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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3 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文中提到的主要城区和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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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立法者们在修改宪法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时候，对他们而言，更加可怕的是，群众的反抗对象不仅仅限于封建义务。革命的第一年就出现了大面积的逃税现象。收费站和报税局在7、8月关门大吉，一直没能重建，而教士和税务员也不愿面对可能会被激怒的群众，即便上司一直敦促他们去收税。人们就是不再交税了，这个规矩一旦破了就很难再立起来。试图征税的官员要么受到人身威胁，要么家里被抢，特别是在大家都知道你住哪儿的小地方。在皮卡第，类似的行为造成了当地间接税税收下降了80％，人们在1790年春季组织起抗议间接税的自觉请愿活动，领导者是一名因为封建制废除而丢了饭碗的地产商——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不久之后他把自己的名改成了格拉胡斯）。他随后被逮捕了，这不是他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入狱。但讽刺之处在于，现在正在改造法国的代表们也和他一样，觉得间接税糟糕透顶。他们能清楚看到，陈情书一致反对间接税。他们也和重农学派一样，认为只有对岁入净利润征直接税，才不会对经济造成伤害。因此，在1790年到1791年间，所有的间接税、商品流通税、入市税、盐业和烟草专营权以及数不清的地方贸易和消费税都被废除了，随之被取消的还有管辖这些税款的各种盘根错节的财政监管部门，还有个体商人管理税款的包税局。传统的直接税也被废除了，例如军役税、人头税和廿一税。取而代之的是议会制定的三种新的直接税：土地税、动产税和商业盈利税。没有任何特权或者特殊免税的情况。公民按其能力纳税，而且既然这种税制和1789年的平等精神是一致的，那么公民就应该非常乐于纳税。于是，议会也没有设置任何强制收税的机关。代表们没能意识到任何官僚都会本能地想到的事情，即恢复直接税的阻力要比间接税大得多，尤其是在正常的纳税过程被多年的抗议和行政骚乱搅乱的时候，而抗议和骚乱可以一直追溯到1787年至1788年间高等法院拒绝注册财政改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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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通过政策想要解决的财政危机并没有消失。代表们并没有忘记国民议会产生的最初原因，即庞大的国家债务。米拉波说，这堆债务是“国民的钱”，是必须要偿还的。国民代表们可不想一上来就宣布法国破产了，即便这意味着要无视内克在三级会议一开始就敦促大家立刻解决财政问题的意见，他们有更重要的打算。但就算是内克也没有能力无限拖延财政危机，实际上到1789年秋内克也自身难保。他个人声望的顶点是7月29日从第二次放逐胜利回归巴黎，当时他在欢欣鼓舞的议会面前流下了热泪。但第二天他极力帮助释放7月14日被囚禁的军队长官贝桑瓦尔，这让本来准备迎接他回归的民众倒了胃口。9月，在国王消极回避8月法令的问题上，内克似乎也采取了默认态度，这引起了广泛不满。即便是他神奇的财政能力也开始受到怀疑，他于8月提出的两项举债计划在议会的一片骂声中被否决了。9月晚些时候，他提出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爱国税”，该税将收取每个公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可以用现金或者贵重物品支付，议会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想法，但是没有设置任何用于报税的审核机构。内克个人拿出了10万里弗的启动资金，但这项税金运转了三年，收益远远达不到预期金额。当时的迫切财政状况刻不容缓，在1789年10月，光是短期借债就需要还7.07亿里弗，而随着议会不断地废除各种各样的政府官职和财产，它必须要配套发放赔偿金，这意味着到第二年的夏天，它要还接近20亿里弗的债。在这种情况下，议会转向了内克做梦也不会采取的方法，他们决定将教会地产收归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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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的预兆早在8月11日法令中就出现了，法令中明白无疑地将教会财产归于国家名下。