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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日渐式微，谁都明白国王撤军意味着什么。早在7月17日，阿图瓦伯爵就离开凡尔赛逃往东北部边境，在接下来的数周，不少朝臣也步其后尘。这意味着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然认为王室输了。就在当天，国王在少数代表的陪同下前往巴黎市政厅，宣布军队正在撤离，内克已经官复原职，巴伊就任巴黎市长（这是个新头衔），拉法耶特成为新民兵组织（现被称为国民卫队）的指挥官。据说当天有15万武装市民聚集在巴黎街道上，他们都戴着蓝红相间的帽章，这是象征巴黎市和奥尔良公爵的颜色。当月拉法耶特把象征波旁王朝的白色也加了上去，红、白、蓝三色的“爱国色”从此诞生。国王接受了这个帽章，并佩戴着去了市政厅，首次得到了人民的欢呼。与此同时，有一个包工头开始让工人拆除巴士底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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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周的兴奋与紧张并未就此消散。面包价格仍居高不下，各种供给难以保证，饥荒即将到来的流言四处散播。14日，群众砍下了巴士底狱要塞司令的头，杀死了延误武器输送的巴黎市长弗莱塞勒，这让决心捍卫爱国主义事业的暴力行为蠢蠢欲动，前两者的脑袋被插在长矛上游街示众。22日人们抓住了准备外逃的巴黎督办官贝尔捷·德萨维尼，他和他的岳父富隆刚刚就任就被群众砍了头，按照布勒特伊的说法，很不幸地只当了“一百个小时的官”，原因是涉嫌在前几周切断巴黎补给。一些兴奋过头的公众人物试图给杀戮一个说法，巴纳夫抛出了他一生中的名言，他问道，这些人的血能有多纯洁呢。但在有教养的旁观者看来，这种野蛮暴力令人心惊肉跳。拉法耶特觉得新成立的国民卫队本应该制止这些杀戮，自己想要引咎辞职，但是迫于各方压力留了下来。尽管民兵组织非常脆弱，但它是爱国者们唯一信任的武装力量。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他们必须依靠它，它也必须组织有序。从各省传来的不利消息只能让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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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杨在6月28日离开了巴黎，他确信革命结束了。7月15日他在南锡听说外省市镇不会轻举妄动，除非他们弄清楚巴黎到底做了什么。但很多其他地方政府由于处理面包紧缺不力已经遭到了冲击。南方很多城镇模仿凡尔赛建立起了国民卫队，在6月的最后几天，正当凡尔赛的宪政斗争悬而未决的时候，很多市政府没能及时采取措施应付来自群众暴力和专制主义报复两方面的威胁，因而压力倍增，而这种压力来自选举人和某些自封的显贵。内克被撤职的消息更是火上浇油，在7月的第三周，王国中的大多数主要城镇都建立起了革命委员会，它要么取代了旧权威，要么与旧权威并驾齐驱，并密切监控后者。它们大多是在暴动中夺权的，斯特拉斯堡的市政大厅和鲁昂谷物仓库被洗劫一空，纺织工人掠走了珍妮纺纱机。雷恩的士兵拒绝守卫城市，反而加入了群众，将长官驱逐出城。要求面包降价的呼声四处可闻，有些地方人们甚至要取消所有的赋税。这些自封的市镇革命委员会把保持革命热情高涨作为第一要务，各地争相建立了国民军。而接下来它们便忙于保障谷物供给，并给国民议会发贺词，庆祝它们幸运地逃过一劫，在这些运动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在春季选举中就已经举足轻重的律师阶层了。所有的有产者都因为害怕出现无政府情况而聚到一起，在商业和工业中心，商人们纷纷加入政治活动，而在这之前他们多是模棱两可的旁观者。教士和贵族也时常提供协助，但人们觉得此二者和已被取代的市政机关关系密切，而且不论如何，教士和贵族代表前段时间的强硬态度也让选民心生疑窦。在第戎，教士和贵族就遭到了预防性的软禁。在这几周中，特权阶层不仅仅被清除出了地方权力机构，而且在乡村遭到了更严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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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春天以来，粮食短缺越发严重，很多乡村地区的不安和骚动与日俱增。起草陈情书所带来的无限希望和稍后进行的选举至关重要，它们阻止了焦躁与饥饿的农民大规模地劫掠谷仓以及挑战王国税金、什一税和地租的征收员。农民明显希望能够大幅度减轻负担。但流言四起，人们纷纷传言凡尔赛已陷入僵局，群体事件数量有所上升。在巴黎和其他城市即将发生骚乱的谣言更是催生了农村的焦躁不安。国王向民众妥协的消息就像是取消了所有限制，他默认了特权阶层的失败，传达给所有臣民一个信号，即大家可以对公众敌人任意发落。