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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越来越怀疑巴黎建筑拆除和重建工作付出的代价问题。巴黎外围地区被居民点取代的那些旧房屋总体来说质量都很差，因此在居民点建设开始时并没有引起保护主义者的强烈反响。但十分明显，这种变化还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整个社区都被拆毁了，例如，现在巴黎第十三区意大利广场后面的地段原来是生气勃勃而又相对稳定的工人社区，定居于此的工人大多数在当地的工厂工作，如樊尚·奥里奥尔路巨大的萨伊炼糖厂、德伊乌里大道的庞阿尔汽车制造厂等。而在这项工程期间，当地居民们都被迁到了郊区的公寓里。但是，当工程完工时，很少有人能够迁回，这首先是因为当地房租飞速上涨，而房租控制法又在节节上涨的通货膨胀面前大打折扣，许多人因为经济困难而无法回迁；同时，还有许多人自愿选择不再迁回。因此，萨伊炼糖厂和庞阿尔汽车制造厂在20世纪60年代先后倒闭了，这就减少了当地工人寻找工作的机会。而且高楼开发区的居民没有往昔那舒适的社会交际关系，使人们有一种相互疏离的感觉。与其他居民点一样，这里宽阔的主干道能够保证车流畅通无阻；商业带和商业中心区代替了原来的街角商店；新修的人行道打破了原有的街区路线，居民之间很少有机会相互交流和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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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广场开发区巨大建筑的例子不仅付出的代价高，而且还使那里人口下降，工业萎缩，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证明。这项向高处拓展空间的建筑重建工作为巴黎市民增加了相当数量的城市可利用空间，1954年至1974年，800万平方米的旧房屋被拆毁，2100万平方米的新空间可以利用，仅工厂和车库就占用了其中的28%；更多的空间被用作商业贸易和管理用途，办公空间增长了22%。与此同时，巴黎仍然处于持续的去工业化进程中，更多的空间给予了服务行业，而且这个进程在20世纪剩余岁月中仍将持续下去。1962年至1982年期间，自由职业者数量增长了40%，而工人数量减少了45%。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巴黎的工业产品占全国总产量的大约10%，但是这一数据下降得很快，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降至5%。现在巴黎工业的主要形式是一些比较独立的小规模的生产。出版业和印刷贸易仍然留在了巴黎，并且拓展到巴黎工业产值的约四分之一。服装和纺织业在巴黎也继续了下来，在某些区域还表现得很兴隆，尤其是现在巴黎第二区桑蒂尔周围地区以及马莱和埃莱温地区。家具制造业仍然是圣安托万区的专长，但是工业作为整体的巴黎城市风景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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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城市重建工作推动市内住宅数量持续上涨：6万套住宅被拆毁，但重建了27万套，这使得人们的居住空间总体上增加了16.8%。尽管住宅面积少于办公空间面积的增长速度，但这在巴黎也是相当可观的。当时，巴黎人的居住条件不像现在这么拥挤，因为当时的人口少。巴黎市区人口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末一直在280万左右，1962年减少到260万，此后继续减少，1975年为230万，1982年为210万，这一数字一直持续到现在。而在整个重建时期，巴黎人口共减少了大约50万，或者说巴黎总人口减少了大约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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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城市中心工人的流失不仅是外围地区现代化重建造成的，而且与这一时期开始的新的城市恢复工作有关。1962年，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提出一项法令，称“马尔罗法”，允许把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地区指定为“保护地区”。这项具有开拓性的法令当时在欧洲其他国家还没有见到，因此受到好评。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一法令的执行使马莱这个原来老城区中最脏最乱的地方之一一跃成为旅游热点和最时尚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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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三、马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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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崭新的巴黎是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出现的。与以前相比，第五共和国更加积极地支持巴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并把老巴黎的观念作为某种有价值的东西保持下来。但是，这一老一新完全不同的行动准则并没有经常发生冲突。按照1962年《马尔罗法》对保护区实行保护政策的规定，政府当局开始寻找在马莱恢复性重建中如何将二者相融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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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尔罗法》，巴黎成立了专门完成指定保护地区任务的公私合营的公司。这种公司权力巨大。例如：它可以征用土地，可以推倒一切它认为不需要存在的建筑，可以将旧建筑改为他用，可以改善服务等。此外，他们还有权力管理当地的交通和车辆停泊问题，可以在特定的地区进行新的经济活动。