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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纲要》在巴黎管理构架的重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本世纪前一个发展规划不同，它明确接受这样的事实：该地区应该发展。德洛瓦呼吁在巴黎地区建立八个新城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通网络，并期望新城镇能够分担巴黎不断增长的压力，这些新城镇的功能没有独立城市那么多，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巴黎提供通勤来往的工人。其中五个城镇发展为人口中心：截至世纪之交，埃夫里和默兰—塞纳尔各自的人口已经接近10万，塞尔吉·蓬图瓦兹和圣康坦超过了15万，马恩河谷接近20万。它们中的每一个在管理结构和空间组织上都有细微的差别：有的是在大片的甜菜地上拔地而起的，有的则是对已有的居民区改造而来。但这些新城镇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是建筑楼群拔地而起，看起来就像勒科布西耶重返人间再次规划一样。所有的新城镇都有功能性的规划，周围有绿带，有便利的交通直通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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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巴黎交通状况的改善是很有限的：只有两条总长29千米的高速公路、拥挤不堪的公路、缓慢前行的公共汽车（1937年取消了有轨电车），此外还有一条地铁，但并没有伸展到郊区，而且与国家和地方的铁路交通配合相当混乱。“总体组织治理计划”和《管理纲要》改变了这一切。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在老城墙外非困难地区修建的环城高速公路在1967年完工，此时，在塞纳河右岸一条旨在提高穿越巴黎的快速公路也已完工。其后的发展主要是在1962年至1968年曾任戴高乐政府的首席管理者、1969年至1974年戴高乐退休后继任总统的乔治·蓬皮杜的亲自规划下进行的。在城市化问题上，蓬皮杜是一位固执的现代主义者，一位高层建筑和现代交通的热衷者。他宣布：“巴黎必须适应汽车时代，我们必须放弃过时的审美情趣。”[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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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之战后的涂鸦，196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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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到70年代，巴黎建造了大量的以巴黎为中心向外延伸的高速公路，不仅极大地缩短了从郊区到市中心的行程时间，而且加强了首都与枫丹白露之间（1960）、与芒特和里尔之间（1967）、与里昂和马赛之间（1971—1974）、与梅斯（1976）和卡昂（1977）之间的联系。从1969年开始，旨在服务于郊区，地铁把沙特莱广场至中央市场和巴黎地区的主要干线车站，如巴黎北站和里昂火车站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区域性的高速铁路网，进一步补充完善了巴黎的交通运输系统。1976年，区域性高速铁路网的行程已达76千米；1982年为274千米；到20世纪末，已经有4条干线覆盖了大约400千米，每年运行36700千米的里程。这一时期，地铁的交通质量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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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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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二、阿尔及利亚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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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17日，巴黎市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在马谢纽夫河堤上主持了附近的圣米歇尔桥落成仪式，这座桥是一座市政纪念性建筑，是为纪念在法国的一次最悲惨的事件中死于法国警察之手的阿尔及利亚反对殖民化的数百名死难者而建立的。多年以来，法国政府当局在公开场合竭力否认对此事负有责任。自从1961年10月17日所谓“巴黎之战”被曝光以后，已经整整40年的时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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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秋，巴黎的穆斯林社区决定抗议强加于他们的宵禁制度。这次运动发生在一个相当敏感的时刻，因为当时正值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艰苦斗争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在此之前的1958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也正是因为阿尔及利亚问题而垮台，当时的巴黎已经变成了武装冲突的舞台。参加暴乱的人试图以公共舆论的压力来反对法国政府支持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的政策，为达到这一目的，巴黎街头是最好的舞台。在过去的整个夏天中，已经发生了许多起炸弹爆炸和袭击警察事件，导致数十人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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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的游行示威原本计划的是一场有25000名阿尔及利亚人参加的和平示威运动。但巴黎警察认为这是极端的挑衅行为，他们对游行示威者大肆谩骂，野蛮殴打，一些示威者被打翻在地，一些人被关押在某个地方，其中包括冬季赛车场。众所周知，那里曾经是二战中关押犹太人的地方，关押在那里的犹太人在1942年全部被押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嘲弄。法国军队在北非战场上就曾经利用酷刑来对付起义者，为了从示威者口中获取是谁袭击了警察的情报，也是出于极端残忍和复仇的目的，巴黎警察也使用这一招来对付那些被逮捕并拘留的示威者。