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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这样如实描述萨特和他的情人：“曾经眼睛大而明亮、脸色红润嘴叼烟斗的萨特及其情人波伏瓦”现在被发现“就像两个被艺术家抛弃在角落的口技玩偶一样”躲藏在王宫大桥的地下室酒吧中。[427]由于崇拜者对他们的著作十分青睐，使他们在那里根本无法平静地工作，他们不得不逃离曾经居住和工作的圣日耳曼大道上的双叟咖啡馆和花神咖啡馆而躲到那个地下室，这是声望的代价。二人于1945年创办的政治期刊《现代时报》更加巩固了他们的地位。存在主义运动强调的生命选择中的道德责任都能在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著作中找到其哲学根源，但那些自称的存在主义者很少有人能够钻研这些晦涩难懂的哲学著作或者萨特1943年发表的那部总结性著作《存在与虚无》。画家让·迪比费曾经这样解释说：“事实上，我对于存在主义哪怕最细微的观念也不了解，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称自己为一个狂热的存在主义者。”[428]正是萨特扩大了存在主义运动在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层面的影响。小说家和记者阿尔贝·加缪，侦探小说家让·热内，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此外还有尝试运用新方法进行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代表，如迪比费、亨利·米肖、阿尔贝奥·贾科梅蒂等，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与该运动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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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法国巴黎的地图上可以准确地找到存在主义运动的位置。位于现在巴黎第六区的蒙帕纳斯，咖啡馆、酒吧笼罩在古老的圣日耳曼德佩教堂的阴影下，这是成为存在主义运动的总部，那里还有一些主要出版社的编辑部，如伽利玛出版社和瑟尔出版社，它们专门发行存在主义运动成员的作品。那里还有一个爵士乐剧院，存在主义者都是狂热的爵士乐爱好者。萨特的朋友、杰出又活跃的新闻记者、小说家和诗人鲍里斯·维昂就是一个天才的号手，他曾经在圣日耳曼地区参加晚场演出，例如王子街上的塔布和圣伯努瓦街上的圣日耳曼俱乐部等。本属于哲学和政治学的存在主义运动却喜欢这种时尚的夜晚俱乐部的氛围，这一点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媒体很快发现，那种地方对那些年轻人、无以寄托的人和政治头脑空虚的人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当存在主义运动成员身着黑衣与杰出歌手朱丽叶特·格雷科等时髦青年共同出现的时候，会更加吸引人。波伏瓦在1949年发表的具有开拓性的女权主义经典著作《第二性》公开谈论性问题，被认为是一种耻辱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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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1949年，存在主义作为一场运动及其政治意义都时过境迁。运动领导人发现要在由“冷战”引起的不断增长的两极分化的政治氛围中维持政治自主的立场已经十分困难。运动领导人之间也发生了分裂，萨特与梅洛庞蒂分道扬镳了，与加缪的关系也相当紧张。此时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已经从运动的政治核心转移到了关注其成员的生活方式上。国际旅游业的复兴也对运动起到了一定的破坏作用：双叟咖啡馆现在到处都是年轻的美国人，尝试坐在当年萨特曾经坐过的位置上。很快，房地产经纪人跟随着美国人的脚步纷至沓来。不久前，随着大批富裕的波希米亚人的涌入，圣日耳曼开始处于资产阶级化的阵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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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末，西蒙娜·波伏瓦这样写道：“沦为二流国家的事实使法兰西开始寻求通过输出自己的产品——时装和文学——来自我炫耀。”[429]这一时期法国确实出现了大批杰出的服装设计师和建筑师。例如，1945年的皮埃尔·巴尔曼，1951年的皮尔·卡丹，1952年的于贝尔·纪梵希和居伊·拉罗什等，另外，克里斯蒂安·迪奥在1947年提出的服装“新视觉”风格对当时的国际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他所设计的服装出口量占当年法国时装出口总数的四分之三。战争使巴黎丧失了国际绘画中心的地位，绘画艺术品市场转移到了更有利可图的纽约。但是法国文学依然繁荣昌盛，力图维持和扩大其在国际上的地位。1947年，年近80的安德烈·纪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同期的其他一些法国作家也赢得了国际声誉，如阿努伊、科克托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超现实主义作家，如布雷东和艾吕雅也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作品。然而，文学作品最初的功劳还应该归于存在主义者，是他们和超现实主义者共同支撑起了法国先锋派小说的国际中心地位。巴黎戏剧的复苏则应主要归功于在左岸破旧的流浪者剧场上演的由外国人创作的“荒诞喜剧”，如罗马尼亚人尤金·尤奈斯库、爱尔兰人萨缪尔·贝克特和俄国人亚瑟·阿达莫夫创作的剧目。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法国出现了新小说，倡导者有阿兰·罗伯—格里耶、玛格丽特·杜拉斯和米歇尔·比托尔等。同时，巴黎还出现了“新浪潮”的电影导演和电影理论家，如弗朗索瓦·特吕福、让·吕克·戈达尔、克洛德·夏布罗尔、埃里克·罗默尔和路易·马莱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的“法兰西理论”维持着法国思想创新的国际声望，其中包括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雅克·拉康、雅克·德里达、埃莱纳·西克苏和朱丽娅·科里斯蒂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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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新浪潮”的电影人主张，把波伏瓦并没有注意到的但对于战后法国具有相当大出口价值的本土产品——巴黎影象——作为另外一种出口产品。