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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月,立法议会的代表拒绝指控拉法耶特,这便是最后的导火线。从这一方面来看,8月9日人们也没有明确表达要废黜这位国王,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做这样的决定。8月9日爱国者和王室都在为等待已久的角逐做准备,而立法议会只是很绝望地旁观着一切。号召起义的警钟响起了,1789年以来的数次重大事件中,这种声音至今还回荡在人们耳边。8月10日凌晨,巴黎各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开始夺权。他们象征性地选中了佩蒂翁,宣称自己代表的是一个起义公社,下令联盟军和刚刚完成民主化的首都的国民卫队进攻杜伊勒利宫。当这些力量在上午九点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他们发现国王和他的家人已经穿过马路,逃往立法议会,因为在那里他们觉得更安全。大约900名武装精良的瑞士守军还驻守在杜伊勒利宫,此外有一两百名廷臣和以前的官员以及2000名国民卫队的士兵。但是这些国民卫队的士兵马上倒戈,投靠了公社,而公社大约有两万多名士兵。然而先开枪的是瑞士士兵,等到一个小时后公社力量占了上风,瑞士士兵的这个行为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等到他们刚刚开始撤退的时候,就遭到了那些没有枪械旁观者的攻击和追捕,这些人手持刀子、长矛,还有小斧头,砍死这些瑞士士兵,撕碎他们的制服,做成纪念品。大概有600名瑞士士兵丧命,另外一些在围攻结束后被关押在安全地带。而进攻者一方只有不到300人牺牲,其中联盟军有90人,其他剩下的就是小店主、小商人和技工,这些人早已是1789年的各类事件以及6月20日起义的名人。8月10日革命是大革命迄今为止流血冲突最严重的一天,也是最具决定性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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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王和他的家人没有受到伤害,但是他的权威和他的宫殿一样已经不复存在了。巴黎的民众疯狂地摧毁一切带有王权痕迹的符号和图像,也更换掉一切带有“王”字的诫命。立法议会宣布暂停君主政体,由国民公会来决定未来的政府形式。韦尼奥的几次努力只不过是阻止了废除君主制。但是在严密的监控下,国王被转移到唐普勒堡(这是一座位于巴黎东北郊区的中世纪城堡)关押起来,从那一刻开始就没有人相信他还能再坐上龙椅,除非有外国的势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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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现在并没有落在议会手里,掌权的是新成立的巴黎公社。议会好像已经听命于公社的摆布,比如在任命新一届内阁这件事上就是这样。6月13日下台的三人现在全部复职,尽管他们和现在立场不太明朗的布里索派有瓜葛,名声不好。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任命丹东为新的司法大臣,从1789年以来他的名声全是靠在巴黎各区的活动建立起来的。参加投票任命丹东的议会代表不到300人。在前几周,立法议会的大部分代表都走掉了,而剩下的代表不仅人数少,而且基本都是籍籍无名之辈,只能听从巴黎公社摆布,虽然想要反抗,但得到的却是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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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最想要的就是报复,报复那些怂恿国王的人,那些在8月10日革命前后抵制民愿的人,报复那些一直受到国王庇护的未宣誓教士。他们还要报复拉法耶特,他是马尔斯校场的屠夫,以后也很有可能是个军事独裁者。但是最后拉法耶特逃跑了,8月17日他预谋带着他的军队向巴黎进军,那一天内阁决定解除他的职位,拉法耶特跨进了普鲁士的国界,向敌军投降。即便如此,他也在普鲁士的大牢里待了五年。同一天,也就是8月17日,当局设立了特别法庭,审判政治犯,比如那些存活下来的杜伊勒利宫的守卫。这个法庭行动迟缓,但是在8月21日断头台得到了第一个牺牲品。在8月19日到8月26日之间,立法议会讨论针对未宣誓教士的办法,很多地方机构早已行动起来,方式各异。最后议会规定所有未宣誓的教士要在两周内离开法国,不然就要被流放到圭亚那。但是人们对神职人员没有丝毫信任,所以那些本不需要宣誓的未领圣俸的教士也在6名公民的谴责下被流放。怀疑是这些日子的主调,8月11日以后,前往逮捕教士的是无套裤汉组成的监察委员会。如果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能离开首都,而要得到通行证,必须得到由各区的监察委员会签发的爱国公民证书。当听说普鲁士的铁骑已经踏上法国领土的时候,这种偏执狂热的氛围变得更加强烈。隆维沦陷的消息在8月26日传到巴黎,这个地方几乎没有抵抗就沦陷了,这更让人觉得到处都有叛国者。在这几周里,丹东渐渐成了内阁里的主脑,他的办法就是要对巴黎的居民来一次大搜捕,搜捕藏匿的武器和嫌疑犯。这就是“挨家挨户搜查”,在8月30日和31日两天就逮捕了3000多人。