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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与法国交战的只剩下英国了。而从莱奥本和约开始，英国是有可能实现和平的。在1796年，英国未获得任何胜利，随着战争税的增加和过度征兵，它的处境更加困窘。10月，因为来自两方面长达数月的挑衅，西班牙加入了法国，向海洋对岸的暴君宣战。而东欧外的坚定反雅各宾派——即便实际行动不多——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也于11月去世了。现在连皮特和乔治三世都承认，奥地利的失败是早晚的事。一份官方和约被送到了巴黎。督政府本来对此期待已久，但现在的法国正在形成一个比突进意大利更大胆的计划。另一位军事奇才——拉扎尔·奥什曾平息旺代骚乱，摧毁基伯龙的入侵势力，他对拿破仑的迅速成功嫉妒不已，所以很想取得再次胜利，来维持自己的声望。因此，奥什非常轻易地相信了沃尔夫·托恩的话，因为托恩一再保证，如果法国以恰当规模的部队介入，爱尔兰将会发生起义，反抗英国的统治。而督政府——尤其是卡诺——也非常喜欢这个点子：就像英国在法国西部叛乱中所做的那样，法国也要在英伦诸岛煽动叛乱。于是，1796年12月法国断然拒绝了和平提议，一支由46艘军舰和1.5万人组成的远征军驶往爱尔兰。但是当奥什的部队看到目的地时，他们的舰队已经被远远地吹离了航线，进入了大西洋，他们连岸都没能上，就又颠簸着回到了法国。尽管地下组织爱尔兰人联合会怀着极大的热情地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他们所期望的法国人一登陆就会发生大规模起义的可能性甚微。法国部队不仅来得太快了，而且在错误的位置登陆。不论如何，作为盎格鲁－爱尔兰当权者的领主们被吓坏了，伦敦的英国政府也是一样。1797年2月英国银行发生了严重挤兑，这反映了英国多年借债给失败的同盟国（例如奥地利）所造成的市场焦虑，但这场挤兑的导火线是一项旨在加强爱尔兰防御的都柏林紧急贷款。有着强大的西班牙海军和荷兰海军做后盾，法国似乎很快就会卷土重来。尽管银行迟迟未用黄金还款，但听闻西班牙舰队在圣文森特受损之后，公众恐慌还是平息了下来。但就在几周之后，英国碰到了严重的灾难：皇家海军哗变。从3月到6月，水手们要求更高的薪水、更好的环境和以及更充足的补给，结果斯彼得和诺尔的舰队陷入了瘫痪，诺尔的哗变士兵甚至封锁了泰晤士河口。不过他们保证，如果法国从海上来犯，他们愿意抛开自己的不满与之作战，而且在舰队中确实没有发生明显的颠覆性行为。在政府就士兵的主要要求做出让步之后，哗变立即平息了，至少有24名带头的士兵被处以绞刑。但很多人被怀疑受到法国间谍的影响，或者更糟——受到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影响；而海军保家卫国的决心和能力直到10月才完全恢复——当时荷兰舰队在坎伯当被击沉，英军主力正是哗变中的舰队和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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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早在这之前，当年春季的挫折和侥幸就已经使皮特向法国再次提出和解。大不列颠也许能称霸海洋，但法兰西共和国——不论它多么渎神和多么“雅各宾”——才是毋庸置疑的欧陆之王。战争已陷入僵局。在英格兰，颠覆政府的行为尚能控制，而爱尔兰的情况大不一样，法国点燃了他们的希望，他们开始招兵买马；而且各地明显出现了战争厌倦症。于是，1797年6月，两国的全权大使在里尔展开和谈。法国对皮特提议的礼貌回应使后者又惊又喜。但要知道，法国的春季选举选出了很多保王党，他们希望能够和波旁王朝的海外支持者达成公平协议，以便能更平稳地复辟，他们鼓吹在和奥地利的最终谈判中也达成妥协条约。卡诺从不赞成过度掠夺，准备同意王党的意见，拿破仑则不然。他主动参与了清除统治议会（还有督政府）中的保王党和温和派的密谋。9月4日，在将卡诺和一批新任代表驱逐出公共生活的果月政变中，由拿破仑的全权代表奥热罗指挥的部队提供了军事支持。法国和奥、英两国的谈判立场立刻强硬了起来。奥地利方面意识到，现在为取得更好的条件而拖延时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因此，在坎波福米奥和约中，这场始于1792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和约条款与莱奥本初步和约基本相同，就像当时拿破仑所主导制定的那样。威尼斯不复存在，被奥地利和内阿尔卑斯共和国瓜分。法国得到爱奥尼亚的岛屿，这位将军已经开始梦想盘踞整个东地中海的帝国蓝图了。奥地利现在明确承认莱茵河作为法国的疆界，但指出这其中不能包括神圣罗马帝国，因为法国人已经占领了莱茵河太多地区了。为了确保这些约定，奥地利必须得到大面积的领土赔偿，而这其中的复杂问题要等到之后的拉斯塔特会议才最后敲定。意大利的“姊妹共和国”得到了承认（以前属于热那亚的利古里亚现在并入了内阿尔卑斯共和国），比利时的归属也再次得到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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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把英国带入了战争的是比利时问题，但现在欧洲大陆的情况是木已成舟，所以英国也准备承认比利时是法国的一部分。事实上，皮特已经准备好承认法国在欧洲征服的所有地区，而且为了确保和平，他甚至愿意出让英国曾从法国手中夺走的海外利益。但法国则要求归还其盟友西班牙和荷兰在海外输给英国的领土，包括去往印度的要害地点——好望角，同时没有给出任何补偿条件。督政府官员们现在是欧陆霸主，他们想要的是完胜。