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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次清洗敌人肯定让无套裤汉放心了。家人已经没有威胁了，巴黎人开始报名参加志愿军，他们成群结队地出发，迎战普鲁士军队。9月开始的几周里，报名参军的有两万人。9月9日一名英国官员说：“参军人数十分庞大，虽然他们还称不上是军队……报名还在继续……今天我听说还有很多人来报名，或者直接奔赴沙隆，难以置信。底层民众的积极性远远超出我的想象。”[10]这名英国官员很肯定地说“这些志愿者参军，只会给正规军带来麻烦”，但是“我也情不自禁地认为……布伦瑞克公爵应该尽快来巴黎看看”。在这段评述里，我们发现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朦朦胧胧的觉醒，那就是18世纪的战争的正规模式不是不可改变的。十天后正面的证据就出现了。9月20日在瓦尔米，就在沙隆西面，法国军队发起了最后的全力抵抗。克勒曼和迪穆里埃手下的士兵要比普鲁士军队多。虽然他们的枪支很少，但是他们有的枪支却很优良，而且手握枪支的都是大革命前就读于射击学校的杰出毕业生。所以在枪法方面，他们远胜敌军，这个方面的优势一直贯穿于整场战争。法国士兵高呼着国家万岁，向前冲锋。他们斗志高昂，意志坚决，几十年来这在欧洲战场上从来没有见到过，法国士兵就在这里阻止了入侵者的铁骑。歌德目睹了这一切，是魏玛公爵带他来的，想要活跃行军中的气氛。在那个阴雨绵绵的夜晚，在惊愕而沮丧的普鲁士军队军营里，歌德安慰这些入侵的战士，说：“此时此地，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新纪元诞生之初你便在场，值得夸耀。”但在听者耳里这更像是约伯的安慰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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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普鲁士人马上开始和谈了。迪穆里埃从来不相信普鲁士人会忠于奥地利同盟，他提出了条件，弗里德里克·威廉国王当时就答应了。大革命的战争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结束。但是就在瓦尔米战役的当天，在巴黎，国民公会召开了，国民公会的第一个举动便是宣布成立共和国。普鲁士人马上中断了谈判，撤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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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国民公会的想法在8月10日革命前就出现了。巴黎各区以及雅各宾俱乐部的激进分子在整个7月就在说需要一部新宪法。因此8月10日下午立法议会没有别的选择，只得“邀请”法国人民，组建公会，“以确保人民主权以及自由和平等的统治”。第二天，立法议会颁布法令，规定新的议会的选举施行男性公民的普选，公民之间没有区别。只有仆人和失业的人没有投票权。但是至少立法议会抵制了各区的要求，后者呼吁直接选举，废除两级复选制度。罗伯斯庇尔再次提出执行自我否决的规定，立法议会觉得这样做会让罗伯斯庇尔当选，而所有的现任议会代表都将无法进入国民公会，因此否决了罗伯斯庇尔的提议。初级选举在8月27日开始，第二轮的选举在9月2日开始，这时正处于国家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在600万选民中，只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参与了初级选举的投票。不少外省接收到的关于8月10日及此后巴黎发生的事情的信息都是不完整的，而且也是得不到证实的，所以在当选的749名代表中有不少于200人曾是立法议会的代表，对选民来说这些人的名字早已是如雷贯耳了，这其中就包括布里索和他的同僚以及来自吉伦特的最杰出口才家。此外还有83人是前制宪议会代表，这是他们第二次登上国家舞台，包括奥尔良（他颇为骄傲地炫耀自己新取的一个共和国名字：菲利普·平等）、佩蒂翁和罗伯斯庇尔，这三位都是由巴黎选出的代表。丹东的当选是意料之中的，尽管他因此不能再任司法大臣一职了。在报界的名气也同样会让马拉和克洛兹当选。托马斯·潘恩和约瑟夫·普利斯特利的当选说明法国已经接受了外国友人。从社会构成上说，与先前的立法议会一样，律师、自由职业者和有产者在国民公会中占有主导地位。虽然大商人、贵族和教士远比以前少，但是在国民代表中出现了不少各色各样的技工，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年轻的议会，三分之二的代表年纪不到45岁。总之，因为国王的顽固且奸诈的行为，这些人汇聚到国民公会里，自1791年初以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他们已经在国家以及地方各个层面上获得了十分丰富的政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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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国民公会会废黜国王。8月10日以后，在杜伊勒利宫里发现的文件也只能加深人们对国王叛逆行为的怀疑。无论如何，巴黎明确提出要建立共和国。所以9月21日为新宪法打下了基石。法国的君主制取缔了。一年以后颁布了新的革命历后，1792年9月22日被算成是共和元年的第一天。但是废黜君主制是一回事，而如何处置路易十六则是另一回事。1792年秋天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讨论如何处置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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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不做，这个想法对布里索和吉伦特派来说很有吸引力，把国王当作人质，以防今后有什么不测发生。布里索和吉伦特派因为在8月10日前两周内说的那些模棱两可的话而被怀疑这样做是在为将来复辟君主做准备。巴黎公社以及巴黎的代表都坐在左侧较高的席位上，成为所谓山岳派的核心，他们决定扼杀这个计划。10月1日巴黎公社的监察委员会宣称他们掌握了证据，一些代表付给垮台的君主制的合作者钱财，他们决定将这些人送上审判庭。为了调查此事，专门任命了一个委员会。11月就在杜伊勒利宫发现一个铁柜，证据确凿，因为铁柜里存有更多的罪证。根据宪政，国王本不可侵犯，而现在却要有理有据地被审判，或者至少要接受某个法庭的判决，这成了一个两难的法律问题。为了解决这个困境，山岳派代表开始登台论辩，11月13日来自埃纳河省的年轻代表圣茹斯特第一次发言，虽然到目前为止他还只不过是个无名之辈，但是他的发言成了山岳派的核心论点。