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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指多数贵族——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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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ravels,p.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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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espatches from Paris,Ⅱ, P.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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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dited by J. Marchand, J. A. Creuzé-Latouche, Journal des États Généraux et du début l’Assemblée Nationale(18 mai-29 juillet 1789), Paris, 1946, p.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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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ravels,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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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Nicolas Ruault, Gazette d’un Parisien sous La Révolution, Paris, 1976, p.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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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Travel, p.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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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Ruault, Gazette,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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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五章 1789年原则与改造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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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日渐式微，谁都明白国王撤军意味着什么。早在7月17日，阿图瓦伯爵就离开凡尔赛逃往东北部边境，在接下来的数周，不少朝臣也步其后尘。这意味着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然认为王室输了。就在当天，国王在少数代表的陪同下前往巴黎市政厅，宣布军队正在撤离，内克已经官复原职，巴伊就任巴黎市长（这是个新头衔），拉法耶特成为新民兵组织（现被称为国民卫队）的指挥官。据说当天有15万武装市民聚集在巴黎街道上，他们都戴着蓝红相间的帽章，这是象征巴黎市和奥尔良公爵的颜色。当月拉法耶特把象征波旁王朝的白色也加了上去，红、白、蓝三色的“爱国色”从此诞生。国王接受了这个帽章，并佩戴着去了市政厅，首次得到了人民的欢呼。与此同时，有一个包工头开始让工人拆除巴士底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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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周的兴奋与紧张并未就此消散。面包价格仍居高不下，各种供给难以保证，饥荒即将到来的流言四处散播。14日，群众砍下了巴士底狱要塞司令的头，杀死了延误武器输送的巴黎市长弗莱塞勒，这让决心捍卫爱国主义事业的暴力行为蠢蠢欲动，前两者的脑袋被插在长矛上游街示众。