这让巴黎的各个监狱人满为患,人们当然就相信被关押的犯人中有不少是叛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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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以后,马拉这位自命为人民之友的人终于如愿以偿了。因为之前他的观念太极端,太血腥,很少有人支持。他提出解决危机的办法就是屠杀,屠杀那些关在监狱里的的疑犯,还有某些大臣和代表。巴黎不少区,还有他们在公社的代表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还对8月17日设立的法庭的拖拉作风很不满。为了回应隆维沦陷,丹东呼吁从首都派出3万志愿军赶赴前线,很多无套裤汉看来是要准备动身,但是他们不愿离开他们的家人,担心监狱里的反革命分子会发生暴动。在8月30日议会想要动摇公社的控制,颁布法令开始巴黎的选举的时候,他们心里更不安了。布里索和他的同僚的意图昭然若揭,罗伯斯庇尔也开始称呼他们是“吉伦特派”。这让那些将公社视为国家救世主的人更加恼怒了。公社拒绝解散,听取了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里的提议,准备逮捕一大群敌对的代表和大臣。公社将马拉召入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狱事务,这一举动太有挑衅意味了。丹东出面干涉,才阻止了公社的逮捕,也拯救了相关人的性命。因为如果他们在9月2日入狱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有成为九月屠杀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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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失利的消息成为进一步的触发器。继隆维之后,凡尔登也落入普鲁士军队之手,9月2日消息传来,敌军已经越过了凡尔登。通往巴黎的道路已经敞开。丹东在他最著名的讲演中,号召爱国者别再有所顾忌:“要拯救国家,我们就要大胆,再大胆,还要更大胆。”但是巴黎的主导情绪是恐慌。这天下午,一群狱犯从市政厅被送往阿贝义监狱,途中被无套裤汉劫持攻击。其中有17名狱犯被砍死。不久之后,设在老卡尔默修道院的临时监狱也遭到了攻击,那里的屠杀更为惨烈,大部分狱犯都被送到了一个私设的模拟法庭。临近傍晚时分,公社插手了,但也只是配合屠杀者,并没有阻止他们。次日,公社往外省的主要中心城市送达了一份传单,暗示他们要以巴黎人为榜样。到那个时候,巴黎只有两座监狱没有遭到攻击,民众设立特别法庭,宣称要施行人民的正义,复仇的矛头指向所有那些背负反革命罪名的人。每一次宣判无罪,都会引来在场民众的欢呼雀跃,无罪释放的人不在少数。尽管如此,巴黎监狱里还是大约有一半狱犯被屠杀。屠杀从9月2日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7日,被屠杀的狱犯大概在1100人到1400人之间,大部分受害者根本不是危险的政治犯人。实际上包括存活下来的杜伊勒利宫的瑞士守军,200多名教士,还有不少是旧制度下的显贵人物,比如前任外交大臣蒙穆兰,王后那位臭名昭著的爱慕者德·朗巴勒亲王。54名政治犯人在9月9日在凡尔赛遭到屠杀,其中有德莱萨尔。但是死掉的很多人只是普通的罪犯,如果说他们和颠覆性活动有关的话,也顶多是伪造指券人。然而猜忌滋生了亲信,伤风败俗的社会难道会和这些监狱里的阴谋分子没有一点瓜葛吗?执行屠杀的都是些普通的巴黎商人和群众,他们的确认为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也是有好处的。公社也是这样认为的,通过投票,还决定付给这些屠杀者报酬。但是一个月内接连发生两次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足以让那些亲历者心惊胆寒,屠杀的各种可怕的细节传遍了整个欧洲。立法议会和雅各宾俱乐部都没有人想要公开去称颂发生的一切。但是以布利索领导的一派为一方,罗伯斯庇尔为另一方,他们很快就开始相互指控了,责任都被推到对方身上,或者指控对方是和屠杀者串通一气的,这些指控以及反击一直来来回回持续了一年多。九月屠杀者成了政治辱骂的标准术语。而害怕重演同样惨剧的心态在此后的数月间一直萦绕在政治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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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次清洗敌人肯定让无套裤汉放心了。家人已经没有威胁了,巴黎人开始报名参加志愿军,他们成群结队地出发,迎战普鲁士军队。9月开始的几周里,报名参军的有两万人。9月9日一名英国官员说:“参军人数十分庞大,虽然他们还称不上是军队……报名还在继续……今天我听说还有很多人来报名,或者直接奔赴沙隆,难以置信。底层民众的积极性远远超出我的想象。”[10]这名英国官员很肯定地说“这些志愿者参军,只会给正规军带来麻烦”,但是“我也情不自禁地认为……布伦瑞克公爵应该尽快来巴黎看看”。在这段评述里,我们发现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朦朦胧胧的觉醒,那就是18世纪的战争的正规模式不是不可改变的。十天后正面的证据就出现了。9月20日在瓦尔米,就在沙隆西面,法国军队发起了最后的全力抵抗。克勒曼和迪穆里埃手下的士兵要比普鲁士军队多。虽然他们的枪支很少,但是他们有的枪支却很优良,而且手握枪支的都是大革命前就读于射击学校的杰出毕业生。