战后法国的一些摄影师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声望，如罗贝尔·杜瓦诺和亨利·卡蒂埃·布来松等。杜瓦诺著名的《市政厅外的亲吻》使国际社会对于巴黎寄予厚望，因为那里有爱情，有街道，也有可识别的时代背景；文森特·米纳里1951年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和1958年的《基基》都显示出好莱坞影院也能够放映这种新题材电影。20世纪50年代，巴黎开始转变自身的形象，但电影作为永恒巴黎观念的推动器作用仍然体现得淋漓尽致。1960年，路易·马莱根据雷蒙·科诺的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扎齐坐地铁》代表了古老巴黎还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同年，由让·吕克·戈达尔执导了电影《最后的叹息》，两部电影都高度评价了现代美国高级轿车的出现，但同时也对一座城市能够保持它传统的自我风采而感到十分自信。消费者的主体已经改变了，但是永恒的巴黎仍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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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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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一、扎齐眼中的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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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雷蒙·科诺1959年出版的小说《扎齐坐地铁》中的传奇女主人公扎齐来说，地铁代表着她这个乡村小女孩奇思妙想中的巴黎。扎齐和她的叔叔生活在一起。叔叔的周围总是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她的母亲常常把有关巴黎这座“爱之城”的古老故事讲给她听，而其结果又总是令人沮丧，每当这个时候，扎齐的心就飞到巴黎地铁站。但是她发现，由于劳资纠纷，地铁已经关闭，她的心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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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小说中，一个未满十三岁的小女孩以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了她与年龄不符的对生活的怀疑态度。在巴黎荣军院，扎齐面对拿破仑皇帝坟墓的第一反应是：“拿破仑是我的屁股！”但是她绝没有想到，她的屁股后来与巴黎地铁联系在一起了。在小说中的扎齐看来，地铁是一种梦幻，与肢体功能毫无关系。小说中的扎齐从来没有进入地铁中，但小说通篇都是围绕着小扎齐心中的地铁而展开。把扎齐与她心目中的地铁隔离开来比不许她进入巴黎地铁还要难。地铁就是虚幻的存在，神秘的向往。尽管以日常生活中最普通、最具体的现象为素材，科诺还是为我们编织了一个最复杂的梦幻故事。在该小说中，在埃菲尔铁塔上，扎齐看到了巴黎地铁最美好的景色，那是巴黎幻想的典型特征。科诺的小说把扎齐心目中的巴黎地铁和她在埃菲尔铁塔上见到的地铁都摆在了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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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经乘过地铁的名叫卡夫卡的人说：“对于一个心地怯懦但充满希望的外乡人来说，地铁是了解巴黎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如果说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话，他显然低估了了解地铁需要的一定的过程。了解地铁需要经历这样一个程序：买票、理解与其他人交往的含义、在街头艺人和乞丐面前应有的行为方式，以及对周围事物的观察等。可以说，乘坐地铁的过程既是最个性化的行为，同时也是最社会化的行为，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细心调整个人行为与社会行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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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地铁还是一个充满各种晦涩难懂含义的地方，即使经常乘坐地铁的人也未必十分清楚。正如人类学家马克·奥热所说，绝大多数巴黎老城区的地铁车站是以法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和事件来命名的，其中包括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战役、革命日期等。这就是说，在巴黎，哪怕是进行一次最简单的旅行，也就等于回顾了法国的某一段历史，颂扬了某一种前人的业绩。旅行者乘坐的地铁离巴黎越远，所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就越少，因为远离巴黎的地铁站名多以地理名词而不像巴黎城内那样以历史名词来命名。例如，小教堂港车站、克利希区政府车站、克雷泰伊大学车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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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城市的地铁通常都是建造在某一条街道的下面，这样，许多地铁车站的名字常常与路面上街道的名字或者十字路口的名字相同。瓦尔特·本雅明曾经感叹，“看巴黎街道的名称是一种特殊的感官享受”，因此可以说，看巴黎地铁车站的名称是一种更大的感官享受。