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32413 讨论于10月21日开始，恰逢阿维尼翁屠杀的消息传到巴黎。反对阿维尼翁并入法国的人以私刑处死一名新上任的市府官员，10月16日支持兼并的人予以回击，他们屠杀了监禁在教皇旧官邸里的那些支持教皇的人。据报告，60名犯人被杀。在立法议会的数场讨论中都能听到关于拒绝宣誓的教士在外省滋事挑衅的报告。11月14日普罗旺斯的代表伊斯纳尔宣称：“在顽固派教士这个问题上，我唯一坚持的办法就是把他们赶出这个国家……你们难道不认为应该把这些教士和那些受他们蛊惑而误入歧途的民众划清界限吗？”[3]11月29日议会最后规定所有拒绝宣誓的教士都应做新一轮的公民宣誓，而那些拒绝宣誓的人将会失去抚恤金。虽然前几年中他们也拒绝宣誓，但是抚恤金还是照样发给他们。因此两次都拒绝宣誓的教士被认为是嫌疑犯，将会受到官方的严密监控。那些仍然居住在充满宗教争端地区的人也会被驱逐，而且现在也不再允许他们用多出来的教堂履行职务。巴黎省政府出人意料地希望路易十六投否决票，结果12月19日国王否决了未宣誓教士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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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15 选择这一天是有用意的，因为国王好像又暂时恢复了主动权。他不愿损害流亡者的利益，议会颇感挫败，觉得国王至少应该打击那些庇护流亡者的人。11月29日一代表团敦促国王去呼吁特里尔和美因茨的选民立即将亲王的军队赶出他们的领地。“告诉他们……如果德意志亲王仍旧支持那些反对法国人的准备的话，我们将带给他们的不是大炮，也不是宝剑，而是自由。让他们自己去考虑吧，民族觉醒后将是个什么结果，这个问题让他们自己去想吧。”[4]实际上，这个计划对国王很有吸引力。一场针对德意志小国王们的战争可能会把别的帝国也牵扯进来，他们的那些久经沙场的部队势必能轻而易举地击退那些已经溃不成军的法国部队。革命事业就能得到拯救，而整个局面会彻底改变。军人也能从战争中获益，拉法耶特现在想要扮演新的角色，他认为一场战争会让军队重新焕发活力，这是恢复国内稳定需要依赖的力量。纳尔博纳将军也是这样想的，据称他是路易十五的私生子。12月初他受命担任军事部长一职。于是12月14日国王来到议会，宣布他已经向特里尔的选民签发了最后通牒。到1月15日为止，如果大主教在他的管辖区内还没能阻止所有怀有敌意的流亡者的活动，法国就会宣战。议会爆发出一阵欢呼，接连几分钟的掌声都是献给君主的。所有人都如释重负，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了，唯有势力日渐式微的斐扬派分子心头充满了不详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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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17 在这样的情形下，国王对未宣誓教士支支吾吾的态度并没引起人们的重视。一旦战争爆发，这个问题无疑会自行消解，因为那时这些未宣誓的教士自然就会被当作叛国者。同时布里索和他的那群支持者，尤其是那些来自波尔多地区的能言善辩的代表（韦尼奥、让索纳，加代尤其爱出风头）一直想要通过战争使国家重生，恢复国家的尊严，挫败阴谋分子，并向全欧洲展现一个自由的民族所能拥有的伟大力量。国王也被迫支持他们，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真正的立场，正如12月16日布里索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言所说的那样。同时纳尔博纳着手动员三支军队，达15万人之多，部署在东部边疆地区。现在自称是“人类代言人”的克鲁茨招摇地游走在巴黎周围，头戴一顶猩红色的自由之帽，在那些被驱逐出境，来到法国的外国人群中，克鲁茨是一名狂热的好战分子，他宣称解放全欧洲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但是解放的时机要比任何人所能想到的更为遥远。当接到法国的最后通牒的时候，特里尔的选民下令解散流亡者群体，并命令他们离开本地。美因茨的选民也同样行事。战争的理由因此不存在了，1792年临近的时候，法国似乎不得不靠自己来解决这些自愿承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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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19 然而，法国公共生活中有不少人都觉得战争是一剂灵丹妙药。12月初，激烈的讨论渐渐在雅各宾俱乐部展开，在讨论中，罗伯斯庇尔指出战争可能导致的所有的危险和不确定。他担心一旦法国军队获胜，会出现军事将领的独裁，尤其让他不安的就是那位寡廉鲜耻、一直都有野心的拉法耶特。但如果法国军队没有取胜，而按照当前军队的状况来说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宫廷便会召集国外军队，推翻整个革命事业。不管怎么样，真正危险的反革命者不是那些荒唐可笑、装腔作势的流亡者，而是在眼前，就在法国国内的人，应该在国内把他们处理掉。但是，罗伯斯庇尔发现他的观点没人支持。布里索接连几个晚上都在反驳，他说为了巩固革命成果，战争是必要的，战争甚至能重振不断贬值的指券。一个被解放的民族毫不畏惧封建欧洲的专制君主和贵族。