22日人们抓住了准备外逃的巴黎督办官贝尔捷·德萨维尼，他和他的岳父富隆刚刚就任就被群众砍了头，按照布勒特伊的说法，很不幸地只当了“一百个小时的官”，原因是涉嫌在前几周切断巴黎补给。一些兴奋过头的公众人物试图给杀戮一个说法，巴纳夫抛出了他一生中的名言，他问道，这些人的血能有多纯洁呢。但在有教养的旁观者看来，这种野蛮暴力令人心惊肉跳。拉法耶特觉得新成立的国民卫队本应该制止这些杀戮，自己想要引咎辞职，但是迫于各方压力留了下来。尽管民兵组织非常脆弱，但它是爱国者们唯一信任的武装力量。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他们必须依靠它，它也必须组织有序。从各省传来的不利消息只能让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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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杨在6月28日离开了巴黎，他确信革命结束了。7月15日他在南锡听说外省市镇不会轻举妄动，除非他们弄清楚巴黎到底做了什么。但很多其他地方政府由于处理面包紧缺不力已经遭到了冲击。南方很多城镇模仿凡尔赛建立起了国民卫队，在6月的最后几天，正当凡尔赛的宪政斗争悬而未决的时候，很多市政府没能及时采取措施应付来自群众暴力和专制主义报复两方面的威胁，因而压力倍增，而这种压力来自选举人和某些自封的显贵。内克被撤职的消息更是火上浇油，在7月的第三周，王国中的大多数主要城镇都建立起了革命委员会，它要么取代了旧权威，要么与旧权威并驾齐驱，并密切监控后者。它们大多是在暴动中夺权的，斯特拉斯堡的市政大厅和鲁昂谷物仓库被洗劫一空，纺织工人掠走了珍妮纺纱机。雷恩的士兵拒绝守卫城市，反而加入了群众，将长官驱逐出城。要求面包降价的呼声四处可闻，有些地方人们甚至要取消所有的赋税。这些自封的市镇革命委员会把保持革命热情高涨作为第一要务，各地争相建立了国民军。而接下来它们便忙于保障谷物供给，并给国民议会发贺词，庆祝它们幸运地逃过一劫，在这些运动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在春季选举中就已经举足轻重的律师阶层了。所有的有产者都因为害怕出现无政府情况而聚到一起，在商业和工业中心，商人们纷纷加入政治活动，而在这之前他们多是模棱两可的旁观者。教士和贵族也时常提供协助，但人们觉得此二者和已被取代的市政机关关系密切，而且不论如何，教士和贵族代表前段时间的强硬态度也让选民心生疑窦。在第戎，教士和贵族就遭到了预防性的软禁。在这几周中，特权阶层不仅仅被清除出了地方权力机构，而且在乡村遭到了更严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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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春天以来，粮食短缺越发严重，很多乡村地区的不安和骚动与日俱增。起草陈情书所带来的无限希望和稍后进行的选举至关重要，它们阻止了焦躁与饥饿的农民大规模地劫掠谷仓以及挑战王国税金、什一税和地租的征收员。农民明显希望能够大幅度减轻负担。但流言四起，人们纷纷传言凡尔赛已陷入僵局，群体事件数量有所上升。在巴黎和其他城市即将发生骚乱的谣言更是催生了农村的焦躁不安。国王向民众妥协的消息就像是取消了所有限制，他默认了特权阶层的失败，传达给所有臣民一个信号，即大家可以对公众敌人任意发落。持续的政治危机使阴谋论四处散播，有人想以饥荒整治人民，阻碍爱国行动；修道院和贵族的谷仓被前几季的什一税和地租撑得满满当当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同样可疑的还有城市商人，他们不走一贯的商路，到农村市场四处采购，把面包卖给饥饿的市民。此外，由于这次萧条，道路上挤满找工作的人。农民原本害怕四处游荡的流浪汉的劫掠，而现在又极易相信贵族雇佣盗匪到处抢劫。1788年7月的风暴刚过去一年，庄稼马上就要成熟收获了，农民更加紧张。这一切造成了所谓的“大恐慌”，7月最后一周，一场群体性恐慌席卷大多省份，只有最外围的省区得以幸免。农民们聚在一起，武装起来，准备和贵族的残忍佣兵作战。而从远处看，这些武装人员本身就很像盗匪，于是恐慌就传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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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地方村民们，害怕为时已晚，于是不等劫匪到来就试图先发制人，击败贵族。他们觉得自己不过是在执行国民议会必然会下达的命令。就像一位乡村牧师所说：“当居民得知一切都将改变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在新的法律颁布之前拒绝支付什一税和其他地租。”[1]在其他地方他们袭击粮仓，洗劫了之前上交的粮食。在某些地区，例如诺曼底西部、勃艮第、埃诺、阿尔萨斯、弗朗什孔泰和多菲内，领主庄园和城堡遭到了进攻。但即便如此，毁坏和抢劫活动也并非全部，只有在领主与之对抗时才会发生。进攻者瞄准的是封建制的象征物，例如鸽舍、领主窑炉、榨酒间和风向标。他们对存放着契据证书的房间兴趣尤甚，地籍册和其他封建义务的文件记录都保存在此。