所以在枪法方面,他们远胜敌军,这个方面的优势一直贯穿于整场战争。法国士兵高呼着国家万岁,向前冲锋。他们斗志高昂,意志坚决,几十年来这在欧洲战场上从来没有见到过,法国士兵就在这里阻止了入侵者的铁骑。歌德目睹了这一切,是魏玛公爵带他来的,想要活跃行军中的气氛。在那个阴雨绵绵的夜晚,在惊愕而沮丧的普鲁士军队军营里,歌德安慰这些入侵的战士,说:“此时此地,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新纪元诞生之初你便在场,值得夸耀。”但在听者耳里这更像是约伯的安慰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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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普鲁士人马上开始和谈了。迪穆里埃从来不相信普鲁士人会忠于奥地利同盟,他提出了条件,弗里德里克·威廉国王当时就答应了。大革命的战争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结束。但是就在瓦尔米战役的当天,在巴黎,国民公会召开了,国民公会的第一个举动便是宣布成立共和国。普鲁士人马上中断了谈判,撤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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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国民公会的想法在8月10日革命前就出现了。巴黎各区以及雅各宾俱乐部的激进分子在整个7月就在说需要一部新宪法。因此8月10日下午立法议会没有别的选择,只得“邀请”法国人民,组建公会,“以确保人民主权以及自由和平等的统治”。第二天,立法议会颁布法令,规定新的议会的选举施行男性公民的普选,公民之间没有区别。只有仆人和失业的人没有投票权。但是至少立法议会抵制了各区的要求,后者呼吁直接选举,废除两级复选制度。罗伯斯庇尔再次提出执行自我否决的规定,立法议会觉得这样做会让罗伯斯庇尔当选,而所有的现任议会代表都将无法进入国民公会,因此否决了罗伯斯庇尔的提议。初级选举在8月27日开始,第二轮的选举在9月2日开始,这时正处于国家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在600万选民中,只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参与了初级选举的投票。不少外省接收到的关于8月10日及此后巴黎发生的事情的信息都是不完整的,而且也是得不到证实的,所以在当选的749名代表中有不少于200人曾是立法议会的代表,对选民来说这些人的名字早已是如雷贯耳了,这其中就包括布里索和他的同僚以及来自吉伦特的最杰出口才家。此外还有83人是前制宪议会代表,这是他们第二次登上国家舞台,包括奥尔良(他颇为骄傲地炫耀自己新取的一个共和国名字:菲利普·平等)、佩蒂翁和罗伯斯庇尔,这三位都是由巴黎选出的代表。丹东的当选是意料之中的,尽管他因此不能再任司法大臣一职了。在报界的名气也同样会让马拉和克洛兹当选。托马斯·潘恩和约瑟夫·普利斯特利的当选说明法国已经接受了外国友人。从社会构成上说,与先前的立法议会一样,律师、自由职业者和有产者在国民公会中占有主导地位。虽然大商人、贵族和教士远比以前少,但是在国民代表中出现了不少各色各样的技工,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年轻的议会,三分之二的代表年纪不到45岁。总之,因为国王的顽固且奸诈的行为,这些人汇聚到国民公会里,自1791年初以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他们已经在国家以及地方各个层面上获得了十分丰富的政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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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国民公会会废黜国王。8月10日以后,在杜伊勒利宫里发现的文件也只能加深人们对国王叛逆行为的怀疑。无论如何,巴黎明确提出要建立共和国。所以9月21日为新宪法打下了基石。法国的君主制取缔了。一年以后颁布了新的革命历后,1792年9月22日被算成是共和元年的第一天。但是废黜君主制是一回事,而如何处置路易十六则是另一回事。1792年秋天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讨论如何处置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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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不做,这个想法对布里索和吉伦特派来说很有吸引力,把国王当作人质,以防今后有什么不测发生。布里索和吉伦特派因为在8月10日前两周内说的那些模棱两可的话而被怀疑这样做是在为将来复辟君主做准备。巴黎公社以及巴黎的代表都坐在左侧较高的席位上,成为所谓山岳派的核心,他们决定扼杀这个计划。10月1日巴黎公社的监察委员会宣称他们掌握了证据,一些代表付给垮台的君主制的合作者钱财,他们决定将这些人送上审判庭。为了调查此事,专门任命了一个委员会。11月就在杜伊勒利宫发现一个铁柜,证据确凿,因为铁柜里存有更多的罪证。根据宪政,国王本不可侵犯,而现在却要有理有据地被审判,或者至少要接受某个法庭的判决,这成了一个两难的法律问题。