他们的观点是暴君已经被审判过了，在8月10日那天已经被人民判处有罪。现在需要的只不过是惩罚。有人已指控罗伯斯庇尔有独揽大权的野心，12月3日他登上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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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不能被审判，因为他已经被判决过了。他是有罪的，除非共和国有罪。有人提议路易十六一定要审判，不用在乎手段。这是倒退，退回到立宪专制去了。这是反革命的想法，因为这就把革命推上了被告席。总之，如果路易还能被审判的话，就有可能无罪释放，他可能是无辜的。或者说在被判处有罪之前他都被看成是无罪的。但是如果路易被无罪释放，如果结果是路易是无辜的，那革命又扮演了何种角色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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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多数代表都接受过正式的法律训练，如果不进行审讯的话，他们是不愿意谴责任何人的。从这年春天开始，佩蒂翁和罗伯斯庇尔已经分道扬镳，罗伯斯庇尔建议在主权人民代表，即国民公会面前审判路易十六，得到了一致的赞成。12月11日路易十六被从唐普勒堡带出来，走过一条寂静而拥挤的街道，到处都是赶来旁听指控他的民众。指控的罪名包括了从三级会议召开以来路易十六的全部行为。但是如果代表们想要胁迫他的话，他们会很失望的。路易十六深思熟虑，举止落落大方，时而回避听到的指控，时而否认，有时干脆说这都是谎言。最后路易十六要求一名辩护律师。正如6月20日一样，那时国王承受逆境的毅然而坚决的态度给旁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让那些想要砍掉他脑袋的人有点恐慌，而那些想要救他性命的人更加有了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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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判的那一天也是一样。代表们很不请愿地给“路易·卡佩”配了一名辩护律师。12月26日他们听取了雷蒙·德·塞兹的辩护陈辞，这是另一名颇具口才的波尔多人，他是吉伦特派代表中的重要人物，名声不小。塞兹将他的委托人描绘成环境的受害者，并非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暴君。他将他的委托人描绘成一名给予民众他们所要求的一切的君主，包括自由本身。最后国王再次重申他无意也无心让他们的臣民流血伤亡。很多人似乎被打动了，但是即使国王也很清楚，罗伯斯庇尔有充分理由宣称判决只可能有一个。真正的问题只能是适当的惩处，是否能复审，能够缓刑。当国王被护送离开议会厅以后，这个问题又引起了新一轮的争论热潮。现在吉伦特派还是争辩，不管通过什么样的判决，都应由全民公决来批准，即所谓“诉诸民众”。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交锋十分激烈。没有人怀疑吉伦特派想要外省来拒绝国王的死刑，而这一点正是巴黎人想要的，而且他们很可能会实现。但是如果那样的话，很难想象如何避免内战。最后这些担心被证明毫无必要。唱票最后于1793年1月15日开始，在国王是否有罪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异议，693名代表投票国王有罪，没有人投票支持无罪释放。在是否诉诸全民公决这个问题上，国民公会内部的政治分析开始凸显：283名代表投票支持全民公决，而424名代表反对。因此也就是说在次日决定国王生死问题上，代表们的判决将是最终判决。这一次唱票一直持续到午夜，因为代表们都要对自己的投票给出解释或理由。其间有可怕的谣言，如果做出的判决不是死刑的话，那么无套裤汉将要冲上街头，进攻唐普勒堡，屠杀关押的犯人，更不要提公会本身了。可能出于此种担心，某些投票者动摇了。即便如此，投票也迟迟没有结束，这让人愈感不适。根据官方的统计，有288人投票反对死刑，支持某种形式的监禁。支持死刑的人中有72人赞成缓刑。但是多数代表，计有361人赞成执行死刑。1月17日他们向路易十六宣布了这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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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有一些代表想要拯救国王。正当宣布死刑的时候，他的辩护律师发布了一项通告全国的呼吁书，这份呼吁书一下让局面变得十分混乱。但是民众扮演君王的角色，他们享有宽恕的特权，1月18日有人提出缓刑。又一场喧嚣的争论开始了，最后以全体唱票而达到高潮。这一次有310名代表投票反对死刑，但是依旧有380名代表支持死刑。在此之后就没有再拖延了。1793年1月21日是周一，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处刑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协和广场，就在他祖父凯旋的塑像脚下。他最后一次表达自己是无辜的，但是被隆隆的鼓声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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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共和革命从瓦楞事件开始就已经开始了，而自8月10日之后激进起来，而最后的结果也是顺其自然的。旧制度的摧毁是彻底的、全面的、不可挽回的。弑君罪这个罪名就意味着没有妥协的余地，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头脑清醒的只有少数人，他们明白当投票赞成处决国王时候，战火早已平息，整个波旁王朝也早已土崩瓦解，因而处决路易十六并不意味着是胜利，而是一种挑战。处决国王让无套裤汉心满意足，但是就整个欧洲来说，却为革命带来了更多的敌人，盟友的阵营更显得势单力薄，在法国本土也可能是同样的情况。处决国王这一行为也让那些已经成为革命敌人的人力量倍增，他们有了新的借口。路易十六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血让那些质疑法国大革命的成就，质疑大革命方向的人也开始违抗。