他们会被击败的，而受他们统治的那些叫苦连天的老百姓们会受到鼓舞，肯定会追随法国，宣扬他们自己的自由。自然，在议会里并没有像罗伯斯庇尔那样的人来反驳布里索的乐观念头，不少人认为战争有重生的能力。另外，虽然莱茵河地区的诸位亲王也匆匆遵守路易十六发出的最后通牒，但到那时候，他们在维也纳的宗主国却已经决定前来干涉，捍卫自己的利益。维也纳的外交官相信《皮尔尼茨宣言》已经缓解了去年春天的危机，他们建议利奥波德皇帝只要略加威胁，现在的危机就会瓦解。于是12月21日，利奥波德皇帝宣布如果法国人继续对莱茵河的选民施加威胁的话，那么奥地利就会出兵。他补充说他毫不怀疑其他君王会成为他的同盟。当这一消息传到巴黎的时候，正是1791年的最后一天，这似乎证实了布里索和他的支持者一直鼓吹的关于专制君主的联盟要摧毁革命的决心。战争的鼓吹者们现在已经不把懦弱的莱茵河地区的选民放在心上了。法国应该向他们真正的敌人直接开战，向罗马皇帝宣战。罗伯斯庇尔和斐扬派的领导者们都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危险的举措，虽然他们的立场截然不同。王后显然对巴纳夫的和解措施无动于衷，这令他很绝望，于1792年1月回到了家乡多菲内。议会里也洋溢着爱国热情，自1789年以来无可比拟，代表们以及那些前来围观议会的人都宣誓要为国家献身，他们似乎有意识地要重演网球场宣言的那一幕。那些流亡的亲王们也背上了叛国的罪名。1月25日议会宣布罗马皇帝因其与其他国王之间的阴谋已经破坏了1756年建立的同盟国的关系。议会通告国王，要求他的姻亲兄弟们谴责所有反对法国的条约，并公开宣布他和平的意向。如果到3月1日国王还没有给议会一个满意的答复的话，那么他们就要宣战了。实际上，国王给了答复，他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因为外交政策是属于国王的宪政特权，议会没有权力。路易十六现在正等待着奥地利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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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21 实际上，维也纳得到的国王照会要比立法议会期望的远为专横。这只不过确认了奥地利的信念，使他们可以备战。2月7日与普鲁士达成正式防卫公约的消息更让他们不再顾忌，给出了一个十分蔑视的回答。巴黎在3月1日得到这些国际情报，当即便出现了骚乱。现在人们要求撤下外交大臣德莱萨尔，而且攻击的矛头很快转向了整个内阁政府，在背后唆使的便是当时任内阁大臣的纳尔博纳。当议会投票弹劾德莱萨尔在王宫内搞阴谋并叛变国家的时候，王室却千方百计要顶住解职纳尔博纳的压力。甚至有人说要控告王后，停止国王的行政权力。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完全出人预料的消息，3月1日罗马教皇去世。继位的是一名年仅24岁的毫无经验的年轻人，他会推行什么样的政策，没人能想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的宫廷认为屈从于议会的喧闹讨论或许更为明智。3月10日国王遣散了整个内阁。新上台的人是一群彻底的好战分子，实际上都是布里索推荐的。其中包括被流放的瑞士银行家克拉维埃，他曾和米拉波交往甚密。罗兰担任内务部长，他经验丰富，是一名失业的工厂监工，后来是因为那位很活跃、有野心的夫人被拖进革命政治的。最重要的是迪穆里埃取代德莱萨尔负责外交事务。迪穆里埃是一名职业军人，从七年战争开始就憎恨奥地利。现在通往正式宣战的道路已经没有障碍了，迪穆里埃出现在雅各宾俱乐部，头戴红色的自由之帽，沸腾的爱国热情已燃至顶峰。罗伯斯庇尔和佩蒂翁谴责这种胆大妄为的举动，但是这种风气证明了获得解放的被压迫人民敢于挑战步步逼近的专制统治者。但是即便这种姿态也没有阻止迪穆里埃在最后时刻和普鲁士进行谈判的想法，他希望他们保持中立，然而这再一次地拖延了最后的时机。到了4月中旬，奥地利开始动员军队了，时机已经错过了。4月20日路易十六带着他的内阁群臣来到手忙脚乱的议会面前，宣布现在法国对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宣战，因为弗兰茨二世还没有当选为皇帝。只有七名代表投票反对这次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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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23 有人说，这将是一个自由民族反对一个侵略者国王的自卫战争。战争将不会有征服，法国的武装力量绝不会被用来侵犯任何民族的自由。唯有那些合谋反对法国的罪人会遭受惩罚。对于那些与法国人并无争吵的人们，法国人将不会忽视任何减轻战争对其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失的举措。然而，在一场注定只能与大革命本身一起终结、席卷西欧众多地区的战争的进程中，所有这些誓言都一一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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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25 现在发生的冲突有两个目的：第一，要教训奥地利，也要吓退那些想要干涉法国内政的外国人；第二，要击退流亡者，捣毁他们的大本营，让他们孤立无援，同时驱逐国内的叛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让他们自己露出马脚。