为了解决这个困境,山岳派代表开始登台论辩,11月13日来自埃纳河省的年轻代表圣茹斯特第一次发言,虽然到目前为止他还只不过是个无名之辈,但是他的发言成了山岳派的核心论点。他们的观点是暴君已经被审判过了,在8月10日那天已经被人民判处有罪。现在需要的只不过是惩罚。有人已指控罗伯斯庇尔有独揽大权的野心,12月3日他登上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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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不能被审判,因为他已经被判决过了。他是有罪的,除非共和国有罪。有人提议路易十六一定要审判,不用在乎手段。这是倒退,退回到立宪专制去了。这是反革命的想法,因为这就把革命推上了被告席。总之,如果路易还能被审判的话,就有可能无罪释放,他可能是无辜的。或者说在被判处有罪之前他都被看成是无罪的。但是如果路易被无罪释放,如果结果是路易是无辜的,那革命又扮演了何种角色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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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多数代表都接受过正式的法律训练,如果不进行审讯的话,他们是不愿意谴责任何人的。从这年春天开始,佩蒂翁和罗伯斯庇尔已经分道扬镳,罗伯斯庇尔建议在主权人民代表,即国民公会面前审判路易十六,得到了一致的赞成。12月11日路易十六被从唐普勒堡带出来,走过一条寂静而拥挤的街道,到处都是赶来旁听指控他的民众。指控的罪名包括了从三级会议召开以来路易十六的全部行为。但是如果代表们想要胁迫他的话,他们会很失望的。路易十六深思熟虑,举止落落大方,时而回避听到的指控,时而否认,有时干脆说这都是谎言。最后路易十六要求一名辩护律师。正如6月20日一样,那时国王承受逆境的毅然而坚决的态度给旁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让那些想要砍掉他脑袋的人有点恐慌,而那些想要救他性命的人更加有了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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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判的那一天也是一样。代表们很不请愿地给“路易·卡佩”配了一名辩护律师。12月26日他们听取了雷蒙·德·塞兹的辩护陈辞,这是另一名颇具口才的波尔多人,他是吉伦特派代表中的重要人物,名声不小。塞兹将他的委托人描绘成环境的受害者,并非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暴君。他将他的委托人描绘成一名给予民众他们所要求的一切的君主,包括自由本身。最后国王再次重申他无意也无心让他们的臣民流血伤亡。很多人似乎被打动了,但是即使国王也很清楚,罗伯斯庇尔有充分理由宣称判决只可能有一个。真正的问题只能是适当的惩处,是否能复审,能够缓刑。当国王被护送离开议会厅以后,这个问题又引起了新一轮的争论热潮。现在吉伦特派还是争辩,不管通过什么样的判决,都应由全民公决来批准,即所谓“诉诸民众”。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交锋十分激烈。没有人怀疑吉伦特派想要外省来拒绝国王的死刑,而这一点正是巴黎人想要的,而且他们很可能会实现。但是如果那样的话,很难想象如何避免内战。最后这些担心被证明毫无必要。唱票最后于1793年1月15日开始,在国王是否有罪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异议,693名代表投票国王有罪,没有人投票支持无罪释放。在是否诉诸全民公决这个问题上,国民公会内部的政治分析开始凸显:283名代表投票支持全民公决,而424名代表反对。因此也就是说在次日决定国王生死问题上,代表们的判决将是最终判决。这一次唱票一直持续到午夜,因为代表们都要对自己的投票给出解释或理由。其间有可怕的谣言,如果做出的判决不是死刑的话,那么无套裤汉将要冲上街头,进攻唐普勒堡,屠杀关押的犯人,更不要提公会本身了。可能出于此种担心,某些投票者动摇了。即便如此,投票也迟迟没有结束,这让人愈感不适。根据官方的统计,有288人投票反对死刑,支持某种形式的监禁。支持死刑的人中有72人赞成缓刑。但是多数代表,计有361人赞成执行死刑。1月17日他们向路易十六宣布了这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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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有一些代表想要拯救国王。正当宣布死刑的时候,他的辩护律师发布了一项通告全国的呼吁书,这份呼吁书一下让局面变得十分混乱。但是民众扮演君王的角色,他们享有宽恕的特权,1月18日有人提出缓刑。又一场喧嚣的争论开始了,最后以全体唱票而达到高潮。这一次有310名代表投票反对死刑,但是依旧有380名代表支持死刑。在此之后就没有再拖延了。1793年1月21日是周一,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处刑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协和广场,就在他祖父凯旋的塑像脚下。