所以各种力量在1793年开始挑战它的时候，这个背负了弑君罪名的共和国几乎是理屈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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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791年9月30日制宪议会在闭幕前颁布的大赦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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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自J. M. Thompson, English Witness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38, p.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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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自de la Gorce, Histoire religieuse, ⅱ.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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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自J. M. Thompson, French Revolution Documents, Oxford, 1933, p.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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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引自Scott, Terror and Repression in Revolutionary Marseilles,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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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uault, Gazette,284 (24 May 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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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引自Thompson, Documents, p.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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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dited by B. C. Davenport, A Di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y Gouverneur Morris 1752—1816, Volwme 2., London, 1939, ⅱ. p.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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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uault, Gazette,p. 295 (17 July 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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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espatches of Gower, p.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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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 Morses Stephens, The Principal Speeches of the Statesmen and Orato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Volume 2., Oxford, 1892, ⅱ. p.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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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九章 对欧洲宣战 1792—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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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90年代，路易十六不是第一个被臣民砍头的国王。1792年3月对法国王室遭遇的危机愤愤不平的瑞典古斯塔夫三世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化装舞会上被暗杀。凶手是几名贵族，他们对民主专制的议程很不满。在他们眼里，强制推行这种议程的是路易十六的秘密谏臣，他们的真正动机却是要博取民心。但是古斯塔夫的临终遗言却是指责雅各宾派的，而暗杀他的阴谋者为了转嫁责任，也把暗杀说成是雅各宾派指使的。所以，即便是在革命战争爆发前，法国人也有理由讨厌君王，而且后来他们处决路易十六的做法就是明证。8月10日之后，各君主国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他们的驻法大使还尚未召回。即便是美国大使也很焦虑，对于去留拿不定主意。而且，在瓦尔米大捷之后的欢欣中，法国人宣称他们酝酿的新的战争目标不仅仅是要离间警告那些君王，还有君王权力所依靠的整个社会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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