王室、军官也都想要通过战争达到他们自己的秘而不宣而且完全不同的期望。在那个冬天的争论中，时常能听到一种更深刻的观点，认为战争把法国公民的注意力集中到国外事务上，能治愈国家内部的分歧，另外也能把对国内问题的关注点转移开。从1791年10月底这一问题浮上水面，它就一定要解决，但是直到战争爆发为止，这些问题都是交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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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27 这一步迈得太大了。革命并不必然预示着这样一场战争，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战争却给革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1791年10月的第三个星期，关于圣多明各奴隶起义的报告传到了法国本土。11月，起义才全面爆发，但是到那个时候，人们才知道殖民地北部的蔗糖庄园早在8月14日就已经出现了奴隶起义，据估计有1000白人被杀害，200座蔗糖庄园和1200座咖啡庄园被毁，1.5万名奴隶失踪。最终这演变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也是唯一一次取胜的奴隶起义。悲观的人早在几十年前就预见到了这样的事情，因为殖民地发展太快，人们对奴隶的要求贪得无厌。关于白种人和有色人种的政治权利问题在1789年到1791年很突出，而论辩时双方都有奴隶当他们的随从，毫不在意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影响。制宪议会未能就奴隶问题达成一致，奴隶贸易，自由的“有色人种”的权利以及殖民地的独立本身就让圣多明各以及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其他殖民地陷入混乱。到1791年底，起义演变为复杂的内战的一部分，发展势头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巴黎做出的任何决定在三个月内就会过时，因为那时事态又有了变化。这些事情让布里索很为难，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是法国反奴运动的创立者之一，而对于他那群来自波尔多的善辩能言的朋友来说，这座城市的繁荣与哥伦比亚的奴隶经济息息相关。但是，先撇开那些骇人听闻的掠夺和种族屠杀不说，奴隶起义带来的最初影响便是蔗糖的严重短缺，巴黎在1792年1月就感觉到了，因为蔗糖的价格涨了三倍。整个1月，一直到2月，在首都东部的几个区都爆发了民众限价运动，大批妇女冲进仓库和杂货店，将在那里找到的蔗糖和咖啡按照原先的老价格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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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29 这一次民众担心的依旧不是谷物、面粉和面包。这是因为巴黎当局吸取了1789年的教训，早在秋初时分就陆续储备了充足的粮食，而这是从巴黎周围一大片地区搜刮来的。因此1791年的冬季在法国整个东北地区的集市小镇爆发了多起抢夺谷物的骚乱。2月，埃唐普市长被人用私刑处死，因为他拒绝降低谷物价格，最后动用数百名国民卫队才恢复秩序。同月政府想要从敦刻尔克进口粮食，结果引发了持续三天的骚乱，许多港口的仓库被毁。比粮食价格更让人们担心是法国的里弗和指券的贬值。从1791年6月到1792年3月间，里弗在外汇交易中贬值了20％。1791年11月巴黎的行市上指券尚能维持其票面价值的82％，但是两个月以后就贬值了63％，1792年整个春天一直都在贬值。这两股趋势不可避免地推动物价上涨，尤其是那些进口商品。因此即使是在像马赛这样很容易从南部欧洲以及北部非洲地区得到谷物补给的港口，谷物价格在整个春天也迅速攀升。市府暗地里威胁那些囤积商人“会有报复，这些报复不属于法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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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31 实际上，马赛现在已经是政治动乱的代名词了。制宪议会最后决定将艾克斯定为罗讷河口省的省会，马赛人对这个做法很不满意，他们想通过对别的市镇事务的干涉来树立自己地区的名望。1791年7月马赛的500名志愿者支援阿维尼翁那些支持并入法国的人，大获全胜。9月他们计划派出由本省各地的国民卫队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前往阿尔勒游行示威，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为由未宣誓教士派别，也就是褴褛派控制的反革命主要核心市镇了。唯有来自巴黎的直接命令才阻挡住他们的脚步。然而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在接下来的2月向艾克斯进发，他们解除了艾克斯正规守军的武装，因为人们怀疑这些士兵支持薄纱派，随后他们再次折回了阿尔勒。巴黎的政治家满脑子想的都是迫在眉睫的战争，3月份一支6000多人的部队就轻而易举地包围并攻下了这座城市，赶走了薄纱派的领头。这些摩擦激化了矛盾，在整整两年间，该地区的内斗普遍很严重。