而皮特虽然迫切希望和平，但还没迫切到如此的程度。双方谈崩了，在接下来的几周中，未撤离的英军使坎伯当显得很扎眼。实际上，还没等坎波福米奥和约上的墨迹晾干，图古特就已经开始考虑建立以奥英同盟为基础的第二次反法联盟了。但在当时，欧洲大陆获得了五年来的第一次和平，只剩下大不列颠孤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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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主政者在1792年发起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强迫他们的同胞表明态度：支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在这一点上，他们获得了自己都不曾料到的彻底成功。但是战争也逼迫欧洲其他国家做出选择：战或不战，尤其是在法国取得胜利之后。共和国曾提出过开放性的承诺——博爱团结，并帮助赞成法国的人。仅在四个月之后共和国就收回了这项提议，但国外对此毫不知情，或者说即便知道了，也不相信。法国似乎想要把整个欧洲都纳入革命，纳入共和事业中，如有必要还会采取武力。不论政府是何态度，除了流亡者，所有身在海外的法国人都鼓励当地政府效仿法国。例如，在整个1792年，西班牙的法国人对教会和国王表现出了极端轻蔑的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把马德里政府推进了第二年早期爆发的战争中。而直到1793年早期一支法国舰队靠岸检修的时候，那不勒斯的雅各宾分子才浮出水面。他们通过建立俱乐部来标榜自己对法国的支持，就像福斯特身边的少数美因兹人一样——后者在几周后热烈欢迎入侵莱茵河附近的法国军队，同样的还有在华沙和维鲁的波兰人，他们在1794年藐视了俄国，在接下来的冬天热切组织起来欢迎解放者的荷兰“读书会”。事实上，在柏克逝世的那一年，也就是1797年，当他仍在竭力防范“弑君者的和平”的危险时，俱乐部已经成为人们指控革命的新的关键词，而正如柏克在1790年所写的书中所言，这场革命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前耶稣会士奥古斯丁·德·巴吕埃尔的《雅各宾主义史备忘录》中，俱乐部的问题得到了具体表达。早在1789年之前，巴吕埃尔就是反教会的启蒙运动的敌手，他争论道，整场革命都是一个反基督、反王室、反社会的共济会阴谋，它决心要让文明重回混沌。巴伐利亚光明会不过是一个更大阴谋的序曲。共济会沙龙不是一直在宣扬“自由”“平等”吗？现在风靡全欧洲的俱乐部显然是共济会分会，他们终于公开宣布自己的目标了。通过这种方式，柏克关于哲学阴谋的提示不仅仅可以用来解释革命起源，还能扩展到整个革命，截至巴吕埃尔著作出版时的所发生的更加激进的进程都能解释。于是，迄今为止很多人对1789年以来的混乱事态还是一头雾水，现在他们深深地感到了安慰，因为这一切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巴吕埃尔的观点流行起来，这给共济会带来了灾难。自从革命开始，他们就在各地备受怀疑，而在法国的革命领袖中，以及海外为法国革命欢呼的俱乐部成员中，确实有共济会会员，现在看来，这一切不仅仅是巧合。巴吕埃尔的主张在共济会的发源地英国从未得到广泛的认可，但在其他地方导致了对共济会活动的坚决镇压，那些受人尊敬且富有教养的社会成员在旧制度的平静时期成批加入共济会，现在却惊恐地抛弃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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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共济会是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已经足够糟糕了；如果它还要对革命进程负责，那就更糟糕了。因为革命者不仅对邻国发动了战争和毁灭，他们之间还存在险恶野蛮的斗争和控诉，让巴黎的暴徒控制了国家的其他人，并利用冰冷的断头台处决任何挡道的人。这一切的前景尤其让国王们和王后们感到不安，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姐姐，那不勒斯的玛利亚·卡罗琳娜怒骂道：“我真希望这个臭名昭著的国家被分裂，被消灭，颜面扫地，彻底湮灭至少五十年。我希望神罚能显而易见地降临法兰西。”[10]有些人认为神罚已经到来了。但震惊欧洲其他国家的1793年和1794年景象并不是共济会阴谋的结果，也不是任何其他阴谋的后果。很大程度上，这是1792年鲁莽发动战争的后果，而且当时人们根本无法预料1797年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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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T. C. W. Blan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 London, 1986, p.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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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ephens, Orators, ii. p.