这一切活动的前提是不仅要保护建筑的历史特征，而且要保留整个社区的历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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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莱是巴黎最早用马尔罗方式解决问题的地区。甚至在巴尔扎克时代，塞维涅夫人天堂般的17世纪领地证明，那里曾经很被人看好。在整个18世纪，大量的钞票曾在该地区广泛流通。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该居民区变得肮脏、过时了。住在该地区的都是些著名的债主和老态龙钟的贵族，他们的势力足以限制该地区的现代化改造。朗比托街和法兰克·波兹瓦兹街直插马莱当地老城区之中，但这两条街道还不是想要建立的主干道。奥斯曼则时刻准备建设行动，但是决不介入与当地保卫者的冲突中，著名的雨果是当地最顽固的保守主义者，他曾于1832年至1848年期间居住在马莱的孚日广场。地铁建造者也有同样的想法，所以地铁建设沿着该地区的边走。或许是因为长期得不到改善，该地区的房屋质量在1850年后急剧下降，这样一来，要在该地区迷宫般的街道和住宅区里提供舒适的现代化服务几乎是不可能的。19世纪末，一个巨大的东欧移民犹太人社区在那里建立，该社区恶劣的居住条件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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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重建工程开始的时候，马莱是一个社会和种族成分极为复杂的地区，那里居住的手工业工人多，气氛活泼。但是，该地区的基本生活设施十分缺乏，60%的家庭没有自来水和厕所；绿地面积也只有全城平均数值的一半。一些住宅区的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顷2000人，而整个巴黎的人口密度平均仅为300人左右。20世纪早些时候，该地区临近塞纳河的地方被指定为要求改善的不卫生地区，但是现代化的成效并不显著。1961年，马莱文化节在老官邸成功举办，不仅吸引了大批观众，更激励了整个巴黎城的市民们都相信，该地区是值得保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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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法令的目的就是要恢复这个衰败地区的往日辉煌。这就意味着必须拆除那些棚屋、旧房、作坊和贵族气派十足的官邸院落以及一些类似的建筑，以便营建一种与18世纪中期的居民区相适应的氛围。这项常用“卫生环境改善”这个词来表述的历史性清理工作也同样强调工作质量问题，这就需要做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和历史的验证，必然使工作进展缓慢，从19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而且造价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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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满意的是，马莱的重建工程造就了许多建筑史上的佳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聚居区的改造基本完成，种族多样性格局得以保留，但是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尽管做出了最大的努力，那些给该地区打上最早烙印的工人、手工业者和小生意人仍然被迫成群地离开了，他们负担不起这里昂贵的费用，而且他们发现，现在这里的空间限制太约束人了。随着那里房地产价格的飞涨和环境的美化，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社区在那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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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莱的一个特殊发展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同性恋社区。作为少数群体，同性恋者在法国具有悠久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党总统密特朗废除了过时的反对同性恋爱的法令，使同性恋者受益匪浅。资产阶级同性恋者一般都有坚实的经济实力，有条件享受聚居区新的娱乐项目，成为该区的消费者，加入到那些闲逛者队伍之中，每天无所事事地在街上游荡，成为当地主要的消遣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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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莱继续保持着文化和种族上的高度多样性，尽管如此，从塞维涅夫人时代以来，人们还是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状况比以前好了。聚居区的美化使该地区直接成为主要旅游景点。在这一点上，重建工程和一些博物馆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中包括，在塞维涅夫人常去的地方建立的卡纳瓦雷宫博物馆（也是巴黎历史博物馆）、萨莱公馆的毕加索艺术馆、富塞街的欧洲照相馆等，共同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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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方面，把对老巴黎的尊重与现代化的迫切性结合在一起，便产生了一种聚居区的博物馆化倾向，因为聚居区早晚总有衰落的一天。现在，过去的街角商店已经转变成为一些时髦的小商店。例如，一家时尚的鞋店保留了该建筑原来老面包店门外的标记，那是从19世纪晚期以来就存在的瓷漆外表的房屋，这无疑让人感觉良好。当然，这也产生了一种落伍和僵化的效果。