3月25日69名国民卫队士兵在危险的讷河的圣神港口溺死，这触发了南部农村地区的骚乱，是自1789年7月以来规模最大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些士兵溺死其实是个偶然事件。但是正如关于这件事情的谣传所显示的那样，那些听信了谣传的人认为士兵溺死是反革命阴谋的一部分，是要向那些驱散第二支雅赖斯军营的报复行为，报复阿维尼翁监狱的屠杀，报复其他所有“爱国者”的胜利，在这些胜利中，国民卫队的士兵都插了一手。加尔省各处的农民都在竭力把那些嫌疑分子和他们的财产一并清除，大体上就包括那些未宣誓教士和贵族。1792年4月就在这一个省，据报道有101起攻击城堡、洗劫城堡里的东西、清除剩下的封建标记和档案的行为。骚乱不只是发生在加尔省。在临近的阿尔代什省，彻底被毁坏的有那最臭名昭著的反革命计划的合作者当特雷格伯爵的财产。到6月，虽然骚乱渐渐缓和，但是波及的地区拓展到普罗旺斯地区，又向北波及到高地，向东远至上加龙省。这场骚乱引发的后果很难说，但是农民的主要目标是封建残留，这就说明南部农民已经认为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手段，都要保卫1789年的成果，实际上农民这样做风险很大，因为阿尔勒和阿维尼翁的反动分子如果取胜的话，他们的一切都将成为泡影。圣神港口的灾难说明了那些对抗阴谋的行动告败，那么阴谋者便可能获胜。中央政府要么是对分裂的南部地区无视，要么就是没有能力向那个地方下达命令，屡受侵扰的农民只得自作决定，确保已经瓦解的旧社会的体制再也无法重建。然而即将爆发的战争最能让人觉得旧社会一去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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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33 在战争开始的数周内，立法议会中大多数人都信心满满，热情洋溢。奥地利的盟军，总是不受欢迎，落败必然是他们的命运，革命马上就要正面遭遇它的敌人了。由鲁热·德·利勒于4月25日和26日为在斯特拉斯堡作战的莱茵河军队谱写的战斗赞歌中生动地传达了这种不屑的感觉，利勒是诗人，当时任步军军官一职。高唱这首歌的法国征服军队将会踏着那些罪恶的鲜血前进。而这个月，边疆上被处刑的敌人见到了一台新的机器——断头台。1789年12月制宪议会提出设计这样一台机器，初衷是让脑袋“要在一眨眼的工夫里掉下来”。但是在罗伯斯庇尔的提议下，一些代表曾一度投票要求限制使用死刑，因此以前的那种野蛮行为不能再用了，而需要一种更为可靠、更为人道的技术。1791年，有人设计出了一种砍头的机械设备。这种机械设备砍头更为迅捷，体现了平等主义，而且正如专家所说的，砍头变得毫无痛苦。虽然断头台不是吉约坦医生造出来的，但是最初的想法是他提出的，所以这个新机器被冠以他的名字。第一个丧命于断头台下的是一名强盗，他在4月21日被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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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35 仅仅数日后，战争就得到献祭品。然而，那个人却不是受雇于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国王的军人，而是一名被自己手下杀害的法国军官。最靠近的敌国疆界是比利时，那里的人仇恨1790年前来占领的奥地利人，他们肯定会张开双臂来欢迎高扬自由的法国军队。4月28日战争开始了，战火沿着东北疆界缓慢推移。但是一开始的抵抗就瓦解了法国军队的阵线，士兵溃不成军，纷纷逃离战场，反倒向一名指挥官开枪。他们觉得这个人是叛徒。逃离阵线的部队不少。骑兵中逃兵的比例几乎是步兵的两倍，还能依靠的部队也犹豫不敢进军，因为他们怀疑自己的侧翼部队。不过法国军队运气很好，因为奥地利人没有准备进军，他们等着和普鲁士一起发起攻击。直到5月21日普鲁士人才宣战，而直到6月底他们才有一支能够用来进攻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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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37 同时，第一次失败引起了巴黎的震动，人们相互指责。布里索派（此时是议会和内阁中那些主战派的代名词）失去了理智，强词夺理，颠倒是非，到处寻找替罪羊，他们对这场失败毫无准备，只能怪罪到所有其他人头上。一名温和的雅各宾俱乐部成员说：“所有地方你都能听到这样的说法，说国王背叛了我们，将军背叛了我们，没有人是可以信赖的。奥地利委员会被当场抓住，巴黎已经被奥地利人攻陷六周了……我们身处在一座马上就要喷发的火山口。”[6]现在，只要有针对叛国行为的新的举措，就很快能通过了。5月18日巴黎的所有外国人都被监视。5月27日议会再次讨论未宣誓教士的问题，最后颁布法令允许流放所有被20名积极公民谴责的未宣誓教士。5月29日议会规定解散了国王身边1800人的卫队，这本是根据宪政而设的。人们怀疑这支卫队太过于效忠不再受人信任的君主制，取代它的是一支可靠的爱国的国民卫队。国王批准了解散自己的卫队，但是他行动迟缓，反倒让那些本来就对他没有好感的人更加心生疑虑，他们担心国王在酝酿军事政变，因为议会早就决定将驻扎巴黎及其周边地区的正规部队派往前线了。为了填补这个空缺，军事大臣塞尔旺提议设立两万多人的国民卫队组成军营，就设在巴黎周围。这次召集的是外省的国民卫队。来自外省的国民卫队来到巴黎，恰逢一年一度的7月14日联盟节，所以他们被称为联盟军。6月8日通过了召集联盟军的法令。