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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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ephens, Orators,ⅱ. p.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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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自Blanning, Origins, p.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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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793年7月19日。引自J. H. Rose, William Pitt and the Great War, London, 1914), p.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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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自B. Lesnodorski, Les Jacobins polonais, Paris, 1965,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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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引自I. de Madariaga, Russia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 London, 1981, p.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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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引自S. Schama, Patriots and Liberators: Revolution in the Netherlands, 1780—1813, London, 1977, p.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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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 Herr,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evoluton in Spain, Princeton, 1958, p.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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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引自H. Acton, The Bourgons of Naples(1734—1825), London, 1956, p.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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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十章 外省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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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少外省的联盟军参与了攻占杜伊勒利宫的行动，但是法国君主制的衰落主要还是巴黎公社起义的功劳。召开国民公会，为法国制定一部共和宪法，这一观念也在巴黎各区萌生。因此可以理解，无套裤汉自视为新生共和国的保护者和守卫者，也觉得有权判断什么才是共和国应有的价值。因此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发号施令，这也就很自然了。国民公会坐落在巴黎，它没有任何可以捍卫自己、对抗民众压力的武装力量。1792年至1793年所有的军队都驻扎在边境，而巴黎的国民卫队已经不再是那支枪杀马尔斯校场共和请愿者的武装力量了。从7月底开始所有公民都可以应招加入国民卫队，这样一来它差不多成了由无套裤汉组成的民兵队伍。8月10日以后指挥巴黎国民卫队的是酿酒工人桑泰尔，他在巴黎东部地区一直很活跃。在立法议会闭会前的几周里，面对巴黎方面咄咄逼人的态势，孤立无援的立法议会只得忍气吞声。8月30日它下令解散公社，宣布开始选举，这是它企图重整权威的唯一一次尝试，但是很显然没有人理睬，议会的命令也很快就被废止了。在9月初的几周里，自称代表国家良知的无套裤汉屠杀了首都近一半的监狱犯人，议会代表只能干坐着，无可奈何。国家代表非常了解这群性情反复的嗜血暴民。而在这一方面，国民公会也不见得比立法议会更有安全感。沙博以前是名僧侣，他告诫他的代表同僚：“不要忘记，是无套裤汉推选你们当上代表的。”[1]有谁会忘掉呢！但那是否就应该听命于巴黎呢？