持续的政治危机使阴谋论四处散播，有人想以饥荒整治人民，阻碍爱国行动；修道院和贵族的谷仓被前几季的什一税和地租撑得满满当当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同样可疑的还有城市商人，他们不走一贯的商路，到农村市场四处采购，把面包卖给饥饿的市民。此外，由于这次萧条，道路上挤满找工作的人。农民原本害怕四处游荡的流浪汉的劫掠，而现在又极易相信贵族雇佣盗匪到处抢劫。1788年7月的风暴刚过去一年，庄稼马上就要成熟收获了，农民更加紧张。这一切造成了所谓的“大恐慌”，7月最后一周，一场群体性恐慌席卷大多省份，只有最外围的省区得以幸免。农民们聚在一起，武装起来，准备和贵族的残忍佣兵作战。而从远处看，这些武装人员本身就很像盗匪，于是恐慌就传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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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地方村民们，害怕为时已晚，于是不等劫匪到来就试图先发制人，击败贵族。他们觉得自己不过是在执行国民议会必然会下达的命令。就像一位乡村牧师所说：“当居民得知一切都将改变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在新的法律颁布之前拒绝支付什一税和其他地租。”[1]在其他地方他们袭击粮仓，洗劫了之前上交的粮食。在某些地区，例如诺曼底西部、勃艮第、埃诺、阿尔萨斯、弗朗什孔泰和多菲内，领主庄园和城堡遭到了进攻。但即便如此，毁坏和抢劫活动也并非全部，只有在领主与之对抗时才会发生。进攻者瞄准的是封建制的象征物，例如鸽舍、领主窑炉、榨酒间和风向标。他们对存放着契据证书的房间兴趣尤甚，地籍册和其他封建义务的文件记录都保存在此。这些房屋都被洗劫一空，文书被一烧而尽，焚毁法律文书的篝火远远地冒着黑烟，让恐慌感有增无减。如果领主正好在家，他们通常会被逼宣誓放弃特权。如果他们拒绝放弃，或者人们找不到封建文书，那么整幢建筑就很可能被付之一炬。7月19日在沃苏勒附近，一群人侵入了弗朗什孔泰某位特别令人讨厌的领主在昆西的庄园，不过他们被一次摧毁了整幢建筑的大爆炸送上了西天。没人将此归咎于侵入者，人们觉得任何领主一旦抓住机会都会采取这样的报复行动。消息很快传遍了法国东部，人们不断添油加醋，引发了新的一波抢劫城堡和富裕修道院的浪潮，这一直持续到8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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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感到十分惊恐，因为城市里也同时发生了暴动，暴动波及到农村，但城市很快就平息下来，国民卫队似乎把事态控制住了。在一些地区卫队甚至觉得后方无虞，可以派兵到周边乡村维持秩序了。尽管自身既无训练也无经验，但他们还是不相信正规部队，因而比较偏远的农村几乎完全失控。由于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骚动、抢劫和纵火报告，巴黎和凡尔赛当局认为情况更加糟糕。8月3日，国民议会的新闻委员会发言人称：“从各省发来的通报看，最卑劣的匪徒正席卷人们的各种财产，城堡被焚毁，修道院被推倒，农场被抢劫一空。领主收取的赋税荡然无存，真是无法无天，所谓的公正仅仅是法庭废墟上的一缕青烟。”[2]他要求公民们保持冷静，继续缴纳税款、什一税和其他地租，直到国民议会颁布新的法律秩序为止。但更加激进的代表认为，如果政府无法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激励，这样的呼吁百无一用。来自布列塔尼的代表因为定期聚会共商对策而被称为“布列塔尼俱乐部”，他们觉得应该采用更彻底的方法，即一种他们称为“魔法般”的方法来平息民众骚动。他们认为封建制应该被一举废除。一切注定会发生，国民议会的另一个委员会正忙着分析的陈情书明白无误地显示了这种要求。当时，具有自由派思想的富裕大臣艾吉永公爵在三十人委员会中很活跃，委员会成员便劝说他提出废除封建制，作为原始提案的修正案。他们估计在8月4日周二晚上的参会议员会较少，与此同时布列塔尼俱乐部的激进派列沙普利耶将主持会议，便把公爵发言安排在了当天晚上。历史证明，这次会议成为了整个法国革命史中最彻底、最激进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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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的开端和议程都乱作一团。就在艾吉永公爵发言之前，另一位贵族诺瓦耶子爵看出了端倪，抢先提出了废除封建制的建议。艾吉永公爵只能表示支持，但接连两个内容相似的提案导致接下来的发言提出了越来越彻底的要求。前两者呼吁取消地租、农奴制和劳役，但其他人觉得封建制不止如此，他们很快开始控诉贵族的狩猎权利、私人法庭和路桥税。提案本意是安抚农村，但迅速淹没在控诉谴责和弃权声明中，每次控诉和声明都引发阵阵欢呼。整晚议程的最大特点就是无限的利他主义，正如一位情绪激动的贵族所言：“沐浴在爱国主义中的时刻。”[3]但在激昂之余，议员们也没忘记宿怨。