巴黎地铁的某些车站的名字与历史的联系让人始料不及。例如：巴尔贝斯·罗什乔拉瓦车站就是把一位无政府主义战士同17世纪的一位蒙马特修道院女院长联系在一起；塞夫勒·巴比隆这个车站名既是纪念那条通往郊区塞夫勒镇的街道，同时还是纪念那位在附近建立了外国传教士修道院的主教巴比隆；黎塞留·德鲁奥车站则把路易十三的大臣红衣主教黎塞留与拿破仑的一位将军混杂在一起；阿尔马·马尔索车站则把克里米亚战争同一位革命英雄联系在一起。还有更为令人不解的名称，例如，有些本来毫不相干的两个个体被莫名其妙地联系在一起。例如：拉莫泰·皮克特车站、马克思·多尔莫耶车站和德菲特·罗谢卢车站，三个车站用了六个人名。令人难以理解的地铁车站名还有很多。例如，由于某种政治原因、某些官僚主义作风或者是为了游客的需要，许多地铁站的名字像街道名字一样经常更改。1946年，马尔伯夫·圆点·香榭丽舍站更名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地铁站；1970年，星形广场站更名为星形广场—夏尔·戴高乐站；1968年，圣保罗站更名为圣保罗·沼泽站，1989年又更名为王宫站，以后又从王宫站改为卢浮宫博物馆站。据统计，1945年以来，这样的变动有近50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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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即使是经常乘坐地铁的人也很少会从词源学的角度对这些名字进行考察，但是，那些地铁车站名具有诗一般的奇怪联系，正如理查德·科伯所描述的那样，“巴黎地铁站名是一首长诗”。很可能就像扎齐所证实的那样，想象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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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电影中平静的巴黎城市看起来似乎是非历史的，但越来越多地、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历史变化的旋涡之中。在持续不断的冷战趋势中，巴黎还经历着迫在眉睫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浪潮。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人不断在巴黎举行示威游行。1954年，当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开始在其境内开展游击战争时，法国殖民者的形势开始急转直下，巴黎出现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炸弹袭击和其他一些形式的示威运动。截至1958年，60多名法国警察在袭击中遇难，200多人受伤。同年，在反对法国政府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些法国殖民地军人的支持下，阿尔及尔的一些殖民者发动了暴乱，制造了阿尔及尔危机。面对危机，法国第四共和国政府手足无措，被迫找回了已退出政坛的戴高乐将军。戴高乐将军在整治混乱中重新上台，组织了第五共和国，制定了高度“总统化”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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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25日的学生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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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8年以后的那几年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巴黎加紧活动。作为回应，法国政府和巴黎市政当局命令警察部门加强监管，并对穆斯林实行大范围的监管制度。人们认为，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正在进行一场“肮脏的战争”，对嫌疑犯实行严刑拷打成为他们日常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巴黎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1961年10月17日，为了反对当局对穆斯林实行的宵禁制度，阿尔及利亚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结果招致警察的残酷迫害，200多人被打死。死者的尸体被警察在夜幕掩护下扔进了塞纳河中。很多巴黎人似乎不敢相信这场“巴黎之战”是对穆斯林实行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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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是手段，但是并没有结束阿尔及利亚危机。虽然阿尔及利亚殖民当局把戴高乐将军看成维持殖民统治的救世主，但他们很快发现戴高乐将军已经放弃了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所有权，同时为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谈判打开方便之门。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当局对此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他们在1961年初成立了秘密军事组织（OAS），并由该组织来指挥反对非殖民化运动的军事行动。该组织与法国军界和政界关系密切，他们不仅在阿尔及利亚组织活动，还在巴黎从事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刺杀戴高乐将军以及在平民中造成巨大伤亡的炸弹袭击。1962年2月28日，法国共产党和其他左翼组织共同组织了反对OAS暴行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许多巴黎人对于这场危机的态度也在那场示威活动中表现出来。结果那场示威游行演变成与警察的大规模冲突，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和路人避难于现在巴黎第十一区的卡隆涅车站，由于人数众多，互相践踏，导致9人死亡。