与最近划定的博物馆遗址不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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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事件期间和以后一段时间内，极端右翼分子对犹太人进行恶毒的攻击，导致犹太人为了自卫而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集中在马莱区。一个名为“法兰西行动”的组织领导人夏尔·莫拉斯公开攻击犹太人给法国带来了“跳蚤、瘟疫和斑疹，长久下去，他们还会带来革命”。他鄙视巴黎人，说他们在维希政府和1940年至1944年纳粹占领时期是亲外国人的和亲日耳曼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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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犹太人聚居在马莱，这使法国警察在犹太人中间执行维希法令更为便利。甚至早在维希政权完全建立之前，犹太人就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维希政府制定的歧视性法律越来越残酷，而且无所不包。犹太人的行动还受到犹太人事务总委员会的监管。从1942年3月开始，犹太人被迫佩戴一枚黄星；而此前，犹太人的生意和大部分的财产都被没收充公了。犹太人在所有方面都受到了屈辱性的限制：特殊的身份证；不准拥有电话和自行车；没有权力搬家；不得出入咖啡馆、饭店和其他公共场所；上午8
:00至下午6:00之间不能在街道上行走。犹太文化在当局的新闻报道中也受到了无情的嘲弄，特别是罗贝尔·布拉希拉克的报纸《我无所不在》表现得尤为突出。1941年9月，一个名为“犹太人”的大型展览开幕了，展览内容包括各种能够想到的种族歧视宣传。带有犹太色彩的街道和建筑物名字全部改掉，例如，沙特莱广场上的莎拉·伯恩哈特剧院改为内城剧院，亨利·埃瓦恩街改为J.S.巴赫街。犹太人问题研究所提出了一套伪科学理论，认为犹太人低人一等。法国警察以极大的热情执行德国纳粹殖民当局提出的驱逐犹太人运动，其热情连德国人都感到吃惊。法国当局不仅对于那些没有公民权的犹太人毫无怜悯之心，即使是那些已经融入法国社会的高度世俗化的犹太人（其中包括了许多一次大战中的英雄）也不得不屈从于同样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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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最大的排犹浪潮是1942年7月16日至17日的冬季赛车场围捕行动。当时，巴黎警察局长勒内·布斯凯下令逮捕了12884名犹太人，其中包括约3000名男子、5000名妇女和4000名儿童。但德国人还是对此结果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曾期望通过这次抓捕行动驱赶的犹太人要在3万名以上。这些犹太人被关押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地方一个星期，那里缺乏足够的食物和必需的卫生设施，结果有100多人自杀，更多的人死于其他原因。为了将这些犹太人驱赶出巴黎，上演了一出出令人揪心的悲剧：儿童被迫与父母分离。这次行动中，总共有75000名犹太人被驱逐出法国，其中大部分人（包括几乎所有的巴黎犹太人）是从里博格特附近的德兰西被驱逐出境的，那里曾经是现代主义的住宅区，而此时却变成了最早的集中营。在那些被驱赶的犹太人中，只有大约3000人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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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犹太人社区重新恢复了，他们不再聚居在马莱，整个巴黎城及其周围地区的犹太人超过了30万人。马莱已成为购物者的天堂，沙拉三明治摊位和犹太人的肉铺仍然沿袭了过去的风貌。游客们还注意到，在现在巴黎第四区的各个小学外面都悬挂了纪念匾额，以此来纪念排犹运动中该地区被驱逐的数千名儿童，其中很多人都有被关押在冬季赛车场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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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犹运动”导致1943年后巴黎人口持续减少。维希政府政策的反城市倾向意味着农村的形势没有这么恶劣。同时盟军的轰炸也导致一些城市居民开始出逃。另一个因素，维希政府当局吸收了大批的工人加入义务劳动组织STO，这是一个专门为德国工厂招募青壮年劳动力的组织。维希政权的政策为自己树立了众多敌人，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毫无疑问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的，而工人们也不愿意到德国去工作，他们中很多人都逃到了偏远的山区，主要是南部山区。随后，反抗组织把人们的这种不满情绪积聚起来，到了1943年，抵抗组织在士气和人员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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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法国政府的积极合作，德国人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占领巴黎，列出一份热心于与纳粹合作的长长的巴黎人名单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也有许许多多巴黎人暗中怀有或多或少仇视德国人的态度，这也是事实。对于德国人来说，巴黎是一座“看不见的城市”，因为没有人愿意进入占领者的视野。