乡村贵族提出，如果廷臣剥夺了他们的庄园权利，那么廷臣自己的年金和闲职也应该取消。据说一个教士首先谴责了狩猎特权，导致一位公爵愤然反击要求取消什一税。教区会费和神职兼任也经历了同样命运，到破晓时分，教区教士的大部分收入都被剥夺了。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会议演化成一场对各种特权的大控诉。市镇和省区代表宣布放弃了近500年间传袭下来的权利和免税权，法官们也放弃了职务特权，宣称要提供免费的正义，当买官问题（这是他们职位的基础）被提上废除议程的时候，他们毫无异议。人们达成了共识，所有的公职都应该完全开放，实行有能力者居之的选拔制度。法国人从此享有完全的权利和地租平等。大概凌晨两点多的时候，议程大致结束了。这时一方面是代表们建议在全国大唱感恩赞，打造纪念章以记述他们自己废除所有封建权利；另一方面，路易十六则赞扬他们是“法国自由的重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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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博·德·圣－艾蒂安后来回忆，当时不在场的人简直难以想象会场的情况，即便在场者的回忆也是互相冲突的。人们只记得一些不足挂齿的瞬间，而将当晚所有的决议形成书面法令花了大概一周的时间，进一步解决各种技术细节问题又花了6个月。当决议以冷冰冰的法律语言呈现出来时，一切远不如在那个夏日夜晚的烛光中那样豪迈慷慨了。8月11日法令有一个响亮的开头，即国民议会废除封建制。而它实际上规定，封建租金可以通过赎买解除，但在支付赔偿金之前，还是要继续征收的。它们毕竟是财产，就像买来的官职一样，只是可以赎买。不过尽管教士表示抗议，什一税确实被废除了。一些代表颇有预见性地提出了所有的教会财产都应该收归国有。但真实情况是，赎买的办法不起作用，到8月11日全法国的农民都停交了封建地租和什一税（更别提政府税款了），他们把8月11日法令当作自己的护身符。他们不准备重新交税了，即使税金再少也不交。真正废除封建制的，与其说是国民议会，不如说是农民，他们拒绝配合以一种渐进的方式终结封建制。所以这项法令最重要的影响是安抚了农村，当然部分原因是农民也需要回地里收割粮食。8月结束之时，最糟糕的乡村骚乱终于平息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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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8月4日之夜废除的不仅仅是封建制，还有特权，即长期以来的社会和制度基础，也被抛弃了。从省、地方到市，它根植于各层政府之中，在近三个世纪中，买官制构成了法国社会流动的主要通道，但现在它也遭到了批判。乡村教士赖以为生的体制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尽管当时教会的不动产（属于较次要的封建特权）尚未动摇。自从1789年以来，法国人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洗礼。很多代表确实尊重选举人的要求，未支持废除地方和外省特权的措施。在这一过程中，还出现过声势浩大的增加教区教士收入的呼声，而不是一并取消其收入。但现在凡尔赛的代表们所做的事情远远超出了选民的要求。如果贵族和教士代表严格遵守了选举人的委托，那么三个等级的合流根本不会发生。而国民议会的第一次正式决议中就有一项投票，废除了所有限制性的委托指令。这使国民主权的代表们放开了手脚，不需要请示汇报就能根据自己的判断颁布废除封建制的法令。这也使他们能够自由地以一条全新的思路重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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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5月聚集在凡尔赛的所有代表都认为他们的任务是赋予法国一部宪法。早在7月7日他们就投票决定称自己为“国民制宪议会”，三个等级都对此毫无异议，而陈情书也表明人们对于宪法内容有一定共识。大多数的代表认为应该效仿美国的一些州，在宪法之前先颁布一个权利宣言（尽管一些代表反对冒这样的风险）。在7月9日到28日之间，代表纷纷递交了各自拟写的草稿。8月4日下午，就在那场著名的通宵会议之前，议会同意当务之急是发表宣言。8月26日，在人们花了一周时间讨论教士不愿承认的思想和信仰自由的问题后，《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得以投票通过。议会保留了自己在宪法公布之后对《宣言》进行增补或修改的权利，但实际上等到两年后宪法出台之时，没有人胆敢改动《宣言》。《宣言》已经成为大革命的奠基性文件，同样也是大革命奉为圭臬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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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的核心在于法治，在17条条文里有9条明确提到了法治。