这些房屋都被洗劫一空，文书被一烧而尽，焚毁法律文书的篝火远远地冒着黑烟，让恐慌感有增无减。如果领主正好在家，他们通常会被逼宣誓放弃特权。如果他们拒绝放弃，或者人们找不到封建文书，那么整幢建筑就很可能被付之一炬。7月19日在沃苏勒附近，一群人侵入了弗朗什孔泰某位特别令人讨厌的领主在昆西的庄园，不过他们被一次摧毁了整幢建筑的大爆炸送上了西天。没人将此归咎于侵入者，人们觉得任何领主一旦抓住机会都会采取这样的报复行动。消息很快传遍了法国东部，人们不断添油加醋，引发了新的一波抢劫城堡和富裕修道院的浪潮，这一直持续到8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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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感到十分惊恐，因为城市里也同时发生了暴动，暴动波及到农村，但城市很快就平息下来，国民卫队似乎把事态控制住了。在一些地区卫队甚至觉得后方无虞，可以派兵到周边乡村维持秩序了。尽管自身既无训练也无经验，但他们还是不相信正规部队，因而比较偏远的农村几乎完全失控。由于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骚动、抢劫和纵火报告，巴黎和凡尔赛当局认为情况更加糟糕。8月3日，国民议会的新闻委员会发言人称：“从各省发来的通报看，最卑劣的匪徒正席卷人们的各种财产，城堡被焚毁，修道院被推倒，农场被抢劫一空。领主收取的赋税荡然无存，真是无法无天，所谓的公正仅仅是法庭废墟上的一缕青烟。”[2]他要求公民们保持冷静，继续缴纳税款、什一税和其他地租，直到国民议会颁布新的法律秩序为止。但更加激进的代表认为，如果政府无法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激励，这样的呼吁百无一用。来自布列塔尼的代表因为定期聚会共商对策而被称为“布列塔尼俱乐部”，他们觉得应该采用更彻底的方法，即一种他们称为“魔法般”的方法来平息民众骚动。他们认为封建制应该被一举废除。一切注定会发生，国民议会的另一个委员会正忙着分析的陈情书明白无误地显示了这种要求。当时，具有自由派思想的富裕大臣艾吉永公爵在三十人委员会中很活跃，委员会成员便劝说他提出废除封建制，作为原始提案的修正案。他们估计在8月4日周二晚上的参会议员会较少，与此同时布列塔尼俱乐部的激进派列沙普利耶将主持会议，便把公爵发言安排在了当天晚上。历史证明，这次会议成为了整个法国革命史中最彻底、最激进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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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的开端和议程都乱作一团。就在艾吉永公爵发言之前，另一位贵族诺瓦耶子爵看出了端倪，抢先提出了废除封建制的建议。艾吉永公爵只能表示支持，但接连两个内容相似的提案导致接下来的发言提出了越来越彻底的要求。前两者呼吁取消地租、农奴制和劳役，但其他人觉得封建制不止如此，他们很快开始控诉贵族的狩猎权利、私人法庭和路桥税。提案本意是安抚农村，但迅速淹没在控诉谴责和弃权声明中，每次控诉和声明都引发阵阵欢呼。整晚议程的最大特点就是无限的利他主义，正如一位情绪激动的贵族所言：“沐浴在爱国主义中的时刻。”[3]但在激昂之余，议员们也没忘记宿怨。乡村贵族提出，如果廷臣剥夺了他们的庄园权利，那么廷臣自己的年金和闲职也应该取消。据说一个教士首先谴责了狩猎特权，导致一位公爵愤然反击要求取消什一税。教区会费和神职兼任也经历了同样命运，到破晓时分，教区教士的大部分收入都被剥夺了。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会议演化成一场对各种特权的大控诉。市镇和省区代表宣布放弃了近500年间传袭下来的权利和免税权，法官们也放弃了职务特权，宣称要提供免费的正义，当买官问题（这是他们职位的基础）被提上废除议程的时候，他们毫无异议。人们达成了共识，所有的公职都应该完全开放，实行有能力者居之的选拔制度。法国人从此享有完全的权利和地租平等。大概凌晨两点多的时候，议程大致结束了。这时一方面是代表们建议在全国大唱感恩赞，打造纪念章以记述他们自己废除所有封建权利；另一方面，路易十六则赞扬他们是“法国自由的重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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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博·德·圣－艾蒂安后来回忆，当时不在场的人简直难以想象会场的情况，即便在场者的回忆也是互相冲突的。人们只记得一些不足挂齿的瞬间，而将当晚所有的决议形成书面法令花了大概一周的时间，进一步解决各种技术细节问题又花了6个月。当决议以冷冰冰的法律语言呈现出来时，一切远不如在那个夏日夜晚的烛光中那样豪迈慷慨了。8月11日法令有一个响亮的开头，即国民议会废除封建制。而它实际上规定，封建租金可以通过赎买解除，但在支付赔偿金之前，还是要继续征收的。它们毕竟是财产，就像买来的官职一样，只是可以赎买。不过尽管教士表示抗议，什一税确实被废除了。一些代表颇有预见性地提出了所有的教会财产都应该收归国有。