更为严重的是，大批的示威者要么被杀死，要么被打伤，街头上到处躺着受伤者，而被害者的尸体则被毫无人性地扔进了塞纳河中，在历史上好像有人这样做过。从坐落在西岱岛上的巴黎警察局附近拐角就可以达到的圣米歇尔大桥就是那次暴行的现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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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了解了这一事件骇人听闻的血腥暴行。巴黎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包括很多有名望的犹太人，公开举行了抗议活动，并把这一事件与纳粹时期的暴行相提并论。一份法国共产党的报纸在当年11月7日用了这样的标题：“一个月以来巴黎发现了60具被淹死或者被杀死的阿尔及利亚人的尸体。”但是，更多的巴黎人不愿意相信巴黎警察会有如此血腥的暴行，警察当局也竭力否认所有的指控，并谎称所有的流血事件皆源自阿尔及利亚人的派系斗争。政府相关部门的隐瞒行为显然是有组织的，组织者就是警察中职务最高的长官——警察局长莫里斯·帕蓬。由于证据不足，法国的左翼政党也无法利用这一事件谴责政府。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结束以后，有人又竭力想使人们忘掉这段血腥的历史。也就是说，想告诉大家，故事已经结束了，一切都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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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61年10月18日拍摄的一幅照片使“巴黎之战”永远留在一些左翼组织和阿尔及利亚人的记忆中，该照片拍下了圣米歇尔大桥顺流下去不远的艺术大桥旁边有人刻在墙上的一条标语。尽管警方试图掩盖这条标语，并迅速清洗掉，但这张照片向我们展示了墙上写的是“他们在这里将阿尔及利亚人扔到河里”。这个标语既可能是阿尔及利亚人所为，也可能是支持阿尔及利亚人的极左翼人士所为。这张照片在左翼内部流传开来，但是并没有引起公众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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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20世纪80年代在对维希政权时期迫害犹太人问题上法国行政官员与政客们如何勾结进行重新调查的过程中，历史编撰者对警察关于“巴黎之战”的解释再次提出疑问。1987年，曾经将抵抗组织领导人让·穆兰折磨致死、素有“里昂城的刽子手”之称的克劳斯·巴比从玻利维亚引渡回法国，并以反人类罪判处终身监禁。20世纪90年代初被捕的还有曾经指挥了1942年冬季竞技场抓捕行动的警察局长勒内·布斯凯，但在审判之前他被人杀了。曾经担任过第五共和国部长职务的前警察局长莫里斯·帕蓬也成为人们谴责的目标，事情很清楚，作为维希政权时期吉伦特省的警察局长，他曾签署过把犹太人驱逐至死亡集中营的命令，最终他被判处10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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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90年代，帕蓬都极力否认巴黎警察曾经卷入过“巴黎之战”的阿尔及利亚人死亡事件中，并且嘲笑般地把当天的事件称为“虚构的死亡”。1998年当阿尔及利亚事件被纳入到对他的审判内容时，帕蓬以诽谤罪对当庭证人让·吕克·艾诺迪提出控诉。让·吕克·艾诺迪曾经出过一本调查该事件的书，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反对忘记10月17日运动”中表现十分突出。在那场运动中，那张“涂鸦照片”成为它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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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政府调查团得出结论：10月17日夜有48名阿尔及利亚人被扔到塞纳河里淹死；在整个9月和10月，共有142名阿尔及利亚人被杀害，其中110人的尸体在塞纳河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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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团还承认，真实的死亡数字肯定比这还要多得多。同时，巴黎高等法院也承认：“巴黎之战”确实发生过，而且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一举动把遗忘在历史的角落中近半个世纪的这一事件再次摆在了公众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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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改善区域交通中扮演重要角色之外，“总体组织治理计划”和《管理纲要》在改变巴黎整体形象的住宅建设方面也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1954年至1974那20年间，巴黎市区修建了超过20万套居民住宅，郊区比这还要多。1958年，政府曾经把巴黎市区较贫穷的主要地区指定为“优先都市化区”（ZUP）。1969年，这一计划又进行了重新组织和扩大为“协调管理区”（ZAC）。[433]ZAC与ZUP一样，都是在一个指定区域内，由政府指定某一私营公司来发展该地区，公司享有广泛的经济、征用土地和管理权责。从某种意义来说，ZAC就是处理那些“不卫生地区”，因为那些地区的存在有损于现代大城市的形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巴黎政府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当然，ZAC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这些地区，也扩展到了被断定为“破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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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仿佛一切又回到了奥斯曼时代，规划者和设计师们比20世纪过去的任何时期都享有更大的创作自由和经济回报。正如奥斯曼时代一样，房地产发展的无限潜力为迅速聚敛财富提供了机遇，当然，腐败和奸诈现象也随之发生。政府公务人员如同商人一样一头扎进了非法致富的门路之中。从一些指控案件来看，这一时期确实赚钱容易而且利润丰厚。但是，新的商机也确实推动投资者摆脱了长久以来对巴黎房地产市场的极端不信任感，从而为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了资金。