他最后一次表达自己是无辜的,但是被隆隆的鼓声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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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共和革命从瓦楞事件开始就已经开始了,而自8月10日之后激进起来,而最后的结果也是顺其自然的。旧制度的摧毁是彻底的、全面的、不可挽回的。弑君罪这个罪名就意味着没有妥协的余地,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头脑清醒的只有少数人,他们明白当投票赞成处决国王时候,战火早已平息,整个波旁王朝也早已土崩瓦解,因而处决路易十六并不意味着是胜利,而是一种挑战。处决国王让无套裤汉心满意足,但是就整个欧洲来说,却为革命带来了更多的敌人,盟友的阵营更显得势单力薄,在法国本土也可能是同样的情况。处决国王这一行为也让那些已经成为革命敌人的人力量倍增,他们有了新的借口。路易十六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血让那些质疑法国大革命的成就,质疑大革命方向的人也开始违抗。所以各种力量在1793年开始挑战它的时候,这个背负了弑君罪名的共和国几乎是理屈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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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791年9月30日制宪议会在闭幕前颁布的大赦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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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自J. M. Thompson, English Witness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38, p.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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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自de la Gorce, Histoire religieuse, ⅱ.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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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自J. M. Thompson, French Revolution Documents, Oxford, 1933, p.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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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引自Scott, Terror and Repression in Revolutionary Marseilles,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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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uault, Gazette,284 (24 May 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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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引自Thompson, Documents, p.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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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dited by B. C. Davenport, A Di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y Gouverneur Morris 1752—1816, Volwme 2., London, 1939, ⅱ. p.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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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uault, Gazette,p. 295 (17 July 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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