但是国王对此有更多的盘算，不管怎么样，两天后，他瞅准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时机，来分化他的敌人。巴黎国民卫队的军官，嫉妒联盟军在这座大都市里的政治地位要比他来得更优越，组织了所谓的“八千人请愿”，反对军营的设立。国王立刻暗示他的大臣们他想要否决新的议案，也要否决关于未宣誓教士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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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39 内阁危机马上公开化了。一方面有国王那位野心勃勃的年轻妻子出谋划策；另一方面也有塞尔旺和克拉维埃的支持。6月10日那天罗兰给国王写了一封公开信，谴责路易十六在批准那些得到议会大多数代表赞成的议案时太过于拖沓，此外还责备国王的行径让整个国家都忐忑不安：“更加拖拖拉拉，一个怨声载道的民族将会在他们的国王身上看到阴谋分子的同伙和共谋者。”[7]任何一个国王都不会允许如此公开地责难他自己的内阁，因此罗兰被革职了。6月13日塞尔旺和克拉维埃也同样被罢官。迪穆里埃实际上并不同情被革职的三人，但国王对他也没有好感，15日迪穆里埃也下台，成为北方军的指挥官。取代这届下台内阁的是来自斐扬派的无足轻重的人，也有人说是拉法耶特在幕后操控。6月16日拉法耶特自己从前线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议会，谴责雅各宾派是现在所有问题和灾祸的根由，对下台的内阁他鼓掌称好，因为他认为这届内阁导致了国家的内讧。结果人们更加相信拉法耶特在幕后操控这一说法了。拉法耶特的干涉反倒让人们的猜忌显得更有理有据，而当他受命担任指挥官时，人们的猜忌更深，认为他是要搞军事政变的。那些支持下台内阁的巴黎民众觉得要先下手为强，他们开始计划一场截然不同的政变，这是自去年夭折的马尔斯校场请愿以来规模最大的民众干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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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41 春季的经济危机再次使民众俱乐部复苏，自去年夏天以来这些俱乐部要么关门大吉，要么在暗地里活动。春天，巴黎组织了民众俱乐部的区的数量翻了一番，这些社团和正式的区议会的性质不同，后者只对积极公民开放。到6月份巴黎东部和中部人口密集地区的大部分区都建立了民众俱乐部。4月15日民众政治起义重新复苏的动力爆发出来，那一天上千人参加庆典，为了那些在1791年南锡叛乱后被监禁的人，很多雅各宾派的首脑人物都在场。新的领袖也浮现出来，比如自称是“阿那克萨哥拉”的肖梅特，他领导过科德利埃俱乐部中的激进派脱离该俱乐部。雅克·鲁是格拉维里耶区一教区的宣誓教士，他的名声建立在号召限价及处死那些囤积商人的煽动言辞上。战争开始的失利让一些区的爱国者十分诧异，他们提高了警觉，起初他们和雅各宾派一样都陶醉在自己的言辞中。在整个5月份，各区的爱国者都在抨击立法议会，要求获准各区议会的永久会期请求。但是最能让爱国者们团结在一起的就是清洗内阁的要求。为了展现对他们的支持，巴黎东郊各区和科德利埃俱乐部一起计划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要求国王召回先前的内阁大臣。表面上，示威的时间恰好就是在杜伊勒利宫的花园里种植自由之树之际，次日便是网球场宣言的周年纪念，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正如美国大使在他的日记里写的那样：“明天会有一场骚乱。”[8]于是，6月20日上午大约1到2万名武装的起义者从巴黎的西部汇聚到杜伊勒利宫门口，死寂沉沉，令人恐惧。在起义者拖着大炮走上宏伟的楼梯，准备向国王的寝宫进发的时候，宫殿的守卫也没有要去阻止他们。起义者开始喊口号了，高呼他们是“无套裤汉”，他们是没有好衣服穿的普通爱国者，来这儿的目的是为了吓退暴君。他们发现国王一个人在那里，在两个小时里，起义者都在威胁他，要国王召回内阁。可是路易十六第一次表现出惊人的勇气，这倒是给他阴郁的生活和统治时期平添了一些亮色。他拒不服从，宣称效忠宪政。国王甚至借来了一顶时下流行的新式的自由之帽，他戴上了帽子，为国家的永生干了一杯。最后佩蒂翁从市政厅赶来，劝说起义者赶紧解散，各自回家，但是毫不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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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43 因此简短说来，6月20日的起义失败了。国王保住了他的内阁，而当进攻杜伊勒利宫的消息传到外地，人们纷纷对国王一家人表示同情。很多外省提请国民议会处罚那些起义者，有些省的请愿书甚至征得了上千人的签名。国王公开责备佩蒂翁，说他没有履行市长的职责，没能阻止示威游行，巴黎省抓住机会，将其革职。拉法耶特也瞅准了机会，加紧了攻击激进分子的阵势，6月28日他来到巴黎，敦促国民卫队聚集在王宫周围。但是这些行动都没能吓退那些组织6月20日事件的人，反倒是更坚定了他们的信念，即还需要一次行动。实际上，早在6月23日的时候，他们已经尝试过了，那天他们带着一份请愿书，要求国王退位。但是准备工作不够充分，结果未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第二次动员起民众力量，所以要求并未达成。然而，这足以让他们更加努力，积极准备，而且佩蒂翁的离职又给了爱国者们再次团结的新借口。此外，议会对拉法耶特的态度很冷淡，爱国者们觉得更有信心了。