第一次公开反对德国占领的反抗运动发生在1940年11月，由学生领导的示威游行在凯旋门举行。但是总体来说，在被占领的初期，绝大多数巴黎人没有积极地参加反抗运动。南方地区的反抗运动发展得比较快，而且更激进。在那里，维希政府同德国人一样成为反抗的对象。而在巴黎，德国人的实力强大，对巴黎人的监管也比较严格，这都阻碍了反抗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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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法国有许多具有自己独立政治立场的秘密组织，它们之间也存在分歧，不能互通信息、叛徒的出卖和组织的混乱严重削弱了它们的力量。从1942年初开始，以伦敦为基地的夏尔·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成为主要反抗力量，其成员开始在这些秘密组织中进行渗透和联合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1943年惨死于敌人的酷刑之下的让·穆兰。自由法国运动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把共产党吸收了进来：共产党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全国的抵抗运动中都显得非常积极。1943年后，抵抗组织的相互协作使巴黎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中心。此时，参加抵抗运动的人仍然不多，大约只有15000到20000之间。但是，他们以献身精神和聪明才智弥补了人数的不足，例如，一个组织便把他们的总部建在了现在巴黎第十四区德费尔·罗谢热广场的陵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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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最勇敢的反抗运动都是在远离巴黎的地区展开的。但是，巴黎在1944年终于找到了闪光的机会，德国人最终被驱逐出法国并彻底战败，巴黎是这一出最引人注目的解放行动的大本营。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只给法国军队保留了一些小的辅助作用，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还计划在盟军东进的道路上绕过巴黎。最终，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巴黎人民没有等待盟军的解救，而是在解放自己的运动中扮演了主角。1944年8月18日，巴黎抵抗组织在困难重重、弹药缺乏的情况下依靠匆忙建成的600多个街垒发动起义。8月25日，勒克莱尔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军队也赶来支援。经过激烈的战斗，付出了约2000人伤亡的代价，最终迫使德国人投降。同一天，戴高乐将军抵达巴黎，受到了热烈欢迎。他开始着手组织共和国政府，仿佛维希政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夺取巴黎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向世人表明：在反法西斯胜利的过程中，法国人同美国人一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盟军彻底消灭了法国境内的德国纳粹军队并开始向柏林挺进的时候，法国人民终于结束了四年的民族耻辱历史，重新赢得了尊严。巴黎人民无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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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巴黎非常幸运地保持了良好的秩序。1943年开始的盟军空袭对于郊区造成的破坏远甚于对于巴黎市区的冲击。德国驻巴黎部队最高指挥官冯·肖利茨曾经接到希特勒把巴黎夷为平地、只留下“一片废墟”[419]的命令，但幸运的是他并没有执行。在他的指挥中心默里斯宫，当德军败局已定时，他平静地宣布投降。德军投降后，巴黎城面临着许多问题。巴黎人民首先立即兴高采烈投入到在全城清除德国遗留标志的运动。巴黎终于又恢复了它自己，至少人们可以想象那个让人绝望的失去幻想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8月25日，曾经用他的照相机记录下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的摄影师雅克·亨利·拉蒂克期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现在又可以重新开始进行他的工作，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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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占领历史的终结解放了我的照相机，我开始用全新的眼光审视巴黎，整个巴黎！奇迹不在于它伤痕累累，也不在于它没有被完全摧毁，而在于它仍然矗立在那里。[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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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2 巴黎的重建（1945—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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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摄影师雅克·亨利·拉蒂克所说，从德国手中解放的那一刻起，巴黎城就的的确确矗立在那里了！