代表们分歧很大。在国民公会召开后历时九个月的讨论中，关于巴黎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一直是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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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诋毁巴黎的是那些曾试图避免8月10日起义的人，还有那些在监狱屠杀开始的时候罗伯斯庇尔希望公社逮捕的人，比如布里索、韦尼奥还有“吉伦特派”。吉伦特派曾是立法议会的代表，但是在国民公会中也有不少新代表支持他们。实际上，吉伦特派不是一个党派，也从来不是一个党派，只有他们的敌人才会有意识地这样看待他们；但是吉伦特派代表着外省的选民，在立法议会期间，最主要的几个吉伦特派成员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合作。和以前一样，他们在罗兰家中聚会，罗兰依旧是内务部长。他的那位漂亮的夫人很有野心，尽管罗兰夫人也是巴黎人，但在聚会上时常会严厉责骂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和公会里所有的巴黎代表。在吉伦特派眼里，这些人与九月屠杀脱不开干系，是有阴谋的，他们靠着巴黎人的支持，想要夺取国家权力。公会召开伊始，这些人的阴谋就被粉碎了。因为比佐提议建立一支“外省护卫队”，从巴黎以外的地区招兵，来保护国民公会。比佐是前制宪议会的代表，后来成了罗兰夫人的情人。他问：“你们不觉得我们已被一些巴黎代表软禁了吗？”[2]山岳派谴责比佐的想法是“联邦主义”，也就是说是破坏国家的统一的。结果国民公会通过了山岳派的倡议：共和国统一而不可分割。不少代表都为比佐和山岳派的两个议案投了票，他们这样做也是不得已的，因为他们不愿卷入派系斗争。这两派的对峙既是人与人之间的，也是原则上的。“平原派”因总坐在议会大厅的中央而得名，他们不受坐在左边的山岳派和坐在右边的吉伦特派的派系斗争的约束。不久，平原派便发现这两派在任何一个议题讨论中都会争执不休。10月大部分日子，吉伦特派都在攻击马拉，巴黎选出了这样一位一直支持屠杀的代表，也有点颜面无光。马拉一直都在呼吁独裁者，吉伦特派很清楚，马拉心目中的人选就是罗伯斯庇尔。10月29日，卢韦公开谴责这位意欲独裁的“粗野无礼的蛊惑民心的政客”。12月4日，比佐提议任何主张恢复君主制的人都将被判处死刑，攻击的矛头便转向了菲利普。比佐提议的弦外之音是一旦路易十六死了，山岳派就想推举这位臭名昭著而且颇有野心的亲王登上王位。事实上与路易十六命运相关的任何事情都会激化两派的分歧。山岳派怀疑8月10日之前他们的对手其实想和国王重归于好。这一猜忌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没有证据。罗兰声称发现了铁柜，山岳派便指控罗兰偷走了与他朋友有关的文件，这类似于几年前揭发米拉波不忠的事情。1月3日投票审判国王，山岳派再一次要求议会讨论关于1792年7月间波尔多代表和杜伊勒利宫秘密通信的谣传。此举的目的就是要让吉伦特派曾提出的死刑问题需交人民批准的建议一文不值。巴黎及其各区断然决定国王应立即受刑，绝不缓期，吉伦特派的做法就是要挫败这一决定。山岳派认为全民公决的做法无异于唤起内战；而吉伦特派则回应如不让所有外省一道来决定国王的命运，这本身就会导致战火。代表也在讨论吉伦特派姑息仁慈的那些想法。在这争执不休的两派之间，投票的行为会给一名代表贴上永远的政治标签，这不仅会影响他在此后法国革命时期的各类事态中的命运，而且也会成为后世的大革命史学家分析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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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告捷，所有的冲突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但即便是外交政策也会受其影响。迪穆里埃和现在的所谓吉伦特派一直有瓜葛，他打了胜仗，吉伦特派也很高兴。正是吉伦特派提出对那些同情法国革命事业的人表达兄弟友情，提供援助，但罗伯斯庇尔警告众人通过暴力在国外建立自由体制，到头来必然是一场空。然而布里索出人意料地变得谨慎起来，他提出国王的死刑要缓期执行，这样就不会和更多国外势力结下梁子，但山岳派嘲笑布里索胆小怯懦，他们自己抢先提出要对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宣战。处决了国王，也就等于是向大半个欧洲的国家下了生死挑战书，在此之后，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又展开了殊死斗争。现在山岳派有了一名为了他们的事业殉道的人：1月20日，前贵族、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勒佩蒂埃·德·圣法戈因为投票赞成处决国王而被一名贵族谋杀。他的遗体被安置在万神庙，这里是供奉国家英雄的陵墓，是1791年在原有的杰尼耶夫教堂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安置圣法戈遗体的时候，人们正在讨论是否要把米拉波的遗体搬出来，毕竟他是继伏尔泰之后第一个安葬于万神庙的人。现在雅各宾俱乐部已为山岳派掌控：早在10月份布里索就被从这个自己曾经辉煌一时的地方赶了出去；而那些投票赞成全民公决审判国王的代表在3月1日也被赶出了雅各宾俱乐部。