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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事件却给国民议会带来了胜利。对于他们的挑战,国王回应不力。而群众运动带来的支持也非常管用,除了少数继续独立议事的教士之外,对于绝大多数教士,这些事件都构成了足够有力的理由,6月24日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加入了国民议会。而自从6月17日开始,奥尔良公爵和其他少数贵族就在劝说其等级同意与第三等级一起审查资格,24日他们进行了最后一次徒劳的努力。第二天他们共计28名贵族出现在了所谓的“国民会议厅”中,另外还有40人到50人即将追随他们的脚步。显然,国王不能再指望前两个等级服从他了,而摇摆不定的法兰西近卫军也在暗示军队可能会失守。在这样的情况下,国王最终屈服了。6月27日他致信教士和贵族等级的主席,命令他们加入国民议会。一些人感觉受到了背叛,并试图抗议,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很快意识到自己别无选择。在这个消息公开之后,巴黎和凡尔赛都举行了盛大的群众庆祝活动和烟火表演。当国王和王后噙着眼泪出现在王宫露台上时,他们得到了群众山呼海啸般的欢呼。阿瑟·杨写道:“所有事情似乎已经了结,革命结束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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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哪派议员,肯定都希望事情就此告终,现在大家把处理各项事务和制定宪法提上了日程。所有人,包括第三等级代表,都被前两周群众骚动所展现出的规模和力量吓到了。富有责任感的代表们期待一个更加严肃、镇静的时期的到来,使事态回归正常,重现社会和睦。但随着7月份开始,这样的时期并未到来。6月30日,4000名群众袭击了塞纳河左岸的一座监狱,10名反叛近卫军正在那里等待被送往更加严密的关押地点。群众释放了这些士兵,带着他们凯旋回归罗亚尔宫,并为其举办了大型公众庆典。这样的事件表明群众骚动远未结束。尽管6月27日是一片欢声笑语,但人们对宫廷居心叵测的怀疑仍广为流传,并且挥之不去。更可怕的是,这种怀疑得到了验证。6月26日,四个军团从边境被召回了巴黎地区,同时国王给予经验丰富的老兵布罗伊元帅最高指挥权。7月1日,在不到一周的时间之内,更多的军队被调回了巴黎,人数大概增长了5倍,达到2万人之多。没人会忽视军事调动,或者无视外籍军团的加入,尽管他们被认为比法国本土军队更可靠。7月8日米拉波在国民议会提议向国王请愿,要求撤回这些士兵,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赞同。国王则冷冷地回答,军队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公共秩序。但军队的真实目的似乎很明显,正像大家怀疑的那样,即威胁巴黎,扭转王室自6月中旬以来做出的让步。在宫廷中,王后和阿图瓦伯爵仍然一门心思要扳倒内克,在他们看来,6月23日劝说后者留下不过是一时之需,内克仍被排除在所有重大决策之外,同时他们在寻找更听话的代替者。到7月11日,他们觉得找到了合适人选。当天下午,内克收到了一封王室书信,信中将他解职,并命令他立刻离开法国。尽管倍感震惊,内克还是立刻照办了。第二天,另外三位大臣被解职。布罗伊成为了陆军卿,卡隆的老对手布勒特伊和另一位尽人皆知的独裁主义者当上了御前会议的领导。新的国王内阁想做什么,尚未可知。因为,内克被解职的消息一经公开,他们也顾不上做其他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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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官员换血的时机挑得真是太糟糕了。每个人都被两周以来的军队活动搞得心惊胆战。而7月12日是周日,没有人上班。而最关键的是,自去年夏天就可以预见到的食物短缺和高价正走向高峰。现在正是危险的夏季中期,原有的粮食库存耗尽,新一轮粮食的收割时间未到。当然,内克是坚持谷物控制和面包价格补贴的。整个春天,他都在努力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即保持巴黎的低廉粮价,但这样做吸干了其他市场的供应,5月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佛兰德、阿图瓦、皮卡第和诺曼底都出现了粮食骚乱。这些消息大大刺激了良心自责的教士们,使其在6月离开自己等级加入第三等级,希望能够采取一些应对措施。然而就是在各等级融合的时候,骚乱发生地点逐渐向首都逼近,7月上旬人们听闻里昂抗议高粮价的骚乱极为严重,最后当地人摧毁了该市周边所有的税卡。7月4日至7日国民议会就谷物贸易问题进行了辩论,但未能达成一致结论,因为很多代表相信该贸易应该自由化,但考虑到群众的情绪,不愿说出自己的想法。同时,巴黎的面包价格正逐渐升到20年以来的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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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克被解职的消息在7月12日下午传到罗亚尔宫。每个人都意识到,对人民力量的决定性考验开始了。群众们立刻涌向剧院,强迫剧院关门以示悲哀。当天晚些时候,在杜伊勒里花园聚众的群众遭到了德意志骑兵的袭击,后者接到命令清理这个花园。人们一直害怕的军事行动似乎已经开始,不过在几次小冲突(甚至都不能确定发生过)之后,军队在傍晚时分撤离了,而整座城市则开始疯狂地武装自己。一旦武装起来,民众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当天晚上,人们效仿里昂的先例,也攻击了城市周边的收费关卡,烧毁了几个税卡,火光照亮了夜空。第二天早上,他们将注意力转向被认为藏有武器的地方,首当其冲的是圣拉扎尔修道院。人们发现那里囤积着大量谷物,这证实了大家最糟糕的怀疑。人们做了不少渎神和反教士主义的事情,在这样的不祥情景中,修道院被洗劫一空。有产者们极为惊慌。自从代表们5月份离开巴黎之后,当地的选举人就一直保持非正式的集会,在接下来的周六,由于军队已经靠不住了,他们决定组织民兵部队维持秩序。他们开始迅速执行该决定,到了当天晚上已经派出了13支巡逻队。他们之中的一人写道:“不过,我们的出场颇为尴尬。我们压不住人们的怒气,如果做得太过分,他们会杀了我们。现在不是和他们讲道理的时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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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早晨,轮到了巴黎荣军院,这里是退役老兵的医院,群众们找到了大炮和轻型武器。人们把这些武器拖过了大半个巴黎城,把它们摆在了格雷勿方场上,正对着市政厅。在距离此处仅数百码的地方,是最令人生畏的军械库,高耸屹立的国家监狱——巴士底狱。这显然是下一个搜寻目标,但要攻击这样一个要塞似乎不太可能,虽然人们后来才知道这里人手极少,防守极为松懈。于是,一开始选举人们试图进行谈判,让群众把武器转交给他们。但是当不耐烦的群众强行进入监狱内庭的时候,守卫部队惊慌失措并开了枪,杀死了将近100人,职业军人介入了。自从6月最后一周的兵变和叛逃以来,法兰西近卫军的纪律就再也没有恢复过,伴随着罗亚尔宫里的酗酒狂欢,每天都有新的部队变节发生。但是战斗经验并没有和军事纪律一起消失,法国近卫军士兵出现在了巴士底狱门前,带着群众从荣军院拖来的大炮。在如此之近的射程中,监狱的吊桥和大门很快就会被拿下,监狱的要塞司令很清楚这一点。巴士底狱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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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民议会正在凡尔赛开会,当首都方面的消息传来时,代表们正在无望地向国王提出呼吁,希望他撤回军队。国王一开始驳回了议会要求,理由是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军队。但之后,在7月15日下午,他亲自来到国民议会宣布,自己正在解散驻扎在巴黎外围的部队。喜出望外的代表们为国王欢呼不已,把帽子抛到空中,并全体护送国王回宫,6月27日涕泪横流的场景似乎又重演了。人们常常说起国王的善良天性和对人民幸福的挂念,但这并非造成国王政策180度转变的原因。从13日到14日,军队确实已经部署完毕,准备开始恢复巴黎的秩序,即使要进行恐怖的屠杀,军队人数也是足够的。但法兰西近卫军的事例让人觉得不妥,其他的兵团会和他们一样吗?