1922年，巴黎人对于在巴黎郊外建立欧洲迪士尼的做法表现出巨大的鄙夷，这表明巴黎人十分担忧，老巴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进历史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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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的《马尔罗法》不仅要重建和保护，而且还要提高，并且提高得不比重建和保护少。那位文化部部长恢复了一项古老的但是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前奥斯曼时代的规章制度，可以说明这一点。该规章要求，房地产所有者在清洁自己的建筑表面时不得损坏原来的样式。对历史建筑表面所落交通灰尘的清洗，例如很少得到认可的对圣母院的清洗，把保护主义者关注的焦点重新拉回到政治问题上来。这一活动使巴黎充满污垢的外表变得亮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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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重建工程的代价，在社会城市化进程准备妥当以后，对高层建筑的高度进行了限制，同时规定重建主要在巴黎城市中心以外地区展开。但是，在蒙帕纳斯大厦远远超出规定的高度的情况下，罗兰·巴特所说的“高度竞赛”导致的摩天大楼现象已经成为巴黎中心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现实。保护主义者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巴黎历史中心的现在巴黎第一区中央市场的发展规划上。一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谈论着要把巴黎的主要市场从中心地区迁移出去，20世纪30年代以来，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政府一直在郊区购置房地产。第五共和国大胆地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下令将市场转移到现在巴黎第十四区的拉维莱特科学音乐城和兰吉地区，这种做法在1969年初见成效。这个决定引起了一场有关该地区前途的争论，甚至在拆迁工作已经开始的情况下还在争论。例如1971年末，巴尔塔在第二帝国时期修建的豪华大厦就是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拆毁的。高层建筑最终必将抵达巴黎市中心地区的预言终于被验证了，因为人们看到在巴黎中央市场的位置上挖了一个大洞，那个大洞相当之深，因为下面是即将兴建的地铁，上面是沙特莱广场至中央市场火车线的终点站。这个大洞使巴黎人开始担心，是不是这里又要建一个蒙帕纳斯大厦那样的庞然大物，还有人说要在这里建世界贸易中心，因为据说有这个计划。即使巴黎中央市场一带以前的房屋破旧不堪，凌乱不整，人们还是关注着那里长久以来就存在的工人社区注定要被转移，而且不可避免地被高高耸立的现代主义建筑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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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对巴黎未来状况的忧虑和关注最终在1968年的所谓“五月事件”中都得到了答案。事件起始于学生反对大学校园里人员拥挤和条件恶劣的抗议活动，那场运动后来发展成一场学生暴力事件，学生们效仿19世纪左翼在巴黎的巷战传统，采取了武力手段。暴乱和街垒再次成为巴黎街头的显著特征，并一直持续了几周。拉丁区成为以石头为武器的学生与镇压学生的警察交战的战场。五月事件也引起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以及消费主义至上观念的讨论。学生领导人策划了一次聪明的起义，他们用强者的武器来保护弱者的利益；他们把“消费资本主义”诊断为“悲惨社会”；他们的目标是“争取权力”，这也是他们的战斗口号之一；他们选择了能够被新闻媒体广泛报道的、看起来并无恶意的行动方式，尽管有的新闻媒体与政府官方串通一气。例如，在一些国有媒体中，站在政府部门立场上说话的内容占主导地位。虽然电视被起义者称为“政府的卧室”，但事实上电视新闻报道十分详尽地向人们展示了警察的残酷行为，这为起义者赢得了广泛的同情。人们经常用晶体管收音机收听卢森堡电台的广播，因为这是政府控制之外的广播电台。以往用来促进商品销售的广告和海报也成为起义者的宣传板，在墙上进行涂抹或者刻画也成为他们控诉资本主义的罪恶，对事件本身进行评说的手段。参与者和评论家把五月事件的那热闹的场面与在第五共和国统治下单调枯燥的城市工作生活进行了对比，并把它浓缩为一个口号“地铁——上班——回家睡觉”。与此相似的还有，由学生和支持他们的巴黎市民共同营建的令人陶醉的社区氛围与自私的“萨尔赛勒症”威胁中的道德沦丧的消费资本主义的混乱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一个普遍的主题思想是渴望回归自然，这与当代机械的人为社会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正如当时一堵墙上刻画的那段话所说的那样，“鹅卵石下面是沙滩”。欢乐的、回归自然的反叛是对于慢性发展中的“萨尔赛勒症”的最好的解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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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最终的定性分析中，五月事件中那些不入流的骚乱行为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资产阶级法国”的物质消费主义。那些参加破坏社会秩序的罢工工人在接受了工资大幅度上调的条件下俯首帖耳地回到了工作岗位，此行为是在法国共产党中一个对推翻资本主义失去信心的人领导下进行的。就像为五月事件发起了一场民意测试一样，1969年的大选证明，这是法国历史上对于左派打击最重的一次。在五月事件中一度动摇不定的戴高乐将军于1969年痛苦地退休，乔治·蓬皮杜，曾经作为戴高乐的亲信和政府总理、政府在整个平叛过程的骨干、一位强硬的现代派，当选为法国总统。但是，尽管选举人拒绝承认这次选举，但儿戏般的五月事件还是对资本主义价值观提出的严重挑战。他们最富有成效的影响就是对于现代化的一种半下意识的、延迟的批评观念，这种观念永远回荡在巴黎人的精神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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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末到70年代初，巴黎成为一个奇怪的城市。