在整个9月关于财政问题的辩论中，利用教会土地来缓解国家财政负担的提议不绝于耳。终于，塔列朗在10月10日以主教的身份正式提议，所有的教会财产都应该国有化。他认为，2/3的财产应该付给教士，以补偿8月4日被取消的什一税，其余的可以用来重建国家财政。米拉波则认为教会的所有财产都应交由国家全权处理，这应被视作教会作为国家资源的一个基本义务。10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种冗长的辩论中度过。世俗方的论证是，教堂只是扮演经理人的角色，代表法国的所有信众管理土地，而且既然教士已经不构成一个等级，他们当然不应该再拥有财产。愤怒的教士和一些非神职人员回敬道，教士拥有土地是古已有之的，是经得起验证的，只有个体组织而非等级能构成有产者，一次如此大规模的财产征收明显违背了《人权宣言》保障财产权利的条款。那么在刚刚拿到如此大量土地的时候，就一下子将其卖出，会有什么后果呢？对此人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市场会瞬间饱和，反而不利于生产。其他人则预计，购买土地者会成为革命永远的天然拥趸。双方阵营都有巴黎报纸积极加入。但极少有人在讨论中被说服。大多数代表在春季抵达凡尔赛的时候都相信，教会需要全面改革，在他们眼里，教士的任何反对意见都是出自一己私利。只要有教士代表站出来说句话，旁听席上带有强烈反教士情绪的公众就会大喊：“戴僧侣帽子的人都下去！”这表明群众和其他代表一样对教士疑心重重。而且，没人提出支付国家债务的切实可行的方法。于是到11月3日的时候，米拉波当初的意见基本为大家所接受。议会以568票对346票通过了将教士财产“收由国家支配”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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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家要如何使用这块新到手的“蛋糕”，尚需斟酌。事情似乎从一开始就要被搁置，因为在这个国家的这么多人里面，这一切偏偏只能由新教徒内克来启动，而他是反对此次征收的。内克提议，清算短期贷款的第一步应该是由国家银行发行一定数量的纸币。这里所说的国家银行，是指将金融行业协会在1776年建立的贴现银行国有化之后的产物，后者自建立起一直是政府信用的来源之一。但法国以前也发行过纸币，有着惨痛的教训。1720年苏格兰冒险家约翰·劳曾经以国家海外贸易收益为担保，建立法国国家银行，以钞票偿还国王债务。一开始情况还好，但后来整个方案出现问题，数以千计的家庭的财产贬值成一文不值的废纸。后人对这次灾难心有余悸，很多议员都准备旧事重提以警告大家。另外，人们也不太喜欢掌管贴现银行的“资本家”们，何况后者在国有化后还会继续把持银行，在很多人眼里，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国家财政问题的罪魁祸首。金融界也产生了分化，天主教金融家本来是通过买官制来操控公共资本的，现在买官制被废除了，他们也丢掉了老营生，他们不愿意看到一群新教和瑞士银行家来取而代之。当米拉波在反对内克的时候，他充当了上述所有怀疑、恐惧和嫉妒心理的代言人，他提出，国家发行的纸币应该是以全国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为担保的债券，那就是国家的土地。难道由国民议会担保的国家信用，会比不过某个银行？在辩论过程中，人们为这种债券起了个名字：指券。当天，米拉波的主意最终胜出。在12月19日和21日，议会颁布一系列法令建立了所谓“特种金库”，用于储存爱国税和价值4亿里弗国有土地的收入。凭借这些措施，国家能够发行与基金总价相等，单张面值为1000里弗，付息为5％的指券。国家向债权人支付指券，指券可以用于换取国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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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指券在一开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纸币。但几个月后，它确实变成了纸币。在发行之初，指券发行量是根据内克算出的1790年赤字最小估计值确定的，共计8000万里弗。但到了3月份，税收的减少导致内克不得不把这一估计提升至2.94亿里弗。这次误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毁掉了内克最后的声誉。内克警告，不能仅仅依靠发行纸币来解绝不断增加的债务，但议会已经把他的话当成了耳边风。4月17日议会投票决定将指券确立为法定货币，发行面额有200里弗和300里弗两种，只付息3％，以鼓励人们用指券换土地。但财政赤字仍然一路飙升，在4月到9月间，法国先后发行了不少于6次的指券来填补赤字。