1月22日，罗兰厌倦了无休止的对他的攻击，提交辞呈，而山岳派却没能把握机会，内务大臣一职从他们手里溜走；但是山岳派挫败了建立外省卫队的提议，也彻底否决了2月25日孔多塞提出的宪法草案，因为这个草案代表着联邦主义，也会使行政权力陷入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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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山岳派觉得巴黎民众会一直都给他们撑腰；但实际上在审判和处决国王的闹剧过后，首都民众关心的是一日三餐问题。2月12日，公会听取了巴黎各区派来的代表团的报告，他们要求对基本生活品实行普遍限价。请愿者用“最高限价”来指称他们的提议。公会的代表极为难得地取得了一致，全体否决了这项请愿。他们认为干涉商品的自由流通交换只会扰乱市场，并不能保证货物的充足，而且1792年12月他们已经谴责过所有经济控制的手段。即使是马拉也宣称最高限价的请愿是一种危险的误导，虽然他相信解决食物匮乏的唯一办法就是把那些囤积居奇的人以及投机商人送上断头台。然而国民公会的代表必须要想办法应对首都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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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92年整整一年的骚乱中，指券一直在贬值。到了1793年1月，指券只保有其票面价值的51％，尽管如此，指券被强行规定为法国占领地区的法定货币。而另一方面硬币越来越稀少。1792年整个秋季，军方的征用和大宗采购扰乱了许多基本物资的供给，与海上诸强国的战事又导致了海路进口渠道的封锁。西印度公司的产品遭受的打击更为惨重，所有稳定的货源都落入了英国的手里。商品的价格能够清楚地反映出破坏程度。到2月份，和1790年相比，糖的价格已经达到原有的两倍甚至是三倍，肥皂价格也翻了一倍多。其他物品像咖啡和蜡烛的价格也在不断飙升。正是因为物价的上涨，人们才会提出最高限价，2月22日与24日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再次收到了最高限价的请愿。巴黎的民众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在2月25日一哄而起，打劫了杂货店和仓库。领头的大多是妇女，民众像以前一样，按照他们认为的合理价格给商品定了价，卖掉了那些他们抢来的东西，最后把卖得的钱悉数还给了那些倒霉的店铺老板。但是明目张胆的打劫和偷窃行为要比去年更普遍。很明显，去年夏天的流血事件让暴力变得列为平常。2月26日桑泰尔指挥的国民卫队奉命维护巴黎的秩序，但是街头的骚乱显然让公会心惊胆寒。吉伦特派谴责马拉在背后煽风点火，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山岳派则怀疑是鲁策划的阴谋，自去年秋季以来，鲁一直在叫嚣要像对待最后的国王路易一样处置囤积商人和投机分子。让·韦尔莱是鲁的朋友，每天站在公会院墙外的一个临时演讲台上对过路人发表演讲，嗓门很大，他们被称为“激愤派”。2月25日的事件可能没有什么阴谋，但是冲突爆发的确滋生了阴谋论。在3月新生的危机中，这种阴谋论膨胀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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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公会决定在去年秋天大捷的基础上再接再厉，那些服役期满的志愿兵需要替换，而此后的战争的规模可能更大，需要更多的志愿军。2月24日公会下令尽可能通过自愿报名的方式，征召30万士兵，但必要时也可以动用强制手段，各省定额分配。地方当局如果觉得合适，就用抓阄的办法，招募那些在革命前就已受过良好训练、等待征召的男性青年。这种让人生厌的办法已经禁行四年了，因此公会这样的决定必然遭致民怨，实际上它只招募到了一半的兵力。在某些地区，民众的反对怨恨情绪更加强烈，3月初旺代省的征兵就引发了民众的暴力抵制，此后的几个星期里，这又演变为公开叛乱，民众开始反对整个革命进程。旺代的农民更是不满，因为当地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都被政府抓了壮丁，派去了战场，农民和当局之间的冲突不断，其实这些战争与他们毫不相干。征兵的命令是由当地市镇的资产阶级官员颁布实施的，这些人因为公职在身，可以免除兵役。民众对这一点也很不满。国民卫队就是身穿制服的资产阶级一伙人，他们就在驻扎的地方入伍了，所以可以不用去前线作战，但同时却是强行拉壮丁的主要力量。农村年轻人和国民卫队之间的冲突中也夹杂着骚乱。这些身穿统一制服的、自诩为爱国者的人，强迫别人为他们打仗，这到底是些什么人？就是他们，在1791年的时候，赶走了未宣誓的教士，强行安插新人；就是他们，在市场上买到了上等的教会土地；损人利己的城里人总能从革命中得到好处，而周遭的农村和教会总在受罪。和平安详的过去好像很遥远了，那时候国王还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那时候教会还凝聚着人们的忠诚。在过去的整整一年里，法国西部地区到处都能听到这种抱怨，无论是招兵，还是关于未宣誓教士的问题，农民和地方当局总是冲突不断。8月10日革命后，双方的情绪更稳定，共和国宣告成立后，国王成了那些反对爱国者的人的新的凝聚点。1792年8月底在旺代聚集的成千上万不满者高呼：打倒国会，国王万岁，贵族万岁。实际上在这些骚乱中，贵族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到了1793年，叛乱分子才明确希望贵族做他们的领导，这时候贵族才参加了西部的叛乱；但是在爱国者看来，所有叛乱的都是贵族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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