但真实情况是，赎买的办法不起作用，到8月11日全法国的农民都停交了封建地租和什一税（更别提政府税款了），他们把8月11日法令当作自己的护身符。他们不准备重新交税了，即使税金再少也不交。真正废除封建制的，与其说是国民议会，不如说是农民，他们拒绝配合以一种渐进的方式终结封建制。所以这项法令最重要的影响是安抚了农村，当然部分原因是农民也需要回地里收割粮食。8月结束之时，最糟糕的乡村骚乱终于平息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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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8月4日之夜废除的不仅仅是封建制，还有特权，即长期以来的社会和制度基础，也被抛弃了。从省、地方到市，它根植于各层政府之中，在近三个世纪中，买官制构成了法国社会流动的主要通道，但现在它也遭到了批判。乡村教士赖以为生的体制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尽管当时教会的不动产（属于较次要的封建特权）尚未动摇。自从1789年以来，法国人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洗礼。很多代表确实尊重选举人的要求，未支持废除地方和外省特权的措施。在这一过程中，还出现过声势浩大的增加教区教士收入的呼声，而不是一并取消其收入。但现在凡尔赛的代表们所做的事情远远超出了选民的要求。如果贵族和教士代表严格遵守了选举人的委托，那么三个等级的合流根本不会发生。而国民议会的第一次正式决议中就有一项投票，废除了所有限制性的委托指令。这使国民主权的代表们放开了手脚，不需要请示汇报就能根据自己的判断颁布废除封建制的法令。这也使他们能够自由地以一条全新的思路重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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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5月聚集在凡尔赛的所有代表都认为他们的任务是赋予法国一部宪法。早在7月7日他们就投票决定称自己为“国民制宪议会”，三个等级都对此毫无异议，而陈情书也表明人们对于宪法内容有一定共识。大多数的代表认为应该效仿美国的一些州，在宪法之前先颁布一个权利宣言（尽管一些代表反对冒这样的风险）。在7月9日到28日之间，代表纷纷递交了各自拟写的草稿。8月4日下午，就在那场著名的通宵会议之前，议会同意当务之急是发表宣言。8月26日，在人们花了一周时间讨论教士不愿承认的思想和信仰自由的问题后，《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得以投票通过。议会保留了自己在宪法公布之后对《宣言》进行增补或修改的权利，但实际上等到两年后宪法出台之时，没有人胆敢改动《宣言》。《宣言》已经成为大革命的奠基性文件，同样也是大革命奉为圭臬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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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的核心在于法治，在17条条文里有9条明确提到了法治。第6条将法律定义为公共意志的表现，认为它是由所有公民亲自或者间接制定的，这毫无疑问是对旧秩序下国王立法权威的否定。第三条则规定无论如何主权本质上是属于国民的，任何团体或者任何个人（包括国王）都不得行使国民没有明确授予的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如第1条所言：在权利方面，人生来而且永远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联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权利，包括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暴政的权利（第2条）。该条款的潜台词就是，迄今为止，在法国这些权利都被忽视了。这也正是《宣言》有必要废止任意拘捕和监禁（第7条）、有罪推定以及谴责渎职官员（第15条）和确保财产安全（第17条）的原因。第16条明确提出：“凡是权利无保障，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法律面前的平等意味着特权的终结。所以“赋税应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作平等的分摊”（第13条），而公职应该“根据个人能力，而不是除了德行和才能之外的任何其他标准”向全体公民开放（第6条）。《宣言》只是在思想自由方面语焉不详，尽管思想意见的自由交流被明确规定为“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第11条）。但《宣言》同时强调，法律会规定某些情况是对这种自由的滥用。尽管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思想意见，甚至宗教意见（这意味着革命者断然拒绝了教士在公共崇拜领域维持天主教垄断地位的意见）受到干涉，但意见发表仍要以不扰乱公共秩序为底线（第10条）。