9月29日议会正式决定，将发行量再涨三倍，也就是12亿里弗，目的是对被剥夺了官职的人进行赔偿，这笔赔偿金预计将会非常巨大。从此，是否支持指券变成了对于是否认可革命考验，至于不断追加发行指券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已经不重要了。第一个没能经受住这场爱国主义考验的人正是内克，自从1789年10月起他就被马拉一类的激进记者追逼烦扰，被米拉波等议员摒弃蔑视，还被议会强迫执行他本毫无信心的政策，1790年9月3日，内克选择了辞职。在第二次回往瑞士的路上，他因被怀疑流亡出逃而被逮捕，就像某些失意的贵族一样。这位1789年春天的国家英雄以及他所支持的方法与政策，现在和旧制度本身一样，都被取代了，而要说谁在击溃旧制度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恰恰非内克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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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89年春天，所有人都期盼从三级会议中重生的法国能够焕然一新。即便反观革命前的陈情书，仍几乎没人能够预见这场变化的深刻程度。代表们声称自己是根据陈情书来着手改革的。至少，他们赋予了法国君主立宪制、地方分权的代议机构、民事和财税平等以及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从上述意义上讲，他们基本上是按照大多数陈情书的意思办的。然而，尽管陈情书都措辞精准，经过反复斟酌，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民意，但即便是在这些文献中，也从未提起过要废除省制、市镇、贵族制或贵族头衔，而对于封建制、买官制、高等法院和教会财产，也只有一些含混不清的要求。没人提过权利宣言，更没人想过国民卫队和纸币。换句话说，制宪议会制定或者签署的大多数改革措施，都是革命进程自身的产物。这些措施是对各种史无前例的事件和具体情况的回应，而不是为了满足法国国民已经表达过的要求。但是，这些影响深远的革命措施在第一年刚刚出台的时候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它们的执行过程可能是混乱无序的，但人们确实怀着良好的愿望甚至热情来执行这些政策，就算它们威胁或者损害了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前朝大臣也许会流亡国外，心灰意冷的代表会放弃席位，高级教士会抱怨政治劫掠，领主蒙受了损失，被剥夺了官位的人得不到赔偿。但以上各类人也构成了革命中鲜明的派别。不论是贵族、教士还是官员，他们对议会立法活动的参与程度都大大超越了他们在议会中的人数比例。而且普遍说来，法国上千万的民众都对封建制和间接税的终结表示了欢迎，同时成百上千的资产者迫不及待地抓住了新政体下的机会，参与到了公共事务的实践中。法国大革命头12个月的工作之所以能够完成，是因为全法国形成了广泛共识。在巴黎之外的每个公社也举办过联盟节，这是对革命共识的庆祝。但等到攻占巴士底狱第二周年来到的时候，共识已经开始迅速地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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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G. Lefebvre, The Great Fear of1789, Eng. Trans. London, 1973,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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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J. P. Hirsh, La Nuit du4 août, Paris, 1978, pp. 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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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dited by H. Carrè, Marquis de Ferrières: Correspondance inedited 1789, 1790, 1791, Paris, 1932, p.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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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uault, Gazette, 170 (16 Sept. 