拉法耶特不仅遭到民众的指责，被认为在战时擅离职守，而且也遭到了王室孤傲的拒斥，只得绝望地回到前线。杜伊勒利宫和内阁都在积极准备，蓄势待发。各种势力都有自己的想法，这是个关键的对峙时刻。6月20日起义的先例及其教训都预示着下一场起义的规模和形式。从这点来看，美国大使的说法是对的，他在日记里写到：“在这一点上，我想宪政已然是在作垂死挣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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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45 各项周年纪念活动渐渐成了革命日程的主要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已经迫在眉睫了，那就是7月14日纪念攻占巴士底狱。虽然国王否决了塞尔旺关于建立两万联盟军军营的提议，但是按照惯例，在马尔斯校场举行游行的计划仍在筹备中，全国各地的国民卫队陆续来到巴黎。闻听6月20日起义的消息，布雷斯特和马赛这些爱国者的地区地方就决定增派他们的部队，因此诸如军营这样的东西无论如何都肯定是要设立的。7月5日立法议会在一系列讨论后，宣布国家在危机中，议会的这个做法更是推动了整个爱国运动的大潮。一旦宣布国家处于危机中，那么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将进入永久会期的状态，而且也有权从他们各自的国民卫队中调派志愿军，和陆军一起开赴前线作战。所以在7月5日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人们就要求立法议会颁布永久会期的法令。结果在7月14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联盟军都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巴黎。马赛的志愿军一直到7月30日才赶到巴黎，一路上都在高唱着鲁热·德·利勒谱写的战斗颂歌，因此这首歌自诞生之后就有了这个名字。整个7月，巴黎云集着来自外省的爱国者高举的长矛，雅各宾派和各民众社团千方百计都想要把他们拉入自己的阵营。早在7月11日联盟军的代表团已经在敦促议会控告拉法耶特，废除国王的否决票，召回佩蒂翁。两天后佩蒂翁复职，这是对14日所表达的一个善意的姿态。14日当天的节庆本身也比以往规模更大，更加壮观，国王不断在强调自己要再做宣誓效忠。但是，正如一名温和的雅各宾派所看到的“看上去很不错，但是他绝没有一颗爱国者的心”，[9]爱国者现在肆无忌惮地谈论着攻打杜伊勒利宫，就好像攻占巴士底狱一样，他们也想要建立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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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47 但是这一次，他们想要施加更大的压力，让宫廷再无还手余地。在某些场合下，爱国者劝阻新来的联盟军，不要对宫廷发动准备不充分的攻击。为了确保胜利，还必须依靠无套裤汉的力量，如果各区的区议会能够对所有公民平等开放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这是非法的。尽管如此，7月21日法兰西剧场区投票，决定不再理会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区分，领导这次投票的是来自塞纳河南岸最足智多谋的政治领袖丹东。在两周时间里，另有六个区追随了法兰西剧场区，到了8月初参加区议会的人数陡然上升。7月25日区议会获准进为永久会期，从那时起他们之间开始了相互合作，并成立了中央委员会，开始同联盟军的合作。雅各宾俱乐部现在也公开了他们要起义推翻君主制的计划。甚至连最谨慎的罗伯斯庇尔也在7月29日那天站出来，高呼采取直接行动，他放弃了宪政捍卫者的身份，而在整个春季这还一直是他的口号。敌军已经跨过了东北边界的消息传来，危机感陡然而升起。7月25日反法联盟军指挥官布伦瑞克公爵签署了一份宣言，恫吓巴黎的居民。他说，罗马皇帝和普鲁士君主的战争就是为了结束法国国内的骚乱，终结对君权和教权的攻击。他们想要解放王室一家，想要重建国王的“合法性”权威。他们会对那些不抵抗盟军的人给予保护，此外宣言明确警告巴黎人不要对巴黎杜伊勒利宫里的人采取任何行动。布伦瑞克公爵的宣言声称在首都的所有人都要对国王的安全负责，如果国王的安全受到了侵害，那么这座城市将会受到惩戒性的且令人难忘的报复。这些威胁的消息在7月28日传到巴黎，反而推动了立法议会批准把武器分配给所有的公民。不论是积极公民还是别的公民，都要积极行动起来，保卫祖国。于是，所有人都可以加入国民卫队，这些人的数量远远超过至今还支配着巴黎各个组织机构的慎重的有产公民。巴黎各区纷纷请愿，要求国王马上退位。8月3日佩蒂翁代表48个区，也向议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是一些区旋即撤回了这份请愿。8月6日，聚集于马斯校场这个象征地方的所有人又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而在外省一些主要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要求。