第6条将法律定义为公共意志的表现，认为它是由所有公民亲自或者间接制定的，这毫无疑问是对旧秩序下国王立法权威的否定。第三条则规定无论如何主权本质上是属于国民的，任何团体或者任何个人（包括国王）都不得行使国民没有明确授予的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如第1条所言：在权利方面，人生来而且永远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联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权利，包括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暴政的权利（第2条）。该条款的潜台词就是，迄今为止，在法国这些权利都被忽视了。这也正是《宣言》有必要废止任意拘捕和监禁（第7条）、有罪推定以及谴责渎职官员（第15条）和确保财产安全（第17条）的原因。第16条明确提出：“凡是权利无保障，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法律面前的平等意味着特权的终结。所以“赋税应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作平等的分摊”（第13条），而公职应该“根据个人能力，而不是除了德行和才能之外的任何其他标准”向全体公民开放（第6条）。《宣言》只是在思想自由方面语焉不详，尽管思想意见的自由交流被明确规定为“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第11条）。但《宣言》同时强调，法律会规定某些情况是对这种自由的滥用。尽管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思想意见，甚至宗教意见（这意味着革命者断然拒绝了教士在公共崇拜领域维持天主教垄断地位的意见）受到干涉，但意见发表仍要以不扰乱公共秩序为底线（第10条）。《宣言》中将义务与权利并举的情况并不多，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其实起草者曾试图列举出各项义务，但这样做毫无疑问会削弱《宣言》的力度。而正是因为《宣言》的纪念价值如此之高，作为宪法的前言，它的寿命超过了宪法本身。作为这场革命的首次伟大的宣言，后世所有受到法国大革命激发的人都将之奉为圭臬，视其为1789年的根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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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拟宣言的人只有一点要求，这一点他们在开始就已经意识到了，为了赋予《宣言》最大限度的正当性，他们还需要另一样东西，即国王的同意，8月11日法令也是一样。如果王权不能公开而自主地站到旧制度的对立面，那么议会的所有工作都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然而没有否决权的国王能算得上自主的国王吗？这个问题让代表们一下子陷入了制宪的乱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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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制宪委员会的代表是英国监督与制衡式宪政的拥趸，他们相信国王也应该和英国王室一样拥有否决权。他们同时也认为选举出来的国民议会中的民主因素应该受到另一个议会，即终身制的第二议会或者参议院的制衡。在穆尼耶和马卢埃，一群富有而善辩，并得到米拉波有力支持的城市贵族（例如拉利－托伦达尔和克莱蒙－托内尔）的领导下，王政派在9月份的前两周一直敦促议会接受他们的方案。但是7月爱国英雄穆尼耶、米拉波和臭名昭彰的保守派马卢埃的组合让很多人感到既吃惊又疑惑。当富有的前任宫廷大臣鼓吹某种疑似为上层俱乐部的贵族议会时，他很难取信于外省贵族代表。而普通的第三等级代表则认为，把经过几个月艰苦斗争才换来的统一立法院又分开毫无意义。9月10日，两院制以89票对490票被彻底否决了，王政派主掌的制宪委员会也宣告解散。对于国王否决权讨论的激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国王似乎要拖延签署8月法令，这让人觉得赋予他绝对否决权太过危险。但另一方面，只有西耶斯和啰里啰嗦的罗伯斯庇尔（他当时影响力尚小）等少数代表认为，一旦国民议会做出了决议，国王就不能否决。大多数人，包括爱国者们的领袖巴纳夫、迪波尔和贵族拉梅特兄弟在内，都心仪所谓的暂时否决权或者“搁置性的”否决权。而当内克表示国王也倾向这种否决权的时候，他们发现这暗示着如果暂时否决权能够获得通过，那么国王就会签署8月法令。