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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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espatches from Paris, Ⅱ. 268. Fitzgerald to Duke of Leeds, 15 Oct. 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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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转引自L. G. Wickham Legg, Select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Volume 2. Oxford, 1905, I, pp. 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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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转引自S. Herbert, The Fall of Feudalism in France,London, 1921, pp.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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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六章 革命共识的破裂 1790—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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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法国开始改革，教会很难毫发无损，这一点所有人都很清楚。在1789年春季的陈情书中，三个等级一致要求宗教生活的组织和运作有所改善，步入理性化的轨道。教士作为法国的第一等级，本想在这个过程中充当领导角色。一开始他们确实走在前面。在1789年6月，是教士代表首先打破了“特权等级”的身份，从而开启了三级会议向国民议会转变的过程。他们这么做是以上帝之名回应第三等级的诉求，而且饥饿的民众正饱受煎熬得不到救济，他们希望解除发放救济的障碍。没有证据显示，作为国家的一个单独等级，他们会放弃教士的地位，也没什么可以证明，对于任何可能伤害到教会或者宗教的行为，他们准备放弃否决权。但就在短短几周的时间中，他们丧失的东西远远超过了原有的优势。在8月4日之夜的宣誓中，也许没有哪个团体比教士遭受的损失更惨重了。巴黎的神父不仅失去了什一税、教区会费，而且也不能再通过兼职将可怜的圣禄积少成多。当时教士提出过赔偿金的问题，但是被拒绝了。主教们和各色教会组织，包括慈善和教育机构，都失去了他们原来任何可能得到的封建税费，这笔钱往往数目可观。后来议会投票通过了赔偿金，但是最终并没有支付。教皇也失去了第一年圣奉，这本来是所有信徒都应交给罗马教廷用于维持其运作的年献金，这次断绝让人们回想起16世纪所有的新教国家和罗马断交的情景。在就如何将这些改变写进法典进行辩论的过程中，对教会的进一步威胁出现了，这次针对的是教会土地，而且米拉波宣称所有的教士都应当满足于充当国家的有薪仆人。8月的后几周对教会打击更大。《人权宣言》的起草者拒绝将天主教作为法国国教，拒绝限制言论和意见的自由表达，并宣布公职和公民权利为每个人所享有，这意味着对新教徒、犹太人和天主教徒要一视同仁。议会中教士发言人总会遭到来自旁观席的嘲笑，所以10月份议会再次提起将教会不动产充作国有的时候，人们并不惊讶。教士们竭尽全力进行了斗争，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剩下的东西，更因为他们意识到，教会剩余的资源必然会引来议会的进一步行动。为了安抚人心，爱国者们表示，国家将会取代教会的慈善和教育职能，承诺每位教区神父的收入不低于1200里弗。三分之一的教士至此仍拿着“合理提成金”，对于他们来说，这意味着收入大涨，他们当然会很高兴。但对于大量其他教士而言，1200里弗比原来少，而且什么时候开始发钱？议会规定在这之前可以继续征收什一税，但是随着封建税费的解除，大多数地方的农民也不再交什一税了，而强制征收则非常危险。换句话说，到1789年末，这场本来受到众多神父友好而热情对待的革命，带给教士们的却是巧取豪夺和空头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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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进程在1790年仍在继续。