最后，8月9日立法议会在听取了关于拉法耶特决定放弃指挥官一职的报告后，同意讨论国王退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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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49 但是，事态渐渐超出了代表们的控制，因为民众警告的就是那些想要从6月20日失败的起义中获益的人，也就是那些被解雇的大臣及其在布里索派中的支持者，还有来自吉伦特的能言善辩的代表们。这伙人希望利用民众的不满，使国王让他们重新掌权。他们并不想要一场运动，彻底推翻国王。但是当波尔多的代表韦尼奥、加代和让索纳给国王施压，要求他在“革命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中任命内阁的时候，却没有得到答复。他们此举只能招致巴黎各区及他们的同伴雅各宾派的怀疑，所以行动一爆发，就变成了一场既反对立法议会，也反对王权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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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51 8月8月，立法议会的代表拒绝指控拉法耶特，这便是最后的导火线。从这一方面来看，8月9日人们也没有明确表达要废黜这位国王，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做这样的决定。8月9日爱国者和王室都在为等待已久的角逐做准备，而立法议会只是很绝望地旁观着一切。号召起义的警钟响起了，1789年以来的数次重大事件中，这种声音至今还回荡在人们耳边。8月10日凌晨，巴黎各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开始夺权。他们象征性地选中了佩蒂翁，宣称自己代表的是一个起义公社，下令联盟军和刚刚完成民主化的首都的国民卫队进攻杜伊勒利宫。当这些力量在上午九点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他们发现国王和他的家人已经穿过马路，逃往立法议会，因为在那里他们觉得更安全。大约900名武装精良的瑞士守军还驻守在杜伊勒利宫，此外有一两百名廷臣和以前的官员以及2000名国民卫队的士兵。但是这些国民卫队的士兵马上倒戈，投靠了公社，而公社大约有两万多名士兵。然而先开枪的是瑞士士兵，等到一个小时后公社力量占了上风，瑞士士兵的这个行为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等到他们刚刚开始撤退的时候，就遭到了那些没有枪械旁观者的攻击和追捕，这些人手持刀子、长矛，还有小斧头，砍死这些瑞士士兵，撕碎他们的制服，做成纪念品。大概有600名瑞士士兵丧命，另外一些在围攻结束后被关押在安全地带。而进攻者一方只有不到300人牺牲，其中联盟军有90人，其他剩下的就是小店主、小商人和技工，这些人早已是1789年的各类事件以及6月20日起义的名人。8月10日革命是大革命迄今为止流血冲突最严重的一天，也是最具决定性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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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53 虽然国王和他的家人没有受到伤害，但是他的权威和他的宫殿一样已经不复存在了。巴黎的民众疯狂地摧毁一切带有王权痕迹的符号和图像，也更换掉一切带有“王”字的诫命。立法议会宣布暂停君主政体，由国民公会来决定未来的政府形式。韦尼奥的几次努力只不过是阻止了废除君主制。但是在严密的监控下，国王被转移到唐普勒堡（这是一座位于巴黎东北郊区的中世纪城堡）关押起来，从那一刻开始就没有人相信他还能再坐上龙椅，除非有外国的势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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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55 权力现在并没有落在议会手里，掌权的是新成立的巴黎公社。议会好像已经听命于公社的摆布，比如在任命新一届内阁这件事上就是这样。6月13日下台的三人现在全部复职，尽管他们和现在立场不太明朗的布里索派有瓜葛，名声不好。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任命丹东为新的司法大臣，从1789年以来他的名声全是靠在巴黎各区的活动建立起来的。参加投票任命丹东的议会代表不到300人。在前几周，立法议会的大部分代表都走掉了，而剩下的代表不仅人数少，而且基本都是籍籍无名之辈，只能听从巴黎公社摆布，虽然想要反抗，但得到的却是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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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57 公社最想要的就是报复，报复那些怂恿国王的人，那些在8月10日革命前后抵制民愿的人，报复那些一直受到国王庇护的未宣誓教士。他们还要报复拉法耶特，他是马尔斯校场的屠夫，以后也很有可能是个军事独裁者。但是最后拉法耶特逃跑了，8月17日他预谋带着他的军队向巴黎进军，那一天内阁决定解除他的职位，拉法耶特跨进了普鲁士的国界，向敌军投降。即便如此，他也在普鲁士的大牢里待了五年。同一天，也就是8月17日，当局设立了特别法庭，审判政治犯，比如那些存活下来的杜伊勒利宫的守卫。这个法庭行动迟缓，但是在8月21日断头台得到了第一个牺牲品。