1968年五月事件的灰尘依然在空气中飘荡，但蓬皮杜政府想做的只是如何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快。尽管公众对于蒙帕纳斯大厦的存在和巴黎中央市场的糟糕状况的忧虑再度高涨，这位新总统还是相当直率地告诉《世界报》的一位记者：“我再重复一遍，没有高楼大厦就没有现代建筑。”他还建议，去看看香榭丽舍宫后面国防部开发区（拉德芳斯广场）林立的高楼吧，在巴黎城的任何地方都能一目了然。[435]蓬皮杜把建筑重心放在现在巴黎第一区的博堡高地，计划在那里建立一个重要的艺术馆和文化中心，这就是博堡中心，后来改名为蓬皮杜中心，而该地区也是最早被拆毁的不卫生地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的理查德·罗歇和伦佐·皮亚诺负责该中心的设计工作。对于巴黎来说，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风格。巴黎人最终发现，它并不像很多人最初担心的那样令人可怕。总之，巴黎人慢慢熟悉了它，并逐渐喜欢上它，如同埃菲尔铁塔和圣心教堂一样，该中心成为另一个巴黎统治者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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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7年蓬皮杜中心开业时，人们对于计划和开展城市化的看法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1974年蓬皮杜的突然逝世，法国不得不举行新的总统大选，自由保守党人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当选为总统。他对蓬皮杜的现代化做法表示公开的怀疑。德斯坦是在选举中以微弱优势击败了社会党人密特朗而当选的，这一事实也显示出举国上下渴望变革的情绪，而戴高乐派却在这场竞争中一败涂地。在“后1968年时期”，比戴高乐派失败更为糟糕的是德斯坦面临着几十年史无前例的增长后开始下滑的经济。1971年后，西方的石油危机对于法国经济尤其是巴黎经济打击甚大。1971年至1973年间，巴黎在工业领域减少了342000个工作岗位，进一步加速了去工业化过程，其中郊区受到的冲击最大，仿佛一夜之间到处都是失业的人群。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与信贷萎缩使法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和舒适的物质享受都结束了，加之人口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巴黎地区的外来移民急剧减少，所有这一切都使巴黎前途未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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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社会经济危机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文化的、政治的和心理现象。1974年，巴黎的城市史学家皮埃尔·拉夫当充满预见性地提出：“我们曾目睹了环境观念的出现和生活质量观念的出现，现在，一种新的生活观念已经出现。”[436]1968年的五月事件曾经进行了一次生态学个性的实验；1974年的总统大选又验证，环境保护主义是现代成功的政治行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德斯坦在他的竞选纲领中宣称，他将“通过降低人口密度，阻止高层建筑群扩散和保护所有绿色空间（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的方式来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437]上台以后，他立刻十分审慎地把竞选纲领中的承诺拿到议事日程上来。他反对在城市内建造高层楼群。例如，意大利广场的巨大建筑规划永远搁置下来，新的建筑物高度管制条令规定，内城区建筑高度限定在25米以内。德斯坦还冻结了一项在塞纳河两岸的高速公路计划。他号召设计师们提出新的环保性设计方案，并决定将19世纪博物馆安置在现在巴黎第七区的长期荒废的奥塞河堤地铁站，奥塞现代艺术馆也成为巴黎最主要的旅游景点之一。许多19世纪的纪念性建筑在历史上第一次享受到古典式的待遇，包括许多剧院和埃菲尔铁塔，这很令人奇怪。德斯坦对于在巴黎周围建设新的卫星城方案不很热心，他否决了一项原先要将卫星城的数量从5个增加到8个的计划。他还鼓励郊区的文化复兴运动，并开始对圣德尼外破旧的中世纪王宫进行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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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德斯坦对于巴黎的处理方法与首都正在变化的舆论相一致，那么也与许多设计师和城市规划者正在转变的风格相适应。德斯坦宣布：“巨大城市与强大组织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不惜任何代价的混凝土时代一去不复返了。”[438]在过去那二十多年中被现代化及其连带工作冲昏头脑的专家们也越来越感受到这一点。专家态度的改变要归功于两代人之间的竞争，归功于摇摆不定的时尚，同时也应该归功于公众对于现代化的抵制。历史学家路易·谢瓦利埃在1977年发表的《巴黎的暗杀》是一个成功的媒介宣传。他使公众相信，那些目光短浅的贪官污吏和金钱至上的无知设计师成心要破坏巴黎历史景观。建筑师和设计者设计理念的转变也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对于居民点的人文主义批评。有一段时间，一个名为“巴黎城市化工场”的著名思想库曾经大肆宣扬回归传统，并在1977年以“占地计划”的名义作为巴黎城市化新的规划指南付诸实践，这个新的建筑原则恢复了将街道、房屋走向和区域作为设计的主体结构，并强调了适应周围环境的重要性。著名设计师克里斯蒂安·波特赞波尔断言，新原则的目标是“构筑城市空间而不是堆砌建筑材料”。[439]他的观点在他具有开拓性的设计中，即现在巴黎第十三区的奥特·福尔梅街中得以完美体现，该设计把现代主义精神与巴黎传统倾向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既优美、复杂又很具有实用价值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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