9月15日暂时否决权以673票对352票的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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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议会第一次有负众望，不论是在巴黎还是外省眼中，任何形式的否决权都让人疑窦丛生。否决权问题刚提出，罗亚尔宫一片哗然。就在8月30日，一个常在那里活动的“进步”贵族圣－于吕古侯爵就准备组织人马到凡尔赛游行。游行者声称，国王和议会应该迁往巴黎接受全面监督。尽管游行者人数仅有数百人，并被国民卫队阻止了，但并没有人或者机构能够阻止小册子和期刊反对否决权，自7月以来，后者俨然成为首都政治生活的标签。议会就否决权问题闪烁其词，招来一片骂声，这其间一家全新的报纸于9月12日诞生了。它一开始被命名为《巴黎政论》，后来改名为《人民之友》。通过这份报纸，到处招摇撞骗却多年不得志的弄潮儿让－保罗·马拉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在阴谋论和怀疑甚嚣尘上时，马拉如鱼得水，他呼吁议会清除不可靠的议员。7月的经验告诉人们，他们绝不能在众目睽睽中执行停止行动。这不仅仅是马拉一人的看法，根据当时一位心存疑虑的书商记述，巴黎的言论中充满了“私刑”和“路灯柱”等语汇，任何被称作“贵族”的人都受到其威胁，而任何不招人喜欢的人都会被称作“贵族”。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特定的社会圈子会多么恐惧，他们拥有财富、头衔或者能力，曾经让大众惧怕或者嫉妒。对于路灯柱的恐惧确实吓住了一些想给革命捣乱的人，但是很多老实人被误认作新社会的敌人，他们也被吓坏了。[4]巴黎持续的经济困难更为大众的偏执心理火上浇油，继7月下旬和8月的降价之后，面包价格持续走高，供应也很不稳定。这个时候本应该是粮食丰收之际，一年来人们对粮食的担忧本应一扫而光。但正常平静的天气不仅使粮食成熟了，也使河流进入了旱季，水力磨坊无法转动。巴黎周边的市场频频传来谷物骚乱的消息，到9月中旬，吵吵嚷嚷的妇女们又开始在市内拦截谷物车，并向市政府请愿严格控制粮食价格和供应。国民卫队要守住面包房，拉法耶特和他的部下面对不断发生的事故只能疲于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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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军事威胁，7月上旬的情况几乎又重演了一遍，而且也很快就重演了。由于国王一直听到传言说自己将会被强行带往巴黎，他在9月14日就把以训练有素著称的佛兰德军团从东北前线召回了凡尔赛。军团于一周后抵达，受到了热烈欢迎。军团带来的安全感使国王有了底气，他打破了8月法令的僵局。9月18日，在一封由内克起草的长信中，国王表示自己准备接受8月11日法令的部分条款，其他的概不接受。代表们觉得遭到了背叛，他们请求国王不作修订即刻颁布法令。国王表示他可以“发表”法令，但不会“颁布”法令，又在10月4日对《人权宣言》提出了保留意见。而当时巴黎满城都是关于10月1日国王护卫队如何款待佛兰德军团的传言，据说军官们多次举杯致意，但没有一次是致向国民的，在一片反动口号中，军官们还践踏了三色帽章。在面包如此短缺的时候，他们居然还大快朵颐，被认为是极不爱国的表现，到10月4日全巴黎人都认为凡尔赛的反动酒宴意味着新一轮让首都挨饿的行动。第二天早上，巴黎市的几个街区被教堂传来的警钟叫醒，而自7月份以来，这就被认为是武装信号。大量妇女聚集在市集，向市政厅游行，在蜂拥向市政大楼以示决心之后，当天早上的晚些时候她们又拖着大炮，挥举着武器向凡尔赛进发，一路上队伍不断壮大。7000多人在傍晚抵达了凡尔赛，冲入国民议会，要求政府提供面包，惩治那些亵渎了三色帽徽的人。手无寸铁的代表们别无他法，只能一边表示欢迎，一边平息众怒。在看到一个代表团前去面见国王之后，他们才如释重负。大多数议员发现，也许民众干涉是让国王无条件批准法令的唯一办法，而当成群结队的妇女到来时，国王也确实这么做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目标达成之后遣散示威者，重建秩序。维持秩序的力量，即拉法耶特和两万国民卫队，顶着一场倾盆大雨于当日后半夜抵达凡尔赛。拉法耶特本不愿意前来，因为他走了巴黎警卫就空了，可能会连累他背上和示威者沆瀣一气的罪名。但他的部下坚持要来，而且市政厅外的群众叫嚷着如果他和巴伊再有拖延就把他俩绞死。当他真正到了凡尔赛之后，他只能尽量确保民众在秩序允许范围之内提出诉求。同时，他以巴黎的名义请求国王和他一起回去，举家搬往杜伊勒利卫队宫。当晚国王未置可否，但第二天早上一群巴黎人摸进了王宫，遭到国王贴身侍卫枪击。于是愤慨不已的民众涌入了王宫，杀死了两名护卫，差一点就冲进了王后的寝宫。幸好几队来不及请示的国民卫队反应及时，控制住了他们，拉法耶特把王室人员集合到王宫阳台上亲自保护。这对于下面撕扯扭打的激动人群来说是有力的威慑，但不绝于耳的“到巴黎去”的喊声表明，只有一件事能够真正让他们平静下来。10月6日的早上晚些时候，国王宣布，他将去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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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国王和王后用了9个小时回到了首都，一支6万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跟随在他们身边。