[421]如果考虑到巴黎经受的战争摧残，尤其是同欧洲其他同样受到战争摧残的城市，如柏林、德累斯顿、汉堡，或者法国其他城市，如瑟堡、勒阿弗尔或者圣洛相比，巴黎的建筑能够保持基本完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大约四分之一的法国住房在战争中被摧毁了。在这种情况下，巴黎在1944年8月战斗中的损失，以及盟军对郊区工厂轰炸造成的损失，相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与1871年巴黎公社后的损失相比的话。由于巴黎解放后的十年间整个欧洲都面临着国家重建的问题，这就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的巴黎城市环境还将继续保持下去，在解放战争那翻天覆地和战后同样地覆天翻的背景下，巴黎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它毕竟矗立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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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的巴黎依赖于其声望，但它本身仍然是一个美丽的帝国大都市。相比之下，1945年的巴黎在战争岁月的磨难中满目创伤：巴黎城市建筑的石头外表被烟熏成了黑色，水泥建筑因年久失修而出现了裂缝，外表的色彩也开始剥落。然而，一旦重建阶段结束，大约从1954年开始，特别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巴黎城市的结构将发生显著的变化，其规模可以与奥斯曼时代相媲美。而在这一过渡时期，巴黎人高兴的情绪中常常夹杂着一些其他的难以名状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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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带来的幸福感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战后法国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萎缩，这是令人十分反感的，因为原以为国家糟糕的经济状况是由于德国人的征用制度造成的，可是当德国人被赶出法国领土时，物资匮乏现象仍然存在，战争对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害如此之大。1945年，重新实行了食物配给制度，并一直持续到1949年。1944年每位居民一天配给的食物热量为850卡路里，1945年5月仍然只有1500卡路里；1944年一位居民每月黄油的配给量是175克，1945年至1948年甚至下降到100克。《纽约客》记者珍妮特·弗兰纳尔在1944年末这样写道：“尽管解放带来了生机，法国重新回到了积极的建设之中，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以青菜为生，缺乏足够的热量和营养。”[422]六个月后，一个来访的苏联妇女代表团团长同意这样的说法。她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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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告诉我们会在巴黎看到漂亮的商店，但是，所有的商店不是空了就是关门，根本没有什么可购买的。法国人穿的还都是木屐……没有人穿长筒袜，裙子也很短，不是因为这是时尚，而是因为布料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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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也承认，“到处都是大片的菜园子和燕子窝”，这提醒我们巴黎人在占领时期强撑门面的聪明才智。[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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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经济重建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1946年成立了以让·莫尔梅特为首的委员会来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这就是我们知道的《规划》（Le Plan）。这份规划与1948年美国人为法国提供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后来证明对于法国经济的重建同样重要。该规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设施，同时也力图把法国经济纳入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来。1948年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50年同宿敌德国签署了钢铁合营协议，这些政策为巴黎经济复苏带来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汽车制造业的高涨。在经过纳粹占领时期可怕的死一般的安静之后，巴黎的大街小巷又恢复了过去的喧闹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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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的街头活力也包括30年代的那种激进主义。