面对强行军的指令,面对穷人的街区,面对焦虑平民不断的请愿,要求他们不要向手无寸铁的爱国者开枪,士兵的道德良知一定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指挥官们越来越不愿意考验部下的军事纪律,而布罗伊对这种情况下的冒险有着丰富经验。他劝告国王,军队已经靠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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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接受劝告标志着王室权威扫地。王权承认,它已无权强制执行自己的意志。于是,最终他只能接受6月中旬以来发生的一切。全国三级会议已经不存在了,它被单一的国民议会所取代,后者不分等级,挟国民之名以主权者自居,并声称有赋予法国一部宪法的任务。在这紧张的四周中,王后、阿图瓦伯爵和他们的心腹们使尽手段密谋策划,想要颠覆这些成果,但最终被打败了,败在群众运动浪潮手下。此浪潮支持第三等级的立场,支持同情第三等级的教士、贵族们的立场。他们还败在一种政治气氛手下,这种气氛是如此使人兴奋,即便是宫廷召来遏制它的势力,也被它感染了。攻占巴士底狱象征这一系列运动达到高潮。在受到巴士底狱事件的挑战时,路易十六选择了退缩,使巴黎人民相信仅凭他们就能拯救国民议会于将倾之时。因此,他们以7月14日取胜的自由卫士自居。就像拉罗什富科-利安库尔公爵对路易十六说的: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叛乱。也许这句话是后人的杜撰,但不论是否属实,这句话仍然是正确的——这是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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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spatches from Paris, Ⅱ, p.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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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Egret, La Pré-Révolution,p.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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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rrespοndance secrete sur Louis XVI, Marie Antoinette, la cour et la ville de1777 à1792, ed. A. de Lescure Volucme 2., Paris, 1866, Ⅱ, p.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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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等法院在1788年9月25日宣布按照1614年模式召开三级会议。——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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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转引自M. Gresset, Gens de justice à Besançοn(1674—1789), Volucme 2Paris, 1978, Ⅱ, p.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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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纳瓦尔的国王亨利三世于1589年继承了法国王位,成为了法王亨利四世,纳瓦尔和法兰西就是这样结合在一起的,但纳瓦尔严格说来仍是一个独立王国,它在1790年才变成法国的一个省。——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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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espatches from Paris,Ⅱ, p. 161, 19 Feb. 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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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指多数贵族——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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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ravels,p.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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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espatches from Paris,Ⅱ, P.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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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dited by J. Marchand, J. A. Creuzé-Latouche, Journal des États Généraux et du début l’Assemblée Nationale(18 mai-29 juillet 1789), Paris, 1946, p.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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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ravels,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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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Nicolas Ruault, Gazette d’un Parisien sous La Révolution, Paris, 1976, p.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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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Travel, p.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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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Ruault, Gazette,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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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五章 1789年原则与改造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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