为了表示友好，国王从王宫仓库运来了满车的面粉，而民众们则边走边唱赞歌“面包师，面包师老婆和面包师的儿子”，这是指法国王太子，他正坐在父王的马车中一起驶向巴黎。事实上，国王对于由天灾和行政机构动荡引起的面包短缺无能为力。即使有了便宜以及稳定的粮食供应，市集骚乱的结束也要等到11月才能实现。但对于革命而言，“10月事件”才是决定性的。路易十六再也未能回到凡尔赛。从此往后，他和家人被迫留在巴黎，就像一位英国观察家所言：“与其说是国王，不如说是囚犯。”[5]几天之后，国民议会也随之迁往巴黎，11月他们在刚翻修的骑术大厅安定下来，与杜伊勒利宫仅一墙之隔。这意味着新生的法国的中央政权将接受巴黎的支配，而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巴黎人民以革命的守护者自居，一次又一次地直接干预国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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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89年的时候没人能看那么远。人们认为，如果不通过这种方式，8月法令将很难得到王室的批准。只有少数王政派觉得大势已去，其中包括穆尼耶（他在10月事件时担任国民议会主席），他现在已经回到了家乡多菲内，告诫人们大城市的群体暴政极为危险。当然，10月事件还催生了一批流亡贵族和军官，这批人从一开始就对革命感到心惊胆战，迁离凡尔赛和国王批准议会法令更让他们认为事态已经无可挽回，他们的看法也是对的。国王对法国改革的所有公开反对到此为止，21个月之后他也将尝试出逃。不过在1789年10月和国王出逃这段时间之内，议会将彻底改造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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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议会着手制定1791年宪法，其本质是削弱行政权力。专制的魔盒绝不能在法国打开。所以法国国王（这是一个新头衔，意思是国王并不拥有法国）的所有权力几乎都在立法机构的监督之下。他不能提出法案，只能动用暂时否决权来阻止他不喜欢的立法，阻止时间最长不能超过两届立法院，也就是3年。王室年俸由立法院投票决定，尽管国王可以任命政府内阁，但内阁成员都有可能接受立法院的弹劾。而且国王选择内阁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内阁成员既不能从立法院产生，也不能入选立法院。这完全符合孟德斯鸠的权力分配原则，《人权宣言》也是将其作为一部宪法的基本标准。但是如果不是因为在议会迁往巴黎之后的早期辩论中米拉波一次不合时宜的干扰，这项原则不一定会在1791年宪法中被如此鲜明地强调。11月6日，米拉波提议效仿英国，国王应该从议会选拔内阁部长。但他在前段时间对王政派的支持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怀疑，而且人们风传，米拉波自己就想进入政府内阁。因此结果恰恰相反，没人相信他的话，而且此次辩论的最后结果是任何代表要在卸任3年之后才有资格担任部长官职或者进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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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议会的继承者——未来的立法议会，将包括745个议席，任期两年。他们通过间接选举产生，而远非全民普选。在7月和10月的前几周里，代表们显然不愿意在一个宪政政府中给群众过多发言权，虽然后者帮了他们的大忙，但同时也是难以控制的力量。因此在1789年10月29号的法令中他们引入了著名的“积极公民”概念。只有积极公民有权投票，而积极公民是指年逾25岁，纳税额相当于三天非熟练技工工资的男性（当时几乎没人想到女性）。据估计，这项法令在1790年的情况下能够赋予430万法国人投票权。但是积极公民在选举过程中所做的仅是以1％的比例在他们中间选出下一级选举的选举人，而下一级选举人需要缴纳相当于10天工资的税款。这一轮选举将产生4.5万有效选民，尽管也许近一半的积极公民从财产上看都是合格的二级选民。接下来，选民们在各地议会自行推选议员，议员的财产标准为缴纳一“银马克”的税金，相当于54天的工资，实际上大概有十分之一的积极公民都能达到这个要求。尽管新体制能够让60％左右的法国男性在政治生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它的选举资格规定比三级会议更加狭窄，而且似乎与《人权宣言》的国民平等原则背道而驰。从一开始这种体制就引起了极大争论，特别是银马克的条款引来大众报刊口诛笔伐。卡米耶·德慕兰在他创立的一份将最广为传播的激进报纸——《法兰西和布拉班特革命报》创刊不久后的某期中控诉道：“首都里只有一种声音，不久在各省就会出现一致抵制银马克规定的声音，它把法国变成了贵族政府。