1944年形成的以戴高乐将军为核心的政治同盟很快就土崩瓦解了，这导致人们对于政治的厌倦，犬儒主义思想开始滋长。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成立后，正如英国驻法国大使杜夫·库珀所说的那样，戴高乐将军本人也被神秘地“置于政治的阴暗角落之中”。[424]从莫斯科回来的莫里斯·多列士领导的法国共产党战时成为法国反抗运动的骨干力量。战后，法国共产党立即提出要求政治重建的工作。该党也成为战后法国联合政府的重要成员之一，一直持续到1947年。随后，国内外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冷战”的出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创建、斯大林的集中营报告、印度和中国的反殖民斗争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危机等，使法国共产党同其他政党分道扬镳。法国共产党的政治转变意味着巴黎人民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期间遭受了一系列罢工运动。法国共产党现在在巴黎市内和郊区都拥有强大的力量，巴黎城的这种动荡的战斗气息与其他城市相比更为强烈，运输和电力中心系统的罢工给巴黎及其郊区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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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法国共产党对于新建立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治上的不满构成了法国战后政治的重要内容，这种以意识形态为原则的现象与战后苏联与美国两极分化的“冷战”格局交相辉映。然而，战后政治文化的裂痕远不止于此，解放带来的喜悦很快破灭了。战后法国要求严惩纳粹德国的法国同伙的呼声高涨，而这很快演化成为一场仇杀浪潮，其中还包括一些其他的惩罚措施，如被指控为“同行合作组织”的妇女被剃光头发或者当众羞辱。当时，法国大约发生了2000到3000起这样的事件，再加上大约10000人被杀。与其他地区相比，巴黎的情况要好很多，这类事件没有泛滥。但是，巴黎很快就成为审判“法奸”和其他清洗行为的舞台。例如，发生在1945年5月的“著名诉讼案”，作家罗贝尔·布拉希拉克被以反犹主义和叛国罪两项罪名枪决。此后不久，国内响起了许多抵抗运动的知识分子宽大处理的呼吁，大清洗运动从此开始变得温和。但与此同时，范围有所扩大。巴黎的很多行业和法人团体都对他们的员工进行了详细的调查，针对叛国者的惩罚措施包括监禁、剥夺政治权利和被称为“全国降职”的惩罚措施。维希政府的重要人物不是被处以死刑就是长期监禁，而那个叫作勒内·布斯科特的曾经协助纳粹分子在冬季竞技场的围捕行动中抓捕犹太人的警察局长却只受到了轻微的斥责，并且很快地又开始在公众政治生活中恢复了旧职。[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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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针对国际重大问题的处理远远超过了法国国内问题的复仇、悔罪和惩罚的悲惨景象。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法国发生了多起纳粹暴行。例如，1944年6月发生在小山村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上维埃纳省）的灭村事件，此后发生的事情更为惨不忍睹。1945年4月，巴黎的电影院开始播放盟军在奥斯维辛和其他死亡集中营中拍摄的画面，这使观众惊恐不已。5月，在纳粹占领时期被驱逐出法国的巴黎人乘坐的火车开始陆续抵达巴黎，他们被安置在征用来的旅馆中对纳粹暴行进行控诉，到东火车站迎接的人群被眼前这些从火车上蹒跚而下的悲惨的人们所震惊。还有一些回归者，带着难以忍受的悲伤，小声哼哼着《马赛曲》，这也使周围的人潸然泪下。同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在20世纪的恐惧标尺上又增加一个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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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参与过西班牙内战的退伍老兵，同时又是戴高乐抵抗组织的成员，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这样评论道：“欧洲为自己而战的思想所造成的危害远比欧洲仍在各个城镇的炸弹所造成的破坏还要大。”[426]意识形态冲突与前些年技术理性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促使人们开始纷纷呼吁从头再来。只有在人文哲学前提下的政治重建才能够防止道德沦丧，而这正是传统政治体系发生扭曲的原因。政治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强调人性和政治参与的提案。法国共产党强调他们在维护和平中的地位，运用他们在抵抗运动中积累的政治资本来建立一个广泛的左翼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同盟，其中包括：以物理学家弗里德里克·约里奥—居里为首的科学家；以毕加索和莱热为代表的艺术家；超现实主义作家阿拉贡和一些青年演员，如热拉尔·腓力·伊夫·蒙唐和西蒙娜·西尼奥雷等。与此同时，埃马纽埃夫·穆尼耶开始在《灵魂》杂志上宣扬的个人主义思想也激发了年轻的、有社会意识的天主教徒的强烈反响。在这股新的人文主义浪潮中，最令人振奋的是有让—保罗·萨特、西蒙娜·波伏瓦和他们无数的信徒倡导的存在主义，正是他们重新奠定了巴黎国际思想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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