在8月19日到8月26日之间，立法议会讨论针对未宣誓教士的办法，很多地方机构早已行动起来，方式各异。最后议会规定所有未宣誓的教士要在两周内离开法国，不然就要被流放到圭亚那。但是人们对神职人员没有丝毫信任，所以那些本不需要宣誓的未领圣俸的教士也在6名公民的谴责下被流放。怀疑是这些日子的主调，8月11日以后，前往逮捕教士的是无套裤汉组成的监察委员会。如果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能离开首都，而要得到通行证，必须得到由各区的监察委员会签发的爱国公民证书。当听说普鲁士的铁骑已经踏上法国领土的时候，这种偏执狂热的氛围变得更加强烈。隆维沦陷的消息在8月26日传到巴黎，这个地方几乎没有抵抗就沦陷了，这更让人觉得到处都有叛国者。在这几周里，丹东渐渐成了内阁里的主脑，他的办法就是要对巴黎的居民来一次大搜捕，搜捕藏匿的武器和嫌疑犯。这就是“挨家挨户搜查”，在8月30日和31日两天就逮捕了3000多人。这让巴黎的各个监狱人满为患，人们当然就相信被关押的犯人中有不少是叛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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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59 8月10日以后，马拉这位自命为人民之友的人终于如愿以偿了。因为之前他的观念太极端，太血腥，很少有人支持。他提出解决危机的办法就是屠杀，屠杀那些关在监狱里的的疑犯，还有某些大臣和代表。巴黎不少区，还有他们在公社的代表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还对8月17日设立的法庭的拖拉作风很不满。为了回应隆维沦陷，丹东呼吁从首都派出3万志愿军赶赴前线，很多无套裤汉看来是要准备动身，但是他们不愿离开他们的家人，担心监狱里的反革命分子会发生暴动。在8月30日议会想要动摇公社的控制，颁布法令开始巴黎的选举的时候，他们心里更不安了。布里索和他的同僚的意图昭然若揭，罗伯斯庇尔也开始称呼他们是“吉伦特派”。这让那些将公社视为国家救世主的人更加恼怒了。公社拒绝解散，听取了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里的提议，准备逮捕一大群敌对的代表和大臣。公社将马拉召入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狱事务，这一举动太有挑衅意味了。丹东出面干涉，才阻止了公社的逮捕，也拯救了相关人的性命。因为如果他们在9月2日入狱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有成为九月屠杀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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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61 前线失利的消息成为进一步的触发器。继隆维之后，凡尔登也落入普鲁士军队之手，9月2日消息传来，敌军已经越过了凡尔登。通往巴黎的道路已经敞开。丹东在他最著名的讲演中，号召爱国者别再有所顾忌：“要拯救国家，我们就要大胆，再大胆，还要更大胆。”但是巴黎的主导情绪是恐慌。这天下午，一群狱犯从市政厅被送往阿贝义监狱，途中被无套裤汉劫持攻击。其中有17名狱犯被砍死。不久之后，设在老卡尔默修道院的临时监狱也遭到了攻击，那里的屠杀更为惨烈，大部分狱犯都被送到了一个私设的模拟法庭。临近傍晚时分，公社插手了，但也只是配合屠杀者，并没有阻止他们。次日，公社往外省的主要中心城市送达了一份传单，暗示他们要以巴黎人为榜样。到那个时候，巴黎只有两座监狱没有遭到攻击，民众设立特别法庭，宣称要施行人民的正义，复仇的矛头指向所有那些背负反革命罪名的人。每一次宣判无罪，都会引来在场民众的欢呼雀跃，无罪释放的人不在少数。尽管如此，巴黎监狱里还是大约有一半狱犯被屠杀。屠杀从9月2日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7日，被屠杀的狱犯大概在1100人到1400人之间，大部分受害者根本不是危险的政治犯人。实际上包括存活下来的杜伊勒利宫的瑞士守军，200多名教士，还有不少是旧制度下的显贵人物，比如前任外交大臣蒙穆兰，王后那位臭名昭著的爱慕者德·朗巴勒亲王。54名政治犯人在9月9日在凡尔赛遭到屠杀，其中有德莱萨尔。但是死掉的很多人只是普通的罪犯，如果说他们和颠覆性活动有关的话，也顶多是伪造指券人。然而猜忌滋生了亲信，伤风败俗的社会难道会和这些监狱里的阴谋分子没有一点瓜葛吗？执行屠杀的都是些普通的巴黎商人和群众，他们的确认为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也是有好处的。公社也是这样认为的，通过投票，还决定付给这些屠杀者报酬。但是一个月内接连发生两次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足以让那些亲历者心惊胆寒，屠杀的各种可怕的细节传遍了整个欧洲。立法议会和雅各宾俱乐部都没有人想要公开去称颂发生的一切。但是以布利索领导的一派为一方，罗伯斯庇尔为另一方，他们很快就开始相互指控了，责任都被推到对方身上，或者指控对方是和屠杀者串通一气的，这些指控以及反击一直来来回回持续了一年多。九月屠杀者成了政治辱骂的标准术语。而害怕重演同样惨剧的心态在此后的数月间一直萦绕在政治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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