新投资主要集中在现在巴黎的第十二区至第十五区，那里是“不卫生地区”最多的地方。在巴黎的中心地区，即现在巴黎第十一区以内，新型建筑相对较少，即使少有的几处不卫生地区也没有进行彻底改造，而只进行了修修补补。[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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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管理区”的城市发展以郊区为主，建筑方法与巴黎古老的住宅建筑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尽管奥斯曼的《房屋建筑报告》与此前的1783年至1784年规定的建筑章法协调一致，但是这股新的建设潮流以现代主义的旗号完全打破了常规。正如勒科布西耶所强调的，增加楼的高度是拓展空间的最好方法。1958年，巴黎中心市区的建筑高度限制为31米，周围地区为37米，相比较而言，郊区略高一些，为45米。但是，例外情况经常发生。例如，在香榭丽舍大街以西地区开辟的国防部开发区（拉德芳斯广场）就超过了规定的标准。在20世纪50年代，该地区曾经被指定为商业密集的证券交易市场和巴黎剧院发展延伸的地方。在巴黎的20个区中，1956年至1963年修建的位于现在巴黎第十六区的法国广播大楼大厦正面对着塞纳河，其中心塔楼高75米。同时，位于现在巴黎第七区军事学院后身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也超过了高度限制。但是，最大的特例是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五区地铁终点站1959年开始兴建的迈内·蒙帕纳斯大厦。坦率地说，世界上到处都是摩天大楼，事实上巴黎也有不少高楼。但是在该大厦建成后的十几年间，巴黎人每当看上它一眼就觉得它越来越高，好像已经超过了它实际的200米高，许多巴黎人有一种可怕的视力越界的感觉。该大厦与其说是一个“记忆之场”，不如说是一个巴黎人众所担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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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帕纳斯大厦和周围林立的商店以及办公大楼完全投入运营的时候，位于现在巴黎第五区朱西厄科学学院的一座相比之下小得多的90米高摩天大楼正在建设中，这种高塔式建筑风格已经成为巴黎城市风景的基本象征。举例来说，与法国广播大楼隔河相对的地方修建的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五区的塞纳河开发区，就是由20座高度超过120米的高楼组成的。在现在巴黎第十三区的意大利广场后面的荒废区、现在巴黎第十四区贝尔维尔外的比较贫困的工人住宅区和现在巴黎第十一区里昂火车站后面的工人区，也都出现了高楼林立的现象。到了21世纪初，整个巴黎的160座被归类为“非常高的建筑”中有近一半在这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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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建筑使人们日常生活的物质文化发生了彻底改变。从1949年到1958年，法国平均国民收入与国民支出增长了近三分之一，而且还在持续增长。巴黎及其周围地区的居民楼充满了各种各样象征着某种生活方式的新设计和新奇家具，这不能不让刚刚经历了一段艰苦生活的巴黎人感到惊奇和兴奋。1939年，巴黎的小汽车总数为50万辆；1960年达到100万辆；五年后又翻了一番。巴黎人是政府实施的发展规划的最早受益者。1959年，只有十四分之一的法国家庭拥有电冰箱，196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二分之一；1954年，只有8%的法国家庭拥有洗衣机，197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3%，到20世纪90年代则超过90%；1950年，全法国只有24000台电视机，1962年近四分之一的家庭拥有电视机，到1966年，有电视的家庭已经超过一半。伴随着消费品支出的增加，人们在休闲娱乐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多。1956年颁布的每年3周公休日到1963年改为4周，这些假期使人们的娱乐活动更加频繁。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比无休止的、日益激烈的新闻媒体和内城街道的广告战最为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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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法国人，尤其是巴黎人，接受了消费主义的观念，但对于那种变化的好处和意义还是充满疑问。有些持怀疑观点的人采取了模糊的反美国主义的形式，并为自己找到了许多依据，包括担心古老的巴黎成为第二个芝加哥或者纽约。大量的社会学证据开始出现，高层楼区的生活也并非就是玫瑰花的温床，里博格特机场附近的萨尔赛勒市郊区的例子就被很多文学作品所引用。随着20世纪50年代一座座单调的现代建筑物拔地而起但是没有相应的社区服务与交通设施相配套，萨尔赛勒看起来并使人感觉到并不是那样理想。在一些对此事感兴趣的媒体看来，它滋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和心理疾病，他们称之为“萨尔赛勒症”。其典型特征就是：青少年犯罪时有发生，百无聊赖的家庭主妇怨声载道，精神类疾病日益增多和火箭般上升的自杀率。即使是郊区最现代的建筑师进入巴黎中心地区以后，恐怕也会担心“萨尔赛勒症”这种大众流行病患者在巴黎流行起来。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电影制作人雅克·塔蒂就提出一种看法，并一直以一种幽默的眼光看待现代建筑行业以及同时产生的现代技能性障碍，他在1958年发表的《我的大叔》就是对现代郊区都市的绝妙讽刺。总体而言，让·卢克·戈达尔的超前电影《阿尔方城》是对这一问题更为直接和猛烈的抨击。整部电影几乎都是在“低租金住房”区制作完成的。《阿尔方城》于1965年问世，同年，乔治·佩里克获得诺贝尔奖的小说《物》也开始发行，《物》里的物是指现代生活的日用商品，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对不幸的青年夫妇，他们以一种乏味平淡的、令人绝望的奉献精神追逐着那些“物”。同一时期，罗兰·巴特对日常生活琐事进行的诙谐的符号学分析也赢得了思想界的关注，社会生活的新形势，从雪铁龙汽车到广告和摔跤比赛，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神话，而这些神话的文化意义则需要我们运用同样的人种学方法进行检验，也可以用印第安人中阿拉巴霍族的接生方式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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