《宣言》中将义务与权利并举的情况并不多，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其实起草者曾试图列举出各项义务，但这样做毫无疑问会削弱《宣言》的力度。而正是因为《宣言》的纪念价值如此之高，作为宪法的前言，它的寿命超过了宪法本身。作为这场革命的首次伟大的宣言，后世所有受到法国大革命激发的人都将之奉为圭臬，视其为1789年的根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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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拟宣言的人只有一点要求，这一点他们在开始就已经意识到了，为了赋予《宣言》最大限度的正当性，他们还需要另一样东西，即国王的同意，8月11日法令也是一样。如果王权不能公开而自主地站到旧制度的对立面，那么议会的所有工作都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然而没有否决权的国王能算得上自主的国王吗？这个问题让代表们一下子陷入了制宪的乱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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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制宪委员会的代表是英国监督与制衡式宪政的拥趸，他们相信国王也应该和英国王室一样拥有否决权。他们同时也认为选举出来的国民议会中的民主因素应该受到另一个议会，即终身制的第二议会或者参议院的制衡。在穆尼耶和马卢埃，一群富有而善辩，并得到米拉波有力支持的城市贵族（例如拉利－托伦达尔和克莱蒙－托内尔）的领导下，王政派在9月份的前两周一直敦促议会接受他们的方案。但是7月爱国英雄穆尼耶、米拉波和臭名昭彰的保守派马卢埃的组合让很多人感到既吃惊又疑惑。当富有的前任宫廷大臣鼓吹某种疑似为上层俱乐部的贵族议会时，他很难取信于外省贵族代表。而普通的第三等级代表则认为，把经过几个月艰苦斗争才换来的统一立法院又分开毫无意义。9月10日，两院制以89票对490票被彻底否决了，王政派主掌的制宪委员会也宣告解散。对于国王否决权讨论的激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国王似乎要拖延签署8月法令，这让人觉得赋予他绝对否决权太过危险。但另一方面，只有西耶斯和啰里啰嗦的罗伯斯庇尔（他当时影响力尚小）等少数代表认为，一旦国民议会做出了决议，国王就不能否决。大多数人，包括爱国者们的领袖巴纳夫、迪波尔和贵族拉梅特兄弟在内，都心仪所谓的暂时否决权或者“搁置性的”否决权。而当内克表示国王也倾向这种否决权的时候，他们发现这暗示着如果暂时否决权能够获得通过，那么国王就会签署8月法令。9月15日暂时否决权以673票对352票的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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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议会第一次有负众望，不论是在巴黎还是外省眼中，任何形式的否决权都让人疑窦丛生。否决权问题刚提出，罗亚尔宫一片哗然。就在8月30日，一个常在那里活动的“进步”贵族圣－于吕古侯爵就准备组织人马到凡尔赛游行。游行者声称，国王和议会应该迁往巴黎接受全面监督。尽管游行者人数仅有数百人，并被国民卫队阻止了，但并没有人或者机构能够阻止小册子和期刊反对否决权，自7月以来，后者俨然成为首都政治生活的标签。议会就否决权问题闪烁其词，招来一片骂声，这其间一家全新的报纸于9月12日诞生了。它一开始被命名为《巴黎政论》，后来改名为《人民之友》。通过这份报纸，到处招摇撞骗却多年不得志的弄潮儿让－保罗·马拉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在阴谋论和怀疑甚嚣尘上时，马拉如鱼得水，他呼吁议会清除不可靠的议员。7月的经验告诉人们，他们绝不能在众目睽睽中执行停止行动。这不仅仅是马拉一人的看法，根据当时一位心存疑虑的书商记述，巴黎的言论中充满了“私刑”和“路灯柱”等语汇，任何被称作“贵族”的人都受到其威胁，而任何不招人喜欢的人都会被称作“贵族”。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特定的社会圈子会多么恐惧，他们拥有财富、头衔或者能力，曾经让大众惧怕或者嫉妒。对于路灯柱的恐惧确实吓住了一些想给革命捣乱的人，但是很多老实人被误认作新社会的敌人，他们也被吓坏了。[4]巴黎持续的经济困难更为大众的偏执心理火上浇油，继7月下旬和8月的降价之后，面包价格持续走高，供应也很不稳定。这个时候本应该是粮食丰收之际，一年来人们对粮食的担忧本应一扫而光。但正常平静的天气不仅使粮食成熟了，也使河流进入了旱季，水力磨坊无法转动。巴黎周边的市场频频传来谷物骚乱的消息，到9月中旬，吵吵嚷嚷的妇女们又开始在市内拦截谷物车，并向市政府请愿严格控制粮食价格和供应。国民卫队要守住面包房，拉法耶特和他的部下面对不断发生的事故只能疲于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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