……所谓的积极公民到底是指谁？真正的积极公民应该是攻克巴士底狱的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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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积极公民不仅仅和议会选举有关。在这套新体制中，除了王室内阁，所有的政府官员都由选举产生，这其中包括地方行政长官、审判官、大法官，甚至教区神父。权力的赋予即便不是来自于最底层，也是来自下层，担任公职人员的合格公民只能通过其他公民选举产生。这一切都摧毁了旧的司法体制，当然人们已经取消了买官制和审判费，在原则上为它判了死刑。早在8月5日就有人提出废除高等法院，8月17日宪法委员会将之作为正式建议提了出来。旧的高级法庭的政治特权违反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而且爱国者们坚持怀疑，高等法院会成为阻碍革命的贵族们栖息的巢穴。11月高等法庭永久休庭，10个月之后被彻底废除。更下一级的整个司法系统也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地方治安审判长、辖区民事和地区刑事法庭组成的系统，单一的上诉法庭对法庭业务进行评估，但它并不针对案件具体内容。新法庭不具备任何行政职能，而尽管代表们最终重新修订了民事和刑事法律，并开始建立陪审团审判制度，他们却没有设置任何形式的警察力量来执行法庭裁决。公共秩序是地方行政的责任，不归司法权威管辖，而他们能支配的唯一强制力量就是国民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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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齐划一和分权是制宪议会改革行政体制的关键词。所有原来的省、行政区、公国和市镇极为丰富的多样性被一扫而光。全国被划分成人口、面积和富裕程度都大致相当的83个省，省下面又有区和公社，全部都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官员管理，没有任何人是由中央任命的，因为过去作为专制主义工具的督办官还让人记忆犹新。新体制中的中央政府完全依靠千千万万低薪地方官员（最低的官员是没有薪水的）的热情和努力维持，而实际上每个地方官员的能力不同，对于这场席卷全法国的改革的执行办法也有不同的理解，或者是有不同程度的政治谅解度，革命委员会大多数人是毫无经验的。在最早的选举中，确实有大量旧制度下的官员和律师重回职位，但面对革命立法交给他们前所未有的责任，即便是他们的经验也很难提供参考。随着时间流逝他们也逐渐从地区和公社官职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商人、小贩和工匠，在地方层面当个积极公民就足够了。1790年5月至7月间的首届地方政府选举不仅标志着和旧秩序一刀两断，实际上还标志着1789年7月市政革命阶段所形成的秩序的终结。因为1789年改革旨在创立的体制并不比旧制度简单多少，但是现在每个公社选举一名市长，一名检察官和一个议会。居民人数超过2.5万人的公社，也就是事实上的大城市，会根据选举需要划分成很多区。因此里昂和马赛各有32个区，波尔多有28个区，图卢兹有15个区，巴黎则有48个区。首都被重新分区，代表们非常庆幸原有的60个选区被取消了，因为它们当时成为民众激进主义的发源地。例如在新桥区南边的科德利埃区，在其野心勃勃、机会主义的主席乔治·雅克·丹东的领导下就非常突出。德慕兰的报纸就是在那里印刷的，其他的还有他的老对手卢斯塔洛的《巴黎革命报》等。1790年春季，他们一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维持巴黎原有区划不变，但没有成功。但立法者们也低估了丹东建立的政治机器的精巧和组织化程度。它很快就像原来一样控制了新的城区，而且它通过其作为向其他区展示了如何延续自己对国家和巴黎事务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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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议会下定决心要使市镇革命时期形成的民兵组织规范化，而在第一次市镇选举时它终于付诸行动。1789年8月，议会将所有民兵编入国民卫队，接受地方当局指挥，但是却认可地方有权创建民兵组织。只有在巴黎，因为有像拉法耶特这样的职业军人坐镇指挥，而且军队一开始就吸收了很多原来的法国官兵，军队才能做到组织纪律严明，并在夏末完成了武装和机构建制。而且即便是巴黎的国民卫队，也不会完全服从指挥，这一点拉法耶特在10月4日就发现了，当时自己的部下强制要求前往凡尔赛。但是，卫队是爱国者们觉得自己唯一能够依靠的力量。国家军队的长官都是对国王无比忠诚的贵族，就算旧的军衔纪律已经开始崩溃，军官外逃的情况也日益增多，甚至心怀畏惧的佛兰德军团都选择加入了拉法耶特的军队，大多数的代表（包括其中最保守的人）还是认为用国家原有军队来维持公共秩序的想法太危险了。