2月13日修道院修士的处境也发生了变化。除了致力于教育和慈善事业的修道院之外，所有的男女修道院都被解散了，而且禁止新的僧侣宣誓入会。诚然，前段时间的立法已经取消了这些机构的财产和收入，但是议会的用意更加深远。很多代表，包括很多教区神父，都认为这些修道士是百无一用的寄生虫，是社会的负担，国家教会无法为这些人的存在正名。在欧洲有大规模解散修道院的先例，最著名的就是约瑟夫大帝二世在哈布斯堡家族领土上进行的理性化改革。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本身也关闭过修道院。但在经过了前6个月对教会的重重打击之后，这项新政策看上去更像是令人担忧的改革计划的一部分。4月12日，一名忧心忡忡的天主教僧侣多·热尔勒提出了一项令人吃惊的议案，宣布天主教为国教，并规定由天主教主导公众信仰。实际情况是，他原来一直以来都是跟随爱国派投票的。有300名代表对他表示支持，但这个议案最终还是被否决了，否决它的正是在前几周选了新教牧师拉博·德·圣－艾蒂安做主席的国民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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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人怀疑这整场革命是新教徒的阴谋。在议会中，已知的新教徒只有15人，包括巴纳夫和拉博这样的激进领袖。他们强烈要求，在各方面给予那些在1787年之前完全没有公民权利的团体平等待遇。拉博和其他五名议员代表尼姆地区，在尼姆的选战中，新教资产者打败了自负的天主教势力，在第三等级中占据了大部分席位，这些新教徒在纺织品贸易领域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财富剧增。在7月尼姆建立国民卫队的过程中，新教徒同样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于天主教徒而言，他们的权力正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转移到了新教徒手中，而在此之前对方的力量仅限于经济领域。蒙托邦的国民卫队也主要由新教徒构成，同样引起了当地天主教徒的忧虑。天主教的对策是在1790年春的市政选举中凝聚起自己的绝对力量，以保证地方权力还在自己手中。他们成功了，但这使新教徒下定决心要保住国民卫队的控制权，不征召天主教新兵。因此，整个春季两个城市都笼罩在宗派冲突的阴影之下，终于在5月10日，蒙托邦爆发了可怕的骚乱。当时，由一群虔诚的妇女领头的群众极力阻止官员征收本已充公的寺院财物。他们很快就把矛头指向了国民卫队，国民卫队被打败了，还有5人被杀。惊慌失措的新教徒逃出了城，一直等到没有宗派纠葛的波尔多国民卫队全副武装赶来之后，当地才恢复了秩序。一个月之后，比这次骚乱更加血腥的一幕在尼姆发生了。6月13日，天主教和新教都在为第一次省选举拉票，在日益紧张的气氛中新教国民卫队向竞争对手开了枪。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似乎只是一场“斗殴”，但“斗殴”二字完全不能概括双方四天巷战的激烈程度。在听闻城里发生火并的传言之后，周边乡村两个教派的农民也分别前来增援，双方的战斗毫不留情。但由于新教徒一边有更多的火器，这次“斗殴”最终变成了对天主教徒的屠杀，大概有300名天主教徒死亡，新教徒死亡20名。在这场斗争结束之后，当地新教徒有史以来第一次完全控制了整个城市。可想而知他们在省选举中也大获全胜。因此加尔省由他们代表革命政府执行政策，包括教会政策。而对于当地虔诚的天主教徒来说，革命意味着他们长期以来的可怕敌人的胜利，世界颠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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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法国时局的发展，天主教日渐衰落，哪怕是教会的最高层——教皇也很快被卷了进来。第一年圣奉的取消仅仅是一个开场。到1789年年末，居住在罗马教廷飞地阿维尼翁和孔塔－弗内森的15万教众要求脱离已经维持了长达441年的罗马教廷统治，并入法国。在阿维尼翁，合并论者经过长期的争取赢得了市议会，他们开始跟随法国正在进行的改革修订当地的法律。庇护五世拒绝承认这些改变，同时在3月29日在罗马红衣主教秘密会议上，发言谴责《人权宣言》以及到此时法国实施的所有宗教政策。阿维尼翁的反合并论者受到己方统治者强硬态度的鼓舞，展开了夺权的努力，这一系列的努力在6月10日的骚乱中达到顶点。他们被国民卫队镇压下来，很多教皇拥趸被杀。阿维尼翁的亲法国派很快将阿维尼翁并入了法国，当月晚些时候，孔塔的部分地区也这样做了。议会很清楚直接合并会带来的国际争端，因此并没有急着接受这些地区的合并声明，但在辩论此事的过程中很多人强调这是人民意志的决定。