几天以后，大约50万巴黎市民参加了这些牺牲者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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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的《埃维昂条约》宣告阿尔及利亚独立。其他法属殖民地也纷纷效仿阿尔及利亚，庞大的法兰西殖民帝国宣告土崩瓦解。作为解决前殖民地殖民者问题的措施之一，法国政府通过了宽容的安置法：大约100万人在法国得到了重新安置，其中包括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有些已经在阿尔及利亚生活了好几代人）、意大利人和其他欧洲定居者，再加上战时站在法国一边的5万名前法国殖民当局雇用的当地保安队官兵。这些人绝大多数被安置在法国南部，被安置在巴黎周围地区的人大约有10万。《埃维昂条约》并没有中止OAS的暴行，因此，法国警察针对北非人的管制措施在某些地区仍然存在，直至1963年，危机终于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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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出现了新一轮的移民巴黎的浪潮，但对于这座具有悠久移民传统号称“移民熔炉”的城市来说，这只能说是其移民史话中的一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量移民涌入巴黎，其中主要是意大利人、德国人和俄国人。20世纪60年代，从整个庞大的法国前殖民地撤回的殖民者，包括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印度支那和西非，许多也被重新安置在巴黎。这还不算，当时还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巨大的葡萄牙移民潮：1961年大约6000名葡萄牙人进入法国，1963年则上升到28000人。这些移民多为妇女，她们中多数人成为法国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女佣。与20世纪早些时候一样，巴黎将那些新移民安置在郊区。到了20世纪末，巴黎土地范围内的13%居住的是外国人，这个数字是全国平均值的两倍，这也就意味着，平均每六名巴黎人之中就有一个是外国人。也正是从那时开始，过去被殖民统治的人纷纷加入到殖民统治者的队伍之中。那些北非国家独立后，国内贫穷状况的推力和大都市工作机会的拉力共同引发了新一轮的向法国移民的浪潮，其中以西非和北非人最为突出。大量非洲移民的涌入不仅改变了巴黎人的人种构成，而且改变了巴黎传统的宗教结构：1939年整个巴黎城内只有4座清真寺，而到了2000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20，郊区则更多，估计有300至500座。这些新来的喜欢聚集在一起的移民为巴黎重新绘制了一幅行政区域图：在巴黎城内，犹太人聚居于马莱，土耳其人（其中很多人持有德国护照）愿意定居在现在巴黎第九区；占移民人数近一半的北非人则居住在东部一些外围地区，特别是现在巴黎的第十八区、十九区和二十区；20世纪70年代末接纳的大量越南和柬埔寨移民聚集在第十三区，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人种学意义上的“中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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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45年前的移民潮相比，此次移民的大量涌入对巴黎人口带来的冲击并不大，二战以后的法国人口统计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法国的婴儿出生潮打破了长久以来法国人口的低出生率的状况，使法国人口重新开始增长：1946年，法国总人口4100万，1966年这一数字增长为5000万；90年代突破6000万。伴随着人口增长而来的是显著的城市化进程：1945年法国农业生产人口占总人口的35%；1980年这一数字为9%；2000年进一步下降为5%。强大的城市化进程并没有影响到巴黎市区内20个区的人口数字，事实上该地区的人口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高峰；50年代中期增长为280万；80年代初又下降为210万人。而在外来移民的聚集区，城市化和人口出生率上升是非常显著的。巴黎的郊区迅速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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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城区的急剧膨胀与政府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巴黎市政府在城区和郊区扩展中充当了阻碍者的角色。在战后重建工作中，巴黎政府优先考虑那些在战争中遭受重创的地区，但也有人认为巴黎城已经过于庞大了，维奇瓦特就是这么看的。让·弗朗索瓦·格拉维耶在1947年发表了一本畅销书，名为《巴黎与法兰西荒漠》，锋芒直指巴黎周围地区的欠发达问题。法国的战后重建部长克劳迪尤斯·珀蒂主张把商业和工厂从首都疏散到边远地区，他还赞同在英吉利海峡沿线建立“绿色地带”的建议。该建议认为，如果法兰西岛的工业想要进一步发展，最好与巴黎分离开来，建立自己的绿色空间。他在1948年通过立法加强巴黎的房租管理，强有力地解决了首都的房地产投资的恶性循环，以此对巴黎城内的房地产开发问题提出警告。这样，巴黎新来的移民被迫居住在铁路终点站和城市边缘的废弃地带建立的贫民窟中。这些所谓的贫民区臭名昭著，有人认为一个贫民区就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废纸堆、废钢铁堆和一些其他的废弃物堆，左翼政党因此呼吁采取相应措施解决那里的问题。但是，左翼政党同时更反对巴黎城市的主要发展规划，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导致巴黎工人再次被安置在居住条件很差的郊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相当有道理的。1955年，激进的左翼总理皮埃尔·孟戴斯—法兰西决定，没有政府的特别批准，不得在巴黎建筑面积超过500平方米的商业建筑，正是这种情绪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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