相反，他们在10月事件之后颁布的《惩治骚乱的戒严令》（10月21日）中清楚地表明了他们依靠国民卫队的意向。该法令准许地方当局宣布戒严，戒严信号为悬挂红旗。地方拥有了召集国民卫队，并赋予其向不解散群众开枪的权力。显而易见，这支武装力量必须是完全可靠的，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一些不确定因素开始浮出水面。出现了统一的国民卫队制服，卫队成员必须购买，但是较贫穷的人买不起，而且只有积极公民能参加国民卫队，参军者必须要向国民、法律和宪法反复宣誓效忠。尽管卫队军官不能兼任市政官职，但他们也被鼓励去和邻近地区的国民卫队交流，以便建立一致的军队精神和统一服装。从1790年春季开始，国民卫队的区域集团军，或者称之为“联合军队”开始形成，7月14日人们庆祝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在巴黎西部郊外的马尔斯校场举办盛大的“联盟节”，各地国民卫队也来到现场汇聚一堂，就在将军和国王的注视下，他们再次宣誓，并欢庆一年以来的成就。国王在大约3.5万名与会者面前主持了宣誓仪式。当天下着雨，但浇不灭人们的热情，这次节日也许标志着法国大革命中的国民们会取得的和正在取得的共识顶点。搭建舞台的人们通过一首新的流行歌曲表达着他们的乐观精神——“就这么办！”意思是一切终将实现，这首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唱遍了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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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样是在1790年7月，有很多征兆表明并不是一切都会实现。相对于爱国贵族如拉法耶特、米拉波、迪波尔、拉梅特兄弟以及担任联盟节民众庆祝主持人的欧坦主教塔列朗，更多的人对时局感到悲观。相对于教士和非贵族代表，大多数的贵族代表步了穆尼耶的后尘，选择放弃自己在议会中的席位，流亡海外者也连绵不绝。一个驻守在阿尔萨斯的士兵在1790年5月记录道，每天都有贵族迁往瑞士的马车经过。在新时期能够留任官职的贵族少之又少，被选上的贵族就更稀少了，他们几乎是被新制度一脚踢开了。贵族身份也被无偿地取消了，包括所有的附属物，头衔、等级、缎带、盾徽等（1790年6月19日），他们成为了社会异类。大多数人对他们疑心重重，典型例证就是人们很快在“就这么办！”中加上了一句“让我们把贵族们都吊在路灯上”。而对于很多贵族而言，最糟糕的莫过于乡村的持续混乱，如8月11日法令所言，在赎买之前，地主们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收取地租，但很多骚乱就是冲着地主来的。不断有人闯入领主林地和猎场，拒交地租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在去年7、8月得以幸免的领主象征物也不断受到攻击。那年秋天的一大风景就是教堂墓地中燃烧领主家具的熊熊篝火。西部中央高原的农民们在领主土地内种满了自由树。他们之所以把这些树称为自由树，是来源于一种古老的传统，他们给树木挂上领主制的象征物，并声称如果这些树能够屹立1年零1天，那么领主的权利就将消失。但进一步发展，植树节往往会演变成民众代表勒令领主放弃其剩余权利。1790年1月，在布列塔尼北部又爆发了新一轮的焚烧城堡现象，22座城堡被焚毁，遭到同样遭遇的还有很多其他城堡中保存的所有权证书。1789年末一位绝望的贵族妇人写道：“在奥弗涅，我们被农民们吓得六神无主。有一个村庄的所有人都非要见到所有权证书才肯交租，其他村庄则按兵不动。如果我们拿不出所有权证书，他们不会交租；如果我们拿出来了，他们就会把证书烧掉。”[7]几个月后，在更往西的地方——皮卡第和昆西，地方当局签署命令铲除新种的自由树，造成了严重的暴力事件。上百农民纠集在一起阻挡伐树，而且他们一旦聚在一起就会跑去攻击领主宅邸。很多城区当然躲过了这样的骚乱，但这些事件通过新闻报道传到国民议会耳中，很多地主感到恐惧不已。尽管国民卫队或者偶尔出现的正规军会赶去维持秩序，但等他们赶到却为时已晚。而且骚乱群众中常常混杂有穿着国民卫队服装的农民。确实，在7、8月间他们绝不是任何人都抢，是有针对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行为合法，而且国民议会中的律师和地主们可没工夫详细区分各种性质不同的“目无法纪”。议员们在1790年春天对封建租金的赎买价格进行了细致规定之后，下定决心不能向乡村农民的直接行动屈服。但一再出现的窘境是：在关键时刻，政府没有执行力，而地方群众一边反抗领主要求，一边毁掉给予领主要求合法性的封建契约，这一切一直持续到17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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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 大革命时期法国的各个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