然而在孔塔情况并非如此，这片土地紧接着经历了12个月的内战。当时，教皇和革命之间的裂痕几近无法修补，但双方关系的彻底破裂并不是因为阿维尼翁或者孔塔，决定性的事件是《教士公民组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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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789年8月以来，议会中就有一个教士委员会致力于制定一套全面的改革计划，恢复教会的活力，使其和革命原则相容，并为教会的未来提供有保障的财政和组织基础。原委员会中的15人中只有5人是教士，而当国民议会中其他人的想法完全显现出来之后，他们便开始消极拖延了。于是议会又给委员会增加了15个非神职人员，其中有几个自由作家，启蒙时期写过反教士文章；但大多数人是真诚的天主教徒，其主要目的是克服教会的弊端，使教会更加精简，更加健康。他们中有人表示，其目的“仅仅是让教会回归早期的原则”。[1]但这实际上意味着改变几世纪以来的做法，而且这是按照一个和法国现实情况完全不同的教会理念来比照当下情况。委员会还表示，他们制定改革计划并不准备听取教会首脑的意见，或者任何外国王朝的意见。没人否定教皇在灵性或者教义上的至高无上地位，但是法国国民要如何在自己领土上开展宗教生活与教皇无关，能知会教皇一声就很不错了。在5月29日议会展开对《教士公民组织法》的辩论时，国王被要求中止1516年法国和罗马教廷签订的博洛尼亚政教协议，该协定一直规范着罗马和法国教会的关系。没人提出取代性的协议。国民议会已经大刀阔斧地重塑了法国的世俗生活，将教会的经济基础釜底抽薪，也没碰到什么抗议，它觉得没有必要和任何人协商政策。在一开始，主教们曾建议，要通过一个教士的全国委员会来求得法国教会对《教士公民组织法》的同意。但他们被搁置在一边，因为不能让作为社会或者国家的独立等级的教士再度复苏。很多教区神父也同意这个观点，在1789年之前教士大会完全是等级制的喉舌。但这是过去的危险，而现在不通过建立全国委员会来实施改革的危险在于，如果教皇站出来反对他们，再没有任何的教会权威能够挑战教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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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教皇有可能反对吗？比起哈布斯堡领地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教士公民组织法》并不算太激进，而前者业已为教皇所接受了。当议会辩论正酣的时候，阿维尼翁和孔塔的消息传来，这意味着如果教皇坚决反对，那么法国则可以威胁将把这些领土并入法国，这会胁迫教皇屈服。因此7月12日，在辩论数周之后，教士委员会提出的计划几乎未经修改就通过了。计划中的大部分内容也能让大多数教士满意。尽管比起原来有土地有什一税的日子，不少主教和教区长收入减少了，但它制定的薪资颇为丰厚。同时，对每一个等级的教士也有严格的住宅规定，这是陈情书中的一致要求。甚至教区行政区划的理性化也提上了日程，这是很自然的，只有83位主教，每个省一位，10个大主教区。同样，教区的数量也大大减少，任何居民人数少于6000人的市镇只能算一个教区。所有的圣堂参事会都被废除了，任何没有医治俗人灵魂职能的有俸圣职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例如修道院和修女院，它们就被认为是百无一用的寄生虫。教士的存在是为了救助信徒，除此之外别无理由。按照这样的逻辑，主教必须先在教区中服务过15年，教区神父必须当过5年的助理神父，这都是很明显的改善。因此，除了由精简有俸圣职所必然造成的教士失业问题，《教士公民组织法》所产生的重组效应对大多数牧师没有太大的影响。真正的问题在于职务的任命方式。所有的教士都由世俗民众选出，就像其他公职人员一样。主教由省议会选出，教区神父由区议会选出。主教要和一个咨议委员会一起行使权力。咨议委员会的设置让人们想起了某些冉森派教徒长期以来呼吁的教区神父会议，冉森派则是受了17世纪巴黎大学的宗教法规学者埃德蒙·理查的启发。“理查派”提倡教会通过选举进行治理，但不是世俗选举，更不要说由一群可能包含新教徒、犹太人和无神论者的积极公民来选举了。因为救治灵魂是一项极为严肃的工作，不能转交给尚未被教会接纳的人。最后，教皇的地位和权力也是一个问题。法令明文规定禁止所有的法国公民和任何外国主教或其代理人接触，然而这绝不是对所谓“信仰的团结，以及人们通过基督教世界可见首脑维持的联系”怀有偏见，在第一版草案中，教皇被称为罗马的主教。但后来被认为实在是太不敬了，毕竟，尊敬是教皇现在唯一能享有的东西了。一直以来，主教